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疆数十载，历尽沧桑话省督

乱世枭雄盛世才

如果说金树仁在当政时期尽用些亲信、同乡，那也不尽然，还在金树人兴办军校的时候，便从内地引进了一位人与其名相反的乱世之才――盛世才，便是一个例外。

盛世才（1892-1970），辽宁省开原人，曾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盛世才多年在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向军国主义转型前期，左右两种思潮都容易吸引到年轻人，按照盛世才日后的表现，他肯定不会与右翼的法西斯分子为伍（再说人家也不屑于接纳他），因此，盛世才的红色背景的发蒙地应该是日本。回国后，屈就国军参谋部作战科长（顶多也就一处级干部吧），干了两年，一直不得志，1930年底，金树仁在新疆办军校，便把盛世才引入新疆，任命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两年后，脱颖而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屡战屡胜。1933年四一二后，金树仁去职，手握重兵的盛世才，被各方推举为新疆临时督办，教育厅厅长刘文龙被推举为新疆临时省主席，12月，盛世才就以刘文龙涉嫌谋叛，将刘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次年3月，朱瑞墀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统治。

还在杨增新时代，苏联人就开始涉足新疆，苏联红军就曾应约进入新疆，与新疆省军联合消灭了省内的白俄军队，预先打过一场新疆版的“联合勘界战争”。盛世才上任之初，把争取苏联的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自己也以马列和共产主义信徒自居，而且他生性多疑和嗜血残暴，与约瑟夫大叔颇多相似，就连他蓄的唇须，都是参照了高加索风格，以此讨得斯大林的垂青。据说，与斯大林接最对胃口的中国人，一不是王明、二不是毛泽东，更不是蒋经国，而是他盛世才。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 1938年9月2日盛世才在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的会谈中，斯大林曾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也证实了此事。她说：“他是个联共党员，并有党证”。盛世才为了讨好苏联，曾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中国，加盟苏联。1940年，盛世才和苏联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界条约》，使苏联在新疆享有各种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独立特权，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矿产以及交通、工业与各种资源，并且苏联可以在新疆驻军（苏军在哈密就住有一个摩托化的加强团，不是防范日本人，而是盯着星星峡以东的国军），苏联各类人员可以自由在全新疆活动。

盛世才既然采取了亲苏反帝的政策，就绕不开中共，也就是在盛世才上台之际，各路红军在南方已经难以立足，便纷纷向西北方向长征，最初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以便在此休养生息并获得苏联的军援。一四方面军分开行动后，由一方面军组成的陕甘支队走到陕北却再也走不下去了，只好由后来的四方面军充当这一“打通西部通道”的角色，结果半道上大部被穆斯林的马家军劫杀，侥幸进入星星峡的仅数百人。盛世才开始时候对这批红军做了妥善安排，特别是为中共培养了一批飞行、坦克、炮兵等军事技术人才。盛世才本人也曾多次向中共方面提出过入党申请，不知什么原因未被接纳，也许被秘密接纳过（就像宋庆龄一样，不便公开而已）。当时遍布新疆的外地人，除开苏联人，就是中共的干部，但是这批中共干部，大多没有逃过盛世才的屠杀，而且盛世才每次捕杀中共党员，不论抓的是张国涛、王明、还是毛z东的人，统统都给他们安上一个“托派”之类的帽子，报告给苏联，取得苏方同意后，“名正言顺”地杀掉，因为他拿准了约瑟夫大叔的脾气，知道给对手安一个国民党特务、英国间谍甚至反革命分子之类的罪名都不一定定得了死罪，但一旦把托派帽子给他们戴上，斯大林是很乐意看他们去死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过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普式庚，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全部人员，其中包括军事人员，且须在三个月内撤离。斯大林起初没有考虑撤军，但是1943年4月，鉴于国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员已到新疆任职，为了避免和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答应撤退驻新疆的苏军及顾问。6月，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哈密。斯大林知道新疆的局势已不可挽回，于是下令撤军。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就此彻底终结。1943年，盛世才加入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为了青天白日旗。但当国民党陶峙岳兵团的三个师全部进入迪化后，蒋介石对盛世才的脸色骤变。盛世才处处受到牵制，他没想到投靠国民党是如此结局。鉴于此，盛世才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制造了逮捕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人的“八一一黄林案”。一时间，整个迪化又仿佛回到了以前红色恐怖年代之中。

数朝元老包尔汉

自民国开始到60年代中期，新疆省主席换了数茬，政坛高层一直有一位人物或隐或现，民国新疆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他都经历或目击过，杨增新时期他是海关关税检查委员、迪化第一任汽车局长，金树仁把他当作亲信派往德国采购军火及压路机，盛世才时期参与组建盛的核心组织“反帝会”并担任该会要职，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省主席职位走马灯似的换了几届，从吴中信、张治中到麦斯武德，人平在位时间不足一年半，到最后风水轮流转，他也座到了“省主席”的位子上来，而且座成了一个“跨时代”的省主席，从民国末代省主席摇身一变，又在共和国首任省主席位子上一直座到1955年。这中间除开盛世才搞红色恐怖时期被关押了两年外，其余时期，无论是旧官僚杨增新、金树仁，还是红白两道通吃的盛世才、国民党的吴中信、张治中、泛突厥主义的麦斯武德、苏记东突的“三区革命”以及最后的中共，他都没少作过座上宾。此人便是包尔汉。

包尔汉（1894-1989），出生于俄罗斯喀山一个鞑靼人家庭，其祖先来自中国新疆阿克苏的维吾尔部落，到包尔汉这一代，基本已经鞑靼（塔塔尔）化，1912年到新疆，在迪化的俄商洋行当过学徒、店员。因为替杨增新当过几次俄语翻译，被杨看中，转而进入“公务员”队伍，此后，仕途一路顺畅，经历两朝数代，一直到文革前夕，都是新疆高层的风云人物。

包尔汉天资聪颖，年轻时便熟练掌握维、汉、俄、土耳其等多种语言文字，在盛世才的监狱里，他编纂了《维汉俄词典》，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书译成维吾尔文。他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对新疆和西亚的历史颇有研究，他的有关阿古柏政权问题的文章得到过毛z东的肯定。著有回忆录《新疆五十年》，甚至写剧本也有成就，如《火焰山的怒吼》等。

经历丰富、背景复杂是包尔汉的一大特点，除开上述新疆的经历外，包尔汉有多年在德国游历学习，根据他回忆录，1933年到德国途径苏联时，他参加了革命组织，但是参加的是个什么样的“革命组织”，苏共？中共？还是克格勃的前身“契卡”或“格别乌”，却语焉不详。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是作一个听命于苏联的“余则成”来对付国民党？盛世才？还是别的什么势力，不得而知。本着为尊者讳、为长者隐的原则，老斐我也就不便再细细推敲了。

包尔汉的历史功绩，无疑当属1949年9月在省主席任上，与陶峙岳一起通电起义。由于他的起义，使得新疆在免遭生灵涂炭之下，解放军、国军及三区民族军和平汇合于迪化，并使中央对新疆的强势管理历史性地越过了玉门关。如果说，民国时代作为汉族人的杨增新、金树仁及盛世才，在把持新疆事务时，对付中央，多少都有点“疆独”的话，那么，作为讲突厥语维吾尔人后代的包尔汉，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上，却做到了功在千秋、利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