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憎分明 质朴清新——介绍邓颖超同志的早年诗作

　二十年代初期，曾是天津“五四”爱国运动中女界闯将的邓颖超，在继续从事反帝、反封、反军阀和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还文思勃发，创作了一批自由体新诗，以抒发自己的宏大旨趣和高尚情怀。
　　据目前所知，在1923─—1924年间，邓颖超同志的诗作，共有八首。即刊登在1923年3月《朝霞》（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赵景深主编）第三期上的三首：《竟肯》、《感怀》、《答友》；载于 1924年《妇女日报》上的五首：《实践之灯》（1月1日）、《胜利》（1月9日）、《复活》（1月17日）、《爱与教》（1月30日）和《小诗》（3月17日）。这些诗（署名“颖超”或“小超”），大多鲜为人知，现均已收入《天津女星社》一书（天津党史征集委员会与市妇联等单位合编），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不久将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1923─—1924年间，天津的进步群众运动，在一度沉寂之后，又渐趋活跃。其时正在天津达仁女校任教的邓颖超，与其他革命青年一道，建立“女星社”等妇运团体，创办《女星》、《妇女日报》等进步报刊，参加党、团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积极为社会改造和妇女解放而奔走呼号。她的诗作，正是她在这一时期斗争生活中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的艺术表现，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
　　当时的邓颖超，做为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运用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展望未来，决心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她的一些诗，批判旧世界，憧憬新社会，反映了她奋进不息的战斗精神。
　　《感怀》，共四节；前三节用并列排比的形式，分别从社会黑暗、阶级压迫和世态炎凉等方面集中地概括和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本质，倾吐了自己对旧制度的愤忿之情。第四节则笔调一变，从写景入手，把“锁镶”在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比作“光明使者”和“博爱之神”；它那“充满慈爱、晶莹、皎洁的波光，照耀着宇宙一切众生……”，以此象征普照世界的真理光华，喻示将给劳动人民带来光明的美好前景。结尾一句：“从来不分什么温寒贵贱啊！”画龙点睛，道出了作者对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真正平等幸福的理想社会的热切期待。
　　1923年前后，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一方面，反动军阀加紧镇压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出现暂时的困难和挫折；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高涨。一些青年面对严酷的现实，只看到黑暗的浓重而悲观、颓唐；另有一些青年，则又把革命视为易事，大唱高调却不作艰苦的奋斗。针对上述倾向，邓颖超趁《妇女日报》创刊之际，写了《实践之灯》。她把“实践”比作一盏照耀光明之途的明灯，号召人们掌握“实践之灯”，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的向前进！”诗中对浮夸的“空言家”和消沉的“弱者”作了尖锐而善意的批评：　　“悠扬清脆的歌声，

　　是空言家的音调；

　　沉痛凄惨的呻吟，

　　是弱者的呼号。”

　　这两者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其危害则是一样的：“只是添了人间的惆怅！”作者还指出，“掌着‘实践之灯’的我们”，应广泛地团结人民，“用那沉毅悲壮的歌声”去“警醒凄楚呻吟的朋友”，以便同掌“实践之灯”，“一同前进”。这首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彩。
　　1923年1月17日，湖南劳工运动的领袖黄爱（曾是天津“觉悟社”社员，邓颖超的战友）、庞人铨被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杀害。在1924年黄、庞就义两周年之际，邓颖超同志写下了《复活》：
　　“他俩的精神仍存着，

　　他俩的血迹仍赤着。

　　虽然他死了，

　　准备着吧─

　　使着无数的他复活！”
　　一种哀痛、激越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奋。《胜利》是为《妇女日报》的创办和妇女运动的开展而写的。这首仅有五行的小诗，巧喻作比，蕴含丰富。它把妇运工作乃至革命事业比之为荒漠中的播种和开拓。这就是向人们晓示：在实现理想、完成事业的征程中，要经得起失败和挫折的考验。败不馁、胜不骄，这正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和事业家所应有的可贵品质。
　　邓颖超同志做为妇女运动的领袖，曾耳闻目睹旧社会女子（包括她的一些同学、战友）遭受封建势力摧残的种种事实；在愤慨之余，她深感唤醒妇女起来抗争的必要。散文诗《爱与教》，形象地再现了在旧婚制残害下的弱女子痛苦挣扎的惨象。它撷取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描述了一个被迫待嫁的少女默坐悲泣的情景。猛烈抨击封建婚姻制度；在诗的结尾，呼唤男女间真诚的相恋之爱。《竟肯》一诗，则是有感于一些女青年误入歧途而写的。诗中的“伊”本是一位可爱的、有希望的姑娘，然而她在坏人的诱惑面前，“不自爱、不自卫、不自量”，“甘任伪诈的蜂儿卧在伊的纯洁的心房”。诗中以物拟人，借喻示理，有对青年择侣的告诫，也有对邪恶势力的深刻谴责。
　　针砭虚伪人情，挚爱革命战友，也是邓颖超八首诗作中的一个思想内容。如果在《感怀》中，已对旧中国象“大海的波澜一样”漫溢着的“人情的无常”，直捷了当地作了鞭挞；那么，《小诗》这首短诗，则是对缺乏“博爱”精神的自私者的讥刺。在“枯冷”的旧社会，同志间的互助互爱，更值得珍惜。“我们，直率真诚的我们，除了互相慰勉外，更有谁人？”─—这是《答友》一诗中一段袒胸露腹的倾诉。说起这首诗，还有一段感人的插曲。中西女学学生王南羲，曾是女星社社员；因“求学不逮”，个人升学等意愿未遂，一度产生了消极厌世的情绪。正在她悲观绝望之际，邓颖超向她伸出了热诚援助之手。邓赠诗一首进行劝慰，并流着热泪恳切地对她“畅诉”：“与其回顾，莫如前进；勇敢地前进，定可看见光明的前程”；告诫她，千万不要“放弃了我们的责任”而“作了改造途中的罪人。”为此，王南羲称邓颖超是她的“光明路的导线”，是她进步的引路人。于是，邓颖超写了《答友》这首答诗；诗除自谦地表示“难当你的光明路的导线的赞谢”外，对王的觉悟和振作感到欣喜，并进一步予以鼓励。诗中凝聚着炽热、诚挚的友爱！
　　邓颖超同志在回顾二十年代的斗争生活时，曾说过，她们那时之所以入团、入党，参加革命，“就是因为第一我们爱国；第二我们爱民；第三我们反对反动势力、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她早年写的这八首诗，正是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这样的思想境界。它们象是一组基调高昂、音律和谐的大合唱，唱出了一位早期共产主义者热爱祖国、忠于事业的赤诚心曲。
　　早在1919年11月写的《为什么……？》一文中，邓颖超就曾指出：“戏剧的目的必须含有教育上文艺上的价值，在快乐精神之中，得有一种社会上同艺术上的美感教育。”她在自己的诗作中，也贯彻了这一主张，因而她的诗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显示出作者一定的艺术素养。她的诗没有当时不少文学青年诗作中那种“唯美”的倾向和堆砌词藻、晦涩造作的通病，而具有质朴无华、不尚雕饰的特点。感情纯真，语言明晓，节奏顺畅；有些诗，笔随意转，情随意流，在错落有致的诗行中，仍能领略到内在的清新的韵致。郭沫若同志曾经说，好的诗应该是“真情流露的文字”；邓颖超的诗，正是在平实的风格中，透视出真实的感情、深邃的思想和鲜明的意象，给人一种率真、自然的美感。它犹如透明、纯净的清泉，虽无艳丽的色泽，但在品饮之下，会感到口爽心清，值得回味。
　　这八首诗，大多是说理诗；但它们的表达形式则因内容而异。有的直露，直接陈言，尽情倾吐，如《实践之灯》、《答友》和《复活》等；有的则较为含蓄，借景述意，托物达情，如《胜利》、《小诗》等。从而较好的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加之，不论是述事、抒怀或是喻理，又都注意运用比喻、象征、拟人、排比、反复等传统的表现手法，也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说理诗的精髓在于“理”，诗中寓理，诗情更浓；诗理又必须赋之于“形”，通过一定的表现形式和艺术形象，才能以情理感人。邓颖超的诗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理形交融，因而给人留下美的联想和哲理的沉思。

　　《一代伟大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