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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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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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同学们在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过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因为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名声。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团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当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很少说,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还是要受外表影响。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结果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   好反动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  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   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   “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  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  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全文2900字)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