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有爱（六）

    被赶出学校之后，我是完全没有收入了。我的大女儿才半岁，母亲因上了年纪不能到公社出工，小敏也因生孩子赚的工分很少。自留地的产品不许卖。一家人如何生存下去呢？我实在一筹莫展。望着母亲、小敏及才到人间半年的呱呱待哺的女儿，我心急如焚。我对不起她们，我哪里是一个男子汉？我哪里是一个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我的家在城市郊区，旁边有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的宿舍。这些劳改就业人员在服满了刑之后，往往不愿回家。因为回家要被人岐视,，也没有工作。所以就留在劳改单位工作。工作几年之后，可以辞工另谋其他收入比较高的劳动。分配的简陋的住房可继续与老婆孩子共同居住。

    有一个这样的劳改就业人员（老胡），他在土方队修铁路。土方队是当时的城市劳动大军，劳动工具就是最原始的扁担和装土的竹箕。有劳动力没有正式工作的人经人介绍，经街道基层的批准是可以去劳动的。我想去土方队挑土。我的身体本来单瘦，实在是不适宜做卖苦力的工作。母亲及小敏并不想我去。但我现在既不能养家，还不能自食其力。只得咬紧牙关被迫跟着老胡去了距家几十里路的土方队修铁路。

    土方队由队长领导，另外设有一个记工员，成员是很复杂的。有男有女，有大学教授，有大学生，也有没读过书的文盲。大多是有各种原因沦为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我刚到不久就有人问我是犯了什么错误才沦为土方队员的。

    二七、同学相见不敢相认

    当时苏联与我国在珍宝岛打了一仗，所谓美帝和苏修，还有印度一起想入侵中国。所以毛泽东号召全民备荒、备战。我们修的是备战路。

    我所在的土方队除了我是一个隐藏的右派分子之外，还有两个明的右派分子。一个是某大学教中文的李仁教授。他嘴巴会讲，说话很大胆。他知道来这里的人都是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他说反右是承袭苏联的反托派和承袭中国清朝的文字狱。但比清朝的文字狱还厉害。文字狱只搞知识份子，而现在的反右什么人都搞，只要你提意见，他就说是反党，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一九四二年党的整风运动实际就是反右和反托。清理阶级队伍，整死了许多好同志，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揭露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不好的情事，说了真话，就被整死了，丁玲的《莎菲小姐的日记》和《三八节有感》差一点使她过不了关。而五七年的反右还是把丁玲揪出来了。听说现在被囚在北大荒劳动。他还说：鲁迅的笔很辛辣，如果他能活到五七年，他肯定也是一个右派。我问他家庭经济情况如何？他说他老婆是一个中学教化学的老师，工资不低。两人生活尚不成问题。我问他：既然生活不成问题，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卖苦力呢？他说：在家里，派出所经常来找麻烦，不好过日子。这里，大家都是苦人儿，劳动一天，说说知心话。晚上睡一个好觉。这位教授知识的确渊搏，似乎无事不晓，我们大家叫他做活《辞海》。

    另外一个右派是一个医学院的大四学生（五年制）叫周时珍，他因不信任米丘林（苏联生物学家）学说，而被认为是反苏，反共，因而被划为右派份子开除了学籍。

    我们是租用民房吃住的。房东租给我们两大间房屋，一间男用，一间女用。买来稻草往地上一摊就是大伙儿的床。伙食包给了房东，一日晚餐后，我与李仁、周时珍三人躺在床上聊天，忽然走进一个人，问这里是否还有房屋租，我听这人说话声音多么像程南（劝我不要退学回家的同学），我睡在地铺上斜着眼睛看了这人一眼，大吃一惊，一点也不错，是程南。我本能地将头侧了过去，将脸伏在枕上，怕他认出了我。

    唉！我与程南高中同学三年，大学也同学，为什么见了面不敢相认呢？青年人或许难以理解。中国自共产党夺得政权以来，每两年一次的政治运动都要人们互相“检举揭发，立功赎罪”。我是一个隐瞒的右派份子，万一程南认出了我，将我的身份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程南在大学混满了五年后，学院派人将他押送回家交给当地派出所管制，这是后来他告诉我的）

    二八、去北京申冤

    毛泽东在天安门数度接见红卫兵。 林彪拉长嗓门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首都红卫兵进驻我市一家最大的宾馆，还用皮鞭抽打宾馆负责人，省委无可奈何，还向红卫兵道歉。接着本地的大学生们砸了市委，市委书记逃走了…。

    大字报满天飞，装有高音啦叭的宣传车满城喧哗。共产党的领导们都成了走资派，大字报揭露他们种种的腐败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种种坑害人民的罪行。

    有一张大字报上说，毛主席有一些右派朋友，他说右派比某些党员好。这一张大字报使我心动。我以为毛已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症结，右派可能有出头之日了。我曾向划我为右派的学院红卫兵反映我的冤屈。希望他们为右派伸冤。没有得到结果，不了了之。我下定决心要到北京去伸冤。我有一个表弟利用红卫兵大串联之机来家看望我们。他搞到一张去北京的车票。我只身上了北京。

    二九、成立狂飙纵队

    车箱中塞满了人，还有人睡在行李架上，我抢到了一个倚窗的座位。列车喘着气，满载着怀着各种苦难去北京的人，希望毛主席能够为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们。铁道两旁，时而看见背着背包步行到北京去朝见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红卫兵。

    到北京下车，到接待处登记后，我被送到北京左家庄空军招待所住宿。房间中有暖气，但没有床。我们都和衣睡在铺在地上的草席上。每天早上到食堂去领当天食用的馒头和咸菜，自己去斟一碗大白菜汤（都是免费的）。吃了早餐，就往首都各处访问。中午在各处设立的招待所要一杯开水，将馒头拿出放在火炉上烤热。吃了中餐，爬上无轨电车（免费的），又继续漫游北京。

    中央文革、国务院、民政部、高教部、中宣部、团中央……我都去了。关于我在审干运动和反右派运动中所受到的冤屈，都向接待者谈了。然而，没有人能解决任何问题。异口同声的回答是：我们只能向上级反映你的问题，你回去等待吧！。

    我感到茫然，我想到《国际歌》中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我想参加一个造反组织。在空军招待所，我认识了一些从家乡来的人。他们是一家做纺织机械设备的工厂的工人。还有一个家乡地方戏剧团的编导。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起名叫：“狂飙纵队”。大家推举我起草“成立宣言”。

    三十、中国政权更替是多么地残酷

    我到北京来的目的，是想解决我历史上受的冤屈和工作问题。参加造反组织也是这个目的。我见组织内的工人都比较盲目，而那个剧团编导似乎与家乡的一个官员有关。那个官员的女儿是中学生造反派头头。我敏感地感到，官员们正在利用我们为他们争权夺利，这是我不想干的事。于是我借口个人问题尚未办好便时常单独行动，周游北京。

    故宫、中山公园、动物园、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天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处，我一一游览。在颐和园，看了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在昆明湖，看到了清朝北洋水师的军舰。

    颐和园已没有昔日的光彩，佛塔上许多小佛变成了黑洞，不知是什么人将小佛破坏或挖去。在景山公园，我看到了吊死崇祯皇帝的那棵老槐树。我忽然想到我在初中时读的袁枚的《刺虎歌》：“九殿咚咚鸣战鼓，万朵花迎一支虎。女儿中有有心人，鬼说侬家是公主……”，想到崇祯自尽前，手刃公主那残忍的一幕……中国政权的更替是多么地残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