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传统中国社会中知识、权力、财富的循环

作者：陈伟   目前阅读43人次
——戏曲《珍珠塔》故事的政治社会学解读
内容提要：戏曲《珍珠塔》的故事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知识、权力、财富的循环的现象，给我们至少四点启示：（1）、嫌贫爱富：传统中国社会繁盛的动力源泉；（2）、贵义轻利：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的批判倾向；（3）、知识、权力、财富的循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平衡机制；（4）、知识的变质：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天不足。
关键词： 珍珠塔  传统中国 知识  权力  财富
戏曲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独特的说唱艺术方式，讲述某个故事，以表达某个道理。传统戏曲的功能，不仅表现在艺术创造与精神追求层面，还表现在它的社会教化功能；特别是在现代大众传媒问世以前，戏曲更是以其独特的优势，承担着某种文化传承和道德教育的任务。尤其是对民间百姓来说，纵然一字不认，也能通过戏曲获得某种启迪，因为传统的戏曲故事，与现代戏剧不一样，总是要说明一个做人处事的道理。而人们对戏曲故事的设计，也体现了时人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
本文试图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对戏曲《珍珠塔》 的故事进行读解，旨在通过这一读解，揭示传统中国社会中知识、权力、财富的循环的现象，进而分析其功能与影响。因此本文不考虑戏曲本身的艺术层面的问题，而只涉及戏曲的内容，也就是故事情节。
一、《珍珠塔》故事梗概
《珍珠塔》的故事，或有多种版本，不同的艺术家进行演绎，也会进行适当的改造。但就主要情节来说，都大体相仿。下面的故事梗概，参照的是话本小说《珍珠塔》 、小王彬彬与袁梦娅主演的锡剧《珍珠塔》、潘佩琼与李桂英主演的锡剧《珍珠塔》及周东亮与董云华主演的新版锡剧《珍珠塔》。
故事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十八年间，冬月十八，襄阳府襄阳县御史府第，红灯高照，鼓乐齐鸣，告老还乡在家的西台御史陈琏（号培德），正值五十寿辰。河南开封府祥符人氏方卿，奉母之命来姑母处借钱，以备读书科考之费。方卿一路辛苦，赶到陈府时已经衣衫褴褛。这位方卿，本是宰相之孙，吏部天官之子，方家只因遭奸臣陷害，家道败落。出于礼节需要，姑父陈御史有意让方卿沐浴更衣，备齐寿礼，高跨骏马，从大门进入。于是，方卿便先去后堂见姑。豪华的兰云堂内，姑母方朵花正在向几位官太太夸耀方家在政治上的显赫和经济上的富有，她把嫁妆希世珍宝珍珠塔拿出来供大家欣赏，还盛赞侄儿小方卿，皇帝夸他是文曲星，说他做三交的时候，皇帝送来百岁锁，大墙门里抬不进；正宫娘娘送来的金链条，南京好连到北京城。不想此时方卿来到兰云堂，让方朵花当众出丑，好不尴尬。
方朵花满心不悦，责备方卿不懂人情世故，寒酸上门。方卿说明是奉母之命为借读书银而来，不知姑爹把寿庆，望姑母原谅他未备寿礼送上门。吝啬的方朵花一听借钱，更是十分地不高兴，她不念骨肉之情，有意刁难，一会儿要中保人，一会儿问几时还。方卿答道：但等方卿有出头日，本本利利还上门；还以古人苏秦、吕蒙正自比，并说姑爹陈御史当时流落河南时，还卖过烧饼，一旦高中，西台御史坐衙门。姑母本看不起他的落魄样，又听得他揭陈琏的老底，不觉恼火万分，并将方卿数落一番，说方卿若把高官做，除非是满天月亮一颗星，日出西天向东行，毛竹扁担出嫩笋，黄狗出角变麒麟，晒干的鲤鱼跳龙门，老鼠身上好骑人，滚水锅里结冷冰；除非是文武白官死干净，宗师大人瞎眼睛。说他文不成，武不行，只有篮一只，棒一根，街前街后要饭吞，生来就是讨饭命，要做官必须来世投胎再做人。方卿言君子受刑不受辱，发誓冻死不穿陈家衣，饿死不吃陈家食，穷死不用陈家银，有官再到襄阳来，无官不进陈家门。方朵花表示：如果方卿能做官，她愿意头顶香盘十八斤，三步一拜接方卿。
方卿遂离开陈府，在后花园得遇陈家小姐翠娥。陈翠娥与方卿自幼是青梅竹马，得知表弟受了委屈，好生安慰，又将价值连城的珍珠宝塔藏于盒中，推说是孝敬舅妈的干点心。谁知方卿在天寒地冻的雪天，饥寒交迫，又遇强人邱六桥劫塔，幸好为御史的朋友江西毕云显大人相救，并支持其继续读书。方卿十分刻苦，终于在三年后会试中，高中头名状元。皇帝封其七省巡按御史，并赐刻有“代天巡狩”的金印。方卿既做了高官，又到襄阳，假伴唱道情的江湖艺人，再见姑母，不想姑母依然是嫌贫爱富，以为他没有做官，又把他奚落了一番。方卿借唱道情之机，对姑母的势利行为进行了讥讽。等真相大白时，姑母后悔不已，只得头顶香盘，跪接方卿，而方卿也与陈翠娥完婚，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家人合为一家人，故事至此结束。
二、故事解读
《珍珠塔》的故事，基本符合传统戏曲的套路，大体属于才子佳人戏一类，但重点却不在爱情，而是在贫富观念。它的主题不是歌颂爱情，而是讽刺社会中势利小人嫌贫爱富，激励人在穷困中发奋。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虚构者却将其设定在明朝万历十八年，应当说，该故事还是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的。我们很容易记起著名史学家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其开篇即说：“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而正是在这样的平淡的时候，我们更容易窥见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常态。珍珠塔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大约相仿的时候，这也是解读该故事的意义所在，它反映的是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的常态心理，既不拔高也不贬低。解读这个故事，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的理解。
（1）故事的起因：
我们首先要问：方卿为什么要千里去襄阳城借钱？在去之前，方卿及其母亲是如何预期的？我们看到，故事的起因是方卿家道中落，需要借钱做读书之本。这句话说来简单，但就方卿而言，则是极其现实的问题。方家本是几代为官，然而宦海沉浮，为奸臣所害，落得个抄家的下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家族的命运与仕途的顺达或坎坷密切相连，财富以权力为依托，一旦政治上受到挫折，财富就跟着丧失。因为传统中国没有明确的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的观念，在理想状态上，天下的财富实系天子一人所有，所以一旦皇帝以国家的名义做出抄家的决定，任何的财富都可以在顷刻间荡然无存。这与西方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读书是要一定的成本的。方卿向其姑母拟借100两银子，最低预期是80两。方卿借的钱主要用于读书，估计是交学费，请私塾先生，买书本，应考，其次是日常生活费用。这笔费用显然是不低的。那么，古代穷人是否会由于缺乏学费而被排除在科举体系之外呢？就穷人而言，是否决定送子弟去读书，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如果一旦准备供养读书，那么学费其实不是太大的问题，中国古代没有国家信贷，但有民间借贷、家族资助，这就是家族制度在古代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所在，建义学、修设义田，置义庄，这些教育、赈济、传授生产技术等方面，乃是家族的重要功能 。当本家族衰落时，人们还可以求助于“联宗”的友好家族或其他亲戚 ，这样，中国传统社会基于家族宗亲的血缘关系，便形成了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间自救系统，这一系统起着稳定平衡器的作用，从而构成了千年中国文明传承既久的社会组织基础。不管方卿家道中落是由于天灾还是人祸，他奉母之命，千里跋涉，前往借钱，正是基于此种预期而来，他们的初衷是获得姑母在金钱上的资助，相当于申请一笔民间贷款。
（2）故事的发展：
然而，方卿没有借到银子。问题在何处呢？戏曲编写者的最初意图，大抵是说其姑母方朵花不念骨肉情。这实际上是说：方朵花家中既然富有，就“应该”慷慨解囊，这样，本应自愿赈济的事，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义务。方朵花受到人们的普遍批评，乃是因为她没有履行道德义务，缺乏同情心，而不是她本人做了什么坏事。依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方朵花的做法完全很正常，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方朵花的作风，实际是现代派的。她有明确的私有财产观念，有对财富的天然的喜好，周东亮新版本中的方朵花更是具有市场契约观念。她听说方卿要借钱，说：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既是借钱，得要个牢靠的中保人。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借100两银子，那么当立字据，并有中保人，以免到时有借无还吃了亏。方朵花的做法，完全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理性经济人的作风。然而，传统社会道德却不能接受，因为它违反了“仁”的原则，没有发扬“爱人”的风格。
方卿解释道：他在襄阳只有这门亲眷，其他人都不认识，何处来请得中保人。他进而保证：姑母把私房银子借给我，回到河南做读书本，但等方卿高官做，本本利利还上门。方卿是以他的未来做担保，希望赢得姑母的信任。如果姑母断定方卿必定能做高官，她也会欣然同意这笔借贷。只是，方朵花对方卿当官的前景不予以看好，她以相貌为由，说他没有官相，不是做官的料。方卿跟姑母讲：穷来不是钉钻脚，富来不是铁生根；砖头瓦片也有翻身日，困龙得水也会上天庭。方卿强调的是贫富无定势。姑母承认方卿说的有道理，但是在她看来，别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对你方卿的前途是不看好的。她打比方说：别人家砖头瓦片落在大路上，一脚一踢就打翻身，你块砖头落在井底里，今生今世无翻身；别人家困龙困在沙滩上，得到明珠就上天庭，你条困龙困在九曲三弯山沟里，蛐蟮无翅难腾云。总之，她执意不肯做这笔投资。方朵花是个地道的经济人，虽然她的预期是错误的，但她终究不为骨肉之情所动。而方卿无法获得姑母的信任，自然也就空手而归。他离开陈府后发奋读书，乃是为了志气，中国俗语所谓“人穷志不短”。他离开陈府时的最大体会当是：人穷就会为社会所看不起，连借钱也难。世态炎凉，他算是知道了其中的滋味。
当然，就方卿来说，他在陈府的遭遇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偶然的原因，那就是他来的不是时候，让姑母丢了面子。中国人要讲究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实际上反映的一个人受到社会何种评价的问题。有面子意味着得到社会的推崇，没面子是说受到社会的嘲笑。方朵花嫌贫爱富，不是她一个人贪恋财富，而是整个社会风气如此，此中我们似乎可见到古代中国的市场气息之浓郁。方卿来到兰云堂时，正值其姑母跟那些贵夫人炫耀娘家的有用：我爹爹在朝极品为宰相，大哥宫中招驸马，二哥吏部伴君王，三兄带兵守边疆，方家赫赫威名震四方；她炫耀娘家的富有豪华：高大房廊接青云，离城十里就看得清，白玉街沿紫金门，翡翠狮子两边分，隔墙照壁塑黄金，有夜明珠一颗当门灯。前花厅到后花厅，一条备弄有三里整，上面架起紫金梁，下面是珍珠铺地一趟平，从前墙门到后墙门，要走一日一夜一黄昏；她炫耀家中人旺：常有守卫三千兵，还用家童六百名，丫鬟使女三百多，个个是下穿绫罗上插金，来一群去一群，家里人不认得家里人。她还极言侄儿的有用。然而当方朵花吹嘘之时，方卿却以寒酸样出现，这自然不免让众人耻笑：什么文曲星，原来是个穷鬼！方朵花极爱面子，偏偏叫方卿给丢尽了脸，这样她就极不愿意搭理方卿，更遑论借钱了。
（3）故事的高潮：
方卿后来得到他人救助，考中了头名状元，衣锦还乡，功成名就，姑母跪接方卿。方卿为什么能由穷变富，由布衣而为高官？这就要归功于传统中国的科举选官制度。科举制度，在传统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人才教育制度，更重要的它是一种选官制度，是一种社会流动机制。选官以知识作标准，自然较以出身、血统要进步、平等。此制度发端于隋唐，兴起于两宋，及至明清一直延续。科举制度为平民提供改变身份的机会，传统社会既以身份区分人的等级，而科举制度告诉人们：只要读书，身份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在实际上确实可以通过科举，迅速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没有这套制度，方卿便可能被迫去从事体力劳动，终生为一农民，或做其他的小手工业者，与权力是无缘了。然而，方卿能成功，固然依赖他的天资、刻苦，依赖江西毕大人的资助，另一方面还依赖于传统中国发达的科举制度。一旦高中，取得功名，就有机会获得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度反映着这样一个政治哲学的基本命题：知识带来权力，权力带来财富。而这个命题，在西方确实近代化开始以后出现的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的信条，培根、霍布斯是提出这些信条的主要奠基人。就此而论，实际上中国在科举兴盛的宋朝前后，某种具有近代精神的理念已经在社会政治制度中表现出来，尽管这种气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气质尚相距还远。
方卿既已做官，回到襄阳，一方面是看望赠塔的表姐和仁义的姑爹，另一方面也是要到姑母前，证明自己的成功。为了探明姑母是否依然势利，他假伴成唱道情的江湖客。不想方朵花依然脾气不改。于是，方卿乃借唱道情把姑母讽刺了一番。这段道情戏，是《珍珠塔》中的经典唱段，不仅因为其曲调优美动听，还在于它是整个戏剧主题的升华。我们不妨看不同版本的道情的内容。
周东亮主演方卿的锡剧《珍珠塔》新版本中，姑母说要点唱，说她吃斋念佛，就请唱个仙人，于是，方卿唱道：
韩湘子，玉箫品，
家贫穷，苦伶仃。
叔父把他领进门，
受了婶母凌辱气，
看破红尘去修行。
蓬莱岛上修成真，
下山来九度韩文公，
恶婶母她枉念了弥陀经。
由于新版《珍珠塔》中道情内容过于简单，于是在故事将结束时，方卿又唱了一段人生体会，作为对主题的升华。他唱道：
历经坎坷人生路，
感慨万千难言表。
穷也好来富也好，
志气二字不可少。
穷不失志百事兴，
富不癫狂再攀高。
贵也好来贱也好，
自尊自重不可少。
贱不低下不为贱，
贵不骄人人称道。
亲也好来疏也好，
善待他人最重要。
锦上添花固然好，
雪中送炭情更高。
只要人间真情在，
天下定会更美好。
小王彬彬、潘佩琼分别主演方卿的锡剧《珍珠塔》老版本中，姑母说喜欢听“忠孝节义，劝人为善”，于是方卿唱道：
叹人生，势利亲，
欺贫爱富看人轻。
穷在街坊无人晓，
富在深山有远亲，
势利小人实可恨，
雪中送炭真君子，
锦上添花滥小人。
列国年，有一个小苏秦，
身贫苦，求功名，
初次不第转门庭，
父不认子，兄不认弟，
嫂不认叔，妻不认夫，
全家人把他来看轻。
苏秦胸怀有大志，
名不惊人不灰心，
到后来六国封相出皇城。
不贤嫂，香盘顶，
十里亭跪接小苏秦。
张慧侬、夏耘编的话本小说《珍珠塔》版本中，方卿唱道：
好亲戚，莫交财
交了财，断往来
目今时事都更改。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远亲来。
江山还有兴和败，
亲侄儿来见姑母的面，
太不该将他赶出大门来。
人家说，强盗狠，
我偏说，势利人，
更比强盗狠十分。
有财有势有力量，
无恩无义无情分，
不管穷人死和生。
劝富人，发慈悲，
救一救那天下穷困人。
我本是，一书生，
别老娘，离乡井，
千里迢迢来投豪门。
冷粥冷饭冷小菜，
冷言冷语冷板凳，
大雪寒天被赶出了门。
险些性命都难保，
这都是你姑母大恩情！
官太太，太势利，
见穷人，真小气，
娘家骨肉全忘记。
雪中送炭世间少，
锦上添花老面皮，
富贵人难有富到底。
有一日穷人得志，
就要来恭喜恭喜。
不同版本的内容不同，体现中不同时代人们对贫富势利等问题的理解。新版《珍珠塔》仅以韩湘子的故事讽喻，其重点在于提倡真情与善待他人，而不在批评势利。新版本中“锦上添花固然好”取代了“锦上添花滥小人”的提法，立场更显公允；同时，新版本中也以穷富皆好取代了旧版本中的批评富人“为富不仁”的倾向。老版锡剧及话本小说中，则直指主题，批判世态炎凉，嫌贫爱富的世道。话本小说中批判的态度更为机激进，大有鼓动穷人翻身之意，又有劝富人救济穷人的旧观念。比较而言，新版本更多地是呼唤人间温情而淡化道德色彩，而旧版本中更多地带有道德批判色彩。
（4）故事结局：
故事的结局是，方朵花得知方卿中了头名状元，官封七省巡按，只有头顶香盘，跪接方卿。方卿与陈翠娥完婚，陈方两家再结亲。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姑母虽则势利，缺乏足够的同情心，却是个守信之人，当初姑侄二人打赌时，方朵花便说：御史夫人，言出如山，决无更改。最后，她还是真的照诺言做了。纵然是奇耻大辱，但言行要一致，说到做到，这个原则方朵花还是遵照得很好的，这同样符合我们前面的判断，她是个比较有“现代意识”的人，而这不仅是她的个人特性，乃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人们便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的体现，方朵花只是个代表。
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做姑母的甘愿跪接侄儿，不是因为方卿是她的侄儿，而是因为她做了官了，而做官也就意味着发财，因此，主导方朵花行动的，与其说是她悔改守信，不如说是她一切行动以权力、财富为准则。方卿通过科举制，也得到了科举所能带来的一切美好之物：荣耀、财富、美女。实际上，方卿本人没有变，只是他有了功名，有了官了；而姑母方朵花也没有变，她仍然是势利人，只是方卿通过奋斗，达到了姑母的要求，因此也就被她看得起，不仅是看得起，跪接方卿，把女儿嫁给他，她都愿意。实际上，姑母不是跪接侄儿，而是跪接当官的，跪接财神。方卿得到了姑母的认可和尊敬，也就是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和羡慕。方卿的经历，不过是古代年轻读书人的必修课，如果个人认识不到这点，不按照社会的这套逻辑来努力，便不会被承认，而只会遭到嘲笑。
三、《珍珠塔》故事给我们的启示
《珍珠塔》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们的主旨不是要去领会传统戏曲本身的道德教化层面的启迪，而是要由此故事，透析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这种政治社会学层面的解读，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四点启发：
（1）嫌贫爱富：传统中国社会繁盛的动力源泉。
就传统中国社会的精英文化而言，嫌贫爱富是受鞭笞的对象，道学家总是倾向于主张对贫富一视同仁，主张安贫乐道，对财富的追求在传统社会的道德那里，总是和贪婪、势利联系在一起，与纵欲联系在一起。只有节欲、淡漠名利、安于贫困，才是君子风范的体现。然而，就市民文化的传统来说，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却是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古代年轻人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明白这些道理、把握这些游戏规则的过程。抛开传统道德的教义来看，这种嫌贫爱富，恰恰是社会繁荣兴盛的动力所在，难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以近乎夸张的语气写道：“中国人名闻遐迩的营利欲，无论是在大规模活动方面，还是零星买卖方面，都发挥出来，积聚起相当可观的私人财产。” 此种小传统立足的乃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它是常人的生活规范，而不是君子、圣人的道德要求；它以人的自利性为出发点，这有似于亚当•斯密式的理性经济人的说法，而这种对人的自利性的确认，乃是现代伦理的基石，只是中国在很早的时候，社会就以此为规则行事。嫌贫爱富，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在现代文明兴起前，也都是受道学家批评的对象，只是到了近代，这种伦理才为主流文化所接受，而其标志乃是英国思想家曼德维尔，曼德维尔的贡献就在于他首次论证了私人的自利不是恶，而是一种美德，从而揭开资本主义伦理的新篇章 。《珍珠塔》的故事中，如果不是姑母有意无意的嘲讽，方卿发奋的动力就可能不足。社会中嫌贫爱富的倾向，迫使人们为了财富而努力，这样，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越来越丰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也会发现，越是嫌贫爱富的地方，经济与文化发达的水平相对就越高，其中原因也正在于此。
（2）贵义轻利：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的批判倾向。
就小传统而论，嫌贫爱富是人们的基本倾向；就大传统来说，贵义轻利，才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基本倾向。在仁义与势利之间，儒家有明确的立场。我们且看儒家对贫富的看法。《论语》中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的回答是：“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 这里，孔子一方面表示赞同子贡说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同时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孔子还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道、义高于富贵，这一立场是及其明确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里更是从君子与小人的高度来讨论义利问题。至于孟子，更是极力彰显仁义的优先地位，《孟子》开篇即表达一个明确的道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进而指出，如果“上下交征利”，结果只是“国危” 。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更是对人们的经典的教诲。
儒家贵义轻利，乃是对世间凡人多为名利所俘获的现象的批判，它是一种较搞的道德要求，是对现实的批判，而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种批判倾向，乃是对社会上势利心态的规劝和纠正，试图消除追逐功利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其价值是应当肯定的。
（3）知识、权力、财富的循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平衡机制。
在《珍珠塔》的故事中，方卿的成功，离开科举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科举制度，对于传统中国下层人士改变命运，改变身份，提高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一条途径；科举制度设置的最初用意是延揽人才，主要是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但它的设立，不仅对于文化教育之发展，而且对于社会阶层间的纵向流动，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它首先保障了知识转化为权力的可能性，知识并不见得总能转化为实际的官方权力，通过读书、获取知识从而掌握权力，出将入相者，人数极多，尤其北宋以来为甚，北宋严格的科举制度，使得布衣卿相成为经常之事，史载宋代宰相中多半是出身寒门的状元，这就一改汉唐的贵族社会的遗风，而将社会的精英层与底层大大地拉近。又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有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传统，政治上的成熟先于经济上的成熟，在统一的市场形成前先有统一的国家的出现，于是出现了一种依赖权力控制财富的格局，这是中国官本位、权力本位传统的体现，马克斯•韦伯将之概括为“政治资本主义” 。由此，韦伯进一步指出了中国不能产生理性的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原因。实际上，中国社会最初是血统、权力、财富的循环，科举制兴起后变成知识、权力、财富的循环，这一转变增加了社会的活力，读书人取代旧贵族，成为人们尊崇的对象，同时人们不以先天的门第论高低，而以后天的知识论高低，社会结构也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传统中国历史既久，分分合合，改朝换代极为寻常，但社会秩序却很少受到实质性的破坏，这与制度化了的知识、权力、财富的循环是分不开的，这种循环，实际上乃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平衡机制。
（4）知识的变质：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天不足。
方卿最后得中高官，在姑母面前扬眉吐气，这是传统中国人们普遍憧憬的“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局面。然而，如果从知识本身的传承来看，方卿并不是一位真正的求知者，而是官本位社会的俘虏。他刻苦读书，并不是因为欣赏知识本身的价值，而是把知识的学习当作做官的准备和工具。知识在方卿那里，只具有工具性价值，不具有目标性价值。这也是科举制度的问题所在。而这一制度背后的文化精神，则由《论语》中的“学而优则仕” 得到了言简意赅的表达，这就是说，学习优秀，去做官乃是正途；而学习也正是学的为人处世之道，治理天下之道，这与西方对纯粹知识的兴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格。大学之道，不是探求知识，而“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格物致知，只是起点，目标则是朝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层层上升。这样，传统中国社会便具有一种先天不足，对知识本身的兴趣被其他功利目标所遮蔽，随着知识成了做官的工具，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就沦为官场的候选人，而无有独立探求科学知识的兴趣，也丧失了对社会与权力的批判性。这样，现代性发端所必须的知识条件，在中国便付之阙如。
总之，《珍珠塔》的故事，虽然情节并无特别新奇之处，但恰恰是其传统的特色，使得从这个故事的解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诸多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对戏曲故事的解读，不同于历史研究；它所依据的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客观史料，因此由此所作出的结论便可能流于主观，但我们的主旨并不是《珍珠塔》故事本身，而是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和心态，所体现的制度和社会。更何况，民间戏曲故事往往能传递某些官方典籍无法记载的信息。“以戏证史”，或许也是一种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做法。
作者简介：陈伟，男，1978年11月生，江苏靖江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指导教师李强教授。
地址：北京大学万柳学区二区706 （100089）；电话：010—51604021；E-mail:wisechen@263.net
最后编辑： 智识 　发布时间：2005-04-07　论文来源：学说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