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四邪”

出版“四邪”
作者：邢东田
出版“四邪”
近年来，出版质量每况愈下。除责编的责任外，另有“四邪”（邪门歪道）也应关注。所谓“四邪”：一曰外行率而操觚；二曰明星胜者通吃；三曰出书傍大官；四曰评奖拆烂污。
外行率而操觚
目前图书出版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外行率而操觚。只要选题好（所谓“好”，一是能赚钱，二是能评奖；鱼与熊掌兼得，当然更“好”），不管是否具备相应能力，是否属于自己出书范围，就一窝蜂大上快上。在这种“大跃进”式的紧迫形势之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些学人仓促上阵，匆忙应战，以至用非所长，跨专业跨领域率而操觚。直到把该选题搞臭了算。
比如有着严重质量问题的《××××传全译》（儒经），译注者虽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大学教授，但此前对儒经并无任何研究，所以该书才会出现不应出现的底本不当和体例不一等问题。作者承认：“本人经学功底薄弱，尤其于《××××传》所知甚少，贸然应允承担此书译注任务，做起来颇有举鼎绝膑之感。……历时整整半年，草稿始就，仓促交卷，其中疏误之处，定然不少。”——这位作者虽然没有把事情做好，但还是君子，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并非专业和有所不足。相比之下，我们对有些人就不敢恭维了。
可能有人会说，这部五十万字的“全译”，半年时间足够。笔者以为，如果长期从事该项研究，厚积薄发，或许三个月就写出来了，而且质量有保证。若是从未接触或只是一般性了解，只有利用他人成果；不然的话，对《××××传》这样文字古奥的典籍进行译注，数年也未必完得成。在此，我们可以清人注经作参照。比如可以称为传世之作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五万字）和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四十二万字），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完成，都经过了二十年多，而这还不包括著者自幼读经长期积累专业知识的时间在内。可谓皓首穷经！当然，时代不同，起点不同，手段也相差甚巨，古今不宜简单类比；而这二十多年也并非只著这一本书。但说话回来，就算是江山更有才子出，世上今人胜古人，当代学者个个才高八斗、人人学富五车，又特别能打歼灭战，在完成时间上也不应如此大相径庭罢。
利用他人成果进行综合，当然可以算作一个成绩（比如科普）。但是，自己缺乏深入了解或研究，急就之下，难免出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生产了文化垃圾，最终害人害己。
明星胜者通吃
当今是广告与明星时代，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在电视屏幕上翻滚跳跃，使人目不暇接，以为他们信誓旦旦作了保证的就一定是优质产品。出版界不甘落后，学术明星自然就成为其想方设法拉拢的金字招牌。而时下有些学者还真是特别喜好做主编、编委等，不管什么项目，也不管自己懂得多少，只要能出名就敢上，唬得外行晕头转向，而内行并不认可，甚至嗤之以鼻。
笔者发现，担任某一丛书编委的一些著名学者，同时又是其他若干丛书与学术刊物的编委、指导、顾问、主任和主编等。毫无疑问，他们在某些学术领域中成绩卓著，硕果累累，但是不是就在各个领域中都是专家？什么都懂？从该丛书对编委成果的介绍来看，他们多为从事某一研究的专家，对其他领域似乎没有什么专门研究。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足够时间，确定那么多选题、指导那么多的书刊、顾问那么多家出版单位、主编那么多的丛书，与此同时还要从事自己的课题研究？或许我们真地遇见了会分身法的孙行者！
名人效应，胜者通吃，其结果可想而知。一旦出了问题，都推给出版社、作者或印刷厂甚至“挑剔”的读者，能说得过去吗？
据笔者了解，有些编委只是挂名，可能连报酬都没有，不过“友情出场”而已。但是，只要挂名，就有责任，因为许多读者购买这些图书正是冲着明星的学术名气而来的；而出版社请您出场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多卖书。出了严重质量问题，为其做担保的学术明星能没有责任吗？他们至少在客观上起了粉饰与推销假冒伪劣的不良作用。
学术明星要爱护自己的名誉，一旦被人拖入尴尬境地，笔者亦为之心痛。当然，有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明星，甚至专业ABC都不懂，却非要附庸风雅，不幸被人拿下，就只好另当别论了。
出书傍大官
出书原本是学者与出版社的事，与官员无关。但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出版者千方百计拉官员“入伙”，而有些官员也以此为荣，千方百计往学术上靠。由于傍上了官员，其危害也就来了，批评者往往闻“官”却步，致使可能出现的错误难以纠正。更糟糕的是，以前往里搀和的官员还多是内行，毕竟曾经作过研究，不至于出大纰漏；近年的趋势是冒充内行者日增，娄子越来越多。
前不久曝光的《××经浅释》，不仅胡编乱造，肆意歪曲经典，而且涉嫌传播巫术文化，竟被某大学作为传统文化和人文素质教育选修课。八年间选修该课学生有八千人之多，甚至获了奖立了项，并在一些主流媒体上大肆宣传，说要“在全国高校推广”。究其原因，就是得到了外行“官”的支持，知情的内行专家或不敢说话，或顺着“官”说，或媚着“官”说，于是越走越偏，以致闹出大笑话。最后还是港台学者出面找到某报记者，才将真相披露于世，制止了这场闹剧。
“傍大官”的另一绝，就是在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规格最高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举行首发式，并延请官员出面捧场。比如颇有争议的《××××××词典》，首发式除了那位级别特别高的词典“首席顾问”外，还邀请了一系列官员出席。学者也有一些，但都按担任行政级别高低排在官员之后，且无“官职”者皆不书名。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作为内行的学者在唱主角，还是外行或即使内行却没有做多少具体工作的官员唱主角？到底是官员为学术服务，还是学术为官员服务？人民大会堂是全中国人民共商国是的地方，莫非您这部词典就是“国是”？而人民大会堂的管理者把国家议政场所出租给出版社，其依据何在？这算不算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与滥用？
所谓“出书傍大官”，就是捞取行政资源作“保护伞”。前几年热播《水浒传》电视连续剧，翻出一句宋代俚语，叫作“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大家耳熟能详。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叫作“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行在”是皇帝巡幸所在，“守定行在卖酒醋”无非是说经商要“傍大官”，走钟南捷径。当前中国，虽说已是市场经济，却千年余毒阴魂不散。可悲！
评奖拆烂污
拉名人、傍大官之外，图书评奖也是出版社争取效益的一个重要手段。为获奖而专门制作所谓精品，在出版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样的精品，无异于“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抛开政治因素，样板戏堪称精品，而时下的获奖图书却时有笑柄。
据介绍，某丛书荣获“××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然而，笔者手头就有一部该丛书的《××××全译》，在只阅读了文言原文和部分译文、注释的情况下，已经发现差错四十余处。不知道这个奖是怎么评上的，或许当时评奖另有标准，未获奖图书差错率更高？
国家设立各种奖项，初衷当然是不错的，但在缺乏有效监督尤其是广大读者参与的情况下，难免把经念歪。前两年，笔者在翻阅另一家著名大学出版社的一套获国家图书奖的新印古籍时，发现有重大差错。笔者负责任地将问题所在通过电子邮件反映给该出版社，但至今已经两年多过去，该出版社不但没有向读者表示任何歉意（也没有给笔者任何答复），反而仍在利用获奖为该书大作广告。
笔者发现，该书评奖时间仅比出书时间晚几个月。这么短的时间，简直就是从印厂直接送到评奖台的。有多少差错，合不合格，读者反映如何，都搞不清楚，凭什么评奖？这种情况下，只好全靠评委了。但是，评委靠得住吗？
按说，评委应当认真通读参加评奖的图书，然后才能进行投票。然而，据了解，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比如，上述获奖图书中的重大差错，是任何一个外行只要仔细都可以发现的，评委稍微认真一点就不会漏过。——如果评委根本就没有时间通读或只是大致翻阅（所谓抽查），就根据出版社的自我介绍（常常是夸大其词的自我吹嘘），以及图书的外观包装，还有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的一些因素进行评奖。那么，这种评奖还有什么意义，广大读者又如何能相信各类奖项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出版广角》邢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