神马文学网毛泽东怎样认识发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7 13:27:31
胡宗翰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
我的发展观（作者：北京猫）
十一假期里，举国狂欢，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就，还有国外人士对中国发展的高度评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认为：中国发展超出西方领导人想像。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会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本来，我该和大家一起尽情享受这种喜悦，但不幸的是，假期里我和一位朋友偶然谈到“发展”，他提出一串让我感觉很不轻松的问题：发展的本质是什么？评价发展的标准是什么？发展是必然的吗？发展是必需的吗？发展对人类是好事还是坏事？
尽管这一大堆问题听上去与国庆的欢快气氛格格不入，但我还是在假期里花了很多时间来琢磨。但很快我就后悔了。我发现这些问题果然禁不住细想，越想越不安，越想越沉重，以至于几乎整个假期我都是在焦虑中度过的。
首先我发现，中国以往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居然从来没有“发展”的概念。翻遍手头能找到的古籍经典，不得不承认，虽然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聪明人，却没有一个认为人类社会是在向某种理想状态运动的，没有一个认为人类社会应该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演化。我们的祖先不仅没有关于“发展”的概念，在过去的千百年里，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确实没有多大变化。一些西方汉学家也发现，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不发展”的。马可波罗在元代到中国旅行，写下著名的游记，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人的生产、生活状态，清末到中国来的西方传教士看到的和他几百年前的描述几乎一摸一样。当代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古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进行了计量研究。从他们做出的图表上看，几千年里中国生产力状况几乎是一条平的线，也就是说没有显著的发展。
为什么古代中国社会既没有“发展”的事实，也没有“应该发展”的观念？我沉入书海冥思苦想，似乎发现一点线索，一幅古典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青山绿水间，我们的祖辈的生产、生活都很简单。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满足于衣食无忧、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这样过日子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教的，而他们的爸爸妈妈又是从各自的爸爸妈妈那里学来的。这就是传统。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很重视传统，因为一代代积累传承下来的生产生活经验给后代带来了重要的安全感和无穷的好处。很多事例又证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谁要是无视祖辈的经验，挑战传统，就会受到惩罚。相应的道德伦理逐渐确立，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生产目的是为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很简单：一日三餐和一张睡觉的床，再扩大些也无非就是一家人的衣食住行。过去人们常说“节俭朴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确实不是空话假话。所谓“节俭朴素”，就是把生活需要局限于最基本的需要，把社会生产目的局限于满足这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中国的古圣先贤认为，如果一个人追求基本生活需要以外的欲望的满足是很危险的，会导致精神的堕落；如果人人如此，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甚至人类的毁灭。所以，如果某君明明可以坐地铁上班却非要开小汽车，而且还要开豪华车，孟子就会毫不客气地骂他“禽兽不如”。我们可以想象，人的生理特征几千年来没有多大变化，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没有什么变化，于是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也就不需要有什么变化。
稳固的传统和以满足人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是导致中国近代以前“不发展”也没有“发展”概念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们中国人头脑中的“发展”概念完全是舶来品。最早把它引进国内的，据考证是严复老先生。大家知道，他翻译的《天演论》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发展”概念自进入中国起，就是社会进化论意义上的发展，即认为人类社会应遵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规律。明确这一点，我便对当今的“发展”观念更加怀疑。很多人都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学领域也许能够成立，但若把它扩展到社会领域就很危险。在生物学领域还可以找到很多化石证据和地质证据来支持进化论，而在社会领域，进化论能找到的证据就很牵强了。然而，由于社会进化论契合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传统社会是合理的、进步的，所以社会进化论在资本主义世界影响显著。当年纳粹德国以人种优劣的理论来迫害犹太人，就是进化论扩展到社会领域的恶果。所以，不能因为生物界存在一个进化发展的过程就认为人类社会也应如此。
同时，如今关于“发展”的概念还是个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因为西方经历了那样的发展过程，所以持西方中心论的人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发展是普世的，是历史的规律，各国各民族都应该顺理成章地步其后尘。西方中心论充分体现着一种暴发户式的傲慢。它的前提假设是，西方天然就优越，比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更文明。如果某个地方或民族没有照它的样子“发展”，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民族出了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西方汉学家李约瑟会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中国人的智力和西方人一样，为什么科技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实际上，如果能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发现，科技革命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也是西方特有的，所以人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会发生那样的科技革命？西方出了什么问题？同样道理，现在意义的“发展”也是西方的概念，我们应该问：为什么西方会经历那样的“发展”？西方得了什么病？
此外，我们应该意识到，“发展”还是资本主义的概念。所谓“发展”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背后贯穿始终的是资本的不断扩张增值。现在人们常说的“已发展”国家指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指的是后来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未发展”国家指的是还未被纳入那个体系的国家。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基本完成，“未发展”国家已经很少了。另外，有学者考证，英文中Develop一词在西方前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现在“发展”的含义，而是指一个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心智完善。现在Develop的含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形成后才逐步明确的。可见，“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发展”是好是坏、“发展”是否必然这类问题，就变成了资本主义是好是坏、资本主义是否必然。虽然现在世人大多热爱资本主义，对它顶礼膜拜，我却始终认为资本是当今最大的邪恶，资本主义是西方孕育的巨大怪兽，资本主义“发展”的500多年是“魔鬼”取代“上帝”统治世界的500多年。
在这个“魔鬼”的统治之下，人类“发展”的道路其实就是被引导走向“地狱”的道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等等，通称为全球问题，其实都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所有全球问题积累到临界点一起爆发的时候，就是人类“下地狱”的时候。资本主义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其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利润，也就是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外更多欲望的满足。由于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于是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就有了加速扩大和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时，这种生产又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加速、无限扩大的生产和消费，很快就透支自然资源，使地球环境无法自然修复，带来诸多全球问题。这些全球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绝症，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法解决。人类如果要避免和资本主义一起灭亡的命运，除非在“最后的审判”来临前消灭资本主义，把自己解脱出来。
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是被迫走上这条“发展”之路的。大约200年前，中国人还过着已经延续数千年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勤俭朴素、心平气和、互助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怪兽却已经由弱变强，羽翼逐渐丰满，于是千里迢迢赶来，用坚船利炮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发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谓“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追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由于它通过公有制消灭了资本，其生产目的不是为了利润，所以可以远离邪恶，避免人类毁灭的厄运。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人的欲望为发动机，以指数效率来推动生产力提高，这一点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无可比拟的。最终，在生产力的竞赛中，社会主义败下阵来，中国重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当时很多国人庆幸能搭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末班车。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趟车的终点是万劫不复的“地狱”。
当我们今天说“发展是硬道理”，指的是在丛林世界中如果不想被其他狼吃掉，自己就要变成更强壮的狼。但在这条发展道路上，即使可以做到今天不被吃掉，也无法避免总有一天要灭亡的命运，不能寄希望于在“发展”中解决一切问题。对全人类而言，出路在于破解“发展”，而不是继续加速发展。
当我把这些想法讲给一些朋友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说我脑子进水了，有的说我脑子被驴踢了，有人怀疑我接触了中东的恐怖分子……于是，假期的最后几天我更加郁闷了。后来我想到，别人对我的这些想法的反应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个人不能从资本主义世界逃脱，人类的灭亡不可避免，那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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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胡宗翰的评论。
我一直就坚持认为发展并不是最重要的，以发展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奋斗目标，这种价值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我没有时间写文章来论述我的想法，谢谢主帖作者（北京猫《我的发展观》）代我说出了我早就要说的一些话。
胡锦涛先生提出“科学发展观”，这种提法有一个前提，就是仍然在承认“发展是硬道理”，只不过是对于如何发展，以怎样的标准进行发展，提出了异议，提出了另外的观念，如此而已。但是，我是从根本上就否定发展，根本就认为发展不应该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目标。
国家也好，社会也好，人类也好，应该有另外的目标，那些目标和是否发展没关系。
在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几乎一切重大问题上，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都没有人超得过毛泽东。让我们来看“发展”概念。
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其实也并非他的发明。无论他是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发展是硬道理”这种价值观的发明权都不属于邓小平，而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在我上高中的那个时代，也就是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我们每天接触的国际政治资料和言论，是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英文分别是developed（过去分词，已经发达了），和underdeveloped（在发达水准之下，不发达）。
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大学低年级，上述提法有一点非实质性的改动，就是把不发达国家改称为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把underdeveloped（在发达水准之下，不发达），改成developing（现在分词，正在发展的过程之中）。
这种以发展水准为最高价值标准来划分世界的观念，完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来的。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真正源头。
全世界人民和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通通被这种“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高于一切、发展压倒一切、发展就是一切的魔咒死死的套牢。
唯独毛泽东不吃这一套，他根本不买这个帐。
一九六五年下学期，北京矿业学院高年级同学到平顶山参加四清运动。我被留在四清工作队担任政治秘书，有机会接触较多的党内文件和内部讲话。记得有一次平顶山矿务局党委书记孔勋在一定范围内传达陈毅的内部讲话。其中有一段话首次提出了抛弃那些developed和developing概念，也就是说，根本抛弃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思路，另外提出全新的思路，重新划分世界，那就是三个世界：美国和苏联为第一世界，西欧和日本为第二世界，中国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为第三世界。什么发展不发展，给老子滚你妈的蛋！
陈毅一再声明上述三个世界概念的提出和三个世界的划分，是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组成部分。陈毅很激动地说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有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掌舵是无比幸运和幸福的。他打招呼说他的这一讲话不能公开，要等到政治局研究之后，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适当的时候才可以公开。
后来，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三个世界的划分，是连同他老人家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起公布的。
我的发展观（作者：北京猫）
十一假期里，举国狂欢，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就，还有国外人士对中国发展的高度评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认为：中国发展超出西方领导人想像。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会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本来，我该和大家一起尽情享受这种喜悦，但不幸的是，假期里我和一位朋友偶然谈到“发展”，他提出一串让我感觉很不轻松的问题：发展的本质是什么？评价发展的标准是什么？发展是必然的吗？发展是必需的吗？发展对人类是好事还是坏事？
尽管这一大堆问题听上去与国庆的欢快气氛格格不入，但我还是在假期里花了很多时间来琢磨。但很快我就后悔了。我发现这些问题果然禁不住细想，越想越不安，越想越沉重，以至于几乎整个假期我都是在焦虑中度过的。
首先我发现，中国以往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居然从来没有“发展”的概念。翻遍手头能找到的古籍经典，不得不承认，虽然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聪明人，却没有一个认为人类社会是在向某种理想状态运动的，没有一个认为人类社会应该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演化。我们的祖先不仅没有关于“发展”的概念，在过去的千百年里，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确实没有多大变化。一些西方汉学家也发现，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不发展”的。马可波罗在元代到中国旅行，写下著名的游记，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人的生产、生活状态，清末到中国来的西方传教士看到的和他几百年前的描述几乎一摸一样。当代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古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进行了计量研究。从他们做出的图表上看，几千年里中国生产力状况几乎是一条平的线，也就是说没有显著的发展。
为什么古代中国社会既没有“发展”的事实，也没有“应该发展”的观念？我沉入书海冥思苦想，似乎发现一点线索，一幅古典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青山绿水间，我们的祖辈的生产、生活都很简单。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满足于衣食无忧、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这样过日子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教的，而他们的爸爸妈妈又是从各自的爸爸妈妈那里学来的。这就是传统。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很重视传统，因为一代代积累传承下来的生产生活经验给后代带来了重要的安全感和无穷的好处。很多事例又证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谁要是无视祖辈的经验，挑战传统，就会受到惩罚。相应的道德伦理逐渐确立，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生产目的是为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很简单：一日三餐和一张睡觉的床，再扩大些也无非就是一家人的衣食住行。过去人们常说“节俭朴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确实不是空话假话。所谓“节俭朴素”，就是把生活需要局限于最基本的需要，把社会生产目的局限于满足这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中国的古圣先贤认为，如果一个人追求基本生活需要以外的欲望的满足是很危险的，会导致精神的堕落；如果人人如此，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甚至人类的毁灭。所以，如果某君明明可以坐地铁上班却非要开小汽车，而且还要开豪华车，孟子就会毫不客气地骂他“禽兽不如”。我们可以想象，人的生理特征几千年来没有多大变化，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没有什么变化，于是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也就不需要有什么变化。
稳固的传统和以满足人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是导致中国近代以前“不发展”也没有“发展”概念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们中国人头脑中的“发展”概念完全是舶来品。最早把它引进国内的，据考证是严复老先生。大家知道，他翻译的《天演论》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发展”概念自进入中国起，就是社会进化论意义上的发展，即认为人类社会应遵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规律。明确这一点，我便对当今的“发展”观念更加怀疑。很多人都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学领域也许能够成立，但若把它扩展到社会领域就很危险。在生物学领域还可以找到很多化石证据和地质证据来支持进化论，而在社会领域，进化论能找到的证据就很牵强了。然而，由于社会进化论契合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传统社会是合理的、进步的，所以社会进化论在资本主义世界影响显著。当年纳粹德国以人种优劣的理论来迫害犹太人，就是进化论扩展到社会领域的恶果。所以，不能因为生物界存在一个进化发展的过程就认为人类社会也应如此。
同时，如今关于“发展”的概念还是个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因为西方经历了那样的发展过程，所以持西方中心论的人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发展是普世的，是历史的规律，各国各民族都应该顺理成章地步其后尘。西方中心论充分体现着一种暴发户式的傲慢。它的前提假设是，西方天然就优越，比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更文明。如果某个地方或民族没有照它的样子“发展”，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民族出了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西方汉学家李约瑟会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中国人的智力和西方人一样，为什么科技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实际上，如果能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发现，科技革命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也是西方特有的，所以人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会发生那样的科技革命？西方出了什么问题？同样道理，现在意义的“发展”也是西方的概念，我们应该问：为什么西方会经历那样的“发展”？西方得了什么病？
此外，我们应该意识到，“发展”还是资本主义的概念。所谓“发展”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背后贯穿始终的是资本的不断扩张增值。现在人们常说的“已发展”国家指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指的是后来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未发展”国家指的是还未被纳入那个体系的国家。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基本完成，“未发展”国家已经很少了。另外，有学者考证，英文中Develop一词在西方前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现在“发展”的含义，而是指一个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心智完善。现在Develop的含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形成后才逐步明确的。可见，“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发展”是好是坏、“发展”是否必然这类问题，就变成了资本主义是好是坏、资本主义是否必然。虽然现在世人大多热爱资本主义，对它顶礼膜拜，我却始终认为资本是当今最大的邪恶，资本主义是西方孕育的巨大怪兽，资本主义“发展”的500多年是“魔鬼”取代“上帝”统治世界的500多年。
在这个“魔鬼”的统治之下，人类“发展”的道路其实就是被引导走向“地狱”的道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等等，通称为全球问题，其实都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所有全球问题积累到临界点一起爆发的时候，就是人类“下地狱”的时候。资本主义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其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利润，也就是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外更多欲望的满足。由于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于是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就有了加速扩大和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时，这种生产又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加速、无限扩大的生产和消费，很快就透支自然资源，使地球环境无法自然修复，带来诸多全球问题。这些全球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绝症，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法解决。人类如果要避免和资本主义一起灭亡的命运，除非在“最后的审判”来临前消灭资本主义，把自己解脱出来。
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是被迫走上这条“发展”之路的。大约200年前，中国人还过着已经延续数千年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勤俭朴素、心平气和、互助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怪兽却已经由弱变强，羽翼逐渐丰满，于是千里迢迢赶来，用坚船利炮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发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谓“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追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由于它通过公有制消灭了资本，其生产目的不是为了利润，所以可以远离邪恶，避免人类毁灭的厄运。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人的欲望为发动机，以指数效率来推动生产力提高，这一点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无可比拟的。最终，在生产力的竞赛中，社会主义败下阵来，中国重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当时很多国人庆幸能搭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末班车。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趟车的终点是万劫不复的“地狱”。
当我们今天说“发展是硬道理”，指的是在丛林世界中如果不想被其他狼吃掉，自己就要变成更强壮的狼。但在这条发展道路上，即使可以做到今天不被吃掉，也无法避免总有一天要灭亡的命运，不能寄希望于在“发展”中解决一切问题。对全人类而言，出路在于破解“发展”，而不是继续加速发展。
当我把这些想法讲给一些朋友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说我脑子进水了，有的说我脑子被驴踢了，有人怀疑我接触了中东的恐怖分子……于是，假期的最后几天我更加郁闷了。后来我想到，别人对我的这些想法的反应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个人不能从资本主义世界逃脱，人类的灭亡不可避免，那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不知道。
----------------------------
下面是胡宗翰的评论。
我一直就坚持认为发展并不是最重要的，以发展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奋斗目标，这种价值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我没有时间写文章来论述我的想法，谢谢主帖作者（北京猫《我的发展观》）代我说出了我早就要说的一些话。
胡锦涛先生提出“科学发展观”，这种提法有一个前提，就是仍然在承认“发展是硬道理”，只不过是对于如何发展，以怎样的标准进行发展，提出了异议，提出了另外的观念，如此而已。但是，我是从根本上就否定发展，根本就认为发展不应该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目标。
国家也好，社会也好，人类也好，应该有另外的目标，那些目标和是否发展没关系。
在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几乎一切重大问题上，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都没有人超得过毛泽东。让我们来看“发展”概念。
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其实也并非他的发明。无论他是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发展是硬道理”这种价值观的发明权都不属于邓小平，而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在我上高中的那个时代，也就是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我们每天接触的国际政治资料和言论，是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英文分别是developed（过去分词，已经发达了），和underdeveloped（在发达水准之下，不发达）。
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大学低年级，上述提法有一点非实质性的改动，就是把不发达国家改称为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把underdeveloped（在发达水准之下，不发达），改成developing（现在分词，正在发展的过程之中）。
这种以发展水准为最高价值标准来划分世界的观念，完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来的。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真正源头。
全世界人民和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通通被这种“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高于一切、发展压倒一切、发展就是一切的魔咒死死的套牢。
唯独毛泽东不吃这一套，他根本不买这个帐。
一九六五年下学期，北京矿业学院高年级同学到平顶山参加四清运动。我被留在四清工作队担任政治秘书，有机会接触较多的党内文件和内部讲话。记得有一次平顶山矿务局党委书记孔勋在一定范围内传达陈毅的内部讲话。其中有一段话首次提出了抛弃那些developed和developing概念，也就是说，根本抛弃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思路，另外提出全新的思路，重新划分世界，那就是三个世界：美国和苏联为第一世界，西欧和日本为第二世界，中国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为第三世界。什么发展不发展，给老子滚你妈的蛋！
陈毅一再声明上述三个世界概念的提出和三个世界的划分，是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组成部分。陈毅很激动地说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有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掌舵是无比幸运和幸福的。他打招呼说他的这一讲话不能公开，要等到政治局研究之后，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适当的时候才可以公开。
后来，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三个世界的划分，是连同他老人家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起公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