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真实刘文学

50年前的今天，刘文学深夜里与偷海椒的地主王荣学英勇搏斗而献身……

    最近，位于重庆合川的少年英雄刘文学墓园又热闹起来。11月14日下午，陈女士特地陪两个老人从合川钱塘镇搭车来这里瞻仰。促使他们从数十公里外专程赶来的原因是，近期电视里释放的刘文学去世50周年及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消息。

    “刘文学是好人嘛，为了保卫集体财产牺牲了。”40岁上下的陈女士说。50年前，刘文学与深夜里偷海椒（辣椒）的地主王荣学搏斗的故事，对她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再熟悉不过了。

    陈女士刚走，合川云门镇的杨先生也陪着亲戚踏入墓园，本月18日就是刘文学50周年忌辰，当地中小学生将参加这里举办的盛大纪念活动。正在读书的两个女孩吵嚷着要先来看看。

    刘文学昂首挺胸的白色塑像，立在墓园的前方。胸前的红领巾、肩上斜挎的书包和左胳膊上的“二道杠”，传递出这位英雄的少年身份。立像下的石台上，四川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大章题写的“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红字，已经斑驳不清。这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少先队员楷模，确乎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契机，“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让有关刘文学的记忆复活。而刘文学50周年忌辰纪念活动，也让刘文学墓园焕然一新。刘文学塑像后的墓碑，一天前刚刚粉刷过。墓园两侧的草坪内，三个农民正在进行修整。但这个曾经感动、激励并鼓动了一代年轻人的符号性人物，此番的出场，却是在一个语境完全被置换了的新天地中。回首偶像的来时路，难免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情绪。

    刘文学和王荣学的身世

    刘文学墓园两侧的草坪内杂草丛生，杨义全把它们拔掉，再植入新的草苗。

    他和刘文学同岁，两人当年是玩伴。“刘文学比这个像瘦一点，个子略高一点。”杨义全指着身后的塑像说，他和刘文学一起在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双江村小学读书，刘文学比他低一个年级。在他的记忆中，刘文学很善良，经常帮助孤寡老人捡柴、挑水；政治上也很积极，有时会在批斗大会上拿小棍抽打地主。

    1945年4月28日，刘文学生于重庆市合川县（现为合川区）的双江村。这一年，抗战迎来最终的胜利，但重庆和谈失败，国共战争烽火再起。与战争相伴随的还有天灾，据《合川县志》，刘文学出生前一年，全县夏旱60天，他出生后4个月，洪水淹至县政府大堂外，推算水位216米，洪水高度30米。

    刘文学在战争与天灾的双重阴影下长大。他的父亲解放前是一个裁缝，在解放后不久去世。“村里人都喊他‘刘裁缝’。”生于1937年的刘明远说，“他家很穷，赚来的钱都让他吃鸦片了，解放后戒鸦片，他没鸦片吃，开始拉血，慢慢就死了。”

    刘文学父亲吃鸦片的说法，也得到84岁的何炳全的证实，何在1952年起曾出任双江大队的支书。双江大队位于嘉陵江和渠江汇和之处，水码头附近很多吸食鸦片者，“马路上都可以看到。”但刘文学的同班同学、61岁的现任双江村支书李天益则表示，抽鸦片的说法是无中生有。

    刘文学的母亲余太贞解放前靠给人洗衣为生。刘文学还曾有一个早夭的妹妹。四五岁的时候，刘文学就要背着背篓上山去捡柴。

    这是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时，刘文学的家庭状况。那个杀害他的地主王荣学，同样在战争和天灾的双重阴影下成长，他的家庭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14岁的刘文学去世时，没能留下一张照片，逝后的画像和雕塑大抵可以还原他的长相。而比刘文学年长23岁的王荣学的真实形象已经模糊，有关刘文学故事的插图、舞台剧和电影中，他都以猥琐和穷凶极恶的面目示人。

    上年纪的村民们对王荣学比较一致的描述是，他身材高大，看上去很健康。此外，他拥有的土地不多，但是一个“恶霸”。现任双江村支书李天益提到，王荣学有时会骚扰污辱路过双江的纺织女工。老支书何炳全记得，解放前曾帮王荣学的果园摘柑橘，不小心碰断了柑橘树，结果王荣学大声训斥他，并从他衣服上撕下布条绑住断掉的柑橘枝干。“他家果树很多，有几百棵。房子很大，有一个大院子。”

    王家的房子早已被拆除。据王荣学的侄子王述成介绍，王荣学的父亲是当地农民，但是很有名望的大户，生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王荣学排行老三，王述成的父亲老四。在解放之前，因父亲去世，五个兄弟分家，但仍合住在一个大院里，房子其实并不大。

    王述成说，除了二伯分了能产20石谷的地，他父亲和王荣学等人都只分了5石谷的地，外加500棵柑橘树。王述成的父亲在合川读中学时，被国民党动员抗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连级干部，后来又参加了国共战争，队伍被共产党军队打散后遣送回原籍，解放前后与读过高中的母亲结婚，1949年后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1957年不知什么原因被劳改，释放后因向政府索要被没收的房产等原因，被以“反攻倒算”的名义又判了8年。

    王荣学和他的大哥、二哥的阶级成分则被划为“地主”。王述成说，5石地其实也是很穷的，解放前，王家12岁以下的小孩都不让吃晚饭，只有干活的人才可以。

    相对而言，比较好运的是他的五娘和小叔，两人都在解放前后读了共产党的军校，离开双江村，五娘后来在重庆一所大学当教授，小叔则在贵州一家地质勘探队工作，没有经历双江村土改的风暴。

    地主在土改中的命运

    合川县土改委员会成立的1951年6月1日，标志着遍及全国的土地改革开始在这个岭谷与丘陵交错的地域展开。合川县算是西南区第二期土改的地方，《人民日报》1951年7月8日的报道称，为更好地完成这一期土地改革，各地都曾训练了大批的干部，训练方法是开会总结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经验和整顿思想作风。

    在土改前半年，合川县已经发动农民进行了反恶霸和减租运动，这次更成立了700多人的土改队。更为不同的是，全国政协常委章乃器带领一个土改工作团从北京赶来，驻扎在合川县3个多月，参加当地土改，工作团成员中还包括著名的梁漱溟。

    刘文学此时刚刚6周岁，他在双江村斗争地主刘云的大会上，“勇敢地站出来说：”我要斗争这个地主坏蛋。‘“之所以小小年纪就对刘云充满仇恨，据说是因为此前他父亲给刘云做了一年的衣服，但没有拿到工钱，家里无米下锅，刘爸爸身体不舒服，就让刘文学去索要。结果刘云的小女儿放狗咬刘文学，在他腿上留了一个伤疤。

    李天益是刘云的外甥，他说刘文学的确在收钱时被狗咬了，但是不是自己的表姐有意放狗咬他，已经无法证实，“我表姐那时也只有五六岁。”

    刘文学受地主压迫的另一个事例是，他被王荣学打过。王家大院距离刘文学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在刘文学1959年被王荣学杀害之后，一个故事在各个版本的刘文学传记中流传：

    刘文学有一天和小伙伴们上山捡柴回来，路过王荣学的柑子园，孩子们忍不住停下来看满树金灿灿的柑橘。“看什么！”王荣学恶狠狠地嚷，接着，斜着一对三角眼，拿着一根文明棍，从园子里钻出来。大孩子马上跑开了，刘文学则被捉住。“最近我家柑子丢了很多，一定是你们这些穷孩子来偷的。”蛮不讲理的王荣学把刘文学的背筐夺下来，把背筐绳扯下来捆住刘文学的手，拖到坡边，用手一推，刘文学就摔倒在地上。王荣学挥着手杖走了……

    在刘文学14岁的生命历程中，与王荣学有过三次较量。这只是一个开始。

    据老支书何炳全回忆，当时双江村大概被揪出了15个地主，其中拥有土地最多的大概是李洪欣（音），大约三四十石谷的样子。这些地主被戴上高帽，躬着身子，接受社员的轮番数落，“打倒恶霸地主王荣学”等口号此起彼伏。

    虽然中央此时已经确定“和平土改”的基调，但“罪恶大的地主肯定要打啊。”何炳全笑着用手比划着，当年用绳子怎样把这些地主套起来，让他们转来转去打，“受害多的社员，拿棍子打，受害轻的拿拳头打，打是肯定的，只是不能打死。”

    刘文学的母亲余太贞也积极参与了对地主的批斗。村民刘明远说，他看见余太贞站在台上喊口号。有时她会带年幼的刘文学参加批斗大会。那个时候，刘明远与何炳全都还没太注意这个叫刘文学的孩子。

    何炳全说，村里有一个地主名叫王金碧（音），被认为罪大恶极，本来打算枪毙，但因为他有医术，就被保了一条命。而那个拥有土地最多的李洪欣，因为害怕批斗，就一个人跳到江里自杀了。幸存下来的地主，都被管制起来，“不能乱走乱说，每次赶集时，治保主任会讯问他们：做了啥坏事没有？老实不老实？”

    地主的财产开始被均分。贫下中农的积极性都很高。何炳全说，地主的柑子园原本打算均分，但因有些不应参加的跑船贫户也要参加瓜分，因此都被收归集体。地主的耕地和房产也被分了。王述成说，王荣学兄弟的房子被贫下中农占了2/3，四个兄弟被挤在边角旮旯的房间内。

    “反抗？他们还敢反抗？反抗我们更要打他们。但他们心里肯定不服，只是不敢表现出来。”何炳全说。

    刘文学在批斗中的觉悟

    土改后，王荣学继续务农，后来被分配到运粪船上工作，往返于重庆与双江之间，将重庆的粪便运至双江积地肥。王述成生于1950年，他记忆中，自己的父亲和三伯王荣学经常因为自己的阶级成分而受到批斗，“一般在晚上批斗，我不去看”。

    王荣学在解放前结婚，生有两个儿子，每天和王述成一起，在地里给集体干杂活，一天书也没有读，“地主的孩子怎么能上学？”

    贫下中农的子弟开始进入新中国的学校。李天益说，刘文学在土改后入学，但因家里没有劳力，辍学了一次，1956年再度就学，与小他3岁的李天益同班。

    聪明而又表现积极的刘文学很快加入了少先队，并当上中队长。“我们双江小学三个班级，一共100多人，只有一个中队长。”李天益说，刘文学学习好，组织与号召能力都很强，常常在下午组织大家去田里割草积肥（将割下来的草埋在土地腐烂以作肥料）及做其他农活。

    老师不在的时候，刘文学会主动组织同学学习。“他也有捣蛋的一面，有时动手打人哦。”李天益记得，有一次，刘文学给他讲运算题，讲了两三遍他还是不懂，刘便用手打他的头说：猪脑壳！还有一次，他们玩“八路军”与“日本鬼子”冲杀的游戏，用竹竿当武器，把棚厂用来搭棚的竹子弄得满地都是，但在棚厂厂长发火之后，刘文学能主动认错，并把竹竿都捡起放回原处。

    王远林是刘文学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他回忆，有一次下大雨，刘文学让他待在学校，自己回家给他捎带午餐。这个故事，当年也被记录在有关刘文学的小书里。

    在保持对集体和阶级兄弟热爱的同时，刘文学用另一种情感来面对地主。“他很仇恨地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从旧社会过来，家里很苦，情感上又觉得受过地主的欺负。”李天益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刘文学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每天背写有关“万恶旧社会”的内容，还被组织去旁听贫下中农的诉苦大会，“对旧社会的这种记忆就很深。”

    “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地主们不定时仍会受到批斗。李天益曾被母亲背着，参加对舅舅刘云的批斗，亲情让位于阶级觉悟，“地主必须被斗争，否则穷人怎么翻身？”刘文学所在的双江小学因为有宽阔的场地，常常成为批斗现场。“犯错的地主在台上排队站着，生产队干部站在台上，一般社员和学生在下面。”但李天益并没有刘文学上台批斗地主的记忆。

    教室的正前方，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两侧墙壁上则是董存瑞、罗盛教、刘胡兰以及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广州何济公制药厂女工向秀丽的画像，他们全都是烈士。在老师的日常教育中，被树为榜样的还有被日本鬼子刺死的王二小和送鸡毛信的海娃“老师经常讲，学生受影响很大”。

    阶级斗争仍是贯穿始终的线索。土改后，分得土地的村民，开始被鼓励自愿加入互助组，已经私有的土地在后来的合作化运动中，被收归集体。大跃进开始了，一个初冬的早上，刘文学和同学在上学途经渠江码头的时候，看到王荣学在贩卖辣椒，“辣椒只卖一角多钱一斤，他为什么卖三角呢？”刘文学又从王荣学的背篓里发现柑子，“你偷柑子，卖黑市！”刘文学举报到生产队长那里，让王荣学受到了惩处。

    这是刘文学与王荣学的第二次狭路相逢，刘文学取得了胜利。据《刘文学》连环画，他的觉悟与斗争热情，获得生产队长与母亲的表扬：“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应该和他展开坚决的斗争！”“你做得好！人民公社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能让地主、坏蛋来破坏！”

    刘文学在获得与“敌”斗争荣耀的时候，双江村也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正遭遇“三年大饥荒”。吃饱肚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被饿死成为很多人追求的目标。“三面红旗”仍在空中飘扬，在“宁左勿右”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刘文学，似乎在这份苦难中更加坚定了对阶级敌人的仇恨。

    刘文学和王荣学的狭路相逢

    时间定格在1959年11月18日深夜。刘文学与王荣学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次相遇。

    这次相遇的一个背景是，饥荒开始在双江村蔓延，而政治运动却愈演愈烈。合川县委刚刚召开反右倾斗争扩大会议，并在与其他兄弟县市比赛的过程中作出1960年总产粮食130万吨的计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开始蓬勃展开（据《中国共产党合川历史大事记》）。

    接受采访的双江村村民都承认，1959年冬大家开始饿肚子，但此时是否已经有大批社员死亡，却有不同说法。

    经本报记者查证《合川县志》，“1959年后至1962年因严重自然灾害，全县人口减少。”“1959年冬开始，水肿病人逐渐增多，1960年发病为55952人次，次年增到205655人次，1962年1月至3月还有96026人次，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上升。”另据合川县历年人口统计表，每年都在增长的人口在1959年出现了倒退，其中以农村人口的减少更为明显。1958年合川县农村人口为923485人，1959年降为893132，1960年再降为858676.由此可知，1959年合川县至少减少了3万余农村人口，那一年的11月18日，双江村村民遭遇的困难应不只是饿肚子，还有死亡。

    但是生产并不能因此停顿。当时的村干部张成英说，刘文学的母亲余太贞与其他社员一道修水库，刘文学则在晚饭后与其他社员一道在田里突击干活。已经很晚了，张成英就让刘文学赶快回家，不要耽误明天上课。结果刘文学一夜未归，后来发现了他的尸体。

    因为王荣学当晚在运粪船上神情诡异，加上刘文学死亡现场的脚印与其相符，嫌疑目标因此锁定在王荣学身上。“那天晚上合川公安局的黄股长与云门派出所的王所长，就在我家审讯王荣学，从晚上7点一直审到凌晨4点，开始王荣学不招，一直到凌晨2点左右才认罪。”张成英说。

    事情的经过大抵是：王荣学在集体伙食团的海椒地里偷海椒，准备搭着运粪船到重庆私下贩卖，结果被刘文学撞见。王荣学拿出一块钱给刘文学，但刘文学说“谁要你的臭钱”，坚持要举发他。已经被管制的王荣学担心自己受到更严厉的批斗，于是掐死了刘文学，并把他丢至附近池塘内。

    双江大队的民兵刘明远曾押着被捆绑的王荣学，在双江小学开批斗大会，刘文学生前的同学们纷纷上来打他。不久，王荣学就被枪毙了。

    王荣学的侄子王述成说，王荣学的妻子不久后就带着两个儿子改嫁到别村了。亲属们也都因此受到影响，王述成的两个弟弟很快都在饥荒的灾难中死去了，但他似乎仍留有成长记忆中对批斗的恐惧，不肯多谈这方面内容，“说这些会对我有不好影响吧？”

    刘文学死后，饥荒仍在加剧。“生活紧张，没东西吃，大家都吃观音土、芭蕉芋，身子和脸都肿了，没办法，晚上都出去偷。”刘明远说，他自己不去偷，但他老婆会去偷萝卜、青菜回来。何炳全说，那时大家基本都偷南瓜，因为可以果腹，很少有人像王荣学这样偷海椒，那是为了贩卖。

    刘文学身后的故事

    刘文学保卫集体财产英勇牺牲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以刘文学为主题的图书、连环画、歌曲、舞台剧和电影开始四处流传，他的故事还进了小学教材，成为各地少先队员争相学习的先进。

    刘文学的墓园也在1960年建成。据介绍，这一年的儿童节，墓园接待了数万名祭奠者，双江小学每年接到的信件有上万封。英雄母亲———不识字的刘妈妈余太贞，也开始背诵着别人捉刀的演讲词巡回演说。但在轰轰烈烈的学习刘文学高潮中，双江村却发生了几件不和谐的个案。

    刘明远说，在墓园建成不久，可能是和余太贞有嫌隙，一个叫严家贞（音）的怀孕妇女把墓园的围墙推倒了，民兵刘明远把她押送到合川县公安局，因为严家贞肚子已经很大，公安局不接收，好像最后对其做了监外执行的刑罚。刘明远的老姨兰文学，也曾因为与英雄母亲余太贞吵架骂了难听的话，而被判劳改11年。

    此外，当地还有一个姓李的巫婆，四处和人讲刘文学变成了僵尸，要出来抓人。“她也被判了刑。”李天益说。

    但这些冲突基本都在合川内部消化了，没有流传出去。时间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刘文学身上的光环开始消褪，也远离宣传的聚焦点。21世纪，当他在网上间或被讨论时，人们的神态与语气都与50年前有了明显的不同。

    在重庆合川区双江村，刘文学仍是一个保卫集体的英雄，没有人试图为地主王荣学报仇平反。在刘文学墓园的石阶上，一个小男孩唱起了歌：“渠江水呀弯又长，有颗红星放光芒。少年英雄刘文学，你是我们的好榜样……”

    刘文学和王荣学3次狭路相逢

    第1次

    据刘文学传记故事：刘文学有一天和小伙伴们路过王荣学的柑橘子园。“看什么！”王荣学斜着一对三角眼，拿着一根文明棍，从园子里钻出来。大孩子马上跑开了，刘文学则被捉住。“最近我家柑子丢了很多，一定是你们这些穷孩子来偷的。”王荣学把刘文学的背筐夺下来，把背筐绳扯下来捆住刘文学的手，拖到坡边，用手一推，刘文学就摔倒在地上……

    第2次

    据《刘文学》连环画：大跃进时代，一个初冬的早上，刘文学和同学在上学途经渠江码头时，看到王荣学在贩卖辣椒，“辣椒只卖一角多钱一斤，他为什么卖三角呢？”刘文学又从王荣学的背篓里发现柑子“你偷柑子，卖黑市！”刘文学举报到生产队长那里，让王荣学受到了惩处。

    第3次

    1959年11月18日深夜，王荣学在集体伙食团的海椒地里偷海椒，准备搭着运粪船到重庆私下贩卖，结果被刘文学撞见。王荣学拿出一块钱给刘文学，但刘文学说，“谁要你的臭钱”，坚持要举发他。已经被管制的王荣学担心自己受到更严厉的批斗，于是掐死了刘文学。

    □采写

    本报首席记者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