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豫：“美式恐怖”我也能顶住

李道豫：“美式恐怖”我也能顶住
 
2009年08月11日09:52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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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豫简历
李道豫，1932年生，安徽合肥市人。194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国际司科员、副处长、国际司处长、国际司副司长、国际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1983年1月至1984年11月，任我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1990年6月至1993年3月，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1993年4月至1998年2月，出任驻美国大使。1998年3月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为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会长。
“我是1993年到美国出任大使的。那年3月，上台不久的克林顿正式宣布，给中国一年时间在五项条件上做出重大让步，如有明显改变，那么第二年可以继续给予最惠国待遇。如果没有，就要在一年限期后取消最惠国待遇。这下就把中美关系弄得非常紧张。4月，我到华盛顿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当时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这初次会面的礼节性会见中，他就用威胁性的口吻说：‘你看这钟在嘀嗒地响，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走近一年的限期，要是中国再不做让步，美国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就没有了’。”
克里斯托弗没有想到的是，眼前这位中国新大使并没有被他唬住。“我当时想，究竟谁失败还不一定呢，钟在嘀嗒响，时间对你也在逼近。”77岁的李道豫手握印有“沪江大学”校庆纪念杯,喝着水侃侃而谈。
传来一系列坏消息
那年夏天，又发生了“银河号”事件。“银河号”是我国一条驶往中东的货运轮船，美国情报机关根据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情报认定，这条船上装运了一种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违了美国的“禁”。美国军舰受命出动，尾随“银河号”，一定要上船检查。
“这就很过分了，我们是主权国家，他们怎么能随便上船检查呢。但中国还是做了妥善处理，就是把船停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港口，在沙特阿拉伯的见证下，由中美双方代表上船查看货物。检查结果并没有他们所谓的‘违禁品’。美国的情报机构大丢其脸，他们板着脸走了。整件事结果变成一场闹剧，但这还是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冷’。”接下来，美国政府又攻击我国卖武器给巴基斯坦，对我国进行种种制裁，包括默许个别议员扰乱北京申办2004年奥运会。
“所以我就在这一系列的坏消息下，受命发展中美关系。那个时期非常动荡，跟现在的中美关系真是不能比。”
李道豫忽然想起什么，提高了调门：“我是地下党员你知道吗？我是1948年在南洋模范中学入党的，所以我有地下党的韧性，我在白色恐怖下都能生存，能工作，在‘美式恐怖’下当然也是能顶住的。”他仰头一笑。
一个转机出现了
8月底的时候，一个转机出现了。“当时的总统安全顾问安特霍尼·雷克约见我，很郑重其事地告知，新政府上台8个多月，美国对对华政策进行了重新审议，已有新的结论了，就是实行‘policy of engagement’。engagement有很多含义，有好意的有敌意的，坏的如打仗、交火，好的还包括订婚呢，不过美国的意思肯定不是‘订婚’。那我们只能翻译成中性的，就是‘接触政策’。实际上就是在强硬施压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关系，两者同时进行。”
那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将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克林顿提出，会议期间要和江泽民主席进行双边会见。“我立刻把消息向国内传去，得到接受邀请的回答。”
“在1989年后西方联手制裁我国、中美双方已经断绝官方来往的情况下，江主席到了西雅图。途经旧金山时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美国报纸对江主席一行的访问给予相当规模的报道。在双方进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我们把基本的政策和底线向他们讲得很清楚。特别是江主席指出我们两个大国应该考虑，把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当时是1993年11月，我们已经想到了21世纪了。此论一出，美国舆论纷纷议论说，美国总统哪想得到7年以后，美国总统的眼光只有任期的4年和再一个任期的4年，虽然也‘碰’到了2000年的边，但他可不会想2000年以后的事情。但后来美国人悟到了，把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特别是‘9·11’事件后全球反恐的需要，以及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美国在全球事务的各个方面都越来越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他们后来也积极思考这个问题，获得很大的启示。”
美对华政策两面性
那时,中美关系虽然较之以往总算有所回暖。但克林顿“一年限期”的声音犹在耳，要不要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还是个问题。
“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我国发展势头非常猛，中美贸易增长速度很快、前景很好，所以美国工商界都绝不能接受中美贸易可能受到的损害。他们转而对美国政府施压，做大量的游说工作。这时候美国政府内部就分化了。有一批搞经济的部长，极力主张要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反对的人越来越少。”
“很多美国朋友来游说我，要我们多少做点让步，递个梯子让他们下来。但这些让步都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根本主权和内政，对我们来说代价也太大了。我记得美国新闻总署的署长找我私下聊天，问我担心不担心那个限期，我严肃地对他说：‘署长先生，我不担心，现在发愁的倒是美国政府。’我为什么不担心？因为一个对美国不利的政策是绝对要垮台的！钟表还在嘀嗒响，不过这‘定时炸弹’是在你这儿了，不是在我这儿了！”
“前总统卡特特地来我的官邸找我。他说‘已经快到5月了，你们是否还能再做一次努力?我希望你们能解决一些问题’。我报告北京后答复他，我们答应多少做一些枝节性的缓和的行动,但已经没有什么可让步的了，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全做了。卡特了解后对我讲，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建议克林顿总统给你们最惠国待遇。”
“这时我已经基本断定，克林顿一定扛不住了。果然，到了一年限期，克林顿自己承认了失败，他说这一年来中国基本没做出让步，但美国用最惠国待遇这个杠杆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它的作用已经穷尽了。”
“应该讲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是稳定的。我们很重视中美关系，我国的政策是为发展谋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建立平等互利健康的关系，而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有“两面”，一面是要打交道、要接触，现在越来越发展到合作和借助于中国，另一方面他们防范我们，军事上施加压力，打台湾牌，卖武器给台湾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次金融海啸以来更大大突出了合作的诉求，居然有学者提出‘美中共治’，这是我在美国期间不可想象的。我们既要防备被人家打压，棒杀，也要防备被别人捧杀。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并没有消除，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本报记者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