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圆舞曲/孙正荃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

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二战结束之后，战败国日本满目苍痍，国民生活极度艰难，有个日本电影描写过那种难以置信的窘况：一群百姓在美军的泔水桶边拼命争抢食物，为了维持秩序，美军便采取排队领取的办法，每人一勺，结果有人发现了避孕套，美军在一片喧哗中揶揄说，这位先生中了头彩啦！

最近读到一本书，才知道那时日本实行的是粮食配给制，定量很低，多少人都处于半饥饿之中，但是法律严格禁止黑市买卖，一经发现便课以重刑。读至此，我心里不免会想：那不等于说，要么忍受饥饿，甚至饿死，要么就犯法，准备去蹲大牢！这叫什么法律？彻头彻尾的恶法！果然，一位法官就活活饿死了。他的孩子对前来调查的警察说：爸爸把那么一点点粮食劝妈妈和我们吃。他对黑市粮食一概拒绝。原来这位法官清正廉明，他曾经对倒卖黑市粮食的家伙做出了有罪判决，当然不能自己去买黑市粮食了。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人的生命毕竟是最宝贵的，人权高于一切，又不关涉民族气节什么的，何必像咱们的闻先生那样宁可饿死也不吃“救济粮”？

慢慢往下读去才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这样严格的法律，整个社会必定是一片混乱，正是禁止黑市买卖粮食，才确保了粮食配给的正常进行，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那种法律的保证，多少最底层的穷人就会连那份供应粮也买不到。书里披露，这样的法律并没有导致出现大量死人的情况，相反，那段特别苦难的岁月，日本全国基本没有饿死人。

于是，我在想，今日日本的强盛同当年日本的“无情”是不是有某种必然的关联呢？我们也曾经饥饿过，而且因为饥饿而死过许多许多的人。那时有没有黑市？那时有没有法律？那时我们的各级政府在做什么？我们的“党中央”在做什么？当然，如今大家都已经明白，我们并不是因为黑市而死人，更不是因为投机倒把而死人，那句让多少人心惊肉跳的“三年自然灾害”，就轻轻松送地把账记在老天爷头上了，几千万尸骨也就化为云烟，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灾难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惜，我们的头儿们看不上，尽管他们整天也在嘴上喊叫：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血腥的荒诞

最荒诞的故事在我们这片神州乐土上也会变成残酷的真实，比如为了一句话而掉了脑袋之类，后人不知要费多大想象才会明白其中血腥转化而成的幽默。近来翻阅贾植芳的《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读到一则故事就非常有趣，说的是1982年12月8日，贾老同王若望相遇，王告诉他说，他1966年“顶替”了贾，一时弄得老贾丈二摸不着头脑。原来贾植芳1955年因胡风案投进大牢后，名字便消失了，他的犯人代号是“1783”。11年后，老贾被判刑12年押回学校监督劳动，而原来被打成“右派”的老王此时则升格为“反革命”被捉将官府，于是这个“1783”就归他了。16年后，两个原本相识的“1783”竟然会在“自由世界”相遇，而未过几年，那个193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因为多次在“海外”发表不同政见而终究被扫出党门，而且是先由“党中央”作出“决定”，再由基层支部“讨论”，走了个与众不同的“开除”之路。

更精彩的是贾老这天日记上记的另一个故事：1955年入狱时，在牢房里竟然碰上了1948年春审判他的国民党中统大特务季苏，当年，此人指明要贾植芳带他们“把胡风抓来”，以此作为释放的条件。这个季某“有四十多岁，无锡口音，穿一身笔挺的灰色西装，身边还有一个对他毕恭毕敬的青年特务陪着。------他吸过一口烟后对我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算少了，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你是什么人你清楚，我们也有数。现在长话短说，我们认为你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帮我们把胡风抓来，或者你不好意思，就把他的住址说给我们也行；至于另一条路嘛，我不说你也知道。据我们了解，你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种官司，也算一个‘老举’（南方方言，意思是老资格）了。”他的这些屁话自然遭到贾植芳的拒绝。不过七年时光，却旧景重现，日记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却都戴着‘反革命’帽子，坐在一个牢房里，他那时要我捉胡风作为‘赎罪’机会，而这时的‘人民法官’也同样为了我是胡风的一个朋友把我捉拿进来，要我在胡风身上‘立功赎罪’，为此我坐了十一年牢，判刑十二年，又监督劳动十三年，历史竟是这么荒唐！”

历史的荒唐还不止于此。原来那个季某是个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三十年代还就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老革命”，可是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解放后再次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公安局的审讯员，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领导交给他一份抓捕35人的名单，等他完成任务向领导交代时，领导说，不是36个吗？怎么是35个？季某以为是领导记差了，赶紧拿出名单来，领导看也不看，说，你还不知道你自己？还要我开出你的名字？这个先老贾四年坐牢的家伙，中统特务的嗅觉依然锐敏，他一见到老贾就说：你是-----贾植芳吧？你是胡风案子进来的吧？你们是狗咬狗。行文至此，不由再次想起贾老的话：我这辈子都在演戏，有时演正面角色，有时演反面角色，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其实我就是我。

我们还能听到上帝之声吗？

原来不知道胡风和乔冠华曾经是互为知己的密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有过一段很感人的蜜月期，胡风说，他和乔“特别有共鸣”，把乔“引为知己”；乔冠华则说得更为动情：“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不过三五年工夫，1948年，当胡风的文艺理论招致批评后，还在香港的乔某迅即撰文高调进行批判，并作自我批评。我以为，这还可以理解，眼看乌云压来，躲一躲可能席卷而至的暴风骤雨毕竟也是人之常情。令人扼腕的是在政治上非常天真的胡风对乔某的友情竟然依旧如初，特别是到了1966年2月，递解到四川服刑的时候，他还给“乔公足下”写了一封求救信，从回顾对昔日知己的一番深情开始，到“言不尽意”“语无伦次”结束，委婉地希望“不至完全见弃”，“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这真叫做只能是一声叹息了！可是，让我稍感到意外的是这位“乔公”竟立即（当天）将胡风的信交给了“组织”，并且这样写道：“忽接胡风一信。。。。。。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必？）再理会他了。”聪明的乔某走的是官场大多数人都会走的棋子，这既借朋友洗了自己的手，又为将来进一步的飞黄腾达夯实了基础。明哲保身到这般田地，夫复何言！

不由想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件事：也是在1948年，刚刚走出国民党大牢的贾植芳，提着五斤装的大瓶双沟大曲去看胡风，那时，初遭批评的胡风心情不好，恰好，刘白羽、周而复也在，四个人，边聊边喝，一个通宵，把酒喝了个精光。不过六七年光景，到了1955年，山雨欲来的团团黑云压得胡风喘不过气，门庭冷清车马稀，一天，忽然听到敲门，胡风疾步奔去，却见是作协党组领导刘白羽，胡风喜出望外，一面赶紧让进来客，一面大声喊道：梅志梅志，看看是谁来了？话音未落，公安便衣已经随脚跟了进了来，不由分说，把夫妻隔离，先是带走胡风，晚上又将梅志送进了监狱。

历史是蛮有趣的，那位风度翩翩曾经风光一时的乔公1976年秋天之后也陷入了当年胡风身陷的境地，他不断地写信、检查，不断地找人，包括他的上级和上级的上级，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也被拒绝了。”（章含之语）此时，乔某真正的绝望了，但是，他会记起他曾经的知己写给自己的那封无奈的信吗？是的，绝望的苦酒是许多人都曾经喝过的：主动揭发胡风的舒芜也没逃过1957年，文革中更是妻子横死女儿自杀；那位在1957狠批“章罗联盟”的吴晗，不出十年，下场更是悲惨。

想起了在书上读到的一件事，说的是二战后，有位叫马丁尼莫勒的牧师曾写过一篇碑文：“当初，他们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们，已经没有人为我们讲话了。。。。。”记得上世纪二十年代，罗素曾因反苏反战被判入狱，暴民围攻他殴打他，朋友抛弃他孤立他，当他四面楚歌时，说过这样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话：“这时，我几乎失去了为内心的信念而奋斗的勇气，但是有一种声音在呼唤着我，假如我是教徒的话，我就会把它称为‘上帝之声’。我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与其和众人站在一起，不如和真理站在一起。”

我们还能听到上帝之声吗？它在哪里？处处可以看到的社会现象是，我们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如今也被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所迷惑，被现炒现卖的功利所俘虏，以至对专制特权反人类反文明的罪孽，对社会动荡及其残酷的分化，以及对底层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愤，一味沉醉在自我成功的荣耀之中，陶醉在雪片一样飞来的廉价证书和奖状之中。我不免要想，如果又一次遇上雨猛风狂，我们的天空里会有多少飞舞的海燕呢，又会有多少比当年汉奸还汉奸的混蛋呢！

我们离现代文明还有多远

“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贾植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本书叫《狱里狱外》，因为他活了七十年不是在“狱里”就是在“狱外”，在专制统治下，对思想者来说，一生都没有真正的自由，无非有时蹲的是小监狱有时呆的是大监狱而已。真是不幸而被言中，此书甫一问世便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关照，待到第一版销售一空准备再次印刷时，就有电话打到出版社，说是贾植芳的这本书和丛书中另一本于光远写文革的书“不宜”加印，理由照例是没有的，也不会有哪个傻瓜去问个“为什么？”几年之后，香港有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修订本”，其实，所谓修订本就是“全本”，而原来的则是“节本”或准确地说叫“洁本”。书倒是出来了，可“大陆”看不到，香港“回归”之后呢，依然既不准“携带”也不准“邮寄”。这在后人听来肯定是一则寓言。

近来又读到“大陆”一位退位的刊物主编写的长文，披露了他编刊十三载“几言难尽”的“晴阴风雨，甜酸腥涩”，其中“感受特深的，莫过于文革遗风犹存，极‘左’顽症不时发作”，“不是运动的运动”，它“就像打摆子似的时热时冷，时烈时沉”。想想看，一个杂志的头儿，不时被传唤、被指责、被告诫、被训斥，甚至被警告，严词必须“整顿”乃至“建议停刊”，这刊物怎么办得下去，恐怕连安稳的日子也难过下去了。当然，办法也是有的，就是许多领导过去现在都采取的办法：宁可没人读咱的报刊，也不能在组织上出丝毫差错！这已经是“当官”的公开的“秘诀”。这位老总还是有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他带领一班人马苦苦坚守，苦苦挣扎，尤其是艰难地熬过了“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这段非常时期，而现在“一到六十”，他自然要赶紧“退休”了，尽管许多作者读者热情挽留他，尽管有人赞扬他建树了“让知识分子喘口气的功绩”，但是他仍然义无返顾地要走了。

我们的国家这些年在经济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如果一切自由和民主只是写在“宪法”里写在“文件”里写在领导者的报告里，如果只是在嘴上倡导和谐却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上都死命地实行权力控制的大一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那么，人文精神的缺失、公民意识的淡薄、责任伦理的衰败，道德品格的低下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难以挽回的事，而这一切最终必定会摧毁一个国家与人民赖以平静生存的权衡力量和砝码，导致社会的动荡，使整个国家陷入不可收十的混乱、暴行，以及道德沦丧的恐怖之中，那些几亿人奋斗取得的成就一夜间就可能化为灰烬。所以，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无论GDP有何等快速的增长，我们离真正的现代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忽然想起英国18世纪诗人蒲柏的两行诗：“大自然的千差万别，造就大自然的和谐宁静。”那么，我们在所有行业所有领域实行的大一统造就的难道会是和谐宁静吗？试看十年之后的中国将是什么情状，那些逆现代文明潮流而动的英雄好汉们会有什么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