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进化的丑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30 19:52:51
进化的丑陋(2006-06-05 14:39:07) 分类：老梁的牢骚话 某体育名人或某体育团队，他们的动向信息由一个或几个记者垄断着，记者非常自觉或在他们的授意下操纵传媒，他们利用媒体炒作自身，而做为“入幕之宾”的记者则从中获得了不可告人的“独家利益”。这种联合把持新闻导向的“双赢”是地地道道的鸡鸣狗盗，是刚刚起步的中国体育传媒最丑陋的伤疤。
进化的丑陋
情人节的第二天，蒋兴权率新疆队客场决战吉林队，央视担任该场比赛转播顾问的是前国家队主教练王非。打到第三节，吉林队在孙军的带领下比分反超，蒋兴权叫了暂停，鼓励队员要顶住。其间电视镜头一直对着满脸焦急的老蒋，王非见状嘲讽道：“教练应该有针对性地布置解决问题的办法，你光给打气没用，队员再上场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打”。口气之中，颇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王非与老蒋是师徒关系，1991年老蒋带国家队时王非正是主力，但两人素来不睦，尤其是2002年后老蒋再度出山取代王非出任国家队主教练，王非心里肯定不服气，于是在解说中不自觉地冒出了心里话。不过，我倒是很欣赏王非的心里话，他说的不仅是大实话，还给球迷透露了通过正常渠道无法了解到的两人之间真实的关系。前几年有个八一队的“御用”记者写过一篇什么王蒋“师徒情深”的狗屁文章，明摆着是春秋笔法粉饰太平，欺骗读者。王非肯定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但他实话实说不送顺水人情，还不失光明磊落，而那些捧臭脚、和稀泥、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记者，就有点儿下三滥了。
这年头儿，掉下块牌子就有可能砸死个记者，而且多半还是个体育记者。在中国，记者这一行当中体育记者的素质几乎是最低的。过去新闻单位领导安排走后门塞进来的人，体育部往往是最重要的“收容站”，后来随着体育报道规模的扩大，本来就没念几天书的退役运动员又趁机大量涌入，遂造成体育记者泥沙俱下、鸡飞狗跳的“大好局面”。相比之下，中国体育的文化品位极为粗俗低下，因此体育记者的文化含金量也就高不到哪儿去。体育新闻圈有一条公认的定论：体育项目是什么状态，报道这一项目的记者群就是什么德性。最明显的是足球记者，他们和球员一样与时俱进地进化着，赌球、嫖*……阵阵落不下。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段子：蜀中名记L经常去电视台解说足球，某日携友赴夜总会潇洒，看中的小姐不知自己要陪那个，领班指点：“没啥子，就是上电视的那一个！”
足球记者号称有七千，篮球记者没那么多，所以造的孽也没那么多。况且，篮球界的花花事儿怎么也比不过足球界，篮记也就相应地比足记规矩。旧上海有句老话：三流记者捧戏子。偏偏中国篮球出了那么几个不让足球球星的“戏子”，于是篮记捧戏子的功夫丝毫不逊于足记，早已强爹胜祖，漂洋过海矣。
在最近十年的体育新闻界，出现了一种畸形的“共生现象”，或许应该称为“寄生现象”更确切。某体育名人或某体育团队，他们的动向信息由一个或几个记者垄断着，记者非常自觉或在他们的授意下操纵传媒，他们利用媒体炒作自身，而做为“入幕之宾”的记者则从中获得了不可告人的“独家利益”。这种联合把持新闻导向的“双赢”是地地道道的鸡鸣狗盗，是刚刚起步的中国体育传媒最丑陋的伤疤。无论是足球、篮球这样的大项，还是乒乓球、羽毛球这样的小项，都存在“共生现象”的，而大多数处于“寄生”状态的记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如鲁迅所言：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处，鲜如醴酪。
目前，这种丑陋在逐步进化。原先不可告人的“独家利益”成了可以大白天下的炒作资本，像李响之于米卢，大张旗鼓地弄出一本《零距离》，愣是把处江湖之远的东西堂而皇之地化为庙堂之高。这里不得不提到北青报那个小生杨毅，他读过中文，文笔还算凑合，在人渣遍地的体育记者中想混出名原也不难，但天生聪颖的小杨走了一条终南捷径，姚明声誉雀起之初，小杨便“一往情深”狗皮膏药般地贴了上去，几年下来，已荣登国内报道姚明最权威的记者。他采用中国篮球最惧怕的“贴身紧逼”战术，尽一切努力垄断姚明的第一手信息，并因此获益匪浅。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新闻界，这种为个人博名利的做法无可厚非，何况小杨走到今天这一步，肯定遭遇过许多尴尬和屈辱，也不容易。但是，他在文章中搀杂了太多不必要的炫耀自己的东西，弄得读者挺恶心。一会儿姚明与他共进小笼包，一会儿姚明钻进了他的私家车，一会儿又把自己的老婆和小舅子扯进来，而且一有比赛，言必称姚明与他打赌，这些琐事都是游离于读者关注信息之外的蛇足，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借姚明说事儿，别有用心地显摆自己。这种借名人琐事来抬高自己的套路不仅不新鲜，实际上早就臭了大街。其实，只要把姚明那点儿事写明白了，凭小杨的便利条件与码字数量，其报道姚明的主流地位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根本用不着玩儿这一下三滥的路数。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那点儿道行还远没修成踏雪无痕的老狐狸，猴急的尾巴，动不动就要翘起来。
相比之下，苏群就没那么露骨。他的那句“我桌上的这部电话，是国内媒体中唯一与大郅保持24小时联系的通讯工具”，也是在显摆他资讯方面的“优良传统”，不过话说到这儿也就打住了，至于和大郅怎么三更半夜掏心窝子，全凭您心驰神往的想像。瞧瞧，早出道几年还是不一样吧。
记者的丑陋只是“共生现象”的一个方面，做为被报道者的明星，面对这么一个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顶多有点烦人的传声筒，当然举双手欢迎。他比办公室主任还体贴，比宣传部部长还乖巧，他始终会源源不断地发布有利于明星的信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有这样的人帮你塑造“高、大、全”形象，何乐而不为？这是“共生现象”最根本的利益出发点。像米卢和姚明这样的聪明人，肯定高度重视寄生的“传声筒”，并且会花些功夫去培养他，去经营他。大郅在这方面，做得不怎么样，否则回旋余地将大大拓宽。
我曾接触过很多国外媒体，发现“共生现象”基本不存在。以报道NBA的专业杂志《HOOP》《SLAM》《INSIDE STUFF》为例，其中的人物报道比较客观，刻意吹捧、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绝少见。反观国内媒体，“高、大、全”式的吹捧文章泛滥成灾，似乎我中华上国完美的明星、没有缺点的偶像比乞丐身上的虱子还多。可实际情况呢？昨天还在“夫妻剧场”中恩恩爱爱，今天就上法院离了婚；上午还在台上大讲廉政，下午就被“双规”，这在中国是家常便饭。至于素质不高的体育明星，臭毛病更是多了去了。
媒体的丑陋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受众的心理倾向也有很大问题。他们往往自觉自愿地接受媒体的欺骗，相信所谓的完美，盲从所谓的权威。你看《新闻联播》，充斥着假话、大话和空话，老百姓却经常把它当作言之凿凿的论据而很少怀疑它的真实性。一个朋友的孩子曾向我询问某球星的人品，我据实回答了他，结果他气愤地指责我：“不许你侮辱我的偶像！他绝不是那种人！”瞧瞧，“传声筒”害人不浅吧。
这里又不得不扯到教育问题。罗素说，你的学生开始怀疑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这里的“怀疑”，内涵是“思考”，理性的思考，并不等同于“什么也不相信”。而反思中国的教育，当看到学生一双双眼睛流露怀疑时，社会是多么的恐慌啊！------高度紧张的“引导教育”，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五花八门的“心理疏导”，都为了一个目标：要相信你听到看到的都是正确的，如果你有所怀疑，就是世界观有问题……
前不久，航天英雄杨利伟证实，在太空是看不到长城的，总算是打破了“从月球上用肉眼能看到的人类最大工程是长城”这一大言不惭的牛皮。实际上，这一判断并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和设备，在百米之外能看清一根头发吗？不管是谁，只要有一点文化常识，能独立思考，判断其真伪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当谎言写进了教科书，就不再有人怀疑它的荒谬了。我认为这是中国知识界最尴尬的事情之一，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发出强有力的充满怀疑精神的正确声音。同样，历史课本中描述张衡地动仪“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的神奇，一直到去年才有人做实验证明，在地震震感下八条龙含着的铜丸都会掉下来，地动仪的神话，终于被戳穿。这些年来，当我们无数次读到“验之以事、合契若神”时，为什么从来不曾产生过疑问？
回到媒体的话题。1948年，新闻界的前辈储安平给《观察》杂志定下了八字宗旨：不党不派，不倚不群。面对着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八个字，现在的中国新闻界实在是汗颜无地。如果新闻成了某种势力的“传声筒”，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记者的道德底线应该是：如果不能为受众提供真实，首先要拒绝描摹虚假。储安平先生是至今尚未平反的三个右派之一，每当我研读中国出版史时，抚古思今，在不尽的唏嘘中，对储先生总是充满了一种难于言说的尊敬
进化的丑陋
情人节的第二天，蒋兴权率新疆队客场决战吉林队，央视担任该场比赛转播顾问的是前国家队主教练王非。打到第三节，吉林队在孙军的带领下比分反超，蒋兴权叫了暂停，鼓励队员要顶住。其间电视镜头一直对着满脸焦急的老蒋，王非见状嘲讽道：“教练应该有针对性地布置解决问题的办法，你光给打气没用，队员再上场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打”。口气之中，颇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王非与老蒋是师徒关系，1991年老蒋带国家队时王非正是主力，但两人素来不睦，尤其是2002年后老蒋再度出山取代王非出任国家队主教练，王非心里肯定不服气，于是在解说中不自觉地冒出了心里话。不过，我倒是很欣赏王非的心里话，他说的不仅是大实话，还给球迷透露了通过正常渠道无法了解到的两人之间真实的关系。前几年有个八一队的“御用”记者写过一篇什么王蒋“师徒情深”的狗屁文章，明摆着是春秋笔法粉饰太平，欺骗读者。王非肯定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但他实话实说不送顺水人情，还不失光明磊落，而那些捧臭脚、和稀泥、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记者，就有点儿下三滥了。
这年头儿，掉下块牌子就有可能砸死个记者，而且多半还是个体育记者。在中国，记者这一行当中体育记者的素质几乎是最低的。过去新闻单位领导安排走后门塞进来的人，体育部往往是最重要的“收容站”，后来随着体育报道规模的扩大，本来就没念几天书的退役运动员又趁机大量涌入，遂造成体育记者泥沙俱下、鸡飞狗跳的“大好局面”。相比之下，中国体育的文化品位极为粗俗低下，因此体育记者的文化含金量也就高不到哪儿去。体育新闻圈有一条公认的定论：体育项目是什么状态，报道这一项目的记者群就是什么德性。最明显的是足球记者，他们和球员一样与时俱进地进化着，赌球、嫖*……阵阵落不下。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段子：蜀中名记L经常去电视台解说足球，某日携友赴夜总会潇洒，看中的小姐不知自己要陪那个，领班指点：“没啥子，就是上电视的那一个！”
足球记者号称有七千，篮球记者没那么多，所以造的孽也没那么多。况且，篮球界的花花事儿怎么也比不过足球界，篮记也就相应地比足记规矩。旧上海有句老话：三流记者捧戏子。偏偏中国篮球出了那么几个不让足球球星的“戏子”，于是篮记捧戏子的功夫丝毫不逊于足记，早已强爹胜祖，漂洋过海矣。
在最近十年的体育新闻界，出现了一种畸形的“共生现象”，或许应该称为“寄生现象”更确切。某体育名人或某体育团队，他们的动向信息由一个或几个记者垄断着，记者非常自觉或在他们的授意下操纵传媒，他们利用媒体炒作自身，而做为“入幕之宾”的记者则从中获得了不可告人的“独家利益”。这种联合把持新闻导向的“双赢”是地地道道的鸡鸣狗盗，是刚刚起步的中国体育传媒最丑陋的伤疤。无论是足球、篮球这样的大项，还是乒乓球、羽毛球这样的小项，都存在“共生现象”的，而大多数处于“寄生”状态的记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如鲁迅所言：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处，鲜如醴酪。
目前，这种丑陋在逐步进化。原先不可告人的“独家利益”成了可以大白天下的炒作资本，像李响之于米卢，大张旗鼓地弄出一本《零距离》，愣是把处江湖之远的东西堂而皇之地化为庙堂之高。这里不得不提到北青报那个小生杨毅，他读过中文，文笔还算凑合，在人渣遍地的体育记者中想混出名原也不难，但天生聪颖的小杨走了一条终南捷径，姚明声誉雀起之初，小杨便“一往情深”狗皮膏药般地贴了上去，几年下来，已荣登国内报道姚明最权威的记者。他采用中国篮球最惧怕的“贴身紧逼”战术，尽一切努力垄断姚明的第一手信息，并因此获益匪浅。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新闻界，这种为个人博名利的做法无可厚非，何况小杨走到今天这一步，肯定遭遇过许多尴尬和屈辱，也不容易。但是，他在文章中搀杂了太多不必要的炫耀自己的东西，弄得读者挺恶心。一会儿姚明与他共进小笼包，一会儿姚明钻进了他的私家车，一会儿又把自己的老婆和小舅子扯进来，而且一有比赛，言必称姚明与他打赌，这些琐事都是游离于读者关注信息之外的蛇足，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借姚明说事儿，别有用心地显摆自己。这种借名人琐事来抬高自己的套路不仅不新鲜，实际上早就臭了大街。其实，只要把姚明那点儿事写明白了，凭小杨的便利条件与码字数量，其报道姚明的主流地位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根本用不着玩儿这一下三滥的路数。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那点儿道行还远没修成踏雪无痕的老狐狸，猴急的尾巴，动不动就要翘起来。
相比之下，苏群就没那么露骨。他的那句“我桌上的这部电话，是国内媒体中唯一与大郅保持24小时联系的通讯工具”，也是在显摆他资讯方面的“优良传统”，不过话说到这儿也就打住了，至于和大郅怎么三更半夜掏心窝子，全凭您心驰神往的想像。瞧瞧，早出道几年还是不一样吧。
记者的丑陋只是“共生现象”的一个方面，做为被报道者的明星，面对这么一个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顶多有点烦人的传声筒，当然举双手欢迎。他比办公室主任还体贴，比宣传部部长还乖巧，他始终会源源不断地发布有利于明星的信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有这样的人帮你塑造“高、大、全”形象，何乐而不为？这是“共生现象”最根本的利益出发点。像米卢和姚明这样的聪明人，肯定高度重视寄生的“传声筒”，并且会花些功夫去培养他，去经营他。大郅在这方面，做得不怎么样，否则回旋余地将大大拓宽。
我曾接触过很多国外媒体，发现“共生现象”基本不存在。以报道NBA的专业杂志《HOOP》《SLAM》《INSIDE STUFF》为例，其中的人物报道比较客观，刻意吹捧、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绝少见。反观国内媒体，“高、大、全”式的吹捧文章泛滥成灾，似乎我中华上国完美的明星、没有缺点的偶像比乞丐身上的虱子还多。可实际情况呢？昨天还在“夫妻剧场”中恩恩爱爱，今天就上法院离了婚；上午还在台上大讲廉政，下午就被“双规”，这在中国是家常便饭。至于素质不高的体育明星，臭毛病更是多了去了。
媒体的丑陋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受众的心理倾向也有很大问题。他们往往自觉自愿地接受媒体的欺骗，相信所谓的完美，盲从所谓的权威。你看《新闻联播》，充斥着假话、大话和空话，老百姓却经常把它当作言之凿凿的论据而很少怀疑它的真实性。一个朋友的孩子曾向我询问某球星的人品，我据实回答了他，结果他气愤地指责我：“不许你侮辱我的偶像！他绝不是那种人！”瞧瞧，“传声筒”害人不浅吧。
这里又不得不扯到教育问题。罗素说，你的学生开始怀疑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这里的“怀疑”，内涵是“思考”，理性的思考，并不等同于“什么也不相信”。而反思中国的教育，当看到学生一双双眼睛流露怀疑时，社会是多么的恐慌啊！------高度紧张的“引导教育”，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五花八门的“心理疏导”，都为了一个目标：要相信你听到看到的都是正确的，如果你有所怀疑，就是世界观有问题……
前不久，航天英雄杨利伟证实，在太空是看不到长城的，总算是打破了“从月球上用肉眼能看到的人类最大工程是长城”这一大言不惭的牛皮。实际上，这一判断并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和设备，在百米之外能看清一根头发吗？不管是谁，只要有一点文化常识，能独立思考，判断其真伪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当谎言写进了教科书，就不再有人怀疑它的荒谬了。我认为这是中国知识界最尴尬的事情之一，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发出强有力的充满怀疑精神的正确声音。同样，历史课本中描述张衡地动仪“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的神奇，一直到去年才有人做实验证明，在地震震感下八条龙含着的铜丸都会掉下来，地动仪的神话，终于被戳穿。这些年来，当我们无数次读到“验之以事、合契若神”时，为什么从来不曾产生过疑问？
回到媒体的话题。1948年，新闻界的前辈储安平给《观察》杂志定下了八字宗旨：不党不派，不倚不群。面对着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八个字，现在的中国新闻界实在是汗颜无地。如果新闻成了某种势力的“传声筒”，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记者的道德底线应该是：如果不能为受众提供真实，首先要拒绝描摹虚假。储安平先生是至今尚未平反的三个右派之一，每当我研读中国出版史时，抚古思今，在不尽的唏嘘中，对储先生总是充满了一种难于言说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