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西当代文学中的汉唐文化因子（李晓峰）

如果把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仍然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期，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无论从全国的格局进行检视，还是从地域文学发展的角度观察，陕西当代文学所体现出的强劲发展势头和壮观景象，是不能小视甚至于无法忽略的一道文学风景。应该说，陕西为我国当代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陕西是一块文学厚土，这里知名作家众多，文学成就巨大。《保卫延安》、《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浮躁》、《最后一个匈奴》、《西去的骑手》等名篇巨制以及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京夫、叶广芩、红柯等作家的名字是为人们所熟知和喜爱的。正是这些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支撑起了陕西当代文学的大厦，创造和刷新着陕西文学的辉煌，提升着我国当代文学的新高度。
在研究探讨陕西当代文学现象时，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陕西这块神奇的黄土地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上，这是很有见地的。从历史文化因素的角度上，我们完全可以把陕西当代文学发展辉煌的原因追溯到周秦文化的影响上去。但笔者以为，就历史文化的影响而言，汉唐文化对陕西当代作家的影响最为巨大，即是说，陕西当代作家身上，秉承了汉唐文化的因子。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汉唐文化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他们的创作中有着相同的文化承传。陕西作家贾平凹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许多人讲传统，其实讲的是明清以后的传统，而明清以后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华民族传统，真正的传统在明清以前，尤其汉唐。”①对于陕西的作家们来说，贾平凹的这番话是有代表性的。众所周知，陕西作为汉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史遗存丰富，文化积淀极为深厚，这成为历代陕西人难以割断的文化基因，长期生活在陕西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们有意无意地会受到这种历史文化的深重熏染。之所以说是有意或无意，是因为在文化的传承上，有两种方式在起作用，一种是外在的明显的传承，即人们有意识的教育传授，一种是由客观的历史遗存和传统的民间风俗习惯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和影响。而对于作家来说，往往是后者作用巨大。因此，陕西作家身上所秉承的汉唐文化因子对他们的文学创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汉唐文化因子深深地渗透于陕西当代作家的血脉中，这种文化因子与他们的现代艺术观念相融合，从而升华为一种新的艺术生命之魂，在文学创作中闪现出夺目的光彩。
史诗性追求：汉唐文化雄浑、博大气象的当代再现
陕西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作家们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史诗性品格。无论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浮躁》、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还是叶广芩、红柯的小说，在整体上都具有大家风范的史诗性品格，这种现象与我国汉唐文化所体现出的雄浑、博大气象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文学体式上，汉赋是我国汉代最为繁荣的文学样式。汉赋的宏大制作，是汉代文化博大气势的一个缩影。“赋体物而浏亮”，《子虚赋》、《上林赋》等作品场景极其繁复宏阔，作者的状物写景，铺陈百事，极力夸张，尽情描绘。历来有不少研究者对汉赋这种繁缛的无节制的铺张描绘多有微词，甚至于把汉赋的消亡归咎于这种铺陈无度的“胎里疾”。然而，从另外的角度看，汉赋并非一无是处，尤其是在描写上的无画面限制，使壮丽的山川、巍峨的宫殿、广袤的土地，都进入了作者的视线和笔下，“尽管是那样堆砌、重复、拙笨、呆板，但是，江山的宏伟、城市的繁盛、商业的发达、物产的丰饶、宫殿的巍峨、服饰的奢侈、鸟兽的奇异、人物的气派、狩猎的惊险、歌舞：的欢快……在汉赋中无不刻意描写，着意夸张。”②汉赋的博大、雄沉，可见一斑。同样是汉代的文化成就，司马迁的《史记》，因其巨制宏篇，文字优美，叙述生动，形象鲜明，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代艺术代表作之一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作者捕捉的是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鸟的一瞬，奔马昂首嘶鸣，逸足奔腾，足下的飞鸟则回首惊顾，更增强了疾速飞驰的气势。汉代的绘画在布局上同样具有着飞动拓展的气势。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尽管在题材上趋于单一，但许多画面中展示了极为宏大的场景。汉代的石雕艺术也表现出气势的博大，被誉为“国粹”、“国宝”的汉武帝墓茂陵陵区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其造型巨大而又简括，表现出汉代艺术深沉雄大的气派。
在唐代，则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诗人群体，他们的作品热情洋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气派非凡。唐代诗人们用大境界、大手笔表现生活，抒发才情。坐上行舟，他们感受到的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的广阔；登上高楼，他们生出的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愿望。就连杜甫的书写忧愁之作体现出的也是忧国忧民的大忧愁，即使他的恬静闲适之作，也是生气弥漫，光彩熠熠。唐诗的宏大境界和气派，被誉为“盛唐之音”或“盛唐气象”。同样，盛唐时的石雕艺术也具有气势雄浑的特点，如永康陵李虎墓前的蹲狮，形体高大，头颅高昂，胸肌突起，前腿强劲有力如两根柱石斜顶着全身，加之那仰天大吼的神态和屹立不拔的雄姿，都给人以气吞山河之感；闻名中外的昭陵六骏，以其生龙活虎的英姿充盈着跃动的生命力；甚至于身负墓志匍匐在地的兽龟，也翘首仰面，龇牙张目，神态昂然，气势逼人。
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影响，汉唐文化的雄浑、博大之气象无疑浸润着陕西当代作家，他们秉承着汉唐文化之灵气，再度书写当代文学的辉煌。检视陕西当代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构架宏大，概括力强，笔力遒劲，追求史诗性品格是作家们的共同特点。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以其宏伟的结构、磅礴的气势被誉为我国第一部正面描写人民解放战争的“英雄史诗”。作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真实地再现了延安保卫战的全过程，在小说中首次塑造了“彭大将军”——彭德怀的形象。柳青的《创业史》是我国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一部具有史诗规模、史诗意味和史诗性美学追求的长篇小说。小说题名“创业史”，本身就显露出作品内容的史诗性。从其题材选择看，小说写的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题材，这种题材本身亦具有史诗性质。不管人们现在如何看待和评价合作化运动，但在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和包括作家本人在内的人民群众都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和美好的愿望亲身经历并参与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这场运动从政治到经济、到伦理道德、到价值观念，都影响和震撼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就其规模和壮观程度上看，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史诗。《创业史》所概括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相当宽广，对其的挖掘极其深刻，柳青的笔触几乎触及到了当时农村生活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为了充分体现历史的深刻性，作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写人，用历史自身矛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来阐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是这种艺术视野的广阔性和描写现实生活的深刻性，使《创业史》具有着史诗性的品格和风范。
陕西作家中第一次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反映当代青年人生奋斗与追求的小说。作品的时间跨度长达10年，作家力图全景式的反映中国10年间城乡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作家以三部100万字的宏大篇章描写人生的苦难和苦难中的精神奋斗，充满着昂扬进取的人生姿态，也可称之为当代农村青年的精神奋斗史。作品的结构宏伟，文字激越，具有史诗品格和大家风范。生活中的路遥，喜欢一切宏大的东西，如贝多芬的史诗性交响乐，大型雕塑作品，粗犷的大自然景象，主题深邃的油画，未加修饰的古代建筑，等等。路遥的中篇小说代表作《人生》同样有着广阔的背景和撞击人的情感的气势。小说把人生命运的乐章融会于社会历史的大音之中，具有浑厚凝重、雄健沉郁的审美意蕴。
被列为中国20世纪优秀长篇小说之一的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作家立志写出的“一部死后能当枕头”的大书。小说以陕西关中大地上一块沉积着丰厚民族文化内涵的白鹿原为特定时空，从文化视角切人，将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民族矛盾放到浓厚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民间、民族的宗法文化氛围中加以表现，显示了作家力图把已经被绝对化了的“阶级斗争”还原为文化冲突的努力。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它与以往传统历史小说的最大不同就是叙事立场和态度上的这种文化性和民间性。正是这种文化性和民间性，使《白鹿原》获得了“民族秘史”和“民族心灵史”的品格。而且，《白鹿原》以其宏伟的叶脉形网状式史诗结构，将纷繁的人物、复杂的事件、曲折的情节有机地编织在一起，显示出作家惊人而娴熟的驾驭长篇小说结构的能力。
贾平凹是陕西作家中创作数量最多、也最受争议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浮躁》是写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变革的作品。作家把现实变革放在一个大的农村文化场中去表现，对变革中的农村现实进行了全息的文化观照。《浮躁》以流贯商州的州河为纽带，描写了中国农民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为摆脱贫困、封建残余和自身旧意识的束缚所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心理的复杂矛盾和曲折斗争。作家站在时代、历史和文化的高度，整体性地表现了中国农业宗法文化氛围中的农村现实，使小说具有史诗性的艺术效果。诚如贾平凹自己所说：“《浮躁》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部描写商州生活的作品，我试图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在高层次的文化审视下概括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情绪，力图写出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
具有诗人兼史家气质的作家高建群，其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有着史诗般的建构，是一部黄土高原的生命冲动史诗和革命的史诗。这部小说正像高建群自己所说的，“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因为具有史诗性质，所以它力图尊重历史史实并使笔下脉络清晰。”③陕西青年作家红柯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把握上艺术功力老到，笔力纵横捭阖，诗意盎然，颇具史诗意味。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总以为女性作家大都创作视野狭窄，缺乏大手笔，难有大制作。尽管陕西当代女性文学远未形成大气候，女性作家人数不多，但是，在创作层次上，陕西的女性作家仍然出手不凡。叶广芩作为陕西当代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其创作的大气、力度和深刻，无不令人侧目而视。她的那些反映清末医学世家生活的小说，具有极大的内在艺术张力，堪称大家之作。其长篇小说《采桑子》描写的是清末皇族后裔在20世纪中的人生际遇，在较大的历史背景上展示了他们的命运归宿，小说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在散文创作方面，陕西当代作家的散文作品同样体现出博大的气象。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以饱满的激情歌颂大西北的创业者，着力挖掘他们身上所蕴涵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全方位展示了建国初期开发大西北的壮阔历史画面。贾平凹的散文作品几与小说等身。他在写作散文的同时，一直致力于散文理念的创新。他倡导的“大散文”理念，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他要“呼唤一种大的气象，使散文生动起来”④。他所创作的《老西安》、《西路上》等作品，内容丰厚，构架宏大，情感深沉。作家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高度，从多方面深入阐释了曾经在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古城西安的历史沿革和西行路上的文化变迁，笔触所至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等重大事件，而且涉及军事、文化等轶闻趣事，同时还涉及对于影响这样一个大的时段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变迁的民众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化交流共融的分析与扫描。陈忠实的散文作品大气而不俗，历史感强烈。他发表于2004年的《原下的日子》，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在这篇散文作品中，作家满怀深情地描绘了故乡的自然人文景观，笔力大开大阖，挥洒自如。曾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古道天机》等一同构成文学上的“大陕北三部曲”的高建群，近年来又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其中《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在2004年获得了中国散文随笔最高奖——首届郭沫若文学奖。高建群的散文作品，其内容触及中国西北部生活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交通、能源等许多方面，比如从历史文化和民族流变角度切人的《胡马北风大漠传》，从人与自然等角度创作的《穿越绝地》及以当代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惊鸿一瞥》、《西地平线》等散文专著，具有宏阔的文化视野和艺术审美空间，堪称中国大西北全景式的艺术画卷。
神秘的文本氛围：汉唐文化神秘色彩的当代折射
凡对陕西当代文学比较了解的人，都会对陕西作家作品中的神秘氛围感到好奇。的确，陕西作家似乎长于在作品中营造神秘氛围，陈忠实、贾平凹、红柯等作家的小说，都指涉到神秘意象，他们对神秘意象的运用，显然与汉唐文化中的神秘主义的深厚积淀有关。
我国汉代艺术在走向上明显地有两个极端：一是古拙，一是神秘。古拙体现在艺术造型的粗犷和不事修饰上，而神秘则体现在艺术变形和画像石、画像砖所描绘的神仙鬼界的画面中。汉代艺术题材中充斥的蛇身人首以及各种奇禽怪兽、赤兔金乌、狮虎猛龙、大象巨龟、猪头鱼尾……都有其深层的意蕴和神秘的象征，其中充满了幻想和巫术观念，包含了种种神秘的符号，带有极浓厚的主观愿望色彩。到了唐代，佛学渐盛，玄思成风，人们对人世间种种难以释怀的际遇往往会从宗教意识中寻求答案或解脱，神秘文化也就在人们的生活中有了一定的市场。
按理说，古代神秘文化的出现，是人们对不可知事物或现象的一种不得已的精神寄托。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对自然和人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化，过去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得到了科学解释，那么，为什么文学中还会出现神秘意象呢？在笔者看来，这并不奇怪。依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人对自然的认识是无穷尽的，包括人对自身的认识，也还没有穷尽，而且也不会穷尽。文学中的神秘意象是宽泛的不可言说的，它既可以指称某种现象，也可以是某种感觉和体验，既可以是一种文化、思想或精神，也可以是某种不证自明的超验性存在。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具有理性而又无法理解，语言无法表达的虚幻性，强调的都是不可知论和人的有限性。陕西当代作家善于思考生活和生命，他们对生命的感悟常常使他们陷入一种不可言说的玄思境地。这种感悟以神秘意象表现在作品中，是一种透彻、澄明、大悟之后的神秘。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朱先生、贾平凹《废都》中会说话的老牛等，无疑是作家们自觉在文化哲学层面上创造出的智慧出众的文学形象。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中的狼具有远比人类强悍的生命力，红柯的小说《美丽奴羊》中，人面对羊作出了深深的自责和忏悔。作家们在所塑造的形象身上赋予了未卜先知的超人智慧。小说《浮躁》中韩文举的“二犬对言”梦被七老汉破译为牢狱之灾，果然有雷大空、金狗被抓进监狱；小水担心着金狗的命运，跑到百神洞卜问吉凶，阴阳师竟借助“三老神”的一番表演，给了小水以满意的答复。另外，还有平浪宫里的种种图腾崇拜，和尚的谈玄讲空等等，都为小说笼罩上了神秘的气氛。当然，这些神秘意象在小说中还具有渲染气氛的作用。其实，贾平凹有不少小说，如《龙卷风》、《瘪家沟》、《太白山记》、《白朗》、《烟》等等，都是直接取材于民间传说。这些小说或写得亦真亦幻，或写得荒诞不经，作家的意图都是在展示神秘文化心态的深不可测，寄寓着高深玄奥的禅机或佛理。《白鹿原》中的白鹿在白鹿原上神出鬼没，像幽灵般飘荡，有时使人惊喜，有时使人疑惧，令人难以捉摸。《废都》中月夜城墙上频频传来的呜咽的埙声，给小说平添了诸多的生命与历史沧桑感。高建群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中描绘的女巫式人物萨丽哈颇具神秘色彩。作家在作品中以一个当代边防军人的口吻，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他曾与萨丽哈这个神秘人物，有过一次真切的接触，亲眼见“她还是那样年轻，漫长的岁月没有给她身上留下丝毫痕迹”，从而印证了许多年来草原上关于这个女人的传说。这样的描写，有一种魔幻色彩。小说通过萨丽哈传奇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身世，表现了一种苍凉的人世莫测的审美意味。
关于在小说中营造神秘意象，贾平凹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是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他说：“我就爱关注这些神秘异常现象……这也是一种文化，在传统文学中有不少这类现象存在着。”⑤陈忠实虽然未曾直接说到神秘意象的运用，但他这段话也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他的态度：“优秀、完美、成功的长篇小说主要是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的感知和自身才华、知识面的积累所决定的，取决于作家能否把这种体验表达成怎样的艺术形态和艺术追求。”⑥显然，陕西作家对神秘意象的运用，并不是刻意而为和故弄玄虚，而完全是他们的生命体验和艺术追求的自然结果。
朴实的艺术风貌：汉唐文化古拙风格的当代流变
陕西当代文学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朴实的艺术风貌，这种特点与汉唐文化的古拙风格极为相似。汉代艺术整体上给人一种古拙憨厚和稚气的感受，其中却充满着厚重的力量和旺盛的生命力。汉代的石雕外型粗糙、稚拙，汉代绘画的特点是画面雍实，铺天盖地，几乎不留空白，缺乏细节，少有修饰，显得厚重、粗实、笨拙。但恰恰是这些因素，突出了夸张的形体姿态和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使汉代艺术有一种丰满朴实的意境。陕西当代文学在艺术风格上对汉唐文化这种古拙风格的继承，表现出的是朴实无华，无论是在对三秦大地上风土人情的描绘方面，还是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语言特别是陕西方言的灵活运用上，都显示出作家们深厚的生活底蕴和驾轻就熟的艺术功力。以贾平凹为例，他在艺术上崇尚质朴自然，他所喜欢的是那些看似粗笨，实则意趣无穷的古文化。而他在写小说时所采用的近乎于古语的叙述语言，使他的小说具有极朴实的味道。贾平凹所使用的小说语言，句式中常见文言俚语，文白相间，以拙见巧，由这种语言形成的叙述语调，与古老的商州山地和作家的艺术追求和谐统一。在谈到自己对艺术风格的追求时，贾平凹这样说：“古尧的中国的味道如何写出，中国人的感受怎样表达出来，恐怕不仅是看作纯粹的形式的既定，诚然也是中国思维下的形式，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他们成功，直指大世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⑦
立足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也是陕西作家共同的艺术风格追求。如果说贾平凹的那些“商州系列”小说赞美的是淳朴的乡情民风，和盘托出的是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那么，路遥《平凡的世界》则是朴实民魂的颂歌。路遥笔下的农村青年形象，性格坚韧，情感丰富，朴实无华而又志存高远，小说中显现着民族精神的亮光。陈忠实小说的朴实风格，既体现在作家对于乡村和农民用自己赤诚的感情感受和体验那份古老深厚的生活，而且也体现在他对民间传说和民情风俗的描绘上。就民情风俗而言，在《白鹿原》中有大量的陕西风情的描绘，如大年正月初一白嘉轩一家过春节的场面：点蜡烛、燃香火、放鞭炮、拜祖宗、吃饺子等，十足的陕西地方风俗。小说中还有许多场面，如修复祠堂、祭祀祖宗、学堂读书、求神乞雨、迷信活动、婚丧嫁娶、娃娃满月等，均被作家铺染得色彩斑斓，趣味盎然，真实地展现了陕西关中地域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
陕西当代文学的朴实风格，可以从作家们的创作态度上得到印证。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是对文学的近乎于冥顽的痴迷情态，为此，他们付出的是全部心血或生命的代价。柳青在长安黄莆与农民同甘共苦14载，才有了《创业史》；路遥、贾平凹与陕北、陕南家乡情愫的难以割舍，才有了《平凡的世界》和《浮躁》；陈忠实埋头于乡村生活，才有了《白鹿原》，高建群的陕北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涯，催开了《最后一个匈奴》和《遥远的白房子》这两朵艺术之花……这些近似于笨拙的生活积累和创作情景的极端艰苦，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所以，柳青感言：“文学是愚人的事业。”陈忠实曾对陕西作家的创作有过这样的概括，他说：“陕西作家大都来自农村，他们生活坎坷，阅历丰厚，一旦与文学结缘，就能笔耕不辍，追求不止，矢志不移。他们几乎都是在大葱就蒸馍的生活状态下进行创作的。”⑧这样的概括应该说是符合作家们的实际的。
陕西当代文学的朴实风格，还可以从陕西作家的“土气”作风上得到说明。柳青当年在省作协的院子里，纯粹一个农民形象，路遥整日惦念的是陕北高原，贾平凹一说普通话就断了思维，结果还是以家乡话与天南海北的人交流，高建群念念不忘的是陕西面条和秦腔……陕西作家们的这种”土”相，与汉唐文化的古拙遗韵相融合，其艺术风格的朴实色彩也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陕西当代文学中所蕴涵的汉唐文化因子是明显的。当然，这种蕴涵和文化影响还远远不止文中所论述到的方面。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够无视这种影响的存在。
注释：
①⑤⑥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第160页，第140页，第194页，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②李泽厚：《美的历程》，第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③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后记》，作家出版社，1993年。
④贾平凹：《雪窗答问——与海外人士谈大散文》，《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贾平凹：《人极》，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⑧陈忠实：《文学依然神圣》，《陕西日报》1994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