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28年后回头重看：潘晓的路和中国的路

【左岸特稿】

　　1、潘晓属于特殊的群体
　　从1980年到今天，28年过去，好像很少有谁注意过：当年，究竟是什么人，哪个群体，会以潘晓那样的问题意识，尖锐地，追问人生？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底层群众，比如，和潘晓同时代的农民、工人、小职员，不过是种田、务工、做事，埋头干活，抬眼看路。潘晓信里说，她那个街道小厂里的同龄人，“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她们说我清高，怪癖”，“我嫌她们俗气”。对于这些俗人，人生的路，普普通通，不宽不窄，天经地义。这些人，不太会发潘晓那样的人生浩叹。
　　潘晓，属于特殊的群体，按她的说法，“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显然，在五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是干部家庭（我查过，比如1956年，全国党员人数只有全国人口1.7％，比现在少很多）。她的经历，“由紫红到灰白”，大起大落，很有戏剧性。无疑，潘晓属于精英群体，而且，喜欢反省，善于思考，博览群书，是知识精英，因为突然经历了下行的拐点，所以，会有那样的人生追问。

　　2、人生的路连着历史的路
　　人生的路（个人），千条万绪，蜿蜒向前，汇成历史的路（社会、民族、国家、人类）。潘晓的路，无论是“紫红”，还是“灰白”，都和当代中国历史的路息息相关。
　　按潘晓信中的记述，“文革”前，她上小学，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理想主义氛围中，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但是，“文革”是一个历史拐点。
　　按马、恩、列的国家学说，特别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建立政权后，对上层建筑不断进行改造，以避免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级，是马列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文革”中，原先体制内的权力精英、知识精英普遍受到冲击，社会动荡，家庭破碎，潘晓的命运，亦随之丕变。但实际上，到1967年，就发生了武汉“7？20事件”，“文革”遭遇反弹，夏秋之际，运动便经历了第一次刹车。之后，左冲右突，反反复复，一直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文革”夭折。
　　林彪事件，是场政治地震，不但有政治史意义，而且有思想史意义，它使政治泡沫濒于破碎，使革命叙述面临解体，而这种叙述，曾经持续几十年。中华民族，怀揣着一个大抱负，负重前行，结果，撞了南墙，摔了跟头。当初运动的生力军，红卫兵－知青一代（40年代末到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像一群搁浅的鱼，被晾在退潮后空旷荒凉的海滩上，迷惘、困顿、消沉。当年，北岛的名诗《一切》，就表达了这种虚无的情绪：“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其时，“文革”已成夹生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在主观感受上，没有哪个群体，自认为是“文革”的受益者。结果，理念倒了，队伍垮了，政治愿景幻灭，代之以平庸琐屑的现实。历史的路断了，人生的路窄了。
　　潘晓，也是红卫兵－知青一代里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现实的和精神的困境，形成于1970年前后，潘晓的信，却发表于1980年（《中国青年》该年5月号）。当然，后来我们知道，1980年，《中国青年》到学校、工厂、街道，组织青年座谈，发现两位作者，约稿，然后，两篇合二为一，各取作者姓名中一个字，署名“潘晓”。《中国青年》，由共青团中央主管，官方媒体，以这种方式，发表这样的“消极情绪”，相当真实，却滞后了大约10年。
　　这之前，清华学生（化工系七七级二班），已经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口号，获得官方赞许，得以传播。七七级学生，正是上述红卫兵－知青一代，“潘晓”同龄人，大多还略长几岁。
　　这时，改革开放已经启动，所以，时代风气变了。

　　3、“路”一经转向，立刻变宽了
　　70年代，由于“文革”失败，国家陷于困境，原先政治共同体中的精英或预备精英，迷茫失望，前路莫测。改革开放，避开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田单干，粮油提价，减免税收，安排就业，提高工资，发放奖金，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可谓皆大欢喜（结果，国家财政支出超出收入，造成巨额赤字，创建国以来纪录）。改造上层建筑，这个“文革”遗留的大问题，被搁置。原先社会政治的困境，如今，用社会经济的手段冲抵、置换、化解。原来越走越窄的路，一经转向，立刻变宽，换个走法，歧途成为通途。
　　因此，“潘晓”，迅速成为历史人物，退出公众视野。她迟到的叹息，定格在1980年，成为红卫兵－知青一代迷惘情绪的最后一次告白。而且，最后一次，竟是官方版本，这绝非偶然。
　　1984年10月，中央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改革全面铺开，市场原则逐步建立，利益主体多元化，每人各走各的路。这里，还要说到潘晓。她的信，其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价值的怀疑，另一方面，是对新兴价值的宣扬。后一方面，她是这么说的：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这段话很完整，差不多，提前表述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比如，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就认为，第一，人们从各自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参与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第二，在“看不见的手”指导下，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并非出于本意，却能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走上康庄大道，开始经历升降涨落的固有周期。思想界总是超前，80年代中期，在浪漫主义的氛围中，开始流行“文化热”，比较中西文化，研究中国之路怎样并入西方之路，经济改革怎样升级为政治改革。人心浮动，甚嚣尘上。从经济之路走向政治之路，从观念和言论走向现实和行动，从书房、课堂走向街头、广场。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为十年改革画了个句号。
　　于是，苦闷、迷惘、虚无的情绪，再次弥漫，路，又成了问题。与此同时，政治风波，加上“治理整顿”，造成经济增速明显下降，1989年为4.1％，1990年为3.8％。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强力推动，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恢复高增长，形成第二轮改革开放。全民下海，十亿人民九亿商，开发区遍地开花。这几乎重复了十多年前的手法，原有社会政治的问题，用社会经济的手段冲抵、置换、化解，路一经转向，立刻又变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