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教育沉疴待治

2006年7月9日 大公報
要辦教育，無錢不行。要辦優質教育就更需投入巨大經費。可是，歐洲近年經濟力量江河日下，阮囊羞澀，加上制度保守，令歐洲的教育系統已淪為第三世界水平。而更糟的是，它們缺乏改革的動力。這便落入了惡性循環：沒有人才，經濟更難振興。
意大利羅馬薩皮恩扎大學是歐洲最大的大學，有學生十五萬人，但要在馬戲團的帳篷裡上課，因為大學沒有錢修補破損的課室。過去，若有傑出研究結果，隨時登上報章頭條，但現在的新聞可能往往是教授涉嫌出賣成績等級換取性服務的新鮮醜聞。
但擁有教育及心理學碩士學位的庫林加要操心的是另一回事。她說：「似乎我們當中可以受聘的人太少了，我們也許可以乾脆不上大學。」她二十七歲，現在靠當保姆維生，時薪六歐元。
薩皮恩扎的生活就是這樣的了。假如你認為那只是個別偏差例子，那麼請到柏林的呂特利中學看看吧，那裡頹敗的遠不只是牆壁。這所學校位處柏林最窮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社區，多達百分之八十三的學生的母語都不是德語。而這所惡名昭彰的五年制高小學校，只是眾多為接受職業教育作準備的無藥可救的小學之一。低下階層出身的孩子小至十歲就被送來這裡，學生都不敢奢望找到工作，或者獲得主流社會的入場票。曾在這兒做校長的皮克說，去年，這兒沒有一名畢業生找到工作，連一個訓練的職位都找不到。今年三月，學校老師聯署了一份一致通過的聲明，要求把學校解散。他們寫道：「我們已毫無辦法了。把學生集中（到一間他們）沒有前景的學校去，這是什麼道理？」
年輕一代找不到希望
儘管在地理位置、層級和種族方面有差別，但薩皮恩扎和呂特利同樣提供了一個可一窺歐洲失敗的教育狀況的窗口。歐洲令他們的年輕一代找不到希望。世界正迅速轉變，經濟從以勞動和工業為基礎，變成由知識和創新為本，但歐洲跟不上這步伐。事實上，有些地方更可能已陷入了無法正常運作的境況。眾所周知，歐洲那些經費不足而且過度官僚化的大學，培育出來的學生中，大都只擁有過時的技能，這對歐洲的繁榮可構成顯而易見的威脅。而且，較少人知道的是，儘管很多歐洲國家都在談論要社會平等，事實上卻排除部分人的教育機會和就業發展。如果把智力資源浪費掉是一件可怖的事，那麼我們可以從薩皮恩扎大學和呂特利中學得到什麼教訓？
位於英國倫敦的歐洲改革中心年初發表了一份嚴厲的報告。報告的撰寫人得出的結論是：歐洲高等教育染上了「嚴重的疾病」。他們說，當地最好的大學，大部分都「明顯處於二流水平」，「學術人才的流失」令這情況更惡化。今年二月，聯合國人權專員比利亞洛沃斯視察了德國的大學後，嚴厲批評德國把外來移民們困在無藥可救的三流學校。他其實可以給法國、西班牙或荷蘭下相同的結論，因為這些地方的所謂黑學校，亦成了貧困、學習成績欠佳和暴力的同義詞。
學生普遍畢業即失業
歐洲教育的疾病，不獨是無法令到學生日後成為更精幹的從業員，亦不僅僅是要在全球市場保持與外國競爭者競爭的能力。相反地，它是有關維護歐洲的社會結構。沒有充滿生氣、知識灌輸的經濟，現代歐洲福利國家整個基礎便會崩潰。已經有很多學校和大學畢業生，包括本土學生和移民學生，直接被納入失業救濟金領取者名單，這項爆炸性開支，威脅到歐洲的財赤，進一步拖累經濟。今個春季，害怕找不到工作的法國大學生，便掀起了一場革命，全國各地學生舉行示威抗議，令勞工市場改革陷入癱瘓，但或者這場改革其實是復興歐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示威活動震動整個法國。
這個問題再加上歐洲移民人口的增長，長期存在的移民無法融入主流社會及失業情況普遍，決定了法國要面對一整個夏天的騷亂。巴黎市郊的移民區便一再爆發暴動，如果不能為青年人提供提升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機會及掌握就業技巧，歐洲便要付出另一次代價。
教育投入不及美一半
數字講出了部分故事。根據二零零五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美國與日本在所有三級教育：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的表現上，全都明顯地超越歐洲。單是大學教育，美國政府便投入了相等於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二點六的經費，而德國，意大利和法國僅是百分之一點一。去年甚至土耳其對大學的經費投入也超過了德、意、法三國。上海交通大學近期匯編的全球最佳研究院排名，歐洲學院只有九間列入首五十位，且大部分是英國的學院。歐洲就職年齡人口少於四分之一擁有大學程度學位，相對美國有三成八，日本有三成六。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其他機構的研究結果一再顯示，歐洲高中學校的表現停滯不前，甚至退步了。其中以推動歐洲經濟的三大強國問題最為嚴重。德國是其中一個例子：德國曾有優良的培訓和教育，但現在其學生的數學和閱讀能力，在三十個經合組織國家之中，排名二十；至於大專畢業人數，更只排第二十三名。
教育制度已不合時宜
問題的核心在於不合時宜的教育制度。在法國和德國，官僚的政府部門巨細無遺地管控學校的課程、預算案和人事。奧地利、比利時、德國和荷蘭保留了十九世紀的教學制度：學童由十歲開始，便給分流到不同程度的學校唸書，這只能限制了學生的未來發展。在較早期的階段，像德國的主要學校，只提供初步的教育。這種封建制度的遺風對工業社會來說還算適合，因工業社會需要的是大量普通的工人，而非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現今的世界已全球化，講求靈活性，如此一成不變的等級制度就很不合時宜。
而且，這種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德國約三分之二的土耳其裔學童，在四年級之後便被轉到主幹中學或弱能人士學校就讀，甚至輟學。所謂主幹中學，是所有學校中認證標準最低的。
難怪移民學生佔整體學生的比例即使上升至兩成七，但職業先修學校移民學生的比例卻由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九點四，下降至二○○四年的百分之五點六。到二○二○年，德國等國的學生，預計有三分之一是移民，如各國當局不立即著手教育改革，社會和經濟便會面對計時炸彈。
公司找不到合格員工
歐洲在人才、時間和資源上浪費的程度叫人吃驚。德國主幹中學的退學率平均達一成，意大利大學的情況更駭人，比率高達六成。這些青少年很多都直接投入到國家的福利網。德國聯邦勞工局便有九十六萬名未滿二十五歲的「客戶」，在再培訓課程方面耗用了六十億歐元。這類課程教授青少年最基本的技能，例如簡單的數學和電腦文書處理。儘管有四百五十萬人報稱失業，不少公司仍抱怨找不到技術員工，不僅是工程師和專家，就連一般社交和學習能力良好的畢業生也難找。
德國勞工局局長弗蘭克．魏澤說，這樣的教育制度令他們要幫助許多「連受訓也未具備適合條件的人」。
像韓國等有投資於教育令大學畢業生人數大增的國家，它們的經濟增長通常都會提升，失業率都有所降低。慕尼黑伊福經濟研究所(IFO Institue)的教育經濟學家于爾根．韋斯曼說，現今的德國人每接受多一年教育，其薪金和生產力平均就能提高百分之八。據估計，教育問題令德國的經濟增長減慢了百分之零點九。
種族隔離的教育政策
你可能會以為，既然如此，教育投資和全面教育改革便會順理成章，其實不然：意識形態和鴕鳥政策令改革裹足不前。以大學為例，歐洲許多大學都在為錢愁。政府不撥款資助大學，社會又奉行平等主義，以致學院不能收取高學費。英國首相貝理雅打算調高大學學費，便引來反對派保守黨和他自己的工黨都齊聲反對，政府最終只能把每年學費上限上調至三千英鎊，仍是相當不足。柏林洪堡大學經濟學教授米夏埃爾．布爾達說：「很荒謬，政府不再撥款，但同時我們又禁止大學自行籌款。」
德國大學單是爭取把學費加至五百歐元，也先要經過逾十年的爭議和訴訟，「教改」步伐之慢可見一斑。而且，憑這個數目，德國一般大學所得的總學費不會超過一千六百萬歐元。時至今日，有關教育的辯論仍是充斥著謬論歪理。政客們矢談國家要有「精英」大學，但又要反對大學嚴格收生。上文提到的呂特利中學事件曝光後，政客們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如給予主幹中學的老師獎金和立法把「拒絕（讓其他族群）融入」列為罪行，但明顯得有如房間裡有隻大象的最主要問題，卻偏偏不肯正視，那就是：德國教育的種族隔離政策既無效又殘酷。
事實上，教育當局經常蓄意迴避此類問題。
法國利用自己的計算方法去駁斥經合組織對其貧富住區學校學生成績差距的評估，其實法國的「平均主義」理想令根據種族背景來研究學生被列為非法。意大利是少數幾個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測試和評估制度的國家之一，因此完全無從評比學校之間的表現。在德國，自從一九七○年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德國學生表現較預期差之後，德國教育部門二十五年來一直阻撓學校參與國際性的測試。即使今時今日，官員們仍然不准研究人員接觸最新評比數據，擔心他們會點名批評表現欠佳的學校。
芬蘭教育改革成效大
但亦有態度完全不同的國家。被經合組織評為擁有全球最優秀教育制度的芬蘭在六○年代亦曾面對同樣問題。它的學生在國際性的測試中，成績只達到經合組織訂定的平均標準。自此之後，芬蘭把官僚手中的決策權下放給學校，政府只負責為學生應達到的水平定出標準。教育當局負責監察學校和教師質素，並且不時改進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把學生分流成不同程度的舊制度被放棄了，現在，芬蘭的十五歲學生不但在一系列的技能上名列前茅，在成就方面亦是最不受到社會階級背景影響的，而這正是英才教育的一個重要測量計。難怪芬蘭今日成為一個高增長，低失業率的科技強國了。
同芬蘭一樣，一些北歐國家亦擁有全球最優秀的教育制度。英國最高學府無疑是世界一流的，但在其他國家，改革卻一直是零碎片面和不情不願的。挪威在二○○○年放寬對學校的規管，給予學校更大自主權去作出自己的決定。法國對表現差劣的學校增加撥款，近期有關移民在學校的表現的調查展示了實事求是的作風，才會衍生出波爾多教授費盧齊於二○○五年發表的法國學校出現「學業成績種族隔離現象」的驚人報告。
當教育關係到經濟時，企業亦給教育系統施加了壓力。它們發現近年歐洲的大學畢業生愈來愈不濟後，都自己設法去改善情況，解決勞工短缺問題。例如舉辦「周末學校」培訓移民學生。這種企業與學校結盟的在美國已非新鮮事，但在歐洲一直不存在。現在情況改變了，儘管改變來得很慢又不徹底。(字數 4026 取材自《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