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第三代的感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1 12:23:06
在网上看到远在沈阳的老父亲又上了一次报纸——被与正时髦的潜伏者“余则成”联系了起来，很是吸引眼球！
“ 60周年”，纪念文章铺天盖地，纪念活动热闹不已，革命后代们自然也不甘寂寞，将“红色”宣传活动推广到了极致……
作为老爸的后代，我无疑应该属于“红色革命后代”了！而且，若从毛泽东那代革命者算起，经过我爸爸这代，再到我这代生在白色恐怖中，长在红旗下的一辈人，正好是属于“第三代”范畴之中的一代人！
不禁就想到了“反动头子”杜勒斯当年的预言：“要战胜共产主义，在当代的共产党人掌权之际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慢慢地等待共产党人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发生和平的演变，即和平地由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
当时的我，可是意气风发、热情似火，对杜勒斯之流的无耻谰言不但嗤之以鼻，而且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一直在心中暗暗发奋要“以实际行动”回击国际反动派对红色革命党人的恶毒诋毁和疯狂进攻——甚至在高中时期我就拟定了一个题目，作为我以后将要创作的长篇小说的题目：《第三代》：全方位地记载革命的第三代人如何学习和改造自己，决心全面继承先辈的革命传统，发扬先辈的光辉思想，创造最最最革命、最最最彻底的革命业绩——彻底的、永远的埋葬万恶的帝国主义和一切修正主义、反动派！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统一全中国，统一全世界，统一全宇宙！
——记得那时候，我在自己每个日记本的首页上都恭恭敬敬地抄写上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一段话：“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并将其确定为我未来“巨著”扉页上的题词，将其作为刺向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匕首、刺枪！
六十年过去了，中国如何？我们如何？
我只知道，老爹在建国后不久的一次“向党交心”活动中，“交心”了自己上大学期间曾经被一个老乡请去参加一个会议，到现场一看，到场人基本是平时表现落后甚至反动的学生。于是他就借故离开，再未与这些人有过其他联系的“问题”，请组织调查。
组织调查了，调查结果是：一、该会议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外围反动分子的一次活动。二、开会人员证实：白欣没有参加会议。三、该会议骨干分子拟定要监视和打击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名单里，白欣的名字被列在重要位置……
按说，事实已经清楚，白欣应该没有问题。可是，中国有句不知道什么人杜撰出来的老话：“宁可冤枉一百，不可放过一个”。我的父亲，一门心思对党忠诚交心的父亲，不幸正好充当了这不可放过的“一个”！最后是以组织名义给了个“对党隐瞒反动历史”“党内严重警告、降级使用”的党纪处分，调离沈阳市政府机关，到一个中学当了一年校长，后来又在若干个文化单位间调来调去，终老此一生……。
再后来，到了前两年，我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消息：原来高层对“潜伏”者早就有过一个专门的指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历史和事实已经告诉我：万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杜勒斯的“预言”恐怕对某些第二代“革命者”也正在成为事实，更遑论第三代！而另一位“伟人”关于“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的伟大预言，却正在品尝被人嗤之以鼻的滋味……
呜呼！第三代！呜呼，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人的几乎是终生的追求！
看到写老爹的文章，不仅发出如上的一点感慨，再详细的写起来就太费笔墨，有些无暇顾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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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31 13:20:16 来源: 辽沈晚报
这不是又一部类似于《潜伏》的谍战剧，却曾经真真实实地发生，并有着相同的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他们不是屏幕上的余则成，却曾经真真实实地从事着残酷的敌后情报工作，并和余则成一样，拥有坚强隐忍的性格、聪明睿智的头脑、细腻内敛的心思；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和所有谍战剧的英雄们一样，有一个坚贞不变的崇高信仰，并为之奋斗，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为了解放，那些战斗在敌营的中共党员们，在生死边缘游走，搜集核心情报，他们一次次地与敌人展开周旋，经受着不为人知的内心煎熬，经历着不可预期的人生……
本报记者（右）和白欣老人合影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沈阳市龙江广场附近，你会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出来散步，步履有些蹒跚的老人默默地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行人，嘴角欣喜地上扬着。
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家，幸福的表情或许是因为他正享受着天伦之乐，也或许是他正感慨着美好的生活。极少没人知道，他也曾经像《潜伏》中的余则成一样，是潜伏的地下党；他曾经与蒋介石面对面；新中国成立前也曾计划到台湾继续潜伏，不同的是，组织上最终安排他留了下来，参与新沈阳的建设。
这位老人就是已经88岁高龄的白欣，而和白欣老人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同样88岁的贺健老人。提及当年的往事，老人们已经很淡然，岁月的流逝将一切都变成了回忆……
蒋介石亲自拉拢没起作用
成为共产党员，走上潜伏的情报工作道路，要从白欣和贺健上学时说起。他们两人是北京大学的同学，据白欣回忆说，当时北大的文学院院长是周作人、法学院院长是方宗鳌，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由于北平的进步学生给国民党惹了不少麻烦，为了实施亲民政策，拉拢学生，蒋介石曾亲自召集学生们进行训话，“就在故宫的太和门里，我站在西北角，离主席台几步之遥，讲到动情之处，蒋介石竟走了下来，学生们‘唰’一下就把他围住了，他的手套都被学生拽了下来，起初，故宫朝房的门都紧闭着，此时，门突然全开了，里面竟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与蒋介石在一起的是陈立夫和戴笠”，白欣说，显然蒋介石的“亲民”并未起到太大作用，最终，国民党不得不将北大学生拆散，一部分留在北大，而另外一部分被分别送到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继续学习，而正是这一年，白欣和贺健迁往了南开大学。
贺健老人安度晚年。 吴新星 摄 
年轻时的白欣。
当时，学校里拥戴国民党的三青团与进步学生间的冲突逐步升级，其流氓、地痞习气让很多学生都避之不及。不久，白欣和贺健就接到了通知，国民党要抓进步学生，一些进步的学生得到通知：立即离开学校，暂避一时。
他们被要求在沈阳潜伏下来
经历了重重考验之后，1947年6月份，白欣和贺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宣誓、没有仪式，杨鲁是我们的介绍人，谈话之后报给上级，就算入了党”，也因为这样，为两人以后的地下工作做好了铺垫。
由于1945年成立的“东北旅平同学会”中，白欣和贺健是骨干力量，与冯庸等东北籍国民党大员都打过交道，并且冯庸时任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委员兼敌伪物资统一接受委员会监察处长，因此，1947年7月上旬，在两人即将从南开毕业离校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传达了上级决定，命令在敌占区从未暴露的他们到沈阳潜伏下来，从事地下工作。
这个工作的危险性不说自明。“最坏就是牺牲，就枪毙，一般人都这么想，干情报工作，到时候抓到就是枪毙，连坐牢都不敢想”，贺健说。
此时，国民党特务在学校里的活动也异常频繁，显然有所密谋，为了迷惑敌人，两人在离校前几天，一再表示将留在平津，毕业后唯一愿望就是找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然而暗中却在积极准备动身赶赴沈阳。出发前，贺健是以去北平的名义，临时抢上出关的火车到沈阳的；白欣则以去北大附属医院就医为借口，从北平搭火车前去沈阳。
经过事先的通信联系，冯庸在所管辖的监察处里为两人安排了工作。而在这个机构里，有很多军统分子以校级、尉级科员的身份，安插在各个科里。
为了给他们洗脑，军统特务刘晓云亲自主持搞了个特训班，特务头子陈旭东指着在场听讲的20多个人说：“共产党到处都有，我知道，你们中间就有！”
尽管每天与这些特务打交道，但两人依然沉着应对，并尽可能地掌握东北物资的情报。然而，危险却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一个在学校时相识的国民党学生也来到沈阳工作，他的到来让白欣和贺健紧张了起来。所幸，他并未有确切证据，因此过了一段时间，警报解除了。
特殊身份为掌握情报提供便利
也就在他们接受特训不久，北平学委在沈阳的负责人“宋大哥”找到了他们，这位“宋大哥”就是沈勃。
“沈阳解放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里有中共北平市委学委会直接领导的独立支部，共有二三十名党员，分别在东北大学、沈阳医学院、文官屯兵工厂等单位开展活动”，白欣回忆道。
1948年1月，国民党在军事战场上节节败退，开始撤并机构、裁减冗员。监察处属于撤销的单位，所有人一律送往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东北分团政工人员训练班。在取得敌人信任的情况下，贺健便将班里的政工队员手册、行动手段等机密材料带回家里，在微弱的灯光下，亲手抄下了全部文件并交给党组织。
“宋大哥”传来了上级的要求，一定要千方百计打进国民党内部，尽量与高层接触，以获取有价值情报，如果非要加入国民党的话，也可以参加进去。
巧的是，当时国民党办的《和平日报》的总编辑赵雨时续弦的妻子与贺健的妻子是远房亲属，再加上在学校期间，贺健就曾经有过办报经验，于是，贺健便联系了赵雨时，来到《和平日报》做了记者。
记者这一特殊身份为他进入一些机密地方提供了便利，甚至国民党的东北“剿匪总部”，他也可以进出自由。每周两三次听取敌作战处长的战局情况和有关问题介绍，为他了解敌人动向提供了有利条件。
深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危险可想而知。“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对军事内容感兴趣，我必须装作若无其事，记东西的本子更是从来不离身。”贺健说。
沈阳解放前他们曾想去台湾
1948年10月末，沈阳城内已可听到隆隆炮声。火车停运、飞机停飞、沈阳即将解放了。为了安定人心，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李德儒（梨朔）给白欣和贺健送来了以朱德总司令名义颁布的我军入城“约法八章”的底稿，他们通过印刷厂印制几千份，乘着街头一片混乱之机，在街头散发出去。
“那时，已经是半公开化了，但是也更危险了，如果被抓住就是枪毙的结果。”为了能够消除后顾之忧，就像《潜伏》中的翠平要离开天津一样，白欣决定让妻子带着孩子回到哈尔滨老家，但对外宣称的却是要回北平，因为此时的哈尔滨已经解放了。然而，刚走到开原，他的家人就被拦了下来。最终在地下党的掩护下，才得以平安离开。
“我不能直接回去，为了避免怀疑、消磨时间，于是在塔湾绕了一大圈，表示自己是去机场送行了，这才返回。”白欣回忆说。
当时城内一片混乱，而白欣和贺健的身份并未暴露，两人研究不妨跟国民党一起去台湾，继续潜伏。但是，根据组织的安排，需要骨干力量留下来，建设新沈阳。两人便留在了沈阳。
至此，两人的潜伏生涯也宣告结束。
连妻子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贺健说，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情报工作，他的生活就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看进步书籍，和亲近的朋友也有意识地逐渐疏离。如同生活在真空里。他一方面为自己从事着有意义的工作而自豪，另一方面，他的内心却时常感到某种孤独。在执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任务后，他逐渐成熟起来，从一个爱热闹、很活跃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内敛、寡言、独来独往的地下工作者。他说，对于这些因为工作需要而必须做出的改变，他始终无怨无悔。
为了保障安全，贺健始终没有对亲人透露丝毫的信息，甚至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只是看到家里会有陌生人出入，而自己的丈夫经常很神秘的出去。
如今，白欣的儿子说，老人依旧对那段经历讳莫如深，如果不是出于好奇，几次询问，他们甚至也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曾经做过这么伟大的事，“这就是地下工作者的特点，口风紧”，白欣老人的儿子打趣说。
老人也看谍战剧，看到里面地下工作者见面时要对接头暗号、或者桌子上摆着一盘花生米时，就会会意地一笑。他说，那时他们也是这样。
沈阳解放后，白欣被派到沈阳市委工作，后转到市政府，成为第一任沈阳市长的秘书；贺健则到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年近九旬，天气好的时候总愿意出门走走，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为了看看这美好的生活，看看如今的沈阳……
记者吴新星 王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