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中国知识分子有良知

　　作者：闵良臣

　　引子

　　话说早在今年3月7日解玺璋的博客中读到一篇作者在看话剧《操场》之后“所想到的”：《知识分子怎么了？》。这里显然说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怎么了呢？博文中，话剧《操场》的作者邹静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是这么表示的：“……知识分子最伟大的精神就是自我批判，而中国知识分子不爱自省，都以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你看《百家讲坛》上那些唾沫横飞的学者明星。我们这个时代太缺乏痛苦了。”而博主在这篇观后感中也是这么认为的：“教授属于知识分子范畴。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教授头上的光环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耀眼，知识分子也在自觉地放弃普遍真理代言人的身份，真理、知识、价值、道德都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只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但越是这样，知识分子的思考，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也就越显示其可贵之处。”

　　自己也常常这样想，只要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教授级的高级知识分子有良知，就不愁中国政治民主制度的改革，就不愁中国民主社会的到来。而这一点认识，或说这一点信心，在最近接连读了几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文字后更加坚定了。所以说，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不是我说的，除了引子，除了文中几句把它们粘连在一起的话，更像一篇文章，都是几位大知识分子说的。

　　中国古时候，我还不敢说，但我敢说现在——现在如果中国知识分子站出来为国民说话，那是很管用的。这个知识分子名气越大，所待的学府越高，说话也就越管用。若是再把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虽不用再去搞什么“公车上书”，但哪怕他们“只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用自己的良知发言，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一定会比现在要快得多。遗憾的是，一些个人名气大、学府名气也大的知识分子却不愿因为国民说话而得罪政府。有的甚至不仅不为国民说话，还反过来替政府帮腔，比如“孙东东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位网友在王长江教授接受记者采访的一篇对话《中国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地步》后面跟帖时就说自己感觉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在中央党校，而在中国最负盛名的清华，北大，常常看到的竟是一些不讲常识不讲逻辑乃至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呢？国外有人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追求真理的人。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也没有什么朋友；而伟大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写于1882年的《人民公敌》（也有译为《国民公敌》）剧终前借剧中人物斯多克芒医生之口说的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见潘家洵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台湾知识分子殷海光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致同道徐复观的信中也说：“真理之前，若故立派系，止犹行路而设栅。”（转引自2004年第11期《书屋》杂志，第80页）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五章《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还引述1965年5月美国《时代》（Time）周刊的时代论文的话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此外，“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么，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殷海光认为，“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廖廖可数。”（参见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第543、544页）又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同上，第544页）

　　此外，我们看到最新一期南都周刊封面人物是公民韩寒。韩寒是否能称得上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但我喜欢听他说话。就在这期南都周刊介绍韩寒的文章的结尾处，有这么两句话：《中国画报》杂志有一份报告，把韩寒的反体制和个人主义称为“西化的”，并责问韩寒：“你怎么会变成这样？”韩寒的回答是：“我不认为一个东西可以被称作‘东化的’或‘西化的’，这里只有一个标准——是否适合人类。”你看说得多好。

　　好了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几位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说的，他们确实比韩寒说得还好。

　　正文一

　　10月29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做客人民网手机强国论坛，就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有关情况回答了网友提问。在回答网友时说，“说中国的老百姓素质太差这个观点，我觉得已经过时了”，他还表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要进入世界强国，也应该在制度文明上做出表率。所以他认为提高直接选举是中国当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见10月29日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网）

　　容闵某插一句：既然是方向，我们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再努力。化用鲁迅的话说，凡有阻碍者，不管他是三皇五帝、总统领袖，还是指导思想、灵丹妙药，更不问是何种阶级、什么主义，都应一律踏倒在地。而况蔡教授就告诉我们，早在1953年制定《选举法》的时候就有一个解释，马克思主义选举原则，不仅是民主的选举，而且还应该包括直接的普选。

　　现在就让我们具体来看看蔡教授是如何说的吧：

　　蔡教授认为：“中国是可以进行直接选举的，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建国60年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人民受教育的程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相适应的我们的制度、文明的程度也应该提高，人民也有这个能力进行选举，在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打破户籍制度才能落实流动人口选举权

　　蔡教授还认为：“解决了城乡同票同权问题，下一步还要解决户口制度。只有打破了户籍制度，才有助于解决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选举问题，才能真正落实农民的政治话语权。”

　　蔡教授指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到城市，他们对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国民待遇有了新要求。现实中，他们远离家乡、信息不通，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高；而城市尽管与农民工利益有着直接关联，但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无法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在城市的选举权和话语权如何得到实现？”

　　蔡教授就“现在一些地方有农民工担当了各级人大代表，河南驻马店的农民工黑新雯就走进了全国人大的议事殿堂”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这还不具有典型意义，只是一些地方适应政治发展的需要而选的。”他认为，“只有采用以居住地为选举办法，才能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话语权和政治参与权问题。事实上，人大代表是可以按身份来的，很多时候官员代表的就是农民的声音。蔡教授强调说：“解决了户口问题，实行以选区为单位来选取人大代表，才能更好、更直接的反映选民的声音，有效地解决选民跟代表的脱节问题。”

　　正文二

　　2009年22期《南风窗》刊发了记者与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就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的问题进行的对话：

　　王教授告诉记者：“我认为目前党建方面最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一直以来，不少人不相信党的决议、党的理论、党所倡导的东西，而且认为不能信、信了是傻瓜，他们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私下里真正相信的是一套权钱逻辑，完全丧失了对党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的信仰。”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问题在于，党还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党的理论也没有得到梳理，原有的否认人的利益、要让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那一套理论，还没有被承认人的利益的新理论所代替，而前者离人们的生活和实际认识水平太远，在现实中根本不管用。而且我们明明知道这一套不管用，还坚持着，在庙堂之上不厌其烦地宣讲和重复着。因此要改变说一套做一套、信仰缺失的现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王教授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对利益的正当追求权还给了老百姓，这样就出现了利益的博弈、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而利益是需要交换的，一交换，就需要市场，就有了市场经济，有了人们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民众就有了强烈的民主要求和意识。但问题在于，我们的理念、意识形态、经验和习惯长期沿用过去那一套，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些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因此必然产生对民主的不适应。”

　　王教授说：“如果党自身没有民主，那社会民主就根本无从谈起。”

　　王教授还批驳了一些无良学者：“很多人认为选举民主是西方的东西，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不选举的，这就等于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众对自己的权力受托者没有选择的权利，这是一些无良的学者见风使舵的荒谬之言。民主不是随心所欲打扮的小姑娘，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中国的民主要有自己的特色，但前提是遵守民主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有竞争的政治。历史证明，这条基本原则是不容超越的。”

　　王教授认为：“在当前这一场经济危机中，中国所受影响较小，这不能证明我们调控经济的手段有多高明，只是因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成分还不够多之故。我们还是要继续搞市场经济，不能以此为借口走回头路。这就好比全世界发生了饥荒，非洲人靠吃野果躲过了危机，但全世界不能因此就退回到原始状态。民主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出现滞后、不对应是普遍现象，非常正常，有时候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会超过民主国家，但这不能成为不进行体制改革的理由。因为经济不会一直增长，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也不能只靠经济增长来维持。”

　　王教授指出：“反腐败和社会公正的实现，必须要通过民主的途径。如果不对权力进行约束，权力带来的自由裁量权太大，腐败的收益很高，而被抓住只是一种偶然的话，这个险就是值得冒的，因此靠严刑峻法、高薪养廉等等都是遏制不了腐败的。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往往把民主意识形态化了，把民主和某种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其实民主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问一般的老百姓对民主感不感兴趣，他很可能说不感兴趣；但你问他你的事情由别人决定你干不干，他肯定回答不干，这就是民主的意识。人们的这种民主意识和要求会越来越强烈，民主和每个人切实相关。”

　　王教授强调：“一个政党的执政必须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否则难以长期维持，即便你掌握着国家机器，采取各种强制措施，也不可能长治久安。当然，我们目前的形势还没到那一步，因为30年经济的飞速发展，执政党积累了丰厚的合法性，但我们不能一直吃老本。很多人认为只要经济好，社会稳定，有没有民主无关紧要，问题是经济不可能一直增长，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没有曲折，把未来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是很危险的。要解决当前政治发展中一系列棘手问题，非实行民主不可。”

　　正文三

　　11月1日《出版商务周报》刊发了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发言。说这位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可能欠准确，因为这位知识分子不在国内，而是在美国大学教书。不知道是否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身份，他在接受采访时才敢于放言无忌。

　　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名叫陈志武，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系教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在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都说了些什么。

　　陈教授认为：“新闻媒体必须开放、自由。要发展市场经济，信息的自由畅通、言论的自由发表都特别重要。媒体要起到收集、传导信息的作用。如果不放开媒体，股市也会信息浑浊，会导致出现错误判断，交易价格、资源配置等等会被扭曲，甚至酝酿危机。”

　　陈教授告诉我们：“人的任何行为都在一定的制度之中，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等。制度影响、约束着人的行为，决定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市场经济，也是在制度规范下运作。制度当然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

　　“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习惯，造成中国人本能地认为人是属于社会的，必须要约束起来，要不就乱了。所以，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规矩、秩序等，人就没有自由。中国知识分子，更不用说统治者，历来就是惯于把人当工具看，而不是把人当人看，所以在中国就没有出现诸如人的权利学说。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只有‘救中国’的情怀，而没有听说过知识分子要有‘救中国人’的情怀。现在‘中国’强盛了，但还是没有听到几个人说该救中国人了。”

　　陈教授紧接着又说：“中国的很多问题，在于人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回想我们走过的60年，前30年，首先是把过去的制度摧毁了，但加上去的是更具强制力的制约；后面的30年里，又是重新推回去，恢复基于自愿选择的市场制度，社会随即变得开放，把人要过好生活的本能冲动和能力释放出来，自由度提升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提高。可是，作为个人的‘中国人’还是没有完全解放。”

　　陈教授说：“我希望从人类的进程看中国文化。有些人一说到传统文化，就说它维持了几千年，为什么要调整？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得要领的。”中国“从秦汉到清末，人均GDP两千多年来基本没什么变化，呈现一种静态的面貌，也就是按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算时间，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没有动过。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均GDP翻了6、7倍，……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确支持了中国社会，但那两千多年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点，没有动过，社会基本上是死水一潭。……这种社会进程是有问题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过去中国的社会秩序写得很清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死水一潭！”

　　陈教授说：“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个人的幸福，既表现在是否吃得饱、穿得暖，也更体现在人生活得是否体面，是否有尊严，是否有创新的自由，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说到底，就是要‘活得像个人’。人不是工具，被别人随意使用，人的价值超越工具。个人的自由解放才是最终目的。”

　　陈教授强调：“只有市场经济加金融市场才能救中国人。过去‘五四’的先知先觉们，高举‘科学’、‘民主’、‘自由’等旗帜，倡导中国人的自由解放，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市场经济、金融市场是实现这些梦想的基础。加之其他条件限制，这些呼唤一直没有落实。而中国反而走向了公有制经济，每个人更为不自由。”“今天，因为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我们正在从这个架构中解放出来，从‘孔家店’和其他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出于我的个人偏好。客观地讲，金融市场是为每个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可以让我们实现自由的志向。”

　　陈教授反对“国富民强”的说法：“以往的理论告诉你，你是国家的一员，整个国家的财富都有你自己的一份，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传统的臣民观的引导下，以为国家富强、政府强，民间社会就一定强。这些说法都是靠不住的。政府富有，改变的动力就不足，因为政府富有之后，不需要老百姓的同意、不需要老百姓手里的钱，朝廷、政府照样能做事、能为所欲为，包括不断扩张权力。是如此，中国的历史也如此。在中国，前不久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生活得很苦。在强势政府的国家里，民间社会空间不会大，也就不能发展，权利就会被权力淹没。国富并不必然意味着民间也富，民穷照样能发生。”又说，“实际上，在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国家财政的不充裕往往对政权有约束作用，会阻止政府权力的扩张。相反地，一旦这些政府很富，一旦政府不需要求着老百姓纳税时，那么，政府权力就会立即扩张，民间权利就会被挤压。通过研究历史看是这样，普通人都能理解。但是，这样的常识却没有在我们大多数人那里形成共识。”很多人，包括我们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都不明白：“如果国家权力过强，就不会允许民间有太多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