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欣宇：公民教育在中国(中国青年报 2006-7-12)

公民教育在中国
2006-07-12
本报记者 周欣宇
艰难的出版过程
“哪位同学能告诉我，我们享有哪些权利？”江苏省江都市真武小学教师王勇，在课堂上提问。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刚刚还在抢着回答问题的学生们纷纷缩回举着的小手，茫然地看着老师。
这是一节“品德与社会”课，在座的是五年级的小学生。
这样的场面，王勇一点也没惊讶。“连很多家长和老师，都不具备起码的公民基础知识，何况孩子呢？”他叹着气说。
3年前，王勇参与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新公民读本》的编写，承担了其中四个章节的初稿写作。现在，他经常在课堂上有意识地把读本中的一些内容，融入品德课的教学中。
今年6月，这套由著名学者杨东平主编，数十名小学一线教师和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新公民读本》（小学卷），终于在几易其稿之后正式出版。它被称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针对中小学生的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读本”。
“为中小学生编写一套深入浅出的公民读本，将公民教育引入中小学课堂，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新公民读本》的策划人、北京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中心主任周雁翎在《编者的话》中写道。
尽管过程艰难，但这个“梦想”的前半部分上个月已变成现实。
周雁翎依次打开小学卷四本书的封面，向记者指点着目录，从第一本第一章的《认识你自己》，一个标题一个标题地念下去，一直念到第四本最后一课《与自然和谐相处》，满意和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他介绍，《新公民读本》试图突破和超越传统的德育教材和政治教材，突出人类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内容包括公民道德、公民价值观、公民知识和公民参与技能四个方面的内容。
为了从一线教师中培养作者，从2003年开始，北大出版社就组织专家对江苏和浙江的一些优秀中小学教师进行多次培训。前后接受培训的人员不下百人。因为任务相对比较“敏感”，最后愿意参加编写工作的不到10人。
到2004年年底，初稿终于完成，但并不十分理想。2005年年初，又有一批来自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及自然科学领域的中青年学者，重新组成编写班子，对全部初稿进行了改写或重写。
“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区域’的‘度’的把握，始终让我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周雁翎说。
他把包括自己在内的编写组成员称为“一群理想主义者”。这套历时3年多、上百人参与编写的“读本”，首印只有5000册。至于“梦想”的另一半——“将公民教育引入中小学课堂”何时能够实现，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尽管在中国规模巨大的教材和图书市场上，这套书的出版可能算不上什么大事，”《新公民读本》的主编杨东平说，“但在社会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足迹，将为历史留下重要的一笔。”
杨东平坦言，尽管近几年来，国内德育界已有不少关于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但至今公民教育仍未完全“合法化”，“就像10年前，通识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一样，非常敏感。”因此大规模正式进入学校的课堂教学，在现阶段还为时尚早。
周雁翎的思路是，这套书可以作为“校本教材”先行进入部分学校。依据正在推行的新课程改革的设计，学校可以自行安排16％的学时用于校本课程的教学。
读本的执行主编王雄是江苏省扬州中学的一名历史教师。多年的一线教学实践，使他深知对许多学校的领导来说，公民教育仍然是个令人心存疑虑的话题，可以从理论上研究，但还不能真正引入课堂。此外，即使作为校本教材，由于现在学校实行“一费制”的限制，也存在没有资金来源的问题。
据悉，江苏省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教授，曾表示有意将新公民教育纳入他主持的新教育实验中。他是第一个公开表示要在他领导的实验学校使用《新公民读本》的政府官员。
“是不是能顺利地进入教学实践，9月份开学后就可以见分晓。”杨东平说。     接续历史传统
中国的公民教育，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
据周雁翎考证，上海群益书社1913年翻译出版的《美国公民学》，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公民读本。此后，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熊子容主编的《公民教育》，成为中国自己编写的最早的公民课教材。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教育实践中，中国曾长期开设过公民教育课程。
据著名学者丁东先生介绍，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党义”、“三民主义”等课程靠政治权力进入学校，要取代公民教育，但在实际教育当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一是当时此类课程的课时很少，二是教员并不认同。特别是在大学里，许多“党义课”的教员一到课堂上，首先说的一句话就是：“兄弟的课是奉送的。”
丁东介绍，早年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公民教科书，除了后来加进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外，关于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大体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公民教育体系中，并非“党义”至上。譬如对政府的认识，其中一章是“政府之弊端及险象”，主要讲对政府之弊端需保持警惕。这也是公民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公民教育，一直持续到1948年。其后从课程体系中逐步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教育。“‘公民’变成了‘人民’，其实这两个词并非相同的概念。当然，从‘公民课’到‘政治课’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转换。”周雁翎说。
杨东平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恢复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话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被提起。根据中央指示，上海的初中曾在80年代后期一度开设过公民课，但很快便中断了。
他认为，“公民教育”不能等同于“政治教育”。“公民教育是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为基础，传播人类主流文明中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
周雁翎的观点是，市场经济孕育了公民意识，这种意识就是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价值和理性追求。而正在加速转型的中国社会，需要一大批能有效行使权利，并拥有社会事务参与技能的“政治人”，这正是公民教育的意义所在。
然而在现实中这条路似乎并不轻松。扬州中学历史教师王雄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高一的历史课上，他曾向学生提问，什么是自由？一位学生脱口而出：“自由是是贬义词，意思是自由散漫！”这也是全班学生的唯一答案。     公民教育教什么
翻开读本，小学D卷“政府为什么要收税”一课，在第一节“取之于民”中，通过孩子们探讨政府收入来源的情境案例，说明政府收入的来源主要是税收。随后，呈现了政府公共支出的内容：发展教育事业，建设公共卫生设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巩固国防等。
在接下来的“纳税人的权利”一节中，则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即加拿大政府向其国民公布每一元税收的使用情况，告诉读者纳税人所拥有的监督政府使用税收的权利。最后，还通过轰动全国的“审计风暴”的故事，传达了政府支出应该依法受到监督的理念。
“了解这部分内容，有助于公民告别传统的臣民心态。”周雁翎说。
在小学C卷“新闻舆论的力量”这一课中，举了非典时期一些新闻媒体及时报道疫情发展状况和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媒体监督的案例，说明现代媒体的功能和力量。接着，在“自由而负责的新闻媒体”一节中，阐释了“公众拥有知情权……新闻媒体要勇于排除各种干扰，坚持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原则。”最后还讲了“水门事件”的故事。
在小学D卷“走进法院”这一课中，设立了“独立审判和公正审判”一节，向孩子们呈现了“公正审判权”的重要性。
漫画上的一个人说：“领导发话了，就这么判吧！”另一个说：“这些钱您收下吧，审判时多照顾！”接着，列举了“公正审判”的主要原则，包括：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无罪推定；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辩护和帮助的权利；禁止通过拷问和酷刑取证等。
“除了这些具有普适性的权利观念，读本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主张让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立‘普通’之志，做快快乐乐的‘凡人’，在生活中培养良好的心智和健全的人格。”读本编写者之一王勇说。
“传统德育、政治教育培养的目标是高标准的道德新人，它要求学生追求崇高的、完美的道德。”杨东平说，“因其远远脱离实际，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就像‘一壶烧不开的水’，使教育陷入困境。”
江苏省扬州市教研室研究员陈萍曾担任过9年品德课教师。在教学中，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孩子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往往采取两种极端态度：要么放弃，要么反应激烈，唯独不会运用智慧理性地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恰恰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前中小学公民教育的缺失。”
王勇以他编写的“做有志向的孩子”一课来实施改革。在传统的德育、政治教材中，从“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到学习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祖国、为人民奋斗终身，都是立志篇的主题。而他并没有沿用这种惯常的思路。
“我们要表达的是，志向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特长来确立的，它不在乎大小，只要符合社会需要，都值得尊重。”在这一课中，他讲述了一个叫美宝的孩子立志成为美发师，并最终实现理想的故事。     仅仅迈出了第一步
尽管读本一经面世，立刻在知识界赢得不小的反响和赞誉，但在杨东平看来，编出教材只是第一步，公民教育也不能仅靠在课堂上讲讲就行，更重要的是要让它进入公民生活，把公民教育与学校生活、班级生活联系起来。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公民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杨东平介绍，在国外，小学一般开有社会课，中学阶段开公民课。公民教育通常有两个方向，一是学校教育，一是社会教育。
现代意义的公民教育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美国的公民教育也有百十年的历史。其主要采取实践活动的形式，社区义工、模拟法庭、辩论、选举、组成学生组织参与学校管理，等等。
比如，为了教育青少年认识政治知情权的重要性和选举的义务性，美国有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美国孩子选举”。这是一个面向基层的组织，它与社区和学校相配合，大选当天，通过正式投票点为未到选举年龄的青少年提供模拟投票经验，以提高学生的公民参与意识。据称，2000年的总统选举日，共有150多万名学生在家长或教师的陪同下走向投票点去模拟投票。
今年6月中旬，王雄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两岸四地公民教育研讨会”。会议期间，令他感受最深的是香港有着数以万计的社团组织，无论是在会场，还是在街道以及地铁站都能看到这些社团的义工活动的身影。
周雁翎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香港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之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上，有个官员在回答与会者提问时打官腔，马上就有人指出：“你不可以这样说话，因为我们是纳税人。”官员当场道歉。
“如何在目前的情况下，培育公民教育的土壤？”杨东平坦言，“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很漫长。”
好在，杨东平们并不孤单。
2003年，郑州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官方性质的公民教育研究中心。从2005年7月开始，教育部与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开展了“公民教育实践活动”项目的合作，北京、上海、江苏和云南4省市的部分学校参加了这个项目。
“我们无非是撒播一些政治文明的种子，做一些启蒙，培养一些生长点，真正的民主习惯要在民主生活中才能养成。”杨东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