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一个记者的责任与成功

2007-06-11 23:40:02 来自: 2048

要当记者，先说责任

讲这个题目前，我先讲一个故事。一个新闻史上再也抹不掉的故事。1980年一个青年作者向吉林日报投稿，这篇稿刊登在2月9日的报纸上。题为《钱被大风刮跑以后》，获得本年度的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前身）。大意是说作者（我）一个大风之后在长春大街上骑车，不小心撞上一个老人，把他手里的一叠人民币撞落在地，又被风刮跑，街上四处抢钱，老人失声大呼时，人们又陆续把钱送了回来，原来是帮他拾钱。再一数，又多出一张，原来是一位中年妇女把自己的一张钱也混了进去，人群中发出一阵笑声。这是一篇很精致的稿子，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结果，现场感都有。当时大家也觉得好，社会反响也好，所以得了当年的全国新闻最高奖——好新闻奖；但是事后被人揭发是一条假新闻，很快又被撤消奖项，这就成了中国新闻奖评奖史上唯一的案例。这引发我们一个思考，如果稿中事实没有错呢？不就没有事了吗？什么都好，就差这一点。我相信作者也是在做着成名、得奖的梦，他的奖牌已经到手，但随即又破碎了。表面上看是稿件的真假，实质却是一个记者的责任，对事实负责，对读者、社会也是对自己的名誉负责。这是新闻工作的最大的个性，是它的前提、支柱。


凡社会上的工作可以相对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性劳动（不是指个体劳动者），即劳动者工作目的重在个人的成就；更多考虑的是对自己负责。即马克思说的，“只为自己劳动”。这类工作的对象是具体的物，其劳动效果和劳动者的利益直接对应。虽然，他们的成就最后都要造福社会，但其工作的初始动力主要是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欲（许多诺贝尔得主回答记者关于研究动力问题时，只有两个字：兴趣）。


另一类是社会性劳动，即劳动者的工作目的，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社会服务性，追求社会效果和社会成就感，更多考虑的是对社会负责，即马克思说的“为共同目标而工作”。工作对象是有生命的人，劳动效果与劳动者的利益是一种间接对应关系，他人先受益，然后个人间接受益。这类职业最典型的有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有医生、教师，记者也属于这一类，有强烈的服务性和奉献牺牲色彩。

于是，我们发现，两类工作最大区别是社会责任感的不同。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大学不是因为有大楼，而是因为有大师。每个有大作为的人不是他的本事大，首先是他的责任心大，社会给他提供的舞台大。记者和政治家同属于一种社会性劳动的大舞台，尽职尽责，活跃于其上的人要珍惜这个舞台。中国历史上有个宋徽宗、放着皇帝这个社会性劳动的最大舞台不好好干，去搞个体性劳动的书法、绘画，他主持编了四本很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和《宣和风筝谱》。还有个李后主不好好治国却善写词，结果都成了亡国之君。明代有个熹宗皇帝不好好理政，却迷上做木工。做好的首饰盒，让太监拿到市场上去卖。他们当然也成就不了什么大业，成不了秦皇汉武。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社会性劳动大舞台，我们不要学宋徽宗，丢了大责任，去搞小作为。


30年代老诗人鲁黎曾有一首诗：“老是把自己比作明珠，总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比作泥土吧，让别人把你踩成一条路。”记者也是这样：“把自己比作一个太阳，总觉得还不够亮。把自己当作月亮吧，要发光，先用双手托起一个太阳。”一个老记者，一生不知写了多少典型，捧起多少个太阳。然后他自己才可能得到一点光亮。就像一个政治家，他的思想和行动不知为多少人带来幸福，他才可以得到人们的尊敬。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也已记不清借媒体挖掘表彰了多少个人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成名作《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稿中新闻人物由农民被破格录为国家干部，任当地科委副主任，改变了他的一生。我这篇稿也获当年度中国新闻奖。这个题材创作的报告文学获赵树理文学奖。干我们这一行就是为隐者立传，为无名者传名。

记者职业、道德的核心是六个字“无私心，担责任”。有私心是当不了记者的，它注定你必须以天下为己任，勇敢地担当起社会责任。这是我们研究记者成功之路的大前提。
摘自《当代传播》2007年第1期
      一个记者的责任与成功
主讲：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

很高兴今天到青年政治学院和大家见面。我和大家一样，也是从一个学生开始，然后出去搞新闻、当记者一直到现在。怎么理解传媒人的责任问题？这个责任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就像裁判和运动员一样，是大家共同遵守的，还是裁判说了运动员就要做的？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一个记者的责任与成功”。
责任和成功不是矛盾的，是统一而共同存在的。大家到这个学校，报这个新闻专业，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梦想：将来要当名记者，要有所作为，要成功。我当年当记者也是这么一个梦想，一步一步去实现它。
今天我想讲几个问题：第一，要当记者先说责任。这个题目可能枯燥一点，实际上是很基本的一个问题。我先举一个新闻史上比较有名的例子：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作者，给当时的《吉林日报》投了一篇稿子，很快在2月9日就刊登了，题目叫《钱被风刮跑以后》。作者称那一天刮着大风，他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一个老人攒了一把钱被他不小心撞了一下，撒在地上的钱被风刮得到处飞，大家到处抢这个钱，老人喊：“我的钱被抢了！”可是过了一会，钱被陆陆续续送回来了。其中穿插一些小情节：一个红领巾帮忙喊：“不要抢老人的钱啊！”最后老人数了数，200块钱不但没有少，还多出一张。这篇报道从内容上讲很好，是学雷锋；从形式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都具备，还很有现场感。所以被评为“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前身）。但是公布以后有人检举：这是个假新闻。这个事件为什么在新闻史抹不掉呢？因为它在评选时闯过多少道关，得了奖又被拿下来；就像这几年奥运会，拿了金牌后尿检通不过，又宣布冠军作废一样。这个例子引出一个问题：既然稿件那么好，表面上找不出任何毛病，为什么最后要把它撤销？就是一条：它失实。假如它是一篇文学作品就没问题，但它是一条新闻作品。失实意味着什么？就是它要为事实负责，对社会效果负责。这就是我们记者最主要的基本点：记者担负有社会责任。
我把社会工作分成两类：一类是个体性劳动，是以收入、报酬为出发点的劳动。一个农民工到城里打工，想的是我这个月的工资是100还是200；一个作家写一个作品，想的是我的作品能不能一炮打响，能不能得奖，能不能改成电视剧；一个科学家确定一个课题，是因为他感兴趣——许多诺贝尔奖得主接受访问时都说自己从事研究的目的是从小就喜欢物理或者化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为了个人目的的劳动，最终可能产生社会效益，但这不是初衷；它是个体性劳动，与社会有关系，但不是离不开的关系。第二种是社会性劳动，从一开始就是为社会服务的，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为了共同目的的劳动。我们的老师上课的第一目的是让学生听懂，培养出一批好学生来，校长则要带出一个好学校来；这个成果在社会上承认后，大家才会说你是一个好老师、好校长。医生肯定是先把病人治好，别人得到一种幸福，他才能得到一种名誉。最典型的是政治家，在革命时期，他们抛头颅、撒热血，并没有想到将来要怎样，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很多人在革命时期就牺牲了。我们记者也是典型的社会性劳动，他一开始从事工作，想到的就是为社会传递信息，沟通社会。把社会上好的东西表扬、传播出去，把不好的东西批评、监督、纠正。记者的工作成就，肯定和社会紧密联系，先有后者，再有前者。
我打个比方：记者能不能发光？像很多歌星、球星很光彩，去年超女一夜之间就成星了。记者也可以发光，但记者的光不是太阳的光辉，而是月亮的光辉，它自己不会发光。而是把别人捧起来之后，或者把某件事情干好后，这种光反射在你身上。穆青写了《焦裕禄》，大家一定是先知道焦裕禄，然后回头来找这个作者；斯诺一定是先把中国红军带到世界，我们才承认斯诺的功劳。三十年代一个叫陆蠡的诗人有一首短诗：把自己当作一颗明珠/总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一掊泥土吧/让别人把你踩成一条路。就是记者心态要摆平了。我们记者把自己当成一个太阳，总觉得不够亮；把自己当成月亮，要想发光，先捧起一个太阳。
我在《光明日报》当基层记者的时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三中全会以前，极左路线、文化大革命，积压了很多人才，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新闻界的主要任务就是挖掘人才，那时候不知捧红了多少人才。我当时采访山西五台山山村里一个姓周的青年，考上清华大学，因为出身不好，被学校退了回去。他家穷到房子被拆了一半，一半自己住，把另一半房顶的木头一根根数着卖掉。但是他干成了一件事情：他本身学习就好，又学了英语、日语，村里集体经济的养猪场老赔钱，他把500（那时侯是很大一笔钱）块钱压在桌子上说“我来承包”。一年下来，猪场利润翻了很多。在报纸上登了以后，短短几天时间收到5000多封信：有农民要饲料配方的，有知识分子表示同情的，有管理部门和他探讨的。这个只有2000多字的稿子改变了青年的命运，当地破格把他从农民转为干部，地区科学委员会又包给他一个有山有水有树的沟，让他去做实验。对作者来说，是我的成名作，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后来根据事实改成报告文学，得了“赵树理文学奖”，又改成连环画本、故事本，《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给我写了一封信，问为什么这么点料能够作出这么多菜。当时我还在下面，才30多岁，他们以为作者是个老头，就把我的回信登在“与青年记者谈心”栏目了。许多老记者都有同感，他们一生不知捧红了多少太阳。当年我在中央党校上课，刚好全国两会，五个同志戴着代表证去看我，他们说代表证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我们记者干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的思考》的文章中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所要遵循的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不应该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会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物完美，为他们的幸福工作，自己才能得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工作，他也许可以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物，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社会给记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记者只要尽社会责任，就能做出很大的成绩。宋代有宋徽宗，皇帝是最大的政治家，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只要想为国家、老百姓干事情，他都能干成，只要尽了一点责任，就能像秦皇汉武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不愿意尽这个责任，他宣和年间编了四本著名的书：宣和画谱、宣和书谱（瘦金体）、宣和古玩谱，还有一本关于放风筝的，最后成为亡国之君，被金国掳到黑龙江去了。明朝有个皇帝叫明禧宗，就喜欢当木匠，木匠活绝好，特别是油漆那道工序，做完让太监拿到紫禁城外卖去，看能卖多少钱。你说他们最大的社会性工作不干，去干个体性工作，这是个悲剧。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记者有三种责任，政治为大。莎士比亚有句经典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大问题。责任对于记者，确实是个生存还是毁灭的大问题。他可以尽心尽力，为社会、甚至为历史完成一件大事。为什么斯诺在建国后，主席还想起他，接见他？他确实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在当年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出来说公道话。但是记者也可能因为稿子的失误，或者责任心缺失，造成损失，甚至自己成为罪人。责任是一个分水岭，决定记者是成功还是失败。
第一 、传播责任。传播信息，是记者最基本的责任，如同士兵要打仗，农民要种地，这是规律，是记者的饭碗。其中又分为三条，将来当记者的同学要记住：第一，不能不报新闻。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这种事情。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偷懒，我既然有一份死工资了，如果单位管得再松一点，每天上班然后下班，明明可以去抢这条新闻，我不抢。第二种原因更恶劣点，以权谋私，现在叫做“有偿不闻”，拿了人家的钱反而不报了。现在市场经济了，有些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干些不该干的事情。最典型的是2002年，山西一个金矿矿难，死了38个人，事发后当地县委和矿主就策划着如何封住新闻界的口，他们有的处理现场，有的安抚家属，有的就专门对付记者，新华社山西分社有四个记者就被堵在县城里，在县招待所好吃好喝，一个人拿了2万块钱，更可恶的是，一个人还收了一个金元宝。另外当地小报的两拨人更恶劣，敲诈去了：你不给我伺候好，我就给你报出去。还有一家法制报和一家当地经济报纸的三个人主动开口问人要钱。纸是包不住火的，后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把事情暴光了，别的媒体也跟进了，进行很严肃的处分：开除处理。类似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当记者会遇到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第二，不报假新闻，写真实的东西。有新闻就有假新闻存在，这是个永恒的话题，恐怕将来也免不了。那年我去南京《扬子晚报》，总编辑跟我讲，他夜里值班撤了一篇稿子，但第二天全国很多媒体，包括中央一级的都报了。新闻讲的是当地一个叫陆阿庚（音）的老人钓鱼，钓了一天鱼老是不上钩，天黑了风也大，老人正想走，突然看到鱼钩越来越弯、越来越沉，他钓上来一看，不是鱼是个大夜壶，他觉得很晦气就把夜壶砸成两半，结果发现里面藏了一条鱼。记者穿插一段旁白：看来是鱼小时候钻到夜壶里，在里面越长越大出不来了。更神的是，老人把鱼带回家，老伴用刀一切，肚子里有一个金戒指，这钓鱼值了。真是一环扣一环，很巧。总编觉得要不是自己漏了一条好新闻，要不别的媒体报的都是假新闻，于是派记者三下泰州调查，找到原作者，作者一开始说是真的，但又说不出陆阿庚在哪，后来改口说是在街上、在公共汽车上、在澡堂里打听到的，找那些没法调查的地方说，最后没办法，承认这是一条假新闻，是自己为了上稿子，因为自己稿子投了老是上不去。这是假新闻典型的一种，就是编得很巧，我把它叫做“文学性的假新闻”，就是编故事。这类新闻作为文学作品去读，登在《小小说》上没有毛病，它投你所好，很曲折，文学创作“无巧不成书”啊。第二类的政治性假新闻，则是投政治之机。我们新闻和政治联系很紧密，目前政治上如果有个风气、政策，有个中心工作，大家就都跟着走。《钱被风刮跑以后》就是根据社会上学雷锋的风潮编的。
第三，要尽量报大新闻，不要追那些花边的小东西。记者既然从事社会性劳动，就要对全社会负责，以社会为己任，这一点记者和政治家之间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讲“政治家办报”。政治家是要靠民众拥戴，记者要靠受众吃饭。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民众把他的权力交出来，委托给公共部门来办，这也是政治。毛泽东在延安对胡耀邦说：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记者就是要让自己稿子的读者多多的。大家看我们北京的新闻战，媒体间暗地里竞争。主席在陕北给一个县委书记题词，就写一句：站在大多数群众一边。记者报的事情越大，读者就越广；一定不要有“小报意识”，不要搞小花小絮。当年有一篇稿子，进入新闻评奖最后的“定评”阶段，只要几个评委一拍板，这个稿子就能得奖。这是当年《天津日报》的《羊年第一羔》。讲的是腊月三十晚上，各路记者到天津市妇产科医院去，看新年钟声一响，哪个床位孩子先生下来。用第二人称写：你一落地就呱呱啼哭啊，羊年的飞雪啊，护士为你接生多么辛苦，你的母亲多么幸福等等，写得很动人，但最后被拉下来了，因为它不能算是新闻。新闻最主要一条，一定要为大多数人所关心。我们过去在新闻院校最流行的是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最近我一直在讲新的定义：受众所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播。一定要有受众。我国新闻学鼻祖徐宝璜说过：新闻为阅者所关心之事实，若为全体阅者所注意，则为绝好新闻。新闻的影响面，以受众数量为半径。一个地区的新闻不如全国的新闻，一个国家的新闻不如世界性的新闻，比如9•11、伊拉克战争、印尼海啸。我们有的记者老是去追哪个比赛几比几、哪里有人跳楼、哪个明星有什么绯闻，这样的记者绝对成不了大记者。社会上可以有各行各业的事情，但只要这个事情足够大，它就是政治。比如2003年非典，本来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因为它是传染病，扩散后会危害到国家民族的利益，所以它是政治；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一个体育比赛，但它牵涉到国家地位、经济建设、文明程度，所以它是政治。我曾经做个一个实验：把1949年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最大的事情拉一个表，也把各个行业拉一个表，把两个表放在一起就会发现，政治这个行业的事情是最大的事情，其他行业再大的事情也大不过这个行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抗美援朝，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开始，1976年打倒四人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97年香港回归，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再把体育最大的事情拉下来，1956年陈竞开举重破世界记录，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破记录；1959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夺冠，这是中国乒乓球第一个冠军；1960年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1971年中美两国开始乒乓外交；1984年奥运会许海峰射击项目实现零的突破；1986年中国女排五连冠；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2001年中国足球队闯入世界杯决赛；杨杨短道速滑项目在冬奥会实现零的突破。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哪个重，哪个轻；哪个读者多，哪个读者少。再过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啊、香港回归啊仍然是大事，但现在有人就会问陈竞开是谁啊，记忆模糊了。有些青年记者说我要远离政治，抓生活中有趣的事；但这个有趣是临时的一点点趣。
我送大家两句话，一个记者在外面摔一跤，也要抓一把土，不能空手回来。这是一个记者的心理准备。有的基层记者会抱怨：我这里没有新闻！我说，何处阳光不长苗。你出去采一颗草，采不回来不可能。我过去在县里当记者，县委书记也说，不是我这里没新闻，是你们不肯来。中央有一个政策，在这里肯定会得到体现的。1983年我去新疆采访，那时还没有西部大开发。国庆前是新疆最好的季节，瓜果很多，我们去招待所，工作人员老实地说：今天我们这里同时来了50多个部长。言下之意是顾不及招待你们这些小记者。也没有人安排采访，也没有帮忙找资料，我们就自己去找，当时有个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失踪了，我们就去冰山沙漠研究所找资料，在石河子待了半个月，拿回来六七篇稿子，把它们订成一个采访本，叫《西部之行》，有消息、通讯、评论、报告文学，还包括副产品散文。
还有一句话，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小的趣闻啊，“贝壳虽好看，拣得再多也盖不成大厦。要训练自己抓大事的意识”，眼花缭乱全不管，千头万绪抓大事，还要沉着冷静抓大事。
第二 、政治责任。一个记者完成了传播责任，只能打60分；就像下围棋，你会走了，但后面工夫还很深。哲学管的是社会的运行规律，政治包括制度、政策、规定，是整个协调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只要大部分民众认同了制度，一个理念，接下来他就要遵守这些政治原则。政治责任不只新闻业要讲，各行各业都要讲；只是我们新闻离政治很近，政治责任显得更重要一些，是你绕不开的东西。政治责任有这么几项：第一个是安全责任，我们的国家安全，把报道提高到安全程度，有点耸人听闻，这几年安全问题各国都很注意，比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等等。新闻作为信息产业一部分，一定会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全。通常我们说稳定压倒一切，大家会觉得是政治口号。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里提到从一个革命党转变到一个执政党，就是要懂得在稳定的前提下，把社会向前推进。文化大革命犯的一个大错误，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革命革命再革命，弄得社会很不稳定。去年我们又提到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新闻是社会的黏合剂、润滑剂，在国家安全稳定方面负有很大的责任。一个事情报与不报，报大报小，这里面都有政治。解放前《大公报》里有个著名老报人叫徐铸成，他很会挖新闻。当年蒋介石大战阎锡山，他就从天津到山西，到处和人聊天打听，然后用暗语打电报发回天津，然后登出消息。但是他自己到1979年才披露：我有一条冷藏30年的新闻。那就是1949年北京刚和平解放，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可是功劳很大的傅作义没有出现，他很敏感，会后打听到在内蒙古的傅作义军队还没有决定是否投诚。傅作义秘密写信给毛主席说：蒋介石现在使劲拉我回去，希望我反过来反对你，我想去绥远（内蒙古），争取把那边和平解放。毛主席很大度：你尽管去，不回来也可以。如果他只有那么点觉悟，只尽传播责任，不尽政治责任，就会把事情捅出来，会出大乱子，傅作义会有生命危险，绥远的国民党也不会起义。但是他说：我那时侯已经初步接受了党的教育，懂得了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过几天事情就办成了，傅作义也回来了。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记者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成功了。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国际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吴哥窟是柬埔寨很著名的景点，就像中国的长城、故宫。2003年1月18日，柬埔寨有个叫《吴哥之光》的报纸，说泰国有个影星说吴哥是泰国的，不是柬埔寨的，报道一出，立刻引起全国大乱。市民上街，围住泰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再发展就是扔石头，再发展就是烧汽车，再发展就是赶泰国侨民、砸商店。泰国于是派大力神飞机去接侨民，看闹得不行了，还派军舰到泰柬边境，差点酿成军事危机。反过来泰国对柬埔寨的大使馆也围也烧也打也抢，两国把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就因为这一条消息。
第二个是导向责任。传媒为什么要讲导向？这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我们发出的信息，本身就有方向，信息学叫矢量型，就像射箭，有的放矢，有箭头箭尾。我们平时看的那么多信息，其实都是经过编辑和记者筛选过的。那么靠什么导向？首先说导向何处？第一个标准是政治标准，就是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消息出去对国家民族利益是有利还是有害？第二个标准是社会公德，道德标准。这个消息出去对社会道德水平是提高还是降低？那么怎么导？一个是言论。有些事情要在报上公开说一下，比如社论、评论、本报评论员、编后、按语等等。最典型的是去年4月中日关系一度搞得很紧张，国内出现一批群众要抵制日货，甚至开始到使馆前游行，这个时候就需要引导。当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五篇署名文章，《要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这个文章一发，过激行为很快就下来了。还有一种是通过事实来导，尤其是头条来导。我们形象地说：头版是脸，头条是眼。我这里讲一个“三点一线”公式，这样做可以上头条：上面一点是中央在抓什么，下面一点是老百姓在想什么，中间那个点找到一个事实，串成一条线，这就是一个好消息，既不会犯虚假的错误，也不会犯太假的错误。我们常犯的毛病稿子就是“两点一线”：大家看电视，比如今天中央开会说要建设和谐社会，公报发布了，记者就拿个机子跑到街上，随便抓一个行人问，你说说对和谐社的看法？这种新闻是没办法的新闻，这里缺一个事实，他拿一个新农村建设问题处理得很好，或者农民工问题，它没有这种深度。前年年底《人民日报》连续发了一组农民工问题的报道。12月底新疆农民工拿不到钱，就到《人民日报》记者站去告状，记者找工头，工头一开始躲着不见记者，最后找到工头出来说：是当地派出所盖个办公楼不给他钱。记者又找这个派出所，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最后把钱给了工头，工头把钱给了农民。但这个事情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工资问题怎么解决？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农民工工资不是简单地工头给钱了，还有很多政策，比如要上保险，要搞工资储备金，要订合同，比两年前农民工工资有很多新的发展。
第三个是监督责任。监督是一种权利，人们把记者称为“无冕之王”，主要是因为他们用舆论来监督社会上的一些邪恶。每一个成员在社会上都要履行自己的责任，但没有监督的行为一定会泛滥，没有监督的权力一定会膨胀。我们也有很多机构管监督，比如人大、纪检，但这些都是硬的监督，还需要传媒的软的监督，我们的传媒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舆论、对社会的监督是无孔不入的。记者的监督是双刃剑，但监督的权利不可滥用。记者的成功的一半在监督，甚至一大半在监督。记者写十篇正面的稿子不一定成名，但可能写一篇监督的稿子就能一炮打响。我们不是说责任与成功吗，在监督责任这一块是最容易成功的。这也符合规律：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太普通就不是新闻。《人民日报》从2005年3月28日开始一个半月的监督，对圆明园漏水事件的监督。有人提议把地面挖出来，在下面铺一层薄膜就行了，这本来是个好注意。但这一铺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听到甘肃一个人的来电，我们记者就去访问。然后引起两派在报上一篇一篇稿子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样有可能对生态造成影响，把“真文物”变成“假文物”。这个事情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的事情要不要经过市民同意，带来一个民主决策的问题；还有环保局有没有权力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环保局给不给发通行证。这个讨论等于是对环保问题、法制问题、民主问题、社会风气问题进行一个大讨论，这个监督非常成功。记者也非常成功，成为本年度五个环保人物之一。还有反面的，利用监督权去干坏事。我记得我在新闻出版署建署两年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个事情：河南有个硕士生毕业刚到报社当记者，他发现当时钢笔书法家庞中华开了个书法学校，很有钱，他就给人家打电话，说我要监督你，你这个钱漏税了，人家说怎么办，他说你拿两万块来，我就不报你，人家按时间地点把钱拿来了。但人家也不傻，也留着这个心，把事情向公安机关报告了，现场人赃两获，被判刑。如果你滥用监督权，你就声败名裂，只有胸无大志的人才干这种事情。如果记者认真履行了政治责任，就不是简单地传递信息，而是站在全局的立场上，运用新闻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第三、文化责任。传播责任、政治责任还好理解，这个东西报了没有，政治上出事没有，但文化是一个长远、隐性、间接的东西，更复杂一点，但责任更大。文化责任，就是要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传媒人要对文化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们要弄清楚新闻在文化中的定位。什么是文化？词典里解释：文化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专指精神财富。我们又常把文化分成先进文化和腐朽文化。先进文化的构成有四个标准：第一，要有超越前人的积累（积累性）。肯定是别人有的你吸收过来，这才叫先进，我们大学学的东西肯定比中学、小学要多。第二，要有对错误和落后的批判（批判性）。你知道过去哪个观点不对，你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对它进行批判。第三，要有新的个性的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才叫先进（创造性）。第四，要经得起实践的普及推广（普及性）。大家用这四个标准去衡量一切，大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百科全书，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它都总结来；然后它又能批判一些东西，比如空想社会主义；然后又有它自己的东西。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我的发现，我的发现是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思想是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批判，也进行了总结。毛主席说：我读了很多书，孔夫子、拿破仑、《三国演义》，积累，然后批判，然后创新出“农村包围城市”。这四个环节，新闻传播都在起作用，你筛选信息、你传播，你区别好坏，找最有创新性的东西。平时读者所要听到看到的千百万信息和历史所要保留下来的事实知识都要经过版面和镜头的过滤，这就是文化责任。
文化传播要注意三点：第一点是正确。现在我们在报刊上经常会看到粗制滥造的东西，特别在文字和知识上。那一年北京大修，一家报纸用大标题《数千学子今抖擞 昆明破冰迎风走》登了一条消息，讲的是昆玉河大清淤，通到圆明园、昆明湖，大学生参加冬天劳动。如果不介绍背景是北京的颐和园昆明湖，大家就看不明白；而“抖擞”不和“精神”连用，就不是一种精神状态，只是一个抖动、甩落的动作。如果单看这个题目，就以为几千个大学生跑到云南的冰上去打哆嗦了。电视剧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最近热播的一个叫《雄关漫道》，讲贺龙二十六兵团，讲长征的，题材很好，我从头至尾看了。“雄关漫道”是毛主席《娄山关》里的“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本意是“雄关不要说像铁一样”，是副词加动词，“道”是“说话”；但现在作者把它理解成“大道”。现在大家都知道错，都这么看，也就过了。有的报纸就发一条消息，里面有一句话“赌博吃喝跳舞等不正之风”，细一看就有问题：赌博是不正之风；吃喝，跳舞，是不正之风吗？用公款吃喝、跳舞才是不正之风。这些知识、文化你要积累。1994年中国新闻奖评选，我是评委。有个报道立意很高，写得也很好。写的是湖州在江苏浙江交界，苏南非常富，浙北很穷。当地写了个报道：为了太湖不再倾斜。稿件被确定为一等奖，最后到了定评阶段，被人挑了毛病，里面有一句话：一个大中型企业。大中型企业泛指的是大型和中型企业。就一字之差，把它从一等奖拉到二等奖。这涉及到记者文化训练的准确性。还有知识方面的错误：去年我们报就闹了一件事：糖尿病人吃南瓜能不能治病，传了好多年，后来发现南瓜里面也含有糖。还有菠菜是补铁的，还是本身就缺铁的问题。至于水可以变油，永动机啊，经常可以看到。所以我们有九年义务教育，让学生集中吸收知识，让国民保持最基本的知识水平。我们有个国民教育序列，看到本科生就觉得他脑子基本没问题，就是因为他从序列里出来，受过正规教育；看到初中还没毕业的，或者自学的，就要打个折扣。我们老一代学者做学问首先就是背字典，背下来后脑子里就装了最基本的学问，错不了。
第二，既然我们有批判鉴别的实力，就要给读者先进的思想，以区别先进与腐朽。新闻虽然在信息层面运作，却要思想来指导。恩格斯说：人是猴子变的，但猴子看猴子，不如人看猴子看得清楚。实践产生理论，但实践不能指导实践，只能由理论来指导。2002年12月10日，我正在值夜班，大样上了一篇稿子，题目吓了我一跳：岳飞和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文章居然出自教育部的正规的新闻发布会。原因是有学者提出：岳飞抗元，文天祥抗金，指的都是现在的蒙古族，我们现在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了，老是提这个不是伤民族感情吗？但是他们是我们爱国主义的符号，精忠报国不只是政治概念，还是人格概念。我说这个稿子绝对不能上，不管什么发布会，但别的报纸登了。第二天网上反了天了，反映最强烈的是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网上有很多人挖苦：有一篇是用秦桧的口气拟的：我跪在杭州那一千多年，现在终于有人替我平反了。北大的网上也有一篇：说不定过了N年之后，所有民族会合并为一个国家，全世界只有一个民族了；按现在的逻辑，抵抗不是为了民族而战……新闻发言人的观点违反了很简单的一个常识：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看问题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发，它在当时起了进步作用了，我们就要承认它，要不然就是割断历史。你编的是新闻稿，但要用马列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前几年《新闻出版报》等报纸把“新闻能不能散文化”炒得很热。新闻和散文是不是相通的呢？新闻写起来很吃力，不那么巧，不那么完美，干脆用文学构思一下。钓鱼钓不上来，我们把它套了三个圈：一个壶、一条鱼、一个金戒指。有一派认为新闻散文化后就有人爱看了，就活过来了。那一年讨论了半年，最后他们请我出来写篇结论，我问讨论结果怎么样，他们说60%的人主张新闻散文化，我说60%的人都错了。我们要从新闻学原理的高度看问题：新闻的本质是信息，而信息必须真实；散文的本质是艺术，艺术是供人欣赏的。新闻的功能是传播信息；文学的功能是审美，看了一部作品，无论真假，要产生一种真实的生活美感。既然两者本质不同，那么在语言、主体、作者在作品中的位置方面，大家可以分出十几、二十个区别。所以说新闻散文化站不住脚。
第三，要区分美丑，要给读者正确审美观，提高读者的审美能力。读者看书、看电视等分六个层次，我们写东西要区分读者的不同层次：第一是刺激层次，因为人是动物，需要刺激来引起兴奋，我们外面狗打架了、车撞人了，总会有人围观。第二是休闲娱乐，让人不会太紧张，所以才有唱歌跳舞。第三是信息，毕业要有求职信息，打工者要知道哪里招工。第四是知识，大家从小学读上来，现在学新闻专业。第五是思想，肯定要有个知道认识世界的思想，像辨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最后是审美。不同媒体可以各有侧重，但要知道前三者是高层次，后三者是低层次，要用高层次指导低层次。我在江西小报座谈，一个年轻记者就说：梁老师，你的作品有很多读者，有几篇课文进了中学作品。我就纠正：我的作品读者肯定没有金庸、三毛多，因为三毛的东西是感情层次的，金庸的武打和其他东西是刺激、娱乐层次的。我的作品是思想和审美层次的，读者不是太多，但要有信心。日本有个作家到北京访问，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座谈，我们说：对不起啊，翻译你的书只出版了一万份。他一听就很吃惊，而且不大高兴：我的东西怎么可以印那么多呢？他觉得自己的东西是高层次的，像古典音乐一样。大家不要奇怪，作者也犯不上为层次高低和读者多少感到对不起，要瞄准它的欣赏层次。编辑作者要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层次了。黑格尔在美学里，太难读了，但是这句话很通俗。人有粗野性，但靠艺术的思想之手，把人与自然分开。不能老闹娱乐和刺激，要靠艺术提高到审美层次。外部事物与人有两个关系，一种是对外部事物有占有欲望；一种是不占有它，去欣赏它。比如桌上放一个很漂亮的苹果，如果你口渴了，就想拿起来吃掉它；如果不口渴，就会欣赏它的光泽、弧度啊。那年我第一次从美国回来，飞机上发了一个美国的大苹果，特别好看，我放了20天舍不得吃，就是看它，一直放到自己烂了。报纸的广告是刺激你的占有关系，车做得特别漂亮，就是吸引你去买它。做广告的人如果只要欣赏关系，老欣赏老不买，厂商肯定赔了。知道这两种关系，我们就知道怎么处理稿子了。鲁迅在30年代就写了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说上海一个小报登了很小的刑事案件，报道一个木匠，家里有个小姑娘在做活，经常过来玩，有一天老婆出去，他就把小姑娘诱奸了。小女孩把大人叫叔叔，报纸就把《叔叔奸侄女》作为标题。鲁迅很气愤，说这报纸“还嫌人们低级趣味少，耸动低级趣味者的眼泪”。美女作家啊，木子美啊，你可以写日记，你愿意寻找刺激可以，但你不能把它传播出去。报纸一定要注意趣味审美。现在报纸和电视台的娱乐倾向顶多到第二个层次，没有往上拔。如果一个电视台成天娱乐，一个报纸成天广告，它肯定是要垮的。一个记录片大专家在座谈会上讲：中央台如果没有一个记录片撑着，它肯定扶不起来。
我们上面谈到三个责任。我们会发现，尽这个责任的过程也是修养提高的过程，同时是作者成功的过程。下面我再讲讲一个成功记者的四个标准：第一你要有一篇或数篇能在社会上打响的稿子，就像作家的代表作一样。第二是你一定要在某一个领域的报道有权威性，比如体育或农业记者，就是我们说的资深记者。第三是你要有一定的新闻理论修养和相关修养，像新闻的定义、新闻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等。第四是你要有一本以上专著。这四条实际上是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实践层次，就是你做的既多又好。第二个是理论层次，用思想、审美层次指导稿子，体现在稿子和平时讨论问题的水平上。第三是创新，你出的书肯定是你创新的东西立起来的。新闻界出书已经是家常便饭。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不是所有稿子合并在一起就是书。过去我在新闻出版署界定书、报、刊的区别说报纸是单页的、连续的出版物，今天一张，明天一张，因为它是由不断的信息落在一起。杂志是成册的连续出版物，订成册后信息在减弱，而知识在增加，比如农业杂志。到了图书就是不连续的成册出版物，作者今天出一本书，明天可能不出了，因为他不能每天创造，一定是有了新创造。就像运动员得了金牌后以后能不能破记录很难说，但这个金牌大家会承认，以前那个不算。所以一定要创新。先进文化的四个条件——积累、批判、创新、普及里面，创新是最核心的。我们记者、通讯员、作家评奖都要写一句话，说我这十几年来发表了一百万字、几百万字的作品，在地以上的报纸登了多少。我开玩笑：这句话等于没说，就像我这二十年来吃了多少粮食，这是你的训练，就像运动员跑了十年没得金牌不算。
成为名记者后有哪些优势？第一个是舆论优势。那天我在大会堂开会，一个农民企业家说：城乡鸿沟靠谁来填？靠农民企业家。我听了很激动，觉得说得很深刻。农村致富靠国家拨钱吗？没有钱。靠城里人支援吗？不可能。他自己挣了钱，把大家就业解决了，房子盖起来，鸿沟就填平了。我想到可以把他的观点放到报纸上写个评论，我还想到可以让我的记者采访一下。这就是我的优势，一个普通人，包括一个学校的老师同学没有这个势力，因为他背后没有舆论。第二是学习调研优势。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工人农民，各行各业，可以碰到很多问题。我写一套《数理化读书演义》，把中学课本的数理化公式写成章回小说，因为当年我老采访学校，看见同学们读书太苦了，特别是数理化。但是我有条件，我还可以采访老师和科学家；只要我说我是报社记者，图书馆的书我就能借到。我现在既是记者身份，又是作家身份；但我如果想写一个东西，哪怕是文学体裁的时候，绝对不会以作家身份出现，我肯定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采访完我再想我要写新闻还是文学作品。前年我去大渡河，河上亭子里立了一块碑，立方体的，叫做“四歌亭”，但只刻了三首。三首歌大名鼎鼎，第一首是《康定情歌》，第二首是《二郎山》，第三首是《英雄战胜大渡河》。巧的是这三首歌都和一个人有关系，就是我们音乐家协会主席、老音乐家时乐蒙先生，我回来以后就让音乐部的记者找时乐蒙，很快就找见了。然后我说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我最近看到那里有你的几首歌，他很高兴，然后就聊，但是最后我写的是文学作品，叫《大渡河上三首歌》。第三个是广告优势，记者稿子还没写，前面就先一句“本报记者某某某”；中央台播音员还没播新闻，形象就在荧幕上出现了。所以老一代都知道赵忠祥，还有现在很多主持人，本来就每天给自己做广告，其他哪个行业哪个能这样？第四是自主优势。新闻工作者不像车工，一辈子老拆一个零件。我愿意写通讯还是消息，评论还是人物，工业体裁还是农业体裁，有相当的自主权利。最后是选择优势。记者这个行业接触面很广，我把它叫做十字路口的行业，你干过五年十年后会发现自己适不适合这个行业。如果不适合，这十年中我会接触到其他更适合我的行业。我提出一个公式：五年看稿，十年看人。大家毕业后到新闻单位，五年能拿到一个像样的稿子应该可以了，你们大学才四年。十年后如果干成主编，觉得还能干下去，干不下去就下来。我们记者调出去的很多：跑政治的调到中央机关去了，跑文艺的当作家去了，并不主张在一棵数上吊死。
如果能明确记者是社会性服务很强的行业，愿意踏下心干这个事，又尽好我刚才说的三个责任，能向四个条件努力，能很好利用五个优势，一个记者的成功应该说完全可以实现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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