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危机与工人阶级生活恶化

[日]伊藤诚 著 黄芳 查林 摘译
美刊《每月评论》2005年4月号发表了日本著名左翼经济学家伊藤诚的题为《陷入结构性困境的日本经济》的文章，认为近期的日本经济复苏是脆弱和不稳定的。四个因素使日本经济复苏受到结构性制约：一是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二是日本引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直在持续地加深国家财政危机，三是大多数日本工人正面对日益恶化的工作生活条件，四是日本总人口趋于减少。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虚弱和不稳定的复苏
由2004年12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一份文件《2005财年经济展望》将200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从3.5%调低到2.1%，并预计2005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1.6%。
该文件对数据的这些修改表明，日本经济的复苏仍然是脆弱的和不稳定的。有四个因素使日本经济复苏受到结构性制约，使日本经济复苏前景不可预测并困难重重。
国际环境
日本经济复苏的实质性部分是由外国需求支持的。据估计，国外需求对2003年增长率的贡献是0.8个百分点，占总增长率3.2%的四分之一。据估计，2004财年日本出口达到59.4万亿日元，或者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8%，贸易盈余是13.4万亿日元，国际经常项目盈余18.4万亿日元。
这次复苏阶段的大部分国外需求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2000年到2003年，它们在日本总出口中的份额达到45.5%，是1984年到1987年23.4%的两倍。在同一时期，美国的份额从37.5%下降到28.1%。如果将香港加入中国，2004年它们在日本总外贸（出口加上进口）中的份额超过了20%，大于美国的相应部分。很明显，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为日本出口扩张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制造业增长扩大了对日本的工业机械、汽车和更精密的电子产品零部件的需求。日本公司的跨国化，伴随着对这些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有效地促进着包括公司间国际贸易在内的日本出口的巨大扩张。
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对数码家用产品和汽车需求的扩大也使日本出口业获益。虽然其相对份额减少了，但美国市场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仍然是日本最大的单个国家出口市场，2004年吸收了超过22%的日本出口。然而，美国市场的需求一直是由三类不断上升的债务支持的：国际收支赤字、家庭开支赤字和国家财政赤字。很清楚，大量的日本有价证券投资和其他形式的出贷，以及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资产，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美国经济不断膨胀的债务。在2004年9月底，日本有价证券投资累积额达到207.9万亿日元，外汇储备资产共计92.l万亿日元，这两者的大部分都是以美元结算并且是借给美国的。
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它现在至少从三个方面困扰着日本经济。
第一，随着美国双赤字（联邦预算和国际收支赤字）的加大，美元与主要货币的汇率开始走低。2002年，1美元兑换130多日元，2005年初走低到102日元以下。人们担心，美元可能进一步下跌。美元的每次下跌，或日元的每次重估，都会打击日本的出口产业。例如，一种日本牌子的汽车，在200年出口到美国市场，以10000美元卖出，挣得1200000日元，利润大约20%，而现在如果以同样的美元价格卖出，就只挣得1020000日元，那么就几乎没有利润可言。因为大多数亚洲货币的汇率，包括中国人民币，都紧跟美元，所以日本出口产业的困难不仅发生在美国市场，而且发生在亚洲市场。此外，由于利息不断提高（从而股票价格不断下降），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美国庞大的借贷需求，美国经济似乎可能进入一个衰退阶段。美国有可能的减速当然会直接和间接地（通过其他亚洲经济体）影响日本经济。
在理论上，欧元升值应有助于日本的出口，日本可以通过扩大对欧盟的出口，弥补在美国和亚洲市场中的部分损失。然而，由于日本工业倾向于关注美国和亚洲国家，向这些地区输送其超过70%的出口，对欧盟市场仍然不那么熟悉，日本企业将其商业活动转向扩大的欧盟，需要花些时间，而且这有可能在结构上受到日本与美国过度强大的政治经济关系的阻碍。
美元下跌冲击了蹒跚前行的日本经济复苏，但日本在政治上仍不会改变战后的立场。反而，日本将继续试图以如下办法减轻冲击：购进更多美元，以增加美元外汇储备和鼓励对美元有价证券的投资，有效地使日元绑住美元，延缓日元升值。
日本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不敢大规模地出售其美元资产，担心引发一次全球货币危机，而带来更大的资本损失。另一个可能的反应将是与美国合作，说服中国使人民币升值，推动中国采取浮动汇率体系。
第二，美元的进一步下跌必定引起以日元计价的资本的大量损失。因为在2004年9月，据估计，日本不同类型的国际投资资产已达438.5万亿日元，如果美元贬值和与美元捆绑的其他货币贬值，比如说，达到20%，会相当容易地造成数以十万亿日元计的资产损失。这就等于将一大笔日本劳动人口生产的价值作为免费的礼物送给美国和其他国家。这将不仅减少日本富人和公司的储蓄，而且减少劳动人口的储蓄，后者为了避免国内接近零的利率，将其退休储蓄以美元账户存款，主要投资以美元结算的信托基金、退休基金和保险基金资产。日本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已经受到其以美元结算的贷款和投资的资产损失的严重影响。在巨大泡沫破灭后，经过与坏账做斗争十年多，它们仅在最近才恢复了盈利能力。额外的资产损失会将之推到紧张的和不灵活的金融地位。结果是，与20世纪90年代类似的信用困境可能再次发生，这特别伤及中小企业。劳动人口将损失惨重，因为三分之二以上的日本工人是由中小企业雇用的。
第三，石油价格强有力的上涨趋向也对日本经济复苏构成威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底，原油保持在稳定的低价位。1998年底，它从每桶略高于10美元的价格开始上涨，到2003年春由于美国军事入侵伊拉克而价格上涨加速，现在，到2005年初，每桶已超过48美元，或者说接近1998年价格水平的四倍。从而，在1973年第一次和1979年到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我们可能将见证第三次石油危机。一方面，由于战争，中东限量供应石油，另一方面，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引起对石油需求的持续扩大，这构成了油价提高的突出背景。油价的提高已趋于引起其他原材料价格的上升。面临石油冲击，日本经济特别地脆弱，其能源进口依赖程度接近80%，迄今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除意大利外）最高的。与前两次石油冲击相比，目前的油价提高持续时间更长，但至今还未引起普遍的通胀。在日本，这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由劳动人口收人停止增长而引起的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通货紧缩趋向；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能力过剩阻止了物价提高；廉价的进口（主要来自中国）。
新自由主义与日本日渐加深的财政危机
三个主要行为体组成当代日本经济：私营公司、国家、劳动人口。前者在最近的复苏过程中明显地不成比例地获利。事实上，据报道，在2004财年，不只是几个大型企业，东京股市一区的大公司的利润达到历史性的高点，然而与此同时，日本的财政危机持续地恶化，而且劳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仍然是艰难的和毫无起色的。
根据2005财年的政府预算，发行的新国债量（包括那些短期兑付的债券）将达到169.5万亿日元，在历史上是最高的。2005财年底，未兑付的国债额将达到538.4万亿日元，首次将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我们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那么日本公债总额将膨胀到774万亿日元，是1995年的l.9倍。这些债务数量相当于日本人均600万日元（约6万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1.2%，迄今为止是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公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第二高的是意大利的119%，而在其他五个国家，该比例保持在40%至70%的范围内。在美国，2005年，政府债务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64.9%。
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据称是要解决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形成的国家财政赤字。1980年，在日本经济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之前，未兑付的政府债券总计70.5万亿日元。到2005年，该债务已增加了七倍多。这真是一个讽刺。
国债如此大规模的增加是混乱的经济政策带来的。一方面，对富人的征税率降低，加上日本经济在整个90年代的持续停滞，使总体税收减少，国家预算困难。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追随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公司税率逐渐地从42%减少到30%，而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从75%降到37%，同时，对遗产税率也做了偏向富人的大幅度降低。这都是在加强日本经济的市场竞争，应对全球激烈竞争的旗号下完成的。与此对比，1989年引入了3%的消费税，1997年上升到5%，将国家财政危机的负担转移到全体劳动人口肩上。现在预计消费税收人在2005财年将超过10万亿日元，几乎与公司税收入同样多，但它仍然远不足以解决税收不足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年度开支一直难以削减。根据新自由主义政策，用于社会保障和普通教育的公共开支实际上被广泛地削减。但是所谓的其他应急经济政策，主要是建设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和新高速列车线路的公共投资计划，一再重复地实施，以减轻银行由地产泡沫破裂所造成的抵押贷款坏账和贷给建筑公司的坏账。例如，1992年到2000年，这类公共开支总额共计120万亿日元。因而，日本可以被称做一个“建筑国家”。此外，自1998年以来，向银行注人了大约30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军事开支也是难以削减的，这包括支持美国驻日军事基地、从美国购买精密武器和与美国合作在中东作战的费用。日本商业圈倾向于将这样的军事开支视为它们向美国出售其产品的必需费用。
日本提供给个人的公共服务水平已严重地降低。例如，在公共卫生保险体制下，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份额从 10%提高到1997年的20%，又进一步提高到2003年的30%。但是向“老年社会” 的迅速转变使削减福利政策的总预算难以进行。
由于财政危机的加深，在200年国家预算中，用于不断增大的政府债券总额的债务清偿开支达到18.4万亿日元，是用于教育、科学和技术的公共支出总额的三倍多。与福利支出总额几乎相当的收人就是这样被重新分配到国家债券持有者手中，这些债券持有者的大部分是银行和富人。
日本为应对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所选择的政策措施，虽然是混乱的和不一致的，但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公司和富人，而不利于全体劳动人口，尤其是社会的最弱势群体。这样的政策扩大了日本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迄今必定使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想起老的阶级社会观念。
日益恶化的工人生活状况
如果要做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日本官方失业统计数据就应该翻番。在日本，在调查月份里的最后一周只干一小时有偿工作的人，都被排除在失业人口之外。如果翻番，2004年4.5%的失业率就成为9%，即便与欧洲国家相比，仍然是相当高的。
失业率减少事实上并不意味着就业数相应增加。2002年和2003年，就业数仍然几乎保持在相同水平，2002年到2003年，也只是从5340万略有增加，上升到 5460万。甚至《年度经济和财政报告》（2004年7月）也认识到，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即便是在私营公司复苏阶段，日本的就业也一直陷于结构性的停滞。失业率的降低主要是因为离开劳工市场、放弃找工作的人数增加。
尽管就业在量上有细微的增长，就业质量却恶化了。在2002年到2004年间，非全职就业人数增加了大约150万，而全职工人数的减少超过了该数字。结果，工资也减少了。在2001年到2004年的复苏阶段，从名义国民收入账户观察，就业报酬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人均上，都有所减少。劳动在国民收人统计中的相对份额也下降了，退回到90年代初的水平。这揭示出，甚至在复苏阶段，与私营部门的投资需求相比，整体的消费需求继续保持停滞。
应作为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指出的是，日本的工会权力极大地下降。它们对就业工人的组织率从1970年的35.4%跌落到2003年的19.6%。特别是，1985年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日本国有铁道公司（JNR）、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NTT）和日本烟盐专卖公司三大国营企业的私有化，重击了劳工运动的最有战斗精神的派别。日本工会总评议会（SOHYO）曾是左翼劳工运动的全国性中心，主要以公有企业为基础，结果解体了，1989年与日本劳工联盟（DOMEI）合并形成一个新的国家工会组织日本工会联合会（RENGO）。
这一演变也冲击了日本社会党（JSP）。日本社会党曾在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支持下在国会占近三分之一的席位，现在其席位逐步丧失了。1996年，它改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SD－PJ），现已萎缩为一个小党，在2003年众议院共480个席位的选举中，只得到6席。90年代，日本共产党（JCP）的力量曾有所加强，从而也补偿了日本社会党小部分的损失，但在2003年选举中也遭受丧失11席、仅得9席的重创。
因此，日本的劳动人口已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通过工会和他们的政党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力量。随着更廉价的非全职人员和其他类型临时工作工人的增加，平均工资一直趋于下降。劳工法普遍地未得到严格的执行。对超时工作解除了管制。取消了对自由支付报酬和非全职就业期限为一年的限制，以为私人公司剥削更廉价的（通常是女性）非全职人员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在竞争和不稳定的市场压力下，紧张的超时工作和其他形式的恶劣工作条件已明显地增多。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2002年，与工作相关的死亡案例增加到317个，包括160例过劳死。1998年，年度自杀人数首次超过3万，2003年达到34 427人。日本的自杀率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是美国的两倍多。在自杀的原因中，经济和生计问题占26%，工作失败占6%，疾病占45%，后者中很多是与工作或多或少有关联的精神和生理疾病。过劳死和自杀人数增加如此多象征着大多数日本工人正面对失衡的、日益恶化的和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这与资本主义大公司恢复盈利能力形成强烈的对比。
人口减少的威胁
日本劳动人口的社会条件日益恶化的另一个重要症状是平均出生率的急剧下降。要使人口停止减少，平均出生率就需要达到1个妇女生2个以上小孩。70年代初，一个日本妇女还保持2个以上小孩的生育率，而自此以后持续地下降，2003年1个妇女仅生育1.29个小孩。这样，据估计，2006年后，日本人口将开始下降。该趋势如长期延续下去，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将减少一半，而到下个世纪末将萎缩到封建制度的江户时代的人口规模。
在许多发达国家（除了美国等极少数国家）中，出生率普遍下降，但日本将成为人口最快速下降的国家之一。向一个老年社会的迅速转变颠覆着日本战后经济的所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比例关系。这种转变将加深国家预算危机；减弱与消费需求和劳动力补给增加相关联的国家经济活力。因此，这将使处于结构性困境的日本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日本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在持续的不景气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压力下的资本主义重建过程中，相对廉价的女工被大规模地动员进人装备有各种各样信息技术的自动化车间，她们结婚时间就这样被推迟了。年轻人很难得到合理定价的住所。保证生育小孩的休假期以及公共儿童保育中心等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工作的长工时和低工资、没有什么前途（或者说很容易失业），以一己之力养育一个家庭的传统模式对于年轻一代的大部分人已变得越来越难。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瓦解公共社会单位和组织、使人的劳动力商品化的基础上的。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总人口增加了四倍。在1973年前的战后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随着年轻的一代进入城市资本主义劳动人口行列，大家庭（典型地是三代同堂）普遍地分裂为只有两代人的原子家庭。其后，在信息技术对以资本主义公司为中心的社会的影响下，在应对全球竞争的压力下，原子家庭进一步分裂，单身工人这种更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扩大，同时对手机、个人音乐播放器和计算机游戏等高度有利可图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增大了。这些消费品和服务，就其性质而言，不是售给整个家庭的，而是售给单身汉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劳动力的商品化的过度成功，日本等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正形成一个极端原子化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市场社会，这正逐渐破坏其自身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基础。从而，日本的人口减少根本不是劳动人口的条件安逸的表现，而是原子化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深层次结构性痼疾。
日本经济的结构困难，以现有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是不可能解决的。而民主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复兴既是令人向往的，也是必需的，它是一种值得劳动人口向往、历经苦难和付出牺牲去争取的未来。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第9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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