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继铭：经济学家中的儒者

本报记者　熊建
 
2009年11月06日08:5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哈继铭近影
“发表观点无需侵略性”
2005年6月4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对话》节目中，哈继铭坐镇经济学家阵营与任志强、潘石屹、冯仑等房地产开发商，就房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面对咄咄逼人、气势澎湃的任志强，这位中金公司的招牌人物始终表现得温和谦让、不急不火，这也决定了他总是抢不到话。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作为中国最具实力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身上温良恭俭让的儒者气息很浓，“我发表观点时不需要作侵略性姿态，因为我相信我的研究是言之有据的。”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自然表现从容。哈继铭发表言论时恬然自若，论证分析时慢条斯理。但是，和风细雨中出笼的观点，瞬时就会卷起千层浪。
“我说了我觉得该说的话”
 
“人口结构主宰房价”、“中国人会未老先富”、“中国给最富裕国家提供经济补贴”等见解，哪一条提出后没有引发剧烈的争论？在百度上搜索“哈继铭”，足足有80.6万个网页。哈继铭的观点不只有轰动性。2006年5月份，他提出“三成房贷首付太保守，多套房应提至四至五成”的看法。2007年国庆节前央行上调了个人第二套房贷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某知名论坛上有网友发帖称：“哈继铭是一位受尊重的好人。”回帖赞同者无数。
得知自己受此称赞后，哈继铭说：“我觉得他们的评价是正确的。其实受不受尊重不是主要的，好人之誉是难能可贵的。当下中国资产价格上涨很快，这时尤其需要加强风险意识，无论国家还是个人。我只是说了我觉得应该说的话。”
现在的哈继铭一方面研究课题，一方面与人论争，他都非常冷静理性地对待，不管周围的言论环境多么嘈杂。这种沉稳其来有自。
甲肝病房边上的收获
1987年11月至1988年4月间，上海人食用毛蚶致使甲肝流行，30多万人感染甲肝，沪人无不谈蚶色变。
“那会儿学校里都设了肝炎病房。”其时正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哈继铭，却对这场疾疫视若无物，专心做着中国经济的研究课题。做课题要查阅很多论文和资料，当时电脑稀缺，而微机房就在复旦大学甲肝病毒研究所隔壁。一边是熙熙攘攘的病房，一边是空空荡荡的机房。“没觉得甲肝对我的研究有什么影响。”1988年的大年初二，哈继铭就骑着自行车来做研究了。一个月下来，颇有收获，“有一篇论文吸引了我，写得很好，但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开学后，哈继铭被指派给一个外国学者做助教，巧的是，这个人就是那篇论文的作者。“我把在病房隔壁做出的成果给他看，指出他论文中的不足，他很惊奇，就要求和我再合写一篇论文。”一个学期后，论文做出来了，1989年在美国获得发表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有关人士对这篇文章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给哈继铭后来进入该组织工作写下了前奏。
研究老百姓的问题
1993年，正值苏联及东欧经济阵营瓦解，哈继铭正式加入IMF，成为一名国际公务员。由于“俄语凑合”，他参与了IMF对苏联的经济援助计划。这段时间，哈继铭参与了3个加盟国家的经济改革。
有一次，哈继铭要设计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资助低收入阶层。如何判断穷人和富人成了一道难题。有些人并不穷，却拖欠电费、水费。哈继铭想出一个办法，“给穷人的补贴由银行来发，水电费也要到银行去交，而且必须拿着水电费交齐的凭证到银行去，政府才发补贴。超过50度电不给发补贴，因为一个月能用50度电的家庭说明有很多电器。”
“老百姓最能反映经济的现实”，哈继铭深厚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在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种事情，学术界一般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研究，而我做得很具体。”
哈继铭自述
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学习期间，还是之后15年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或是最近4年回国工作，我最深的体会是学海无涯。尽管东西方文化有着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努力进取博采众长是事业成功的法宝。在校学习的书本知识为未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的经济师工作使我了解许多国家经济问题的共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实践框架，而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度尼西亚代表以及回国后的工作让我体会到不同国家经济的特性和复杂性。
最成功的三件事
第一，在复旦大学肝炎病房隔壁做出一道中国经济研究课题。
第二，1999年11月至2001年8月，在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度尼西亚代表期间，帮助印尼政府制定宏观经济规划，包括货币政策规划、国家预算规划。这两项政策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命脉。
第三，2004年末中国经济会波浪式起伏着陆，2005年人民币的汇率改革，2006年人口红利会趋势性推高中国资产价格，2007年A股大约在秋后达到5000点……我的这一系列预测都得到了事实的印证。
记者：您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学习时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哈继铭：我那时就是个“洋插队”，从上海这个大都市来到堪萨斯大学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没别的，就是很专注地学习，就好像在国内读中学似的，读博士期间没有看过电影，后来爆发了海湾战争才看了看电视。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篮球比赛。
记者：有没有哪件事或者哪个人促成了您在2004年的归国？
哈继铭：1997年至2001年我被派到东南亚工作。这期间我经常利用假期回上海、北京休息，常回家看看就会觉得还是家里好，看到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看到改革带来的发展成果，感觉这些年祖国的变化和出国时天壤之别，久而久之，就萌生了回国工作的想法。
记者：目前工作中最困扰您的是什么？
哈继铭：业务上有很多问题困扰着我，我们的宏观经济到底该如何调控？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调控这么多年，还是有失衡的迹象？还是没有摆脱过热的状态？我有在苏联做转轨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做亚洲经济、在香港做金融管理的经验。这些给了我宽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做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有这样的从业背景，我很有信心将来处理掉这些困扰。
记者：您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在IMF的时候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哈继铭：IMF是一个国际组织，在那里搞研究非常细致，花的时间，也就是制作产品的周期比较长。我在IMF的研究一年也就两三篇文章的成果，这样的速度在中金是不能接受的。就好像准备考试，准备一天只能考80分，想考100分就要准备两个礼拜。在IMF就得准备两个礼拜去考100分；在中金，我只有一天，也许只能考80分，但是天天都能去迎接考试。
第二个区别，客户与公众的交流不一样。在印尼做IMF的代表，我是不能轻易和媒体、公众接触的，说话必须模棱两可，方方面面都要说全了，所以我非常崇拜格林斯潘，他能把话说得这样理解也可、那样理解也行。但是现在在中金就不一样了，我必须旗帜鲜明，客户根本不愿意听到“有可能”这样的字眼，总说那样的话我就得回家歇着去了。
记者：能谈谈您今后的五年或者十年的人生规划吗？
哈继铭：我想还是得干好本职工作。我从参加工作至今一直搞宏观经济研究，我相信将来五年十年也不会脱离这个职业范围，我还是属于比较年富力强的阶段，希望能把中国的宏观经济做深做透，在为公司服务的同时也为国家做出贡献，让自己的人生轨迹向高处、深处延伸。
记者：您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哈继铭：当初回国时，有朋友不能理解，认为我在IMF条件那么好，他对我说：“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这句话听来是赞扬，实际上隐含着对我的提醒：回国可能会有很多困难、挫折。我放弃好好的条件回国，在我心中起了座右铭作用的话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