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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读书》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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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时间：20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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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专题研究
《读书》专题研究
□师力斌 等 来自 左岸
原编者按：
2005年初，我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进行了一项创刊二十年的学术史研究，包括文、史、哲、经济、社会、法学等各科，成就论文数篇，蒙〈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先生抬爱，选发了三篇放在他主持的学术史研究专栏里。不曾想，这种集体研究的喜悦久久不散，直至使我们萌生了研究〈读书〉的计划。这个想法一俟师力斌君提出，立刻得到艾佳慧、张春田、李雪诸君的大力支持。与其等米下锅，何如自己动手？也仗着我们人多势众，各学科人手齐全，于06年暑假即开始了这项多少带点儿戏的计划。事后证明，这个游戏一点也不轻松，尤其是随着出刊时间的临近，以及那似乎是越来越多的文章，愈有些捉襟见肘。掉队时有发生，信心几经动摇，有同仁甚至提出了这样的怀疑：研究到底能坚持多久？好在留下来的人谁也不好意思当逃兵，都咬牙坚持。令人鼓舞的是，中途，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黄琪轩、钟城、中文系的陈振中等君慷慨加盟，后琪轩君又拉了清华大学的方力维和南开大学的陈小顶入伙，使队伍增至十二人，场面颇有些壮观。组稿实属不易，有时等于逼稿，作为中后期课题负责人的李雪君最有体会，但其中乐趣也不足为外人道也。不管怎样，年底前终于完成了这一不算课题的课题，令大家欣喜。
学术是寂寞的，但并不孤独。北大同学近年来在学术上，颇有些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味道，同班、同门甚至同室不相往来者并非少数。合伙吃饭是常事，合作的学术鲜有。此番本刊同仁及几位编外好友同做“〈读书〉研究”的主题合作正是对此而发。
此次研究，最初想从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角度，对《读书》来一个多学科会诊，后来发现，《读书》排斥学科划分，面对许多文章，单学科根本无法下手，而以问题切入，反倒合适。这就是为什么最后的文章大多面目模糊的原因。九篇之中，艾佳慧、李雪、郗戈、薛刚、刘念、高慧芳、陈振忠诸君的文章，都是单干，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是黄琪轩、钟城、方力维和刘小顶四位名符其实的合作，黄君是此次项目唯一的包工头。四人合写一篇，并非水平有问题，实在是版面有限，被编辑部限定字数而致。师力斌君的导言，也只能是一个挂一漏万、勉强充数的篇什，算一篇感想倒更合适些，本来想在文学方面进行一个大的研究，但材料太多，只好放弃。
面对出诸已手的文字，我们不敢奢望什么成果和学术水平，只敢将它看成一次学术拉练，希望以此摸索一下学术史的套路。无论水平怎样，赤膊上阵的快感毕竟比跟在同学身后催稿要多些。如能得到方家的指点，那就更是喜出望外了。
导言：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师力斌
写一个像模像样的导言非我所长，尤其本组文章所涉及的知识面我远未具备，这个所谓的导言只能是冒充。本组文字共十篇，大致从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诸学科视角出发，梳理了《读书》二十八年来的文字（《往事与随想》一文限制了时间段），以话题为主，兼及分析办刊理路及背景交待，试图勾勒这本刊物二十来年的整体面貌，并揭示细部的脉络。这里只简略交待一下，详细内容还请诸位阅读各篇。
无论有多少漏洞，我都想说，这些分析和研究相当有益，甚至不乏真知灼见。艾佳慧的杂志经济学分析，陈振中的作者群研究，郗戈的形象学讨论，薛刚的 “超历史”解读，刘岩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判，黄琪轩、钟城等的政治学观察，高慧芳的黄裳个案描述，李雪简短犀利的社会学剖析，刘念的经济史爬梳，都显示了一干年轻学人的学术活力。虽然不敢说将该杂志一网打尽，但捕捉到的问题无疑深有启发：陈振中敏锐地提出了《读书》中“九叶诗复出”而“朦胧诗缺失” 的现象，刘岩发现“后来被视为“新左派”代表的学者曾是这种“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积极倡言者”，李雪归结出“去专业化”现象与“政策建议”取向，艾佳慧揭示的“专业化”带来的市场挑战，薛刚独特的“大学史”“遗忘史”的视角，等等，种种问题与思考期待读者朋友去探察。
一
创刊二十八年的《读书》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这本在四月的春天诞生的“思想评论刊物”，在“文革”刚刚结束，如陈丹青所言“暴病初愈”的时代（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102页），无疑顺应了那时如饥似渴的求知潮流。在一种理想主义文化使命的召唤下，《读书》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潮、经济热潮、商业大潮，最后一头扎进世纪之交的全球化及消费文化的旋涡中。它的理论译介，文人自况，思想论争，历史追忆，学术探讨，大至全球走向，小到考据辞章，尽管路数各异，家法不同，但无不浸透着当代知识分子深切的现实关怀和理想渴望。
《读书》最直接的贡献，当然是它的学术推广，可视作大学生学术的入门读物，由名人或专家组成的教学方队，水平自不必说。但也因此形成了《读书》与读者之间的“师生”关系，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启蒙姿态。
译介是它的强项。《读书》聚集了一大批翻译高手。冯亦代，王佐良，杨武能，柳鸣九，张隆溪，董乐山，裘克安，赵一凡，李长声，吴岳添等等。其全球眼光最先在译介方面表现出来，而“美国情结”则更为明显。1979年1月1日，中美联合发表《中美建交公报》，《读书》从第一期起，先后发表了大量关于美国文化的介绍性文章，诸如书籍出版统计数字，文学简史，书商，协会，文学奖金，畅销小说，作家人物等等，事无巨细，犄角旮旯都有涉及。《喜读美国短篇小说集》中的“喜读”二字，倍让新世纪人觉得隔代。尤其是董鼎山连续十七年近百篇的“纽约航讯”专栏，仿佛《读书》驻美国记者站，不断向中国读者提供西方文化奇观。2002年北岛“纽约变奏”的偶露端倪，更让人捕捉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美国情结”，也说明一本杂志与大历史的密切联系。
学术方面的译介更是大张旗鼓。八十年代尤甚，作品，人物，理论，滚滚而来，让人感觉到国门初开时知识界的激动、好奇、迫不急待。先有张隆溪的十一篇 “西方文论略览”自83年第4期至84年第3期，一气连载，先后介绍了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十余种批评理论，深入浅出，有相当的规模效应。后有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将丹尼尔·贝尔、霍夫斯塔特、派瑞·米勒、耶鲁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等一并引介，气象也不算小。唐小兵在1986年对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的推介，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那本译自杰氏在北大的演讲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掀起了一股后现代热。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的文化格局转变，译介方面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制度探讨逐渐多于文化阐发，深入思考多于一般介绍。哈贝马斯、韦伯、哈耶克、福柯、德里达等成为理论的座上常客。
第二个贡献在于它独特的文体。我想叫它读书体。《读书》的定位历来是个麻烦事，因此，这直接影响到它的文体。它既不是专业的学术刊物，也不是大众通俗读物，还非中产阶级白领的时尚杂志，所以，编者时常向作者和读者若口婆心地强调，本刊“不求深奥，只要深刻”，“刊物性质是严肃认真的，文章形式却要是生动活泼的”“不是学术的学术，不是消闲的消闲”，不要太专业，只求能引起外行者的兴趣”，等等。这种多少有些绕舌的否定的辩证法，恐怕真正领会的人不多。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铁杆作者的文章中抽象出来，这便是，有大关怀，却不锋芒毕露，有文人风，却不过分雅致曲折。既有学术功底，又不乏语言才华，是义理、考据、辞章三结合。王蒙、金克木、李零、朱学勤、旷新年等的文章皆可作如是观。读费孝通研究姓氏由来的〈寻根絮语〉，老先生极尽考据之能事，那种穷追和想像让人拍案，金克木的《从〈祝福〉到〈杀夫〉》，更是思接千载，心游万仞，文思的大空翻令人眼花瞭乱，而阿城的〈轻易绕不过去〉（1993，7），更是把学术介绍写成了福尔摩斯探案。王蒙在1989年1月应约开“欲读书结”专栏，从日常语言到苏联小说，到好莱坞电影，再到思想论争，任意驰骋，植根时代，既有语言快感，又能思想文化，很开眼界。类似的“客串”稿、“杂家“谈，都是《读书》最精彩的篇章。陈平原的描述很贴切：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此类文章看似轻浅，实则厚重，非做到深入浅出的学者莫敢问津。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文章都能达到这个境界，特别是那些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的篇什，很容易名词概念一大堆，让人望而生畏。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界越来越学院化，理想的“读书体”文章日渐稀少，而对于适应了《读者》《家庭》、琼瑶、金庸的读者来说，《读书》无疑更象一副苦药，恐怕大多会敬而远之。但对于那些追求文化品位的人，《读书》又有鸦片的味道，尤当随意穿越学科界限、左冲右突做思想体操的时候，快感递增。文学家谈经济，思想家论文学，实足捧了一本大学通识教材。“读书体”在各个时期侧重不尽相同。八十年代重知识，近十年重学术，九十年代学、识并重。恰当处理学术与好看之间的关系确非易事，尤其身处读者分层日剧的消费主义环境之中。艾佳慧对此有深入的讨论。
第三，《读书》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在推出话题、引起反响方面。
创刊初期的“笔谈”“通信”等，是推出话题的初步尝试，话题分散，规模尚小。1980年第8期“希望读到更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座谈，有十位专家学者，规模明显壮大。后有一系列座谈，如就当时轰动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1]而进行的“有些政治读物为什么不受欢迎”的座谈，还有“薛暮桥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外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历史小说”等，“座谈”渐成读书组稿的重要方式，后有从1985年第10期到次年第3期连续六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为文学史研究带来了活力和启发（本刊陈振忠的文章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而1994年发起的 “人文精神大讨论”，则在文化界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反响。
在此一点上，《读书》可谓“思想着的学术”。每期突出一个主题成为编辑思路。八十年代“读书无禁区”的讨论，马恩经典著作的讨论，以及中国近代史、西方现代派、新儒学、自由主义、文化研究、东方学和后殖民主义、年鉴史学派，直至新世纪的市场机制、城乡差别、大学教育、国有企业改革等诸多讨论，都显示出话题设置与社会历史间的紧密关系。“去专业化”（引自李雪《作为〈阳阿〉〈薤露〉的〈读书〉》）也好，“两面受敌的窘境”也好（引自艾佳慧《在“边缘” 处感受挑战》），“格局的跛足”也罢（引自黄琪轩等《〈读书〉中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都显示了“天下兴亡，知识分子有责”的关切态度。
二
但在我看来，与其说《读书》象一部当代学术史或思想史，不如说更象一部知识分子心灵史。知识分子主题是其二十八年来的一条主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之中，知识分子都是重心，前者，知识分子是主力，后者，知识分子是同盟。从个人角度反思百年知识分子史，是新时期以来知识界的主流。知识分子的历史，用甘阳的话说是，以“光荣的怀想与辛酸的回忆”交织而成[2]。反思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和历史命运，成为《读书》不绝的主题。而这种反思和表述，则又无不烙上时代痕迹。“从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以至今日之‘倒挂’，是否恰恰与那种时时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本身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1989年5期），甘阳在1989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的发问，对五四以来知识分深信不疑的“个人自由”提出了反思。而个人自由问题，又深刻而广泛地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自由主义问题纠缠在一起，牵动着无数知识者的神经。十年之后，他又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9年1期）中，转而强调“弱者的民主，不幸者的权力，穷人的权力，雇工的权力，无知识者的权力”，强调“自由主义权力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力”。由89年谈论“个人自由第一原则”到98年强调“所有人的权力”，巨大的理论跨越，与其说是理论上的机会主义，不如说知识者的理论立场，或者说中国的情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中，戏剧性地转换理论视点。王蒙在论《风过耳》时曾说的话，最能代表知识分子的这种反思心态：“我们的伟大国家的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夹起尾巴做人、向工农兵学习、老老实实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与改造、作螺丝钉……这些要求可能都是有道理或者曾经有道理的；但仅仅这样还是不那么够的，他们至少还应该奋发有为，勇敢进取，是非分明，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如果没有后一方面的价值观念而只片面地讲前一部分要求，很可能培养出来的不是雷锋、不是华罗庚、钱学森，更不是鲁迅；而是一拨鼠头鼠脑、探头探脑、贼头贼脑、一等诡诈、二等智商、三等学问、等外人格的宫自悦、匡二秋、鲍管谊之流。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精神侏儒的几个小镜头》）。因此，葛兆光的《最是文人不自由》（1993，5）能迅速引起争论就不足为奇[3]，陈寅恪、顾准、胡适、巴金、海卢梭等旧饭不断新炒，也就顺理成章了。无论谈什么，最终都会落到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上来。数量众多的此类自述、追忆、感怀、评介文字，总包含着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记忆，包含着深切而纠缠的现实关照，包含着美好而真诚的对未来的愿望，虽然旷新年点出了此类文字的意识形态背景，认为陈寅恪、吴宓、顾准、胡适等人物“在自由主义的题材下被炒爆了”，被“戏剧化，轶事化”了[4]，但毕竟这些文字将学术与人性捆绑在一起，是《读书》中最性情、最引人的。
作者方面，与其按学科专业划分，不如以身份划定更为妥帖。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身份的旗帜下，《读书》集中了几代人：三四十年代的老人，右派“重放的鲜花”，七十年代第一批大学生，六七十年出生的学术后进，还有一大批海外学者。是否可以说，百年来中国的形象是一个屈辱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方面的研究，陈振中的文章很有启发，它将其“文学”作者队伍划分为三个群体：30－40年代成名后被压抑的作家、诗人（以卞之琳、柯灵、钱钟书、袁可嘉、绿原为代表），50年代出现后来再次出现于80年代的“重放的鲜花”（以王蒙、钱谷融、王元化为代表）；80年代新秀（如刘再复、陈平原、季红真、张颐武等）。
知识分子主题反映在学术上，便是关于三大人格对象的话语纷争和纠缠：鲁迅，马克思，卢梭（包括三者的对立面所形成的思想者群像，如胡适，韦伯，哈耶克）。三大形象之所以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巨大，引力无穷，除了思想的契合之外，恐怕还有人格上的魅力。是个人解放的鲁迅，还是民族战士的鲁迅？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还是暴力革命的马克思？是自由主义的卢梭还是专制暴政的卢梭？知识界对他们的不同指认，实际上都同时指向个人及历史自身，对他们的反思、质疑和检讨，无疑也是对个人和中国社会的反思、质疑和检讨。比如《读书》对卢梭的描述史。八十年代卢梭是极其典型的自由主义个人形象：反封建斗士（1980年 12期，严家其），个人自由的领袖（刘瀚），法治倡导者，平静如夕阳的恬淡老人（1986年9期，任可）；“太天真，太诚实，太脆弱”的人（89，4，晓丽），而在九十年代，“卢梭行情下跌，柏克票面看涨“（朱学勤1992年6期，《卢梭二题》），对卢梭发生了争论，一方认为他是暴力专制的始作俑者，“公意”实际上取消了“人权”，应对法国大革命负责，甚至影响远及”文革”（朱学勤1994年出版《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另一方则力图打破极权主义者卢梭的神话，恢复“人民主权论创始人”的本来面目（1996，7，崔之元，《卢梭新论》）。还有一种，强调其含混和矛盾（河清，《也谈卢梭----与崔之元商榷》）、“意义的含混乃至矛盾是很多伟大思想的特色”（ 1994，11，陆建德，《列炬张乐迎卢梭》）。而且，争论更多地进入到制度层面。但不管怎么说，卢梭著作的高发行量[5]铁一般地说明，他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绕不过去的话题。刘岩《80年代〈读书〉与后80年代思潮》一文，对此作出了敏锐的思考，在钟城等人的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三
讨论《读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对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生产的市场思考，艾佳慧对此有深入讨论。可以提出一个“文化生产”的框架加以探讨。比如，对与《读书》几乎同时出现的《读者》、春节联欢晚会，特别是娱乐文化的出现，如何看待？它们在当时及其后的文化进程中产生了哪些影响？恐怕在许多人眼里，娱乐文化包含的意义不过是“娱乐”二字，而与之相关的文化功能、社会角色、运作机制等，仍旧是一本糊涂帐。精英和大众，文字和图像，娱乐和思想，等等这些当代文化中复杂因素，一股脑儿在中国出现，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文化在生产和消费群体上的分野渐次清晰，正是〈读书〉诞生的历史背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中国的视点及其文化选择机制。
尽管在定位上，《读书》与大众通俗杂志井水不犯河水，但在经营方面却彼此胶着，在文体方面也颇值得反醒。它的立场只是加固了自己的精英色彩而已，而把更多的大众排除在外，在思想传播的层面上，也犯了小众化的老毛病，用贺照田的观点来讲，尽管知识界讲了很多大道理，但最主要的问题是，与大众的脱节 [6]。由此反观现代史上的文体革命，梁启超的“新民体”，《新青年》的白话文，赵树理的“群众语言”等，是否可以说，文体不仅是形式，而且是思想？首先是思想？鲁迅当年提出的“无声的中国”的窘境-----广大民众因为不懂文字而失语------是否还值得警惕？
有必要反思当代知识分子的文风问题。在思想和趣味层面，八十年代以来的《读书》反映的是知识分子性，它又回归了“五四”以来盛行的某种单一的文人传统，而将三四十年代大众化运动特别是延安文艺运动的积极成果遗漏了。近两年来，知识界对八十年代的反思非但没有能使云开雾散，反而愈加浑沌，这依然与精英视角有关。在知识界的描述里，八十年代似乎就是文化热，寻根文学，先锋派，走向未来丛书，朦胧诗，中外通吃的第五代电影。八十年代似乎充满了理想和文化热情和青春朝气，是一个令人追慕和回味的时代。最近的〈八十年代访谈〉，也只是几位文化精英在一个小圈子里的文化怀旧。这正如李陀后来所反思的，如果让那位贫困和饥饿的网友阎广英或沿黄河采风的谭甫成来说，八十年代是什么样子[7]？因此，八十年代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历史有时象一条鱼，很难用理论将之捉住。在的我经验中，真正红极一时的是港台流行歌曲，是李玲玉的〈甜蜜蜜〉，是汪国真的半格律诗歌，是三毛和琼瑶的狂热阅读，是无处不在的迪斯科和牛仔裤，是发不了工资，是打破铁饭碗，是官倒腐败，是体制改革。更不消说，封三印有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的《读者》的脱销，民族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支撑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知识和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并非一个启蒙和解放可以了事。
九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消费文化开启了一个与建国三十年不同的文化时代，无论是追求思想文化品位的《读书》，还是面向普通大众的《读者》，抑或是以娱乐为主题的春节联欢晚会，都必须在市场这个基本的框架内生存。同样作为编辑，我完全能够体会到始终伴随着《读书》的资金难问题，编辑部每年都要郑重其事地向读者强调不涨价或提高定价的原因，直至后来发展到不可理喻的地步，由害怕涨价到不得不涨，由向读者解释涨价原因到编辑部预告涨价消息、甚至害怕定数增加的当代杂志怪现象，都说了市场竞争的残酷，让人顿生多收了三五斗的感叹，且看，“一提到这个款字，又说到了我们的痛处，我们对此更不敢有所许诺。不说也罢。”（1991年第2期，敬告读者）。可谓是欲说还休。九一年前后，“停刊”一度成为“读书”的题外话题。这说明一个真理，资金，这个极度资本主义的幽灵，对于任何杂志来说都是不能回避的。而另一家大众杂志〈读者〉的兴盛，恰恰有力地说明了，刊物定位和市场眼光的极度重要性。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中国八十年代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历史结果，不是《读书》的思想着的主体，而是〈读者〉的娱乐着的主体。虽然无奈，却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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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从而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近一年当中，编辑部收到6万多封信稿。
[2]
[3]文章发表后，吕澍发表《最是文人有自由》，观点相左。两文又引来谢泳、马成化、易原符、杨玉熹等人的回应文字
[4] 旷新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读书》，2002年第9期。
[5]有一套湘版散文译丛，其中卢梭的一再重印，“印数累计有高达近三十万册者”，郭风，1988年第6期。
[6]贺照田提出了当代知识界的几个重要问题，与大众脱节即是其一。参见《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李陀：《另一个八十年代》，《读书》2006第10期。
80年代《读书》与后80年代思潮
——以“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中心
刘岩
以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为代表，新一轮的80年代怀旧热仍延续着一种他者神话的书写，由于具有震惊效果的社会事件在标识终结与开始的年份发生，近三十年的当代史在人们的常识系统中始终被一分为二，80年代与90年代分野的意义似乎丝毫未被“新世纪”的时光冲淡。就思想史而言，这个二项对立的视野强化了一种表现的因果律，思想和文化氛围的转向常被还原为“外部”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思想自身的逻辑及其形塑现实的“物质性”往往被屏蔽不见。作为 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前沿”人文杂志，《读书》一个不可替代的意义或许在于它最大程度地凝聚了思想的历史纵深，从而使我们有可能通过爬梳和发掘突破已然平面化的80年代或90年代想象，不仅追索到一些构成今日思潮的发生前提的脉络，而且以多种层面的“越界”将我们仍身处其中的“状况”重新问题化。
90年代中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自由主义”的郑重出场及其与所谓“新左派”的论争。面对人们时常将自由主义宽泛地视为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心照不宣的共识，峻辞自况“‘挤出’门缝”的新倡导者着意强调“消极自由”的理念，明确反对卢梭式的“公意”[1]，而其论敌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关心公意”[2]。从这一角度来看，卢梭及其“公意”说适足充当一个便捷的切入点。在80年代初期，对卢梭的叙述是围绕如何评价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主题展开的。1980年第12期的《读书》同期刊出两篇关于卢梭的文章——严家其的《我们需要有无产阶级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和刘瀚的《封建专制是人类不平等的顶点》，两位作者皆将卢梭看作启蒙阵营中最激进彻底的反对封建专制和争取社会民主的思想家，而于一年后发表的王沪宁的《卢梭政治思想的绵延》[3]则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视点对卢梭政治理论及其历史影响的述评：在肯定卢梭的反封建意义的同时突显其“资产阶级局限性”。真正改变了叙述的参照系的是1986年第12期陈维纲的《评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这篇文章不再笼统地将卢梭描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而是在17至18世纪西方政治契约理论的思想史脉络当中分析其“主权在民”观念：公民个体向主权者让渡全部权利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是以假托“公意”的集权国家代替了霍布斯方案中的专制君主，而迥异于洛克的基本人权不可转让的思想。阐释卢梭的问题意识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总问题”的迁移：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已由少数人专制转为社会主义国家控制。就在刊载陈文的同一期《读书》上发表了张维平和伍晓鹰关于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艾哈德的《来自竞争的繁荣》的对话[4]，而这只是二人连续十期（1986年第10期至1987年第7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对话”的其中一次，在这一系列以倡导“市场经济”为主旨的对话中，今日人们耳熟能详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依次亮相，而第一个出场的正是哈耶克及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的《通往奴役之路》[5]。
在哈耶克的市场/计划、社会/国家二元论表述背后有一种更为深层的理论基础，即其唯理主义批判对总体文化革命观的消解，后者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或许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尽管90年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在本土脉络上明确祖述胡适，但却对这位先辈的“文化”命题不以为然，认为由他发轫的与所谓 “保守派”的历次中西文化论战很可能只是对假问题的“虚火空耗”，因为“从学理上说，政治上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6]，具体到现实层面，“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可以在“现代化取向和市场经济”的“前提和框架”下达成“和解”[7]。然而，这种“和解”意识并非90年代的产物，毋宁说它至迟在80年代中期便已然发生，更为有趣的是，后来被视为“新左派”代表的学者曾是这种“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积极倡言者。《读书》1986年第7期发表了崔之元的《追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该文是对哈耶克弟子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命题的推介：“所谓‘创造性的转化 ’，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尽管作者强调“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的主张并不相同，但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显然是林氏与新儒家的共同关注，海外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在1985年第6期发表的访谈中指出，“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可以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即所谓“封建意识形态”， “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即代表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文化精神”[8]。值得玩味的是，1986年第3期上李遥评述本土思想领袖李泽厚的文章也使用了相似的“两个方面”的修辞：“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正在进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世界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作为具有独特文化一心理结构、拥有丰富文化成果的民族，我们又要在历史行程中展望历史的未来指向，我们不仅必然而且应当保持着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心理平衡。”[9]
国内学者对于“文化认同”问题的思考无疑不是海外学理输入产生的直接影响，毋宁说是“文化热”的本土场域使这种“理论旅行”成为了可能。80年代的 “文化热”是以兴起于70年代末的两股思潮作为前奏的，即所谓“科学的春天”和“美学热”。在科学主义的氛围中，形成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文学主题和 “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历史表述，当代社会政治反思与国族历史批判的同构并行造成了启蒙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问题。尽管在当时文学艺术作品中，“科学”的叙事同时是关于“祖国”的叙事，但“祖国”往往虚化为壮丽的自然景物，修辞背后的所指似乎不言自明，实则难以言明，知识分子以“个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诉求无法寻找到一种与之相契合的共同体想象，这种困窘最为直观地表现在丛维熙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当中。高尔泰发表于《读书》1985年第5期的《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即是对这部小说的批评，该文在对范汉儒式“越境即叛国”的逻辑的质疑中提出了新的“祖国”概念：“祖国不仅是历史范畴，也是价值体系，是一个地区性文化的摇篮。我们自身，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风俗、习惯）、思想方式和感受方式，我们的知识结构和认识结构，我们亲朋交往关系，我们的幸福与苦难，回忆、梦想与憧憬，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及与这个观念相对应的我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一切价值，都无不是这个摇篮的产物。”高尔泰本人的学科身份及其“感性”修辞已隐约透露出“文化认同”命题与“美学热”间的密切关联。《读书》1980年第11期刊出了名为“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告别”的头题文章，文中宣称：“负着传统文化的沉重枷锁，中华民族将永无振兴之时。”[10]这是“文化”讨论在该杂志中的首次显影。但就在这篇气势宏大的“反传统”宣言的侧畔，一篇颇不显眼的美学书评传达出了某种相反的意旨：“中国人研究美学，不但要总结外国人的经验，当然更主要的还要总结自己民族的经验。……这应当从哪里入手？应该从整理我们民族的美学的思想遗产入手，切不可忘了自己的老祖宗。”[11]而更有代表性的是1981年第8期上包遵信为李泽厚《美的历程》而写的《迈向自由王国的足印》，包氏是80年代所谓“全盘西化”论的主将，他在1984至1986年间的《读书》上接连发表了十来篇以“告别传统”为主旨的 “文化史比较研究”，其特色是以同时期的西方文化为参照将通常被认为具有近代解放意义的明清思想家和文艺作品一一否定[12]，但《足印》一文却认为“积淀”在中国古典作品中的“民族心理结构”展现了一种走向自由和解放的历程。不难发现，“美学热”脉络中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实际上是以屏忆的方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逻辑继承，即一方面已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西方他者的抵抗，另一方面却仍要享有经由这一抵抗过程而辩证地获得的“民族自我”在普遍历史中的主体位置。与此相连接的是一种总体性的思想方法。1986年第2期上甘阳的《传统、时间性与未来》将传统表述为现在“有待上手的” （zuhanden/ready-to-hand）东西而非既有的“现成在手的”（vorhanden/present-at-hand）东西，明确使用了阐释学现象学的术语，但正如张旭东所说，这种阐释学运用“经过了一个激进黑格尔的过滤器”，“‘前见’、‘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的阐释学结构全部指向社会存在的透明性的一种乌托邦实现”[13]。相隔四期的高尔泰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意识》是对甘阳处理民族传统的“未来”视野的积极响应，而与前者“新的同化旧的”、“不断把‘现在’变成‘过去’”[14]的单纯进化论思路相比，更表现了一种否定的总体造成的张力：“我很喜欢祖国古代文化，是真心喜欢。但是我又强烈地反对传统的束缚，是真心反对，这两个真心，平时倒互不干扰。但写起文章来，就会发生冲突。既然喜欢，为什么要反对？既然反对，为什么要喜欢？这样，感到写文章很困难。为什么困难？是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吗？还是逻辑思维的混乱？我想来想去，觉得都不是。我感到困难，是因为自己可以考虑问题的概念工具不明确。”[15]这个令高尔泰深感焦虑而又无法明确的“概念工具”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民族国家观念的自然化，中国现代性实践过程与其说是一个古老 “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不如说是按照“民族”（nation）这种现代共同体想象模式对混杂的本土现实进行艰难形塑的过程，一方面，作为一种现代霸权体制，关于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已变得日益不言自明和无可置疑；另一方面，这一主体化建构始终面临着巨大的难以缝合的裂隙和无法吸收的冗余。80年代文化讨论者的矛盾感和焦虑既是长时段历史条件在特定时空状况中的折射，同时又以否定的方式传达出一种总体性的乌托邦冲动。而焦虑的最终化解并不代表着矛盾的真正解决，却毋宁说是以对总体的欲望为基础的开敞的历史视野的封闭。
对裂隙的创伤体验是在似是而非的“多元主义”的名义下得到想象性的抚慰的。1986年第7期的《读书》上张汝伦的《多元的思维模式与多元的文化》首次系统阐述了以“不可通约性”为原则、以反对“西方中心”为取向的“多元文化论”，而“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对这一立场的表述则更为直观地凸现了有效嵌入支配性的全球政经体制的面向[16]。甘阳对“儒学文化第三期发展”的命题素有批评，但在把消解所谓“一元论”作为建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的前提的意义上，他的《自由的敌人：真善美统一说》[17]却与前者殊途同归，这篇倡导“价值多元论”和伯林式自由主义的文章在批判一元化约主义的同时将 “实现一切价值”的欲求也一并指认为虚妄，矛盾或裂隙不再被体验为召唤重塑主体的历史变革的原质性创伤，而被自然化为充满魅力的多样性的永恒状态。而最具征候性的文本当属在90年代的开启处发表的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18]，这篇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的书评恰好否定了西方左翼“第三世界批评”的基本前提——第三世界文化因对资本主义霸权的抵抗而获得的总体政治意识，同时将对本土价值立场的张扬与对所谓“后现代性的世界潮流”的嵌入结合起来。就此而言，“第三世界文化”命题的出场不啻以反讽的方式构成了对作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逻辑连接的“后革命”场域的隐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以丧失曾为杰姆逊所推重的第三世界“境遇意识”（situational consciousness）和自身的有机性为代价最终逃脱了“总体”历史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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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学勤：《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
[2] 崔之元：《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关心公意——卢梭新论》，《天涯》2005年第4期。
[3] 王沪宁：《卢梭政治思想的绵延》，《读书》1981年第12期。
[4] 张维平 伍晓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竞争机制——谈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读书》1986年第12期。
[5] 张维平 伍晓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谈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读书》1986年第10期。
[6] 朱学勤：《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第240页。
[7] 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
[8] 薛湧：《文化价值与社会变迁——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读书》1985年第10期。
[9] 李遥：《历史进程与伦理构想的冲突——李泽厚两本中国思想史论读后》，《读书》1986年第3期。
[10] 林春 李银河：《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告别》，《读书》1980年第11期。
[11] 陈鸣树：《中国美学史的先声——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读书》1980年第11期。
[12] 参见包遵信：《李卓吾和布鲁诺》（1984年第9期），《鲁滨逊、唐敖与两种文化》（1985年第3期），《徐光启和培根》（1985年第7期），《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金瓶梅>和<十日谈>的比较》（1985年第10期），《康帕内拉和何心隐》（1985年第12期），《山水·人物·时代精神——明清文人画和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比较》（1986年第2期），《传统文化的自我调整——明清之际"文艺复兴"说质疑》（1986 年第4期）。
[13] Zhang Xudong,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7.
[14] 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15] 高尔泰：《文化传统与文化意识》，《读书》1986年第6期。
[16] 参见薛湧：《文化价值与社会变迁——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读书》1985年第10期；杜维明 金春峰：《儒学传统价值观念与民主》，《读书》1989年第4期；杜维明：《继承五四 发展儒学》，《读书》1989年第6期。
[17] 甘阳：《自由的敌人：真善美统一说》，《读书》1989年第6期。
[18] 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读书》1990年第6期。
往事与随想
——《读书》史学类文章研究
薛刚[1]
“本书与其名为见闻录，不如说是自白书。正因为这个缘故，来自往事的片段回忆与出自内心的随想，交替出现，混杂难分。然而，总的说来，在这些厢房、顶楼和附属建筑物之间，还是有内在联系的，至少我这样认为。”——赫尔岑[2]
史学几无边界，外缘与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打成一片，内里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等分野也只是一个方便的提法，没有不浸润思想的政治史，也没有不谈政治的思想。概而言之，既难在“史学”外定桩立界，将“史学”和“文学”、“社会学”之类截然分野，也难在“史学”内分门别类，把“政治史”和“经济史”造册分呈。[3]葛兆光即认为思想史至今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领域，它的中心虽然清楚，但是叙述的边界却相当模糊，致使它常常面目不清，也无法像它的邻近学科那样清楚地确立自身的边界，“比如它与宗教史、学术史常常关注相同的对象，以至于它们总是要发生‘领土争端’，比如它与社会史、文化史常常需要共享一些知识和文献，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产生‘影像重叠’，比如它与政治史、经济史常常要建立一种互相注释的关系．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互为背景’，甚至产生了到底谁笼罩谁、谁涵盖谁的等级秩序问题。”[4]虽然葛先生单就思想史立言，但上述叙述困境在史学各子学科中均不同程度存在。另外，“历史”的时间坐标也在不断变更，九十年代初视为“现实”的人事，于今已几同“历史”，所以想在“史学类文章”的命题下写一篇小文，直难煞人也。故本文对于《读书》杂志史学方面的研究以梳理为主，分思想史、大学史、“遗忘史”、“大历史”和学人史等子目详加考辨，时间限定为1990年—2006年。当然，此种分类也是便宜行事，文革史、[5]社会史[6]之类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割爱，就纳入考察的各点而言，也有颇多重复成分，如朱学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即可划入思想史、“遗忘史”论列，难以面面俱到，只好在行文中择要说明。[7]
《读书》比较注重知识界之趋势与潮流。编辑曾言现在编刊物出书，都要讲究研究趋势。“趋势看对了，趁早下手，在趋势刚刚露头、人家刚刚觉察之际，这里文章、图书已经源源涌出，一遇一合，于是大有成焉！趋势看不对，文章、图书发表得过早过晚，钱自然赚不到，说不好还有逆潮流而动之嫌。”[8]《读书》杂志自九十年代初至今一直都处于不断因应各类趋势之中，自己本身更是不少潮流的塑造者，如论《读书》者多关注两次“人文精神”的讨论，就蔚为一时之大观，这一时期不少史学文章也在行文中多有回应。[9]加之《读书》杂志本身又“有意无意间塑造出一种类似文化评论风格的书评体裁”，[10]即不必像专业书评那么必须准确概括所评书籍的内容，且所论有时也不一定紧扣原书主旨，常常可以借题发挥，使得作者们可以“顾左右而言其他”，于法度之内言之所欲言。总之，正是由于《读书》的这两个特点，使笔者可以从《读书》中一窥当下学人之心境，学风之流转，不至于妄自揣度。
思想史——“重写”的努力
就九十年代以来的《读书》而言，思想史上升可能是一个较大的趋势。李泽厚提出90年代是一个“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时代，而颇为吊诡的是，“思想史”反而成为史学内部上升最快也最有活力的子学科。《读书》中有关思想史文章的数量上升，与九十年代以来史学发展直接相关。罗志田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包括近代史在内的中国史仍以政治史（包括经济史）见长，只是到了近一二十年“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史学论著开始减少，而以思想、社会和学术为主的专门史逐渐兴起。”[11]《读书》既受这一趋势影响，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进程。
“重写”是思想史讨论的重要议题。葛兆光曾言，八十年代以来有一些话题至今仍在不断被提起，其中一个就是“重写”，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化史，重写哲学史，当然也有重写思想史。重写是“相当诱人的事情，更是必然的事情”[12]。从葛兆光发表在《读书》上的文字可以清晰看出“重写”本身的历史。在 1992年6月写就的《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一文中，葛兆光提出“似乎自胡适以‘截断众流’的大气魄讲出一番哲学史以来，人们都已经习惯了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叙述方法。当读过一两本这类著作的人闭目回首思想的历史时，出现于脑际的总是睿智清醒的思想家从古到今地列队而来，仿佛古代中国思想史真地如此严肃而高雅地由这批思想家系列构成，而那些曾经弥漫在更广泛阶层的思想似乎不是思想，被剔理出了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之外。”葛先生称自己常常怀疑思想史这种叙述的真实性究竟有几成，也常常怀疑思想史这种叙述的全面性究竟有几分，并逐渐觉得必须写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13]到1994年《置于思想史视野中》一文中，葛兆光继续追问思想史的生成与合法性，“过去的思想史把方术一刀切到了‘迷信’一边儿，然后又把迷信一刀切出了思想史的地盘，这使得思想史变得很干净很纯洁，但也使思想史变成了‘理性发达史’或‘文化人思想史’”[14]，这一思考过程持续了七八年，直到1998年，他才在读书上一口气刊发了，《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知识史与思想史》、《道或终极依据》、《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15]宣示了重写思想史的思路。在他心目中，新的思想史需要描述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其构成与影响大体在三方面：一是启蒙教育的内容，二是生活知识的来源，三是思想传播的途径。[16] 作者没有按照人来设立章节，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无论是董仲舒还是王弼；在这部书中，也没有特别精确地把某种思想或某种说法算在某个思想家的年代，可能年代尺度是比较宽泛甚至是宽大的，总是只在比较长的时间段中描述着思想史的流程。[17]
“新知”的输入仍是九十年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外表上大都没有八十年代常见的以“西学”启“东学”之蒙的味道，而采用较为形式上较为平等的 “对话”或“引介”。如汪晖与艾尔曼、李欧梵及沟口雄三的等人的对话，[18]葛兆光与艾尔曼的书评往还，[19]都显示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思想史学科的进步。当然，此时对海外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一直不乏介绍，到9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颇有尚未成书的研究在《读书》上展示，至少在表面上中西学术开始同步。[20]
整体上看，美国和台湾的中国史研究已被学术界自觉纳入到研究视野内，颇为直观的表现是不少博硕士论文纷纷开列美国同行的长串书单并借此展示自己已进入“学术前沿”，虽然大部分只是点缀，但毕竟也是“心向往之”。相比之下，东邻日本的思考和学术成果却难进入大陆学人法眼，除了一些特殊的领域绕不过去，不少人甚至懒得借此装点门面。相对于二十世纪初“西潮却自东瀛来”的盛况，日本思想和学术在世纪末的缺位耐人寻味。[21]孙歌为将日本学术研究引入中国思想界作了巨大的努力，《读书》是这一努力的最重要管道。孙女士曾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七卷本论文集《在亚洲思考》，她认为日本的同行们有着某些与中国学者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思维走向、方法模式。同时，这种不同又完全不能归结为日本人拥有比我们更多更准确的西方理论著作的译本——“我实在没有胆量断言说丛书的作者们是赛依德的东方知音。平心而论，来自这个亚洲边远岛国的‘亚洲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纠缠于‘我们在使用谁的话语来讨论东方问题’的水平。” [22]不过似乎孙女士等人介绍“东学”的努力仍乏响应者，戴燕女士直到最近仍认为，就我们日常浏览、阅读的范围来看，那也还是吉光片羽，尚不足以使汉语世界的读者一窥其全貌。”[23]
上述关于思想史的梳理大都集中于学科进展，但《读书》上还有另外几种思想史的提法，或自居于草根意识，或着眼于民族精神，但引起的共鸣不遑多让。如张承志就宣言“不管精英们多么不喜欢这样说话；——关于个性的命题、关于民族气质的命题，已经愈来愈严肃地被提上了中国思想史的前台。”[24]此处“思想史”三字即与上述各处不同，但也显示了中国思想界的某些特质，恕不赘述。
大学史——“老北大”们的故事
九十年代以来，《读书》刊发了大量关于老北大、老清华、西南联大的文字，既有大量的回忆，也有不少研究成果的摘录。通过不断的重复叙述和有选择的考证，它们基本上重构了民国大学的形象，开始将大学史从革命史和救亡史的叙述框架中独立出来。如陈平原即在《读书》上回应《北京大学校史》的作者时曾认为， “作者们对中国革命史太熟悉了，以致将其研究思路乃至具体结论直接移植到大学史的写作，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25]
老大学的重构在九十年代初，多以老先生们的追忆往昔为主，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美化。张中行的《闲话北大图书馆》默默温情的讲述了老北大图书馆“借书还书的自由主义”。具体说，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书多少，数量不限；另一方面是借的时间，长短不限。“此外还可以加上一种小自由，比如我们一些几乎天天来的看客，坐位有定，借书，大多是送货上门。”[26]资中筠也回忆那时大图书馆的常客一般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座位。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借书手续简便，不存在管理员态度问题，“以至于我根本不记得书是怎样借出来的，似乎到图书馆总可以读到自己想读的书，一切都那么自然。”[27]
其后的研究和回忆的境界皆有不少“拔高”。何炳棣在评论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时认为，“从清华学堂这小小的一隅，最能看出一个内外积弱的古老国家，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线曙光。”[28]费孝通则在《清华人的一代风骚》中对汤佩松先生笔下的西南联大赞叹不已，称这些不仅是令人难忘的，而且是历史上也永远不会褪色的镜头——“汤先生这枝生花妙笔把当年这几间泥砖盖起的‘陋室’里仙境般的灵气，一一从回忆中记录了下来：从门上手锯的木制金字，室内那些分别由成员们从远洋带回来的冰箱、电动唱机等‘超级’设备，墙外喊声震天男女混打的排球场，‘雷打不动’的周末桥牌集会，以及香飘门外的‘殷家烙饼’和改善生活时的‘汤阴楼’聚餐会，一直到四合院场地上尘土飞扬的‘盛大舞会’。”[29]海内外的史学家和当事人开始联手在“老清华”的记忆中建构一个“新清华”。当然，直到陈平原的《老北大的故事》系列问世之前，大多数类似的文章都被作者和读者两方认作“闲说”，费孝通做此文时即被友人称为“真是个白头宫女，还有心情闲坐说清华。”
大概由于当下大学在体制和人事上都颇有不尽人意之处，《读书》诸位作者多在回忆考证之余顺便“借古启今”。如校庆本是颂扬之时，但钱理群在北大百年校庆（1998年）时发表《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认为与老北大相比，在当下的北大中，办学的人均忙于创收，无力真正关注教学与科研。“经营之道取代办学之道的结果，是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大幅度滑坡，导致教育精神价值失落，这正是当前北大存在的突出问题”[30]。钱先生毕竟客气的说自己“翻开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想从历史的回顾中，寻一点作庆典文章的材料”，不料这一翻，就将那点凑趣的雅兴给打掉了，但到了清华九十周年校庆（2001年）时，曾昭奋已经直白的批评“梅贻琦时代的清华，走出来一批全国有名的大师。蒋南翔时代的清华，盖起了全国大学中最高的主楼，主楼升起的时代，正是不出大师不要大师的时代。”[31]不过曾先生早在清华八十三周年校庆时即发表《清华园里可读书？》，对“不出大师”的清华也多有回护。他认为清华八十多年的历史，可粗分为两半，“前一半，它出了许多大师大家。像陈寅恪、梁思成那样，他们后来的遭际，是民族的厄运和悲哀。这后一半，它出了许多大官。像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那样，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是民族的骄傲和进步。都不容易。”[32]“都不容易”四字让人感慨不已。
十余年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和西南联大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堪称一场世纪末的造神运动。近日何兆武的《上学记》出版，雷颐撰文认为此书道出西南联大传奇的秘密所在，即神似雅典学园的“自由散漫”。[33]谢泳也认为，“联大的和谐是由容忍和民主精神造成的。”[34]和谐、民主、自由、容忍之类的关键词层出不穷，尽数置于西南联大本已夺目的光环内。事实上三校历史虽然不长，但在近代以来风雨飘摇之中难以事事求稳，如北大清华数次驱赶校长，在某些“过来人”看来就是很不宽容，只不过此类史料被《读书》的作者们尽数过滤，我们目前所见的倒都是诸位先人“容忍”的一面。[35]虽然三校是否“自由”颇成疑问，但此类提法不断出现在《读书》中至少体现了时下知识人对老大学的想象。[36]
随着老大学被不断重塑，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的地位也逐渐上升。建构者既有中西学者，也有不那么精英的活跃在“读《读书》”和“读书平台”栏目的读者群。如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认为“蔡元培的胸襟与领导作风是‘北大精神’众多因素中的核心，一点也不夸张。”[37]孟凡茂认为梅贻琦“不仅对清华大学，对我国现代教育的贡献也是永标史册的。”[38]张晓唯说“从一定意义来讲，南开的成功也就是张伯苓个人的成功”[39]。这三位先生的思路和行动也不断被重提，被视为当下大学改革的可能路径。有人提出“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与其频繁地出国考察、取经，不如向蔡元培、梅贻琦学习学习。不知以为然否？”[40]但三人的某些颇有争议之处却无人注意，也可见作者群体的倾向。[41]
陈平原的“老北大的故事”系列在读书上连载一年有余，影响可以用“深远”形容。《“太学”传统》说北大不续“太学”的家谱而有作为中国现代化原动力的野心，《校园里的“真精神”》强调北大“独立”与“自由”的“校格”，《学问家与舆论家》描摹“生气淋漓”的《新青年》，《北京大学：从何说起？》和《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详解北大戊戌创立和校庆改期两大“身世之谜”，《不被承认的校长》讲述传教士丁韪良与北大的离合，《作为话题的北京大学》则回顾了历次校庆。[42]此系列在《读书》连载之后反响颇大，也引起一些非议。陈先生随后在《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提出“我不主张将一部北大校史建构成加挂教学和科研的‘学生运动史’”[43]，这既是《读书》诸多大学史文章的“内在理路”，也可以被视作重写大学史的宣言。
“遗忘史”——智者的寂寞
“遗忘”本是人间常态，读书的编者也认为“记忆远远不像遗忘那样绵绵不绝，它总是断断续续，借酒浇愁，或者将现实推向历史，或者将历史拉至现实。”[44]十余年来，《读书》的编者和作者都在不停的做“将历史拉至现实”的工作。
1994年第4期的《读书》以《智者的寂寞》为标题刊发了六篇文章，介绍五位清末民初的学者和一位外国学者。编辑说这些文章并非着意约写，编前也无既定设想，更无宏扬国学、贬黜西学乃至张扬激进或保守等宏伟意图。只是一些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写了一些过气文人，描述了他们生前或死后不同类型的寂寞，编者加一总题，集中刊出。中外古今，智者不免寂寞，这种现象，或可供今天的学人借鉴。从“天下何人还识君”的俞理初（高瑞泉作）到“空余高咏满江山”的王闿运（杨念群作），从“涕泪乾坤焉置我”的范当世（章品镇作）到“万山不许一溪奔”的杜亚泉（吴方作）都被作者们重新从故纸堆里打捞出来，重见天日。[45] 此数人有的生前就颇为孤寂，如费孝通称他的老师史禄国在清华园里即是个孤僻的隐士，而有的人则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如朱维铮称辜鸿铭生前死后“在中国学术文化界的知名度，都远不及他在西方学者中间那样引人注目”，还有的人则是由于时代背景转换而被淘洗出主流叙述，甚至成为“进步”的对立面，如吴方认民国初年的《东方杂志》在海内的影响可谓首屈一指，算得上中国现代期刊界发展的先头军。但“随着一、二十年代社会文化思想的急剧演变，新潮音阵阵，相形之下，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不免显得面貌‘保守’了，其实也可以说不够激进，因而一时成为思想新潮的对立面。”其实“寂寞”乃是平常之事，葛兆光曾就被学术史遗忘的沈曾植撰文《世间原未有斯人》，[46]钱文忠也曾为陈三立鸣不平，自问“今年恰值陈散原先生逝世六十周年，但还有多少人记得起这位早年叱咤风云，晚年巍然一代诗宗的人物呢？”[47]让人颇为意外的是，夏晓虹也曾写《寂寞身后事》，感慨梁启超去世后的遭际，孙郁也用《身后的寂寞》来形容茅盾， [48]虽然按照上述几人的标准，这两位其实已经是风光无限了。
诸位被“遗忘”之人也有翻身之时，只可惜翻身不久就再次陷入被遗忘的窘境，颇有潮来潮去之态。杨念群曾观察到如1996年堪称“辜鸿铭年”，随着《中国人的精神》中文译本的问世，图书市场掀起了一股狂销热潮，“那个当年拖着发黄的辫子游走于学术江湖的幽灵般形象，随着地摊广告渗进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杨先生认为“民族英雄”的新标签对辜老来说固然是张冠李戴，但辜老先生重新流行绝非道德学问被重新体认，说到底还是民族主义作祟——“中国人崇拜辜鸿铭，首先在于他有能力用流利的洋话痛骂洋人，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洋人居然被骂得心服口服，这是何等的痛快。”[49]当然，辜鸿铭本人的形象也在这拨热潮中被重新涂抹，不复其书生本色。
朱学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震动颇大。作者自称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二十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当代大陆思想史。他“希望这群人能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的沉闷格局。”所谓“失踪者”是在 1968年前后上海的一些高中生。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作者把这群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但后来这些人都渐渐杳然无闻，用作者的话来说“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史资源，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坠落，进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流产状态。”[50]本文刊出后风行一时，甚至连 “失踪者”也成为流行词汇。《读书》随即1996年第2期发表了十四篇来信并统名为“失踪者说”，这在90年代以来的《读书》历史上极为罕见。[51]来信中各种声音都颇为激烈，赞成者暂且不论，不以为然者说此事“不需‘寻人启事’，也不必烦恼”，反对者已开始奉劝作者“走下你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阁楼，融自己于自然，于社会，于必然。”直到三年之后，钱理群仍说他和作者一样“怦然心动”，并且“潸然泪下”。[52]作者的思考与认知或有商榷之处，但对于文革的解读的确牵动众人神经，毕竟“遗忘史”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就是“文革”。但这一局面短时间内难以扭转，张志忠即认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局面，业已形成。”[53]
“大历史”——“黄河依旧绕青山”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念在九十年代风行一时，受到公众层面的欢迎和不少人的模仿，但也受到一些职业历史学家的质疑，《读书》在褒贬上均有所涉及，可窥“大历史”接受史之一斑。黄仁宇在《读书》上第一次出场并不是挟裹“大历史”观念而来，而是一篇介于小说和随感之间的《摩天楼下的刍议》，这篇后来收入《地北天南叙古今》的文字在黄先生的诸多宏文中并不特别出彩，只是可能因为刚刚写就便顺手刊出。[54]黄先生在《读书》上发文并不多，[55]反响也不如诸种著作之流行一时，之所以单节分述，部分是因为黄仁宇在《读书》作者群中的特殊地位——他也许是九十年代以来所有《读书》史学作者中著作行销最广的一位。黄先生去世后，《读书》的编辑写了一条消息，称其“不仅以‘大历史’史观在国际史学界自成一家之言，而且他的著作虽多属学术范畴，却行销于市，一版再版。”[56]粗粗几语，大致勾勒了黄仁宇及其“大历史”的特出之处。
黄先生年轻时正处于中国知识分子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转折中，以书生从戎，颠沛数十年终难以出头，中年之后又在中西学界夹缝中奋斗，一直面临实际的生存压力，所以作者自称，“在各处发表的文字多用‘中国大历史’的名号确有标奇立异的趋向”[57]。葛兆光曾说黄仁宇“好像一切都是矛盾” [58]，正可以看到思想与生命被一个庞大的制度、无情的社会和主流的观念所挤压。
黄仁宇学术著作主要围绕明朝财政史展开，但“中国大历史”的观念实际上多着眼于二十世纪的巨变，黄先生认为，中国于百年之内抗战动员、土地革命、重创法制，变迁之大亘古未见，[59]史家必须理解这一巨变背后的长时段时间背景和群众运动的空间纬度才能考察这一变局的前因后果。但黄先生认为，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不过很多骤看来不合情理的事物，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拼合前因后果看来却仍合理。此点在《读书》上被讨论颇多，如傅铿认为黄先生的大历史观重在“超越道德批判”，[60]张弓则认为超越道德的观点堪忧，“科学进步、技术革命和工业化，在造就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使西方文化病入膏肓”，[61]较黄仁宇本人的意思已然偏离。
可供解释中国近代变局的范式很多，费正清等人提倡的冲击——反应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视野中反封建反殖民地模式都可以在相当范围内解释过往百余年的历史，但这两种体系一体两面，都共享了一个停滞的传统社会的假设，将近代变局限定在鸦片战争前后。而黄仁宇则将整个中国历史统划为三个帝国，以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的和有系统的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第二帝国“外向”，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及“非竞争性”的豁然不同。在财政与税收的方面看来，其性格之差异尤为明显。第二帝国带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缩性。[62]近代之变局乃是从第三帝国转型而来，而不是从十九世纪中期才开始，变革的决定因素是“数目字管理”，陈乐民即从中读出“黄氏的历史观其实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史观十分相象。”[63]黄先生文字清通，对其观念传播助益极大， “大历史”三字若无此种文笔以为支撑，可能会乏人问津，[64]如陈乐民即认为黄先生“用一种生动活泼的体裁系统地讲历史，推事及理，有叙有议”。 [65]但由于格局太大，黄先生往往论证不足，时不时有“口吐真言”之论，难以被学院派所接受，但却赢得了大众尤其是年轻读者的称许。
学人史——思想资源与文化符号
林毓生说胡适一生曾扮演了许多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二三十年代因发表《人权论集》而遭受国民党政府通缉的自由斗士、史学家、考证学者、外交官、公众人物、文化明星等等”。[66]九十年代史学界的一大变化是胡适成为完全正面的文化符号和核心的思想资源，从研究禁区到“熟而又熟”不过用了十余年时间。舒芜在1995年还认为“大约近十年来，周作人和胡适这两个研究禁区，都已逐步被打破，出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67]现在重读这套“禁区”和“打破”的话语已是恍如隔世。胡适的改变包括两个层面的努力，其一与“自由主义” 相关，不少治思想史的学者将胡适作为此思潮之代表；其二则是在学术史追溯中将胡适诸种论学之作接上学脉，续入学谱，且多纳入正统。因胡适文字好读，五十年代大批判时又积累了无数材料，故两者并行不悖，皆无窒碍。雷颐即认为，从三十年代的《胡适论》（胡绳作）到五十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再到八十年代末的《胡适研究丛录》，历史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表明了一种研究的深入，一种新“范式”的破后之“立”。[68]
九十年代初读胡适作品，还给人一种新鲜感，钟叔河即认为，“过去提起中华书局，想到的总是《中华大藏经》《大唐西域记》，古气盎然。打开《胡适的日记》，正如在柏林寺藏经殿内推开一扇紫檀色的窗户，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69]一旦进入胡适的语境，各种思想资源即自然而然进入研究者视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的“格言”被反复引用，[70]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佛学史，哪一个都必须提及此公，甚至连谈红楼梦也无法绕过。更不要说胡适本人的政治立场、人际往还、思想流变，所有面相都被反复爬梳，甚至藏书和遗嘱也不乏关注，难怪陈红民会感慨“真是个道不尽的胡适”。[71]
以1998年第9期的《人间鲁迅》谈话集为起点，关于鲁迅和胡适的争论迅速展开，一时论者纷纭。钱理群认为“鲁迅和胡适最根本的区分就在于，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林贤治觉得“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的评价不宜太高，与此密切相关的，就要联系到对鲁迅的评价”；王得后说“鲁迅和五四一代文化人，和胡适，在一般文化的选择上是一致的，或相近的，在政治文化、现实政治的选择上才相对立”；王富仁认为不要否认胡适们的贡献，但“只要想一想左拉对德莱福斯事件的态度，想想西方同类知识分子的现实表现，就知道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与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区别了。”[72]“胡适还是鲁迅”的问题由此成为焦点。李森随即撰文认为鲁迅不是在野党的一员，胡适也不是执政党的跟屁虫，“把鲁迅划到胡适等人的对立面，正是鲁迅被长期利用的出发点”，[73]并认为我们今天对胡适的评价，至少不能低于鲁迅。从史实层面而言，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个伪问题，两人的出事风格和人生遭际都有所不同，本没有“鲁迅道路”还是“胡适道路”的分野。但由于它的象征意味及其所牵扯到的感情波动，使得这一问题拥有巨大的阐释空间，至今仍被不时提出。
与胡适同时成为重要思想资源的还有陈寅恪。但由于陈寅恪学问艰涩，故只是作为“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标本众说纷纭，问学论道的知音反倒不多。反映到《读书》中就是谈人多（谈诗也是在揣摩陈寅恪本身用意），谈学少。此处也不赘述。
《读书》的作者大都是以“学术”为饭碗之人，在九十年代以来日益固化的学术分科体系内，不少作者显然过得相当不错，属于公认的学术“带头人”之类。但在小圈子里继绝学或在学术生产流水线上做螺丝钉的生活可能会让人略感窒碍，如李零曾言“这是一个世无英雄、哲人萎顿的时代”，[74]由此《读书》成为一个难得的平台，李零说“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我关心的事在有如工业流水线的专业学术中没有位置，只能用业余的方式，另外找个地方说话。”[75]《读书》不仅可供“透气”，也会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作者自身的注意力甚至治学路数。陈平原曾说“我的三次学术转折，都与《读书》杂志密不可分。”[76]最值得注意的是孙歌，孙女士说在《读书》上引介东邻学人们的思考仅仅是由于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在更广泛也更深入的领域内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知识界，也了解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贡献，从而更好地了解我们自身的知识处境。但是在做了这一切之后，“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的现实：我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了……我不是一个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我似乎也不再是中国文学研究者。我的思考和研究变得无法归类，不仅跨越了学科的限度，甚至也跨越了国界的限度。”[77]当然，也有作者如葛剑雄存着“让这些成果在为专业人员利用的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所知所用”的念头。[78]虽然志向不一，但各位作者对文字的负责让后辈如笔者颇受教益。罗志田认为在《读书》上的“写作固不妨比写学术论文更加‘率性’一些，但既然是写给别人看（特别是有阅历不深的青少年可能要看），总以多少有点‘作圣’的责任感为好。”[79]张鸣也曾言，“可以让他们说我不务正业，但不能让他们说我胡说八道。”[80]
篡改吴思纪念吴方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81]——他们的悲怀和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已经成文，因此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他们的文章能够流传多久，但在永恒的人类经验中，在我们亲历的观念变迁中，已经融入了他们的一片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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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大学历史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email：xg@pku.edu.cn
[2]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1页。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读书》
[3] 在关于“思想史的写法”的问题讨论近十年之后，学术界仍然在讨论“什么是思想史”的问题。参见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页
[5] 由中国传统的“盖棺论定”的观念而论，由于当事人大都还在，文革并没不能被看作“历史”，文革研究更多由政治学和社会学来承担，但在《读书》对于文革和八十年代的“回忆”虽然没有提供一种成型的话语体系，但提供了丰富的“现场”资料，并提供了若干叙述的可能
[6] 社会史在九十年代以来取得长足进步，且颇受人关注。如“缠足”问题即有不少学者关注，反响颇大。参见杨兴梅：《小脚美丑与男权女权》，1999年第10期；张鸣：《男人的“不缠足运动”》，2001年第10期
[7] 参见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1995年第10期
[8] 《编辑室日志》，1992年第6期
[9] 参见《人文精神寻思录》，1993年第4期—第7期；典型“史学”类文章对这一讨论的因应如葛剑雄《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作者概述公元555年梁元帝江陵焚书并申论，“有人在评价某些伟人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他的个人品德，突出他的人情味，或者更时髦一些，用人文精神来加以衡量，我以为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至少是相当片面的。”，即有因应讨论的“今典”在，参见《读书》1995年第6期
[10] 罗志田，葛小佳：《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11] 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读书》主编汪晖先生个人的因素也应考虑，汪晖先生的治学领域重要组成部分即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并在十余年来发表了大量的思想史论文。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前言第3页。
[12] 葛兆光：《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思想史的写法之四》，1998年第6期
[13] 葛兆光：《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作者本文是关于《中国方术考》的书评。葛兆光先生在文中指出，“读到李零所著《中国方术考》，接触了更多更新的思想史资料，这种怀疑便由七分达到了十分。”
[14] 葛兆光：《置于思想史视野中》，1994年第10期
[15] 参见葛兆光：《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1998年第1期；《知识史与思想史》，1998年第2期；《道或终极依据》，1998年第3期；《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1998年第6期
[16] 葛兆光：《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1998年第1期
[17] 葛兆光：《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思想史的写法之四》，1998年第6期
[18] 参见汪晖、艾尔曼：《谁的思想史？》，1994年第2期；沟口雄三、汪晖：《没有中国的中国学》，1994年第4期；李欧梵、汪晖：《什么是“文化研究”？》，1994年第7期；李欧梵、汪晖：《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1994年第8期
[19] 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1996年第6期；艾尔曼：《再说考据学》，1997年第2期。
[20] 如罗厚立、葛佳渊在九十年代即做了大量同步引介工作。参见《跨世纪的启示：从章太炎到古史辨》（介绍王汎森的《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1991年第10期；《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介绍Pra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92年第3期；《市场经济与乡村发展的新诠释》（介绍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 年第9期
[21] 此处借用葛兆光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与文章内容略有关涉。参见葛兆光：《西潮却自东瀛来》，《葛兆光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22] 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1996年第5期
[23] 戴燕：《乡关何处》，2005年第7期
[24] 张承志：《再致先生》，1999年第7期
[25] 陈平原：《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2000年第2期
[26] 张中行：《闲话北大图书馆》，1990年第4期
[27] 资中筠：《清华园里曾读书》，1995年第1期
[28] 何炳棣：《史家笔下的早期清华》，2001年第3期
[29] 费孝通：《清华人的一代风骚》，1991年11月
[30] 钱理群：《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1998年第5期
[31] 曾昭奋：《大楼与书桌》，2001年第9期
[32] 曾昭奋：《清华园里可读书？》，1994年第7期
[33] 何兆武：《上学记》，雷颐：《西南联大传奇的秘密》，《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0期
[34] 谢泳：《西南联大的启示》，1994年12月
[35] 驱逐校长事参见杨早：《梁实秋：五四运动的局外人》，《触摸历史》，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36] 近来学者对西南联大党派政治的一面颇为关注，不知道是否能影响已经被建构起来的大学形象。参见如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7] 魏定熙：《蔡元培与北大》，1998年第8期
[38] 孟凡茂：《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1996年第8期
[39] 张晓唯：《无奈的结局》，2004年第9期
[40] 张巨成：说《读书》，1995年5月
[41] 曾经在《读书》发表过数篇文章的张晓唯曾在《书屋》发表《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认为蔡元培等人的“真实作用不过是参与谋划和履行表面程序而已。”但作者也认同蔡元培等人是“自毁清誉”。 参见《书屋》1996年第11期
[42] 分别参见1997年第4、5、11期，1998年第1、3、4、5期。
[43] 陈平原：《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2000年第2期。
[44] 《编辑手记》， 2006年第10期。
[45] 参见读书高瑞泉：《天下何人还识君》；杨念群：《空余高咏满江山》；章品镇：《涕泪乾坤焉置我？》；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它非考证》；吴方：《万山不许一溪奔》；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1994年第4期
[46] 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1995年第9期。
[47] 钱文忠：《神州袖手人甲子祭》，1998年第5期。
[48] 孙郁：《身后的寂寞》，1996年第5期；夏晓虹：《寂寞身后事》，1996年第6期。
[49] 杨念群：《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2000年第8期。杨文刊发时，辜鸿铭热已然退潮。
[50]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1995年第10期
[51] 《“失踪者”说》，1996年第2期
[52] 钱理群：《民间思想的坚守》，1998年第9期
[53] 张志忠：《抗拒遗忘》，1996年第2期
[54] 此文曾于1990年9月15日刊于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55] 参见黄仁宇：《摩天楼下的刍议》，1991年第3期；《怎样读历史》，1991年第8期；《“持续”与“汇合”—〈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陆版序》， 1991年第12期；《研究中国历史到威尼斯？》，1992年第3期；《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93年第8期；《为什么称为大历史》，1994年第11期；《关于“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1997年第6期
[56] 《黄仁宇辞世》，2000年第3期
[57] 黄仁宇：《为什么称为大历史》，1994年第11期
[58] 葛兆光：《黄河依旧绕青山》，2003年第12期
[59] 黄仁宇：《怎样读历史》，1991年第8期
[60] 傅铿：《超越道德批判》，1993年第2期
[61] 张弓：《超越道德的忧虑》，1993年第7期
[62] 黄仁宇：《“持续”与“汇合”》，1991年第12期
[63] 陈乐民：《历史的观念：释“历史的长期合理性”》， 1993年第11期
[64] 王汎森先生说《万历十五年》之所以文笔与黄先生其他著作不同乃是因为廖沫沙修改过，可能不确，黄先生自称廖为之“挥翰题签”，但具体文字工作沈玉成和傅宗璇先生往还较多
[65] 陈乐民：《坐视世界如恒沙》，1993年第1期
[66] 林毓生：《平心静气论胡适》，1999年第9期
[67] 舒芜：《理论勇气和宽容精神》，1995年第12期
[68] 雷颐：《“破”后之“立”》，1990年第6期
[69] 钟叔河：《夜读漫抄三则》，1990年第11期
[70] 葛佳渊、罗厚立：《大胆的假设》，1997年第3期
[71] 陈红民：《智者千虑》，1999年第3期
[72] 《人间鲁迅》，1998年第9期
[73] 李森：《小议鲁迅与胡适》，1999年第1期
[74] 李零：《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后记
[75] 李零：《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后记
[76] 陈平原：《与〈读书〉结缘》，1999年第4期
[77] 孙歌：《求错集》，三联书店，1998年版，前言第5页
[78] 葛剑雄：《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页
[79] 罗志田，葛小佳：《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80] 张鸣：《历史的坏脾气》，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2页
[81] 吴思：《擦桌子的“主义”》，2006年第6期
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
——《读书》杂志中的马克思形象
郗戈
（北京大学哲学系06级博士生）
内容提要：《读书》的作者们对马克思所做的诠释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变化：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分别被意识形态化、边缘化和知识分子化。目前《读书》中马克思论说的主流是：马克思的形象逐步地被塑造为承载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而这一塑造过程又恰恰是作者们的“自我塑造”过程。《读书》杂志在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和研究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与国内学术界的同步发展，在某些方面——如对马克思批判精神和超越维度的强调——甚至稍有领先，开一代风气之先。
关键词：《读书》杂志 马克思形象 公共知识分子 自我塑造
中国知识界好谈马克思，谈论的方式也不断地因时而变。而这种流变的具体环节、特定阶段和实际进程又成为映显学术与时代之间深层互动过程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镜像”。因而，梳理和检省《读书》自1979年创刊以来二十七年的马克思论说，实属一项非常有趣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
那么，《读书》作者们二十七年以来究竟是如何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呢？他们究竟给我们描绘了怎样一幅（或多幅）马克思的思想肖像呢？这种思想肖像又在何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群体自画像”呢？
概而言之，《读书》的作者们对马克思所做的诠释工作大致经历了下述三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作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与意识形态的亲和性上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形象，马克思仍然保持着他的“传统形象”。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马克思被“边缘化”了，关于马克思的论说在《读书》文章中不再占据主流。第三个阶段从8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获得了“新形象”，作者们从多种远离意识形态的多种学理视角出发，开始了重新诠释马克思的积极尝试，马克思的形象逐步地被塑造为承载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而这一塑造过程又是富于当代性和现实感的，它恰恰就是作者们在当下境域中的“自我塑造”过程，通过把马克思塑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为自己标识出了必须承担的责任、必须具备的品质和必须传承的理想与精神。
第一阶段的核心人物是：作为“革命导师”和“真理化身”的马克思。应“解放思想”的时代要求，《读书》杂志于1979年创刊之际便围绕着“读书无禁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而在要求“读书解禁”“解放内部书”的呼声中，马克思也相应地被当作绝对意义上的“权威学者”来加以引证和探讨。例如仲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1979年第1期）和《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序跋》（1979年第2期）、金海民的《马克思的笔记》（1979年第8期）和《历经沧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私人藏书》（1980年第6期）等，都直接把马克思看作学者的典范、读书人的楷模，或明或暗地要求当时的读者们在阅读、研究和写作方式上向马克思学习。作为“学术楷模”，马克思甚至直接被用来向读者推介好书，例如：王象的《马克思很喜欢的一本书（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979年第6 期）等等，都有以马克思的“绝对认可”为标记向读者推介书籍的用意。
在《读书》创刊初期的几年中，马克思是绝对意义上的“读书权威”，是《读书》的大多数作者和读者心目中的学术标尺，是绝对真理和化身和象征。引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著述不仅是文章是否“在思想上正确”的标志，而且还是它是否“在学术上具有科学性”的标志。
为什么大家都把马克思著作当作“真理的化身”呢？这显然是因为：《读书》初期仍然停留在原有的、以“图解政治”为宗旨的学术研究模式中塑造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如果细读1979年至80年代最初几年的《读书》文章，就会发现，与“读书无禁区”同时并行、同样火热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以至后来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很明显，后者绝不是一个纯粹学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所谓“读书无禁区”，当然是在正确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去无禁区地读书。因而，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的支持下，马克思理所当然地会成为《读书》所树立的 “第一号学术楷模”，成为知识人的典范和真理的持有者。作为“革命导师”、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显然是《读书》所塑造的“权威学者”马克思的精神内核。《读书》最初几年的主要讨论和主要文章，都是在政治化的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这一绝对原则指导下展开运作的。
以马克思来图解政治，或者说，对马克思思想和著作进行纯粹政治性的诠释，其后果显然是对马克思进行了一层又一层的意识形态涂抹，从而把他变成了一个可以随处标贴的意识形态符码，这样，其本身的思想精髓和学理意蕴却在无形中被不断翻新的政论言谈深深地遮蔽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意识形态化诠释的主流之下，仍有另一股“潜流”在隐约中显现出来：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从纯粹学理的角度探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例如上文所述的金海民的两篇文章，如果仅从文章内容而不是从当时实际的思想环境来考虑的话，都可以视为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学术热潮的一些最早的“先声”；而李以洪的《人的太阳必然升起》（1981年第2期）等文章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问题和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观点，以及杨适的《应当借鉴的一个重要方面（读两本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书有感）》（1983年第3期）集中研读青年马克思著作的做法，也都可以视作重新从“本来面目”上诠释马克思的积极尝试。
第二阶段草草退场的是被“冷落”和“边缘化”的马克思。上述各种重新诠释马克思的积极尝试，在《读书》后来的发展中似乎并没有像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那样被连贯的传承和发展下去：80年代中期之后的几年中，曾经在《读书》上纵横捭阖、显赫一时的马克思，突发性的“退隐”了。从1984年张钟朴、雪苇和周继旨的数篇分别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资本论》和科技思想的文章之后，马克思（至少是马克思思想专论）便在《读书》上不动声色地消失了！[1]
1985年第12期上的一个“座谈会侧记”《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标识除了世界性的“韦伯热”在中国“再热一把”的可能性。虽然，国内韦伯研究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韦伯”的比较语境（特别引起学者们关注的是这二者的共同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中来引介和谈论韦伯的，但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开始发生了：学者们开始逐渐离开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术语而被吸引到韦伯的立场、观点和术语上去。正如甘阳所言，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然打破了“马克思神话”，但却立即走进了另一个神话：“韦伯神话”。[2]而在哲学思想领域，马克思退隐之后所遗留下的“思想真空”，被多种西方思潮如萨特的存在主义、佛罗伊德德精神分析学说、后现代主义、尼采直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等竞相占据，呈一派鼎沸繁荣之势……
第三阶段的新主角是被重新塑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马克思。这一阶段大致开始于1989年下半年，《读书》从第7－8期开始，特辟了“学习马列著作专栏”，从列宁主义学起，一直学到1990年上半年回复到马克思方告一段落。这一专栏的突出强调列宁主义的哲学党性原则，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基本上属于政治教育和思想宣传性质的文章，与此前《读书》探究学理的一贯风格不同，使人容易联想起《读书》创刊时期的思想氛围。而唯独李文的一篇《回到马克思（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手记）》（1990年第3期），算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结尾，呼应了学术界日益强烈的要求纯粹学理地研究马克思的潮流。
90年代初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大量引介以及国内相关讨论的逐步兴起，[3]为学理地同时也是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其批判性的和超越性的内涵——提供了一个契机。早在80年代末，《读书》作者就依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观点开始重视和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例如徐均尧《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从葛兰西到新左派的思考）》（1988年第9期）就提出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活动的积极作用，并且把这种批判理解为知识分子的必要因素。而真正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潮流则开始于90年代中期以后，《读书》作者们在积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派思想以及西方现代性论说等双重话语资源之后，对马克思形象的重新诠释和塑造才大规模地步上“正轨”。总体来看，这种努力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部分作者开始对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核心概念、基本原理进行细致研究和重新考辨，并进一步提出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问题。例如，卞悟的《拒绝 “原始积累”》（1998年第1期）一文就对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概念中译名进行了重新考辨，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而辜正坤的《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1999年第8期）和王若水的《“异化”这个译名》（2000年第7期）两篇文章，围绕着马克思的关键术语“异化”的理解和翻译问题展开了细致严谨且饶有兴味的争辩。而且，作者们并未停留于基本概念的讨论，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破除各种误解成见和僵化模式，开始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各种积极尝试。例如，曹卫东在《从“公私分明”到“大公无私”》（1998年第6期）一文中，引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学说的同时，还满怀正义感地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辩护：他十分公允地指出，所谓“经济决定论”纯粹是强加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身上的“不负责任的误解”。林杉的《<社会科学与现代 >：有关“哲学基本问题”》（1998年第7期）一文，强烈质疑苏联的教科书体系，要求破除把“唯物”“唯心”绝对化的僵化理解模式，从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以至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作者们在引介和讨论西方思想家，特别是现当代思想家时，普遍注意到他们与马克思的相似性和可比较性，从中凸现出马克思作为西方现当代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一不可忽视的理论地位。
在哲学问题的讨论中，一些作者对马克思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理解。例如，张汝伦的《实践哲学的意义》（1997年第5期）试图从西方哲学的整体的“实践化”趋势以及中西方实践哲学会通的可能性中凸现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他此后发表的《黑格尔与现代国家》（2001年第10期）一文中，他更进一步地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置放在同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加以思索，以期发现二者在本质上的内在关联。相比而言，作者们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与西方现当代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此类文章比较多见，而且有时会在一段时期非常集中：1997年第6期上刊载的两篇介绍福柯的文章：旷新年的《从界外思想》和张弘的《心仪福柯》都特别强调了福柯与马克思的相似性与共通性，前文侧重于二者相似的怀疑批判精神，后文则侧重于二者具有传承关系的“社会化”思想。1997年第7期，王铭铭的《思考的实践》在讨论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时也没忘记顺便提及了布尔迪厄对马克思的继承关系。1997年第11期上的两篇文章：曹卫东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和朱学勤的《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虽然对法兰克福学派褒贬不一，但都十分重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源头的马克思的作用。而此后陆杨的《政治与解构》（1998年第12期）评述德里达的政治思想，同时讨论了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得出结论说，德里达由结构走向建构，显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弥赛亚式的希望。甚至一些西方哲学界的权威专家也开始打破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隔绝的僵化体制，开始探讨二者的内在共通性，例如，倪梁康在《过渡与间域阿多诺的哲学定位》（2001年第11期）一文中，就提出了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西方现象学传统（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理论关系问题。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情形也非常相似。2000年第4期同期刊载的两篇文章：张军的《从剑桥到芝加哥》与答毅平的《凯恩斯思想演变的轨迹》中都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于西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而随后一期，孟捷的《“通往奴役之路”？》（2000年第5期）一文，则探讨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规定，该文把马克思理解为“西方个人主义价值传统的继承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弥合分歧”的可能性。[4]
第三，作者们普遍注意到了：作为现代性（尤其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强有力的思考者和批判者，马克思思想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急需的理论话语资源，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1997年第2期）一文就从九十年代迫使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中，凸现出马克思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借鉴意义的问题。刘擎的《“奇异的沉寂”意味着什么？》（1998年第7期）一文，则更加具体地切中了上述问题的要害。文章主旨在于反思九十年代后大陆知识界的变化即“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批评学者们的普遍性的政治冷漠，以及他们所从事的那种抽空了社会关怀的 “纯粹学术”，从而呼唤介入的、现实的、公共性的思想和思想家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呼唤”中，马克思当之无愧地被当作历史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的典型来加以刻画：马克思是具备现实感和介入感的思想家的典型，始终深切地关注着他的时代的现实事件。[5]在1998年第10期的第一篇文章即林春的《不朽的宣言——纪念<共产党宣言>一百五十周年》中，马克思的这种“新身份”被强有力地公开化了：作者不赞成生搬硬套《宣言》的具体结论来评判当代，但尤为赞赏从马克思恩格斯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功能”：“知识分子不可幻想救世，但应与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认同。”[6]
很明显，《读书》作者们主要从“批判性”和“超越性”两个维度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例如，张汝伦的《柏林和乌托邦》（1999年第7期）一文，在否定作为实在形式的乌托邦即“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同时，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功能和崇高理想，认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所高举的“正义”、所开启的“希望”对于人类现实生活具有不可替代、不应削弱的伟大意义。与上述观点类似，张隆溪的《乌托邦：观念与实践》（1998年第12期）把马克思主义置放到柏拉图《理想国》以来的理想主义传统中去理解，凸现其正面建设意义，并且得出结论说：人类仍然需要乌托邦理想主义和超越现实、创造历史的意志。
结合到第三世界国家具体情况，特别是结合中国的当代国情，《读书》作者们进一步就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社会主义构想与中国知识分子以至中国改革实践的结合问题做出了一些富于介入感和现实感的思考。尤为有趣的是，张旭东的《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1998年第11期）在评价本雅明思想之余，仍未忘记讨论“中国青年一代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问题”：中国读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绕开了一般读者对庸俗化、教条化、公式化马克思主义的冷漠与反感，从而开启了年轻一代读者对这一批判性传统的“新的知识学兴趣”。[7]还有一些文章甚至提出了在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具体构想 ——索飒与海因兹·迪特里齐的对话《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2002年第5期与第6期两期连载）从左翼知识分子批判性立场出发，反思全球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向资本主义体制投降的可怕危机，呼吁全球知识分子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重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与理想，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加符合人性的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就是他们所构想的具有“参与性民主”的“新型社会主义”：它恰恰是要在第三世界国家真正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理想。[8]
马克思甚至已经被一些作者看作辨别“公共知识分子”的“试金石”。例如，张汝伦的《良知先于理论》（2002年第10期）一文，就把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罗蒂撰文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行动理解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它指出，罗蒂在这个极度“崇尚私人物质利益”、“嘲笑理想和热情已成为一种伧俗时尚的今天”，仍然真挚地赞扬马克思恩格斯带给人类的“希望”和“理想”，因而罗蒂就将自己与束缚在学院体制中的“专家学者”区分开来，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总体来看，在近十年的《读书》文章中，马克思受到了非同寻常的“礼遇”：他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氛围中被重新诠释和塑造了。一方面，《读书》作者们开始对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关键概念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细致探讨。另一方面，《读书》作者开始在西方思想的整体语境中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历史意义。最后，在前两个方面讨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至为重要的第三个方面——《读书》作者们在西方现代性反思的理论支持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压力之下，开始集中关注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和“乌托邦维度”：通过对现实的无情批判，马克思呼吁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正义”，通过一种“乌托邦式的预言”，马克思建构了一种“超越性的希望”，在他身上，同时兼备了人道主义的诉求和反思批判的精神；而无论是由于这种现实主义的批判，还是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的呼唤，马克思都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原型”。在《读书》作者们的这种塑造中，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马克思”浮现出来了。
然而，这种对马克思的“塑造”并非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他们把马克思塑造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反过来，这种理想形象又成为塑造他们自己的一种原型。一言以蔽之，在“马克思”形象的重新塑造过程背后进行着的，其实正是团结在《读书》周围的一批作者的“自我塑造”。可以想象，成为马克思式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时承担人文精神、批判意识和理想主义的使命与责任，正是相当一部分《读书》作者们的理想：他们为马克思所描绘的这幅“思想肖像”恰恰就是他们自己的“群体自画像”。而且，最为有趣的是，在《读书》的许多作者们看来，马克思似乎已经不再是“体制”中人，而分明站在了他们即正在进行着自我塑造和自我养成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这边。曾经被当作“意识形态符码”而使用的马克思形象，现在被解构并重新建构出来，成为了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典型！
纵观《读书》二十七年来的马克思言说史，虽然颇为纷繁芜杂，但仍然可以清理出三条主要的脉络——首先，在对马克思思想精髓的理解上，马克思的形象不断被 “人道主义化”，而且越来越被赋予了“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维度和意蕴。其次，在对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定位上，马克思的形象被不断地“脱意识形态化”、“学术化”以至“知识分子化”，马克思由“意识形态的学理化身”逐步地被改写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原型”。最后，从马克思哲学研究与其他哲学门类的关系来看，马克思哲学也由一支独秀的地位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但近期内，又逐步在各种话语同时并存、多元竞争、互相融合的潮流中重获生机。可以说，《读书》杂志在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和研究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与国内学术界的同步发展，在某些方面——如对马克思批判精神和超越维度的强调——甚至稍有领先，开一代风气之先。
当然，《读书》的马克思论说，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人理解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历程的一个缩影，一个镜像，一个片断。
中国学人对马克思的论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几乎再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够像马克思一样，引起过中国几代仁人志士这么强烈的热爱与憎恨，这么长久的讨论与纷争，这么深刻的反叛与皈依……曾经那个辉煌一时的“马克思神话”确实被打破了，但我们不必为此感伤——因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同时也是一个“当代的马克思”、一个“我们自己的马克思”必将从这毁灭中浴火重生并走向未来！
今天，在这样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吞噬民族认同的时代，一个经济利益、消费体系淹没思想、激情和理想的时代，一个迫切需要社会改革和文化创新的时代，每一位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锻造他们自己的批判意识、崇高理想和人文精神吗？难道不应该在心灵深处拥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克思”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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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个别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零星论述之外。
[2] 参见甘阳：《韦伯神话》，载《将错就错》，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44－246页。
[3] 1991年第2期杭之的《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和1992年第1期许纪霖的《现代性的反省》等文章的凸现，恰好与之前一直在《读书》上占据主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讨论和引介形成鲜明的对比。
[4] 孟捷：《“通往奴役之路”？》，《读书》，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期，第33页。
[5] 刘擎：《“奇异的沉寂”意味着什么？》，《读书》，1998年第7期，第69页。
[6] 林春：《不朽的宣言——纪念<共产党宣言>一百五十周年》，《读书》，1998年第10期，第7页。
[7] 张旭东：《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读书》1998年第11期，第29页。
[8] 索飒、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读书》2002年第6期，第77页。
《读书》中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1]
钟城 方力维 陈小鼎 黄琪轩
一、引言
王国维先生讲：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2]政治学作为一个划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学科，也是如此。由于政治科学研究讲科学实证，要求有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所以，中国读者大都觉得政治科学不可爱。而政治哲学激扬文字，纵横捭阖，又让人觉得不可信。
而今，由于政治科学的强势，政治哲学在政治学领域被挤压得并没有多大空间。因此，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这个两级格局其实是“跛足”的两级。而这“跛足”的两级，在《读书》上恰好倒置。是政治哲学谈得多而政治科学谈得少。所以，《读书》所追求的是可爱的一面。
同时，正由于是它执着于追求可爱的一面，《读书》中所刊载的关于政治学领域的文章，没有几篇是专业政治学学者的撰稿。
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介绍西方的政治科学及其新走向时，《读书》的脚步一点也不滞后。[3]《读书》上的文章对原典做了人文化的处理，娓娓道来，让普通读者也很容易接受。
本文拟从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三个方面，分别梳理一下《读书》在相关领域的文章。
二、《读书》中的政治哲学
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4]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5]当然，对政治哲学的探讨和关怀在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特征。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着“如何评价以往的历史教训以及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一时期讨论基本上是在建国以来所形成“传统政治学框架”中展开。讨论一般认为建国后出现失误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的封建文化遗毒之影响。此外，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是我们需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出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这一时期关于“人性”的讨论也颇为热烈。同时，也有一些介绍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的文章发表。如1981年12期王沪宁所发表的《卢梭政治思想绵延——〈社会契约论读后札记〉》，介绍了卢梭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观念”。但该文对于卢梭的思想深层以及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区别都未加注意。1982年第12期刘文立的《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认为卢梭是“政治上革命，文化上反动”。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进步主义视角。不过，我们的理解应当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讨论在不断的深入。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激发了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和关注。这一时期，《读书》上政治哲学的文章，一方面承接了前一时期的关于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的介绍，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另外，一本在后来影响甚广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在1985年的第11期被介绍给《读书》的读者群。另一方面，比照前一时期，相关的讨论逐渐表现出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性。这种倾向集中的表现在 1985年第12期关于马克斯·韦伯的一个座谈会侧记上。学者们在关于这位德国思想家的讨论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因子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富于自身独到的见解。
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首先，理论的解读和探讨开始走向深入和精细。比如，对于 “民主”和“法制”的理解就明显有西方分析哲学影响的痕迹。其次，几位颇具影响力的海外华人学者开始陆续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他们给《读书》带来一股新的风气。再次，对于政治哲学问题，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流派。虽然并没有激烈论争，但若细加考察，还是可以辨识出某些端倪。有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主张，有希望接续、转化与发扬传统的新儒家，还有强调秩序与稳定的“新权威主义”一派。
（三）、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探讨稍显沉闷，所关注的重点是现代化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开始在《读书》上出现，并引发了一些争论。这一时期，尽管缺少1980年代的热情与蓬勃，但政治哲学的深度探讨却持续展开，一些较有分量的文章相继刊出。如林毓生的《从苏格兰启蒙运动谈起》，给熟知欧陆启蒙运动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一片新的视野；冯克利的《打了折扣的民主》，继续对“民主”进行“正名”……所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暗示着政治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自由”、“民主”、“平等”仍是探讨的关键词，而它们之间在特定情境下所固有的张力也成为大家阐明自身看法的持续动力之一。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刘军宁的《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陈家琪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崔之元的《卢梭新论》、林毓生的《思想危机的一个面相》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阳在1999年第1期上发表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一文。作者一反之前的自由倾向转而关注民主与平等问题，表明政治哲学问题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学理层面的探讨转而与中国当代具体情势接轨。而此前讨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西方的资源，在西方话语中心的前提下反思中国问题。甘阳的这篇文章算是政治哲学本土化趋势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读书》一方面还是坚持自己“文化漫谈、思想清议”的特色，看似闲散的笔调中可以发现诸多闪光的思想因子；另一方面，由于自1990年代开始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读书》的文章不论在知识的领域还是在问题的领域都比从前扩展和深化了。
（五）、廿一世纪初期。进入新世纪，由于在“问题意识”和“知识储备”两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关的讨论在此前基础上继续扩展和深化。这一时期，“正义”、“民族主义”等成为《读书》上出现的关键词。此时所刊文章的关怀已经超越了具体的一时之需而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对政治哲学诸问题进行深入的探寻。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万俊人的《正义为何如此脆弱？》，张旭东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王绍光的《饼做大以后……》等。当然，《读书》的视角不只局限于国内，域外政治哲学发展的动向也仍旧被关注。如许纪霖在2005年第6期发表了《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对美国近年来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做了介绍与评价。我们知道，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但是仅从《读书》的文本来看，似乎并没有出现“剑拔弩张”之势。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文章作者基于学理层面的政治哲学思考。就此而论，值得关注的文章之一是甘阳于2003年第4期上发表的《走向政治民族》，作者通过对《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联邦党人文集》等经典的研读与体会，提出中国应当成为成熟的“政治民族”，自此，“如何走向政治民族？”开始成为知识界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尽管对此提供的答案见仁见智。
以上简略总结了政治哲学在《读书》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三条发展的线索：其一是对于政治哲学原典的仔细与深入研读的趋势在不断加大。比如对卢梭及其著作多年来都是《读书》的作者群所一直关注的对象。其二是对西方思想界的研究动态的持续介绍。比如从1990年代开始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以及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介绍。其三是政治哲学的讨论同社会历史以及思想的大背景乃是密切相关的。从创刊初期的反思历史教训到现在的“如何走向政治民族”就清晰的呈现了这一线索。当然，不无遗憾的是，除了以杜维明等为代表的“新儒家”从文化意义和文化发展的角度对儒家思想及其与现当代世界关系多有关注和述评外，在《读书》上对于我们传统政治哲学的讨论还是相对的欠缺，不论是文本的精读还是在研究方法、视野的拓展上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回首这20多年来《读书》走过的政治哲学之路，笔者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与其讲我们是在不断的超越，不如说我们更多的是在对话。正是在这样的对话、理解中，正是这种必要的张力的存在，政治哲学的深远影响才得以逐渐展开。
三、《读书》中的比较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自美国舶来，是对本国以外的政治现实进行的实证研究，并往往期望从多国比较中得出有价值的经验性命题。本文按照比较政治学比较公认的三个基本研究范畴（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发展和比较政治经济）来选取和总揽。下表是就所考察的文章按问题性质和研究类型（国别/比较）所做的一个样本统计：
问题性质
总文章数
国别研究
比较研究
政治制度
6
5（美国、日本、英国）
1
政治经济
（共24篇）
日本研究
7
6
1
西方发达国家
10
5（法国、美国、英国）
5
转型国家
4
2（匈牙利、俄罗斯）
2
全球化
2
0
2
现代化研究
12
5（美国、韩国、阿根廷、印尼）
7
政治发展
（共16篇）
官僚制度、政治过程与腐败研究
6
3
3
革命
6
5（法国、俄国、中国）
1
民族主义
5
2（以色列、南斯拉夫）
3
从统计情况来看，应当说《读书》对比较政治学这一学科是非常重视的。早在1987年《读书》就曾介绍我国建国后第一本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即王沪宁先生的《比较政治分析》[6]，尽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教材更接近于通用政治学教材，但对于当时沉寂30年的政治学界来说无异于有开天辟地之功，直至今天学人仍要回忆王先生一书对打破对政治思维的单一习惯、开拓学界视野的重要意义。
（一）、现代化的研究既涉及政治现代化（即民主化，属比较政治发展范畴），又涉及经济现代化（该过程属比较政治经济范畴），而《读书》上对现代化之关注更多的是综合性的[7]，所以将这一议题单列出来，能更好地进行对比学习。总的来说，这些论述现代化的文章看到了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组织等多个方向上的巨大变化，但并没有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几个最终目标，也不迷信这些目标是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实现的，而是很早就注意到了政治力量（政府、底层人民）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在有关美国、韩国、印尼和阿根廷的文章中我们能切身感受到这一过程的艰辛。而在相对理论化或是多国比较（尤其是多个后发展国家比较）的研究中，则明显能感受到国内学界的一种基本认同，这一认同在《现代化理论与霍氏改革观》和《现代化为什么受挫》以及推荐亨廷顿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多篇文章中尤为突出，作为典型代表的亨廷顿、霍森施塔特、富山健一和艾森斯塔特的观点都以历史为依据，强调综合性现代化变革的成功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或杰出政治改革家）提供凝聚力、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过程的基本保障、以及政府拥有决策艺术和能够推动制度创新的能力。
（二）、比较政治制度领域探讨的主要是宏观制度（如宪政）的问题，《读书》上的文章反映出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包括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微观的如官僚管理体制的弊端，但《读书》也早在1989年就开始探讨真正对制度的思考。崔之元先生推荐的顾准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以及李培林先生《共和国真义考》就在提醒国内学者重视西方本身的制度差异、重视政治学概念及理论的发展和意义，从而发掘能为我们所用的价值所在。进入21世纪后，《读书》又推荐了英国法学家白芝浩的巨著《英国宪制》、刊登了多篇对美国联邦制度及其民主制度和宪法的演变进行深刻分析的文章，无论从视野上还是思想上都有极大地启发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章的专业性和可读性都很强。
（三）、对于微观的管理制度的研究这里纳入比较政治发展范畴，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流派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读书》不仅早在80年代初就多次关注官僚主义问题， 90年代末以来则更加重视微观过程诸如利益集团与政治过程的关系，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美国比较政治学家詹姆斯.斯葛特（James Scott）关于腐败的研究[8]。斯葛特利用历史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批判了腐败研究领域里的“文化决定论”，深刻地指出“腐败成为问题”本身就是“社会价值与规范（即道德标准）变迁的结果”，而“存在腐败”的原因在于：“腐败‘政治机器’是在社会缺乏共同价值理念而难以达成共识的境况下的替代政治文化的一种控制机制”。类似这样的研究，不仅指出了社会问题之所在，更挑明了问题的本性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文化本身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因而是可以变革的）。
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重点还有关于社会变动（包括社会运动、革命以及民族主义等）的研究，《读书》在前十年对革命主题从历史学角度做过多次关注 [9]，但其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探讨则涉及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深刻层面，尤其所推介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10]是比较政治学之经典，通过法美英三国的比较分析从制度传统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大革命的内在原因，是革命研究领域一个经典的经验命题。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是近十年的热点话题，《读书》刊载的五篇文章[11]数量虽不多，但已然涵盖了西方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几乎全部的经典研究和著名理论，并包括了对种族主义的两种政治经济学研究（1999年和2004年文章），还谈到了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些看法，信息量之大、思想之深刻，令学人深为赞叹景仰。
（四）、比较政治经济在美国已是一个丰富而深刻的领域，关注的问题大体可以分为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转型国家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西方福利/发达国家的政策转变/调整等三大主题。前表已反映出《读书》在这方面也非常着力。只是对发达国家更关注其成功的历史，这中间自然也不乏深刻理论和洞见思想，但可惜的是对发达/福利国家在新一轮全球化下面临的挑战和政策调整这一问题没有涉及，而这些问题对当前我国的政策选择和调整是明显有影响的。对转型国家的关注，80年代看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匈牙利，但到90年代后则只重点讨论了俄罗斯的私有化问题。此外还有对全球化的两篇论述，都警示全球化给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所有这些，倒鲜明地反映出《读书》杂志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
四、《读书》中的国际关系
下文将从战争与和平、外交、全球化与区域化、恐怖主义等四大主题进行综述。
（一）、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永恒的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催生了对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努力。《读书》以其特有的人文关怀深入挖掘战争背后的政治与伦理观，关注战争的合法性、限度及战后对新秩序的安排等。所刊发的文章高屋建瓴，深刻透视战争背后的种种因果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平主义思想：止戈为武，战就是为了不战，反对穷兵黩武。此类文章精彩纷呈，有代表性的比如《广岛轰炸再反思》（甘阳，2000年第8期）、《战争的影像》（顾铮， 2005年第1期）、《平民化战争研究的启示》（李小江，2006年第10期）、《战争的文化透视》（倪乐雄，1992年第3期）
如倪乐雄先生的《战争的文化透视》一文往返古今，比照东西，有着深刻的哲理内涵，佳作难得。此文对富勒的《西方军事史》一书做了精彩的解读，见解独到深刻，令人耳目一新。克劳塞维茨视战争为政治的继续，而富勒把战争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自古至今战争一直支配着人类生活”并尤其重视决定性会战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举希腊的发展史为例，认为马拉松之战、撒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会战对欧洲文明的早期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富勒以基督教为例，剖析宗教的兴衰与战争之间的关联。倪先生以此为立足点，对中西的战争文化进行深入的比较，得出较之西方战争的功利主义观（百战百胜为最高境界），汉民族的战争观（不战而屈人之兵）更重视以“民本”为核心的伦理主义取向这一结论。倪先生认为鸣条之战（商伐夏）、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作为东方文明史上的决定性会战奠定了华夏政治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倪先生在文末指出应借鉴年鉴学派的历史观，用长时段的视角来剖析战争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唯独如此才能真正地理解文明的兴衰。此文纵横捭阖，笔者为之钦佩。
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至今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取向，我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之路。在此重大问题上，中国应该也有能力从思想和实践上，为世界和平尽一己之力。《读书》历来关注国计民生，剖析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各种因果关系，趋利避害，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战争。《读书》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令笔者赞叹不已。
（二）、在外交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芝琛等，2006年第3期）、“日中关系为何政冷经热”（津上俊哉，2005年第8期）
《读书》十分重视构建交流空间，在中日关系的探讨上，同样刊发了为数不少的日本学者的文章，用心良苦。其中津上俊哉的《日中关系为何政冷经热》一文颇具代表性。此文标题虽意在探究政冷经热的原因，但作者似乎打了个擦边球，主要探讨日本国内看待“中国崛起”的不同意见及影响。作为日本学者，津上较为客观地指出了中国崛起给日本带来的机会与压力，日本国内分化为享受到中国崛起利益的“胜者”和受到损失的“败者”，因此造成了对中日关系看法的不同。津上指出日本应当抛弃不必要的障碍，积极利用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实现“双赢”，构建和谐的中日关系。津上此文的意义在于倡导日本应当积极回应中国的崛起，这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作者以“无论距日中关系的黎明还有多远，我们都有责任努力下去”做结，可知其对中日关系的重视。日本国内除了右翼势力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他们较为理性地看待中日关系，希望中日关系平稳发展，我们应加强与之交流、合作。
（三）、全球化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和不断增强的趋势，对世界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与此同时，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化进程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北美、非洲、东亚开始效仿，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近来学界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展开了深入持久的讨论，《读书》对此问题也相当关注，有代表性的比如《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佩里•安德森等，2002年第10期）、《秩序还是失序？——阿明和他对全球化的看法》（汪晖）、《后民主民族与欧洲未来》（曹卫东，2002年第5期）。
佩里•安德森先生，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新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阐释。《读书》邀请其演讲并座谈。安德森教授介绍了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和平论、攻击型现实主义、后现代国家（市场国家理论），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学者进行讨论，其中不乏洞见。
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这一理论缘起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由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西方认为这是民主、自由的胜利，所以才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甚嚣尘上，颇为流行。但安德森指出其有悖于历史事实如两次世界大战等。
攻击性现实主义：此派代表人物为米尔森（Mearsheimer又译为米尔斯海默）。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系统论述了大国对权力最大化的追求，因为只有权力最大化才能确保安全。作者认为米尔森客观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权力属性，虽然残酷但真实，关键是如何走出这一困境。
后现代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为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和菲利浦•波比茨(Philip Bobbitt)。此理论认为国家没有消亡，只是,国家不再是民族国家,而转变成了市场国家。库珀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即北美、欧洲国家和日本；第二类是现代国家,即它们还是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还有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如非洲国家、阿富汗、中东国家。所以,库珀提出并不断地讲的一个概念就是新帝国主义,其意思是,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它们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现代国家,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作者认为该理论是非常虚伪的，美化美国的霸权行径。
这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可谓集中展示了当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全貌，由此可知西方对全球化的研究进展对我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作者与中国学者展开了关于全球化的讨论，集中关于中国应当如何看待目前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颇为引人深思。
在《秩序还是失序——阿明和他对全球化的看法》一文中，作者在介绍了阿明对全球化的看法，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思考。阿明是“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贫穷落后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致，主张“脱钩”理论，独立发展。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借助外资取得发展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自主权。这与以拉美经验为基础的“依附论”有一定的出入，阿明以此为着眼点阐述了目前全球化处于失序的状态。目前的全球化并没有完善的配套制度、不能包含亚、非、拉的发展、公平严重缺失等。全球化仅仅只是西方的全球化，是新一轮全方位的垄断。作者立足亚洲经验，认识到包括阿明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已把中国和东亚看作第三世界的例外，呼吁中国学者不仅要从效率这一资本主义规则来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更要从正义、公平及相互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以引导中国的平稳发展。
全球化的得失如何，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看法。目前，中国日益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如何趋利避害已成为当务之急。《读书》在这方面的文章虽然离学界当前水平尚有差距，但其对公平正义的关注难能可贵，有补弊之效。
（四）、恐怖主义。自“9•11”以来，恐怖主义改变了国际关系的议事日程，成为国际关系最为醒目的一个议题。
那么美国学者是如何看待恐怖主义的，《读书》刊发了乔姆斯基的《恐怖主义、全球化与美国》一文。乔姆是美国著名的左派学者，其观点独立、内涵深邃。在此访谈中，作者明确的提出了国家恐怖主义这一说法，从此意义上，认为美国是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强权政治本身，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引起了伊斯兰底层人民深刻的不满，滋生了恐怖主义的土壤。作者认为用以武力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只能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世界将永无安宁，呼吁美国转变思维，调整内外政策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反美问题。
如此清醒的学者为数不多，巴勒斯坦的萨义德也是其中之一。被誉之为“巴勒斯坦之音”的萨义德，终其一生关注巴以冲突，以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和良知赢得了国际声誉，其对恐怖主义的论述独到精辟，发人深思。在《萨义德论恐怖主义》一文中，萨翁认为恐怖主义一词带有太多的政治偏见，不如暴力一词客观。西方无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却把恐怖主义标签牢牢地与巴勒斯坦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成为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这是十分不公平的，进一步刺激了巴勒斯坦人民，巴以陷入了冤冤相报的政治困境。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萨翁不得不两面开弓:一方面反对西方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诋毁与丑化；另一方面谴责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行动，指出他们这种做法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导致本国人民遭受更多的苦难。萨翁指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所实行的“中东改造计划”会适得其反，将遭到阿拉伯人民的强烈反抗，因为美国并不知道阿拉伯人所需所想。萨翁所见可谓高瞻远瞩，但正如作者在最后所说的：“政治的困局、顽冥不化的偏见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萨翁已逝，但其风骨将成为今后知识分子的宝贵财富，引领时代前行。
五、余论
从《读书》二十多年的政治学类文章来了解政治学，与其说能从中了解政治学发展的脉络，不如说是从中了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与其说是从中了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不如说是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偏好演化的脉络。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偏好，他们对政治学文献进行了选择性阅读。
首先是着意于阅读政治学中比较“人文化”的文献[12]。中国知识分子还比较强烈地保留了韦伯所说的人文教育传统[13]。这一传统使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政治学文献比较“可爱”，可读。
其次，《读书》着意于选择非主流的视角。在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这一表现尤其明显。[14]由于不是对西方主流视角亦步亦趋的跟进，才让《读书》政治学类的文献有着明显的本地气息。而这种气息，可能是自《读书》创刊时便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由于市场化过快而带来的对社会的损害。[15] 社会对此的反弹体现在了《读书》的文章中。这样的反弹使得对政治学的文献是有选择性的阅读和诠释。《读书》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视窗，刻录了中国社会迅速变迁的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做出的回应。相信其它学科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政治学由于恢复时间短，整个政治学界读书的情况恰恰能通过《读书》折射出来。由于恢复晚，政治学急于发出的自己的声音。所以，不少政治学者对政治学的经典文献的阅读反而不重视。因此，不少重要的政治学文献是靠非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介绍给读者的。这是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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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集体写作的产物，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黄琪轩负责召集并主要负责文中引论与余论部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钟城主要负责政治哲学部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方力维主要负责比较政治学部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陈小鼎主要负责国际关系部分。最后由黄琪轩整理全文。此外，在成文过程中，感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冯明亮、刘娟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李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刘伟伟的宝贵意见。
[2] 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3] 如对政治学的几个新走向：理性选择主义、新制度主义等，《读书》都有及时的、生动的介绍。如1996年2期，刘军宁在《大道容众，大德容下》一文中对政治学中理性主义的介绍。1996年，张曙光《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对奥尔森著作的介绍。2000年，杨雪冬《金钱的政治经济学》对苏珊·斯特兰奇《疯狂的金钱》的介绍，引入了人们对政治学的新的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此外，许宝强在1998年8期在《没有界限的经济和经济学》中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波兰尼《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的介绍，超前于中国当时政治学界的视野。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 Beacon Press, 1957.关于政治学的新走向，参见Goodin, Robert E，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当然，政治哲学有时也被认为属于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或者与社会哲学放在一起讨论，另外，与英语学术界不同的是，德国学术传统倾向于将其称为“法的国家哲学”或“法和国家的哲学伦理学”。可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的《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网络资源：http://www.phil.pku.edu.cn/personal/hansf/philpolitics.doc
[5]参见甘阳、刘小枫：《政治哲学的兴起》，《南方周末》2006年1月12日，此文是作者为华夏出版社“政治哲学文库”丛书所写的总序。
[6]陈奎德：《政治文化与比较政治学》，《读书》，1987年第6期。
[7] 1985年11月《现代过程中的政治发展》；1987年3月《现代化理论与霍氏改革史观》；1988年7月《探索政治现代化道路》；1989年2月《抛弃乌托邦》；1989年5月《亨廷顿与他的强大政府论》；1989年6月《民主与权威》1990年4月《现代化的四个不等式》；1991年5月《现代化为什么受挫》；1999年10月《苏哈托的宿命》；2000年10月《韩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考察》；2002年5月《阿根廷危机的思考》；2003年7月《阿根廷危机与制度性不信任》
[8] 刘擎、麦康勉：《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冲击、无权者的抵抗》，《读书》，1999年6月。
[9] 1981年第3期《谈谈卢森堡的〈俄国革命〉》；1981年第10期《近二十年来欧美的辛亥革命研究》；1989年第7期《法国大革命的神话与现实》、《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尝试》；1992年第6期《卢梭二题》；1994年第5期《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
[10]陈家琪：《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读书》，1994年第5期。
[11] 1997年6月刊《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1998年6月刊《泰晤士评论：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8期《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2000年11月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2004年7月刊《起火的世界》。
[12] 《读书》政治学类所涉及的文献。对行为主义以前和后行为主义时期的文献都有涉及。但是比较缺乏行为主义时期的文献。
[13] 参见：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 如《读书》中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主流文献涉及并不多。反而更多的是置疑西方主流文献三位一体的（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政治民主化）比较政治学模式。同时对国际关系中，沃尔滋开创的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的突出领导地位也没有顾及。相反，对国际关系的评述常常是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以后的国际关系现状的置疑，隐隐地在提供不同的选择路径，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会让国际关系有更和谐的前景。对于主流视角的了解，参见Wiarda, Howard J，Comparative politics :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 : Routledge, 2005.以及Waltz, Kenneth，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 Random House, c1979.
[15] 参见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 Beacon Press, 1957.
“阳阿”“薤露”的尴尬
——《读书》中社会学类文章概观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文选·宋玉〈对楚王问〉》
作为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象征，“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一直受到不同人群的喜爱，而且也没有迹象显示谁能在“PK”大战中胜出。看来，作为两种艺术品位的典范，它们要长期“共存共荣”下去了。可是《阳阿》、《薤露》呢？恐怕除了专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之外，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就现实而言，标榜 “雅俗共赏”的“阳阿”、“薤露”们，却常常遭到“雅”“俗”双方的一致声讨。君不见，雅者如芭蕾舞“天鹅湖”，俗者如“超女”，追随者各各不绝如缕；而 “雅俗兼备”的“春晚”却饱受争议：恐怕不好找出春晚的铁杆“粉丝”吧。检视《读书》28年来的足迹，特别是所刊载的社会学类文章，笔者感觉《读书》仿佛正是现实中的“阳阿”、“薤露”，看似“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乐融融，兼及“学术性”与“可读性”，但却既不为学术界，也不为大众所广泛认可。这大概是抱持“启蒙”立场的《读书》杂志所不愿看到的吧。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史，倘若《读书》竟至湮没无闻，究竟是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创刊伊始，《读书》便将自己定位为“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沟通“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1]。它致力于传播、发挥思想，试图影响、激发、促进人们思考。毋庸置疑，伴随着社会学学科在中国大陆的恢复，《读书》杂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引介西方社会学思想、介绍中国社会学发展历史和状况的重要平台。不少读者正是从《读书》上知道了“马克斯·韦伯”[2]、“布迪厄”[3]、“福柯”[4]等学者的学术取向，从费孝通等人的文章里知道了社会学大约在研究些什么[1]，采用什么方法[2]，中国学者在这方面都有过什么成绩[3]，从《菊与刀》[4]、《生育制度》[5]、《盘村瑶族》[6]、《后工业社会的来临》[7]等作品的书评中初窥其题旨的。这类文章对于社会学影响力的扩大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作品多为引介性质，尽管论题专业，但内容较为通俗，适合社会学的业余爱好者阅读。但其具体价值则实难估计：这些文章的专业水准有限，学者们一般不会将其作为正式的参考文献；而就入门而言，它在系统性、准确性和全面性上又远不及永远在出版的各类社会学入门读物。更准确而言，对一个门外汉而言，通过阅读社会学类的文章，可以获得的是关于社会学的“一鳞半爪”的印象。的确，其“和者”肯定远比专业杂志要高，但比流行读物要低。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注定了《读书》在社会学界的影响不大，在大众阅读中也不占据重要地位。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已经记不得哪篇文章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能对当时的社会话题起到重要作用了。也许它真像《阳阿》、《薤露》一样杳无生迹了吗？
1997年汪晖先生就任《读书》主编以来，在社会学方面有了不少可喜的转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关注的重心放在现实问题上，而非炒冷饭似的理论引介和不痛不痒的琐事回忆。这其实重新摆正了《读书》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平台和启蒙立场，较之以往饭后闲谈似的风格而言是个重大的进步。《读书》所涉及的现实问题主要是以下两类：一是改革问题[8]，二是三农问题[9]。当然后者可以视为前者的一个分支，但就具体的论题而言则是相关的两个领域。改革这个论题下面，包括房改[10]、户籍制度改革[11]、政府机构改革[12]、城中村改造[13]、民工潮[14]等具体问题，三农问题则包括新农村建设 [15]、农民负担[16]、村民自治[17]、农地制度[1]、乡镇企业[2]等具体话题。
“思想史是思想的战场，不是亡灵的画廊。”《读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表明其试图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平台和思想生长的土壤。较之此前着重于思想引介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进展。然而这种取向面临着如下困境：关注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反对专业化和学科划分，追求跨学科的交流和互动。这也许并不算错，甚至值得提倡；但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则别有一番意味。中国的学术现状不是过于专业化导致的知识停滞和缺乏沟通，而是专业化欠缺导致的理论、方法薄弱和分析的粗疏、草率；不是学科间壁垒森严、缺乏沟通，而是学科间进出随意、八面玲珑。一句话，我们最紧缺的是专业化，而非反专业化。从而，在亟需巩固专业化的时代诞生的旨在消除专业壁垒的努力不免陷入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它缺乏专业关照下的问题意识和独特视角，缺乏专业训练带给人的敏锐眼光和把握能力；另方面，它又欠缺事实的力量，流于分析性的说明。也就是说，它既没有学术文章的严谨和深刻，也缺少通讯报道彰显出的事实的力量。它试图改变自己，试图使自己在流俗中独具一格，但结果仍位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处在不尴不尬的“阳阿”、“薤露”的地位。
试以《读书》中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文章为例（参见表一）。
表一： “农民工”文章列表
文章
作者
出处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系列访谈（一）》
陆学艺、温铁军
2003年第7期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系列访谈（二）》
蔡昉、王晓毅
2003年第10期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系列访谈（三）》
崔传义、白南生
2003年第11期
在对陆学艺的访谈中，他描述了中国农民工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指出到2002年，离土离乡的农民已经高达9460万。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但却始终缺乏工人身份、缺乏和城市市民同等的报酬和待遇。并主张改变目前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各项制度设置，特别是户籍制度。温铁军则介绍了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的原因和背景，指出在新时期的劳资关系中，农民工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蔡昉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要将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王晓毅则针锋相对，他质疑市场化是否有那么大的力量，并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要在农村为农民留下一块土地作为保障。崔传义主张破除歧视性的就业政策，保护农民工的权益。白南生认为城市化是个必然的趋势，政府应该帮助农民完成这个转型。
纵观上面三次访谈中六位学者的言论可以发现以下特点：一，这些研究都是政策性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为政策制定建言。第二，六位学者的背景有所不同，但从他们的发言中并不能看出明确的差异。换句话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策顾问们的观点很难反映他们的学科积累。
农民工问题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以此为主题的研究层出不穷。学者们或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关注这一过渡型群体，或从农民工本身着眼，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主观世界，或从政策研究的角度关注他们的命运和转机。但在《读书》中的这类文章，却将范围缩小到“政策建议”的角度，而且论证也不甚充分。它们既没有长篇报道中细致入微的现实刻画那么具体生动和令人震撼，也没有纯“思想”展现的对人性、命运的关注那么高屋建瓴和心怀热切。为了兼顾启蒙立场和平民口味，《读书》不得不妥协为不上不下的《阳阿》、《薤露》，蜕变为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皆可认同的“政策建议”。在这个转变中，“去专业化”的取向实在难辞其咎：它使学者失去了专业训练赋予他的力量，从而使作者并不比读者高明多少。当然，“去专业化”并不与发挥思想相悖，但用常人皆知的语言说清楚学术问题是最难的。而若要做到这一点，对于目前仍相当脆弱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恐怕有点勉为其难了。
结果不难理解：对于拥有多种替代性读物选择的读者而言，《读书》的地位日趋下降。学者们不去读，嫌其不够专业、深刻；老百姓不去读，嫌其不好懂、没意思；夹在中间的人自然可以读，但他们还可以上网、看电视、读其他作品，这些选择好象都比读《读书》更令人愉快。而从文章价值来说，这种妥协的产物也很难说能够对历史产生什么长远的影响：我们既有翔实丰富的资料描述，也不乏一流的学术论文，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有谁去征询《读书》？有谁还记得《读书》？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在当前的出版物中，仅就社会学学科而言，的确成了“阳阿”、“薤露”。它的发行量也许远高于学术刊物，但却必然低于流行报纸和杂志。仅从发行量而言，也许我们尚可保持乐观；但是虑及《读书》的初衷和雄心，虑及《读书》所想具有的对于历史的影响力，我们实难乐观。
不知《读书》是否考虑从“阳阿”、“薤露”中突围？倘能如此，本文便还有些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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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的话》，载《读书》1979年第1期。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均为《读书》文章。
[2]座谈会：《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1985年第12期。
[3]江小平：《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学问题〉》1987年第8期；《布迪厄一席谈》，1997年第10期。
[4]赵一凡：《福柯的话语理论》，1994年第5期。
[1]《访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80年第8期；费孝通：《我看人看我》，1983年第3期。
[2]《重读〈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83年第11期。
[3]费孝通《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1986年第10期。
[4]金克木：《记〈菊与刀〉》1981年第6期。
[5] 张子毅：《费孝通〈生育制度〉评述》，1982年第10期；费孝通：《谈〈生育制度〉的日译本》，1984年第10期。
[6] 费孝通：《〈盘村瑶族〉序》，1983年第11期。
[7] 丁学良：《贝尔《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新版序》，1986年第10期。
[8] 胡鞍钢等：《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讨论》，2005年第1期；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的困境》，2000年第5期。
[9] 李昌平：《我的困惑——“三农”寻思录之一》，2002年第7期；《出路何在?——“三农”寻思录之二》，2002年第8期；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2001年第10期；《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2004年第5期；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2001年第1期。林光彬：《社会等级制度与“三农”问题》，2002年第2期。
[10] 郑也夫：《住房社会学断想》，1996年第12期；《明补与暗补──住房社会学断想之二》，1997年第5期。
[11] 刘武俊：《户籍制度改革不宜缓行》，2001年第12期；董沐旸，《取消户口，农民就会蜂拥而入吗？》2001年第12期。
[12] 杨寅：《政府机构改革与公共行政观念》，2000年第10期。
[13] 罗赤：《透视城中村》，2001年第9期。
[14] 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2003年第10期；《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系列访谈》（一）（二）（三），2003年7、10、11期；温铁军：《农民工问题和新时期的劳资关系》，2003年第7期；《农民工问题要从根上治——访陆学艺》，2003年第7期。
[15] 贺雪峰：《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2006年第8期。
[16] 姚德年：《我眼中的农民负担》，2001年第6期。
[17] 张鸣：《爬上妙峰山看村民自治》，2001年第11期。
[1] 吴毅：《农地征用中基层政府的角色》，2004年第7期；贺达水：《日本的农地制度》，2004年第9期；温铁军：《农地制度安排与交易成本》，2004年第9期；李昌平：《慎言农村土地私有化》，2003年第6期。
[2] 张晓山：《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2003年第9期。
“以学术介入生活”
——《读书》27载经济类文章研究
刘念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05级硕士
在一个温暖冬阳下的午后，我合上了2006年11月的《读书》。这些天，翻看着27年《读书》，27年的光阴就这样在我手指尖似乎不经意的滑过，一瞬间恍惚，有一种事易时移、岁月易老的感觉。诚如师力斌所言，一本小小的《读书》，似乎平淡的27年，却在不经意或者其实是经意的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这27年的心灵史。
这部心灵史中，贯穿着两个主题：启蒙和现实关怀——在不同时期，《读书》在二者之间有所侧重。在《读书》所涉及的文史哲、经济、法律、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里这两个主题都有体现。而涉及后者——现实关怀的文章，经济学类文章可以说是《读书》“以学术介入生活”这一抱负的最清晰的体现。一方面，自然是由于经济学“经世济民”的宏愿与《读书》的现实关怀的契合，经济学本身也是与现实密切联系的学科；另一方面，自7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从自经济发端，而后慢慢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到目前为止经济改革在中国的社会转轨中是进行得最为深入，影响最为广泛，暴露的问题也最为充分的部分；再加上经济牵涉的方面很多，经济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话题日益社会化，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读书27载以来的经济类文章共刊登了486篇[1]，《读书》发表文章总量约5800篇[2]，占有比率不到9%，可以看到的是，《读书》的侧重之处还是在文史哲方面。但分时期而言，经济类文章所占比重却有较大不同。
分时期经济类文章统计概览表
时期
平均每年经济类文章数
所占比例
主题侧重
I
1979-1983
7~8
3.7%
启蒙
II
1983-1989
14~15
7%
III
1990-1994
8~9
4%
现实关怀
IV
1995-2006
26~27
12.5%
数据来源：作者手工统计
上表从主题上将《读书》的经济类文章划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90年代以前，以思想启蒙为主；90年代以后，现实关怀则更为突出一点。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两个主题其实都贯穿始终，只是在不同时期，由于社会关注点的不同，其中一个会比较突出而已。而根据《读书》上年均经济类文章数量的变化，可以将其细分为四个时期（如上表），结合数量划分和主题划分，我们发现，无论哪个主题，《读书》似乎都要与经济类文章有一个预热期，才能找到二者的共鸣点，从而出现一个数量上呈现出来的繁荣阶段(上表中的II/IV阶段)。本文尝试对每一时期的经济类文章做一个小小的梳理，期望这种梳理能够呈现经济类文章在《读书》上位置的变化，从而可以自一个侧面看到《读书》27载的发展轨迹；进而从这种数量上的变化，一窥经济类问题在当时知识圈所受的关注度和《读书》在不同时期选文选题态度上的细微变化。
I. 1979~1983：“解放思想，重读经典”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刚从一场浩劫中走出，思想的迷惘使得重新找到方向的渴望尤为迫切。故而，重读马列的经典著作，解放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在这一社会大主题下，《读书》上的文章体现的更多的是从思想上重新审视，摸索寻找的过程。这一时期，是《读书》的文史哲偏重的传统体现得是最为充分，经济类文章最为边缘的时期，这个可以从数字统计上得到充分佐证。
此时，在《读书》发表的经济类的文章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新认识，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如对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的评论等等。这期间经济类文章虽少，但仍然有很多难得的思想火花闪现其中，而且在现在看来，其中有些观点是很有突破性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譬如发表在1980年第1期的熊洪的《社会主义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一文，该文中对“人们习惯于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定性思维提出质疑，从列宁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九月)一文中提到的“社会主义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开始说起，大胆的谈到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联系，提出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许多观点尽管不尽完善，但是就“解放思想，重读经典”而言，它是其中的典型。
II．1983~1989：“西学启蒙，反思求真”
“80年代”——令人怀想的理想主义的黄金年代，其时，中国知识分子如饥似渴的阅读西方，《读书》上发表了大量西方文本的译介和讨论。中国经济学在这一时期一改以往“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沉闷局面，大量西方现代经济学著作和思想被引入，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西方经济学“西学启蒙”时期，中国经济学者学习吸收并“反思求真”以期找到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一阶段随着经济学本身的开放以及其与《读书》“启蒙”主题的暗合，使得经济学及经济类文章在《读书》上初现繁荣。年均发表的经济类文章自83年跃上两位数后，每年基本保持在十五六篇左右的水平，比《读书》创刊后头五年的年均发表量翻了一倍。在这一阶段在《读书》上的经济类文章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大动作”：其一，是梁小民在85年连续三期对西方经济学的述评；其二，是自86年第10期始，连续十期的由伍晓鹰、张维平担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对话”。
梁小民在85年第一期开始了其连续三期的西方经济学述评，这可说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一个框架性的描述。其开篇的《经济学的开放》是反映当时经济学人面对西方的复杂情状的一个绝佳文本。该文先是勾画了当时的背景——“七十年代末以后，我国经济上开始实行开放政策，就经济科学说，这一开放必然产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必要。”，而后在系统介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后，作者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并没有改变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其以现象代替本质的手法，也并没有放弃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正是我们应从整体上对它加以否定的根本原因。”当初整个中国经济学界初初面对西方现代经济学时的基调清晰的展现在眼前。
更显气象的是86年第10期到87年第7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对话”，其以十部著作为线索探讨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方方面面，并借此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许多需要面对的理论问题——计划和市场、公平和效率、财产关系等等，其中一些颇具前瞻性的观点时至今日仍然发人深思。具体言之，尽管该专栏所涉及的话题并不轻松，其中一些甚至还很具争议性——譬如对哈耶克的重新评价等，但其对话体的行文使得它没有了学术讨论板起面孔的距离感，多了几分智识言谈的深入浅出、亲切随意；而连续十期的大手笔，和突破思想禁锢、不圄于意识形态框架的学术评论，使得这个“对话”让今天的经济学后进读之深感痛快。
老实说，翻阅这一时期的经济类文章是我个人最有感触的。想象那个时期的经济学人，在面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时恍若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时的激动、欣喜同时又有些不安的情绪，在重新审视在中国曾被视为圣经的《资本论》时的矛盾，在拥抱西方时不免的那一丝犹豫，在时不我待的心情下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急迫，在求索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时的沉重······这种种情状的交织，似乎都能在《读书》上的文章中找到蛛丝马迹。
III. 1990~1994：“作别启蒙，重新定位”
80年代的西学译介告一段落，对“左”的“右”的思想，学人们均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经济改革初现成效，经济改革中的棘手问题也尚未充分暴露，那是往后那个阶段的事情，。故而，经济类文章似乎又失去了与《读书》的契合点，与80年代中后期经济类文章在《读书》的繁荣景象不同，90年代的头五年，其发表数量又跌回了个位数的水平。
数量不能决定质量，零星散落的经济类文章的质量仍然是有《读书》一贯的水准的。但在数量降下来之后，经济类文章在《读书》里给人感觉又再次成了不成气候为了维持学科平衡的点缀品。而不再成气候的经济类文章，却似乎不再有什么突出的亮点。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经济类文章，还是保有一贯的对经济改革的思索，而新的学术思想以及日后成为话题的内容也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市场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对经济学人自身的思考等等。可以看到，经济学人思索一以贯之的核心仍旧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但是，在作别启蒙后，经济类文章似乎也失去了原有的主题话语，有些失声。在面临到来的经济大潮，《读书》也需要整理一下80年代的辉煌，把它们装进记忆册，摸索在新的时代中的新的发展。这样的调试中，暂时的低谷再所难免。
IV. 1995~至今：“经济热潮，社会变革”
毋庸赘述这一时期的经济热潮是如何波澜壮阔，中国社会自经济改革发轫的社会变革正在我们眼前一天一天的进行着。随着经济话题成为公共话题，以及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广泛关联，经济类文章与《读书》终于迎来了它们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读书》平均每期均有2~3篇经济类文章，而2000-2003年间，更是每年均保持在了30篇左右的发表量。此外，经济类问题以及需要经济学介入的社会问题的专题讨论多了起来，这是这一阶段《读书》的一大亮点。《读书》的现实关注的情怀，在这一时期通过对社会重大问题的专题讨论，最为鲜明的体现了出来，而经济学家们“经世济民”的宏愿也使得他们终于找到了与《读书》最为投契的共同点。
《读书》的专题讨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栏目模式，故数量并不多，但每个专题选题必定是和时代脉搏贴近的社会变革中的重大问题,而在这当中经济问题的讨论当然是无法绕过的主题。01年第7期的对于经济转轨方向的“鱼龙混杂的大转变时代”、03年第7、第9两期的“农民工问题的访谈”、04年第3期的“法治与市场经济”、05年第1期的针对国企改革的“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讨论”，这些话题中无一例外都有经济学家的声音，而且大部分都是直接以经济问题作为讨论话题。这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即是一门与现实密不可分的学科，选择讨论社会现实问题，肯定要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但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读书》不是专业的经济类杂志，并非经济热点就能够成为其关注的问题，例如，自01年持续至05年的大熊市，无疑是这阶段中国经济界各方人士均十分关注的问题，然而，这期间讨论中国股市的文章在经济类杂志上闹得再热闹，也没见《读书》着一文半墨。
可见，并非《读书》重视了经济学，而是《读书》对现实关注的侧重，使得经济学在《读书》有了用武之地。并非经济热点话题就是《读书》关注的主题，而是那些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各层面都有广泛影响的问题，才会进入《读书》视野。《读书》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其现实关怀的两大角度兴许可以浓缩为两个方面 ——国运和民生，二者相互联系，往往同一个选题涉及到这两个角度。而关注底层民生，关注弱势群体，体现知识分子的道德取向，让《读书》不同于一般的杂志， “以学术介入生活”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梳理经济类文章的目的并不在经济研究或经济思想本身，而在能从这一侧面，窥见《读书》20余载的发展。经济类文章在《读书》中从一个边缘位置到了一个较为重要（即在《读书》中有一个合适的比重）的位置，这种变化，与《读书》主题侧重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从侧重“启蒙思想”的清议之地，转变为思想讨论与社会现实关注并重，这很大程度上是《读书》关注社会现实并应时调整的结果。
对于经济学人而言，《读书》独特的吸引力既在于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则应是《读书》能够提供的多学科交流的平台——针对社会问题的主题研讨也好，系列文章也罢，其多个学科多种声音能够共同探讨的这样一个平台是十分难得的。
但正如艾佳慧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处于“双重供求关系”中的《读书》实则也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经济学成为所谓“显学”，经济学家们拥有空前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当下，其优秀稿源面临的媒体竞争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对于读者群而言，经济专业人群可以选择《21经济报道》《财经》这样的专业媒体，而注重社会问题的大众可以求诸《南方周末》这样阅读门槛较低但社会关怀意识强的媒体。此外，《读书》“介入生活”最大的一个悖论似乎在于，它的介入似乎只能影响到其较为固定的读者群，而离真正的对生活的“介入”似乎尚有一段距离。具体言之，《读书》的读者一般是能同时满足接受门槛较高的“读书体” 和较为强烈的社会及人文关怀这两个条件的知识分子，而实际上，这对读者的要求是很高的。就其比较重要的潜在读者——大学生或研究生而言，其阅读的比例较低，特别在社会学科中——以我所在的硕士研究生年级而言，较为经常阅读《读书》的同学可说寥寥无几——这当然是个案，但对于一个以“学术介入生活”为理想的刊物而言，却是一个很应该思考的现象。如若没有受众，其“介入”又如何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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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短长书中的文章，但专题讨论就只做一篇计算
[2] 以每期18篇计算的大致数字
三代人同时面对文学
陈振中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面对80年代的《读书》，本文从分析该刊的三个主要作者群体出发，较为详细的描述了共同面对现当代文学的80年代里，第一代人与后两代人早已暗暗存有分歧。《读书》表面上出现了三种主流的音调，但是实际上其中的文学图景是各自孤立的板块式结构，这种结构也成为了80年代之后的《读书》分裂和困境的源头。
关键词：《读书》 作者群体 中国现当代文学 分歧
翻阅80年代的《读书》，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讨论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章数量众多、比例甚大，而且精品甚多、反响最大；这道亮丽的“风景线” 的出现，与其时学术界格局息息相关：伴随着80年代政治的全面复苏，文学（包括创作和研究）又一次无可避免地充当了“冲锋号”的角色，在这段文学与政治的 “蜜月期”中，现当代文学因为最容易与现实挂钩，而成为这一时代的“显学”[1]。鉴于《读书》从创刊之初就与学术研究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考察其中所展现的现当代文学图景的流变，对于我们今天的回顾，无疑是最佳的切入角度之一。
一、 从作者群体说起
现在大家提起80年代《读书》，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其时的作者名单。因为这张名单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都可算是一个“超豪华”的阵容。事实上，《读书》从创刊伊始就有着比较明确的自我定位，也即在创刊号上的《编者的话》中所言：“我们这个月刊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2]它从此时起就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因此是与整个80年代的思想氛围互为呼应的；也正是从此出发，它依托三联书店的出版网络和官方背景，网罗了一批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作者阵容。
但是在这个作者阵容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30－40年代崭露头角却在建国后被压抑被埋没的作家、诗人以及编辑等，以卞之琳、柯灵、钱钟书、袁可嘉、绿原为代表；第二个群体是50年代出现过后来再次出现于80年代的“重放的鲜花”，以王蒙、钱谷融、王元化为代表；第三个群体是当时还在高校里就读的大学生或刚开始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以刘再复、陈平原、张颐武为代表。这个群体的文章是当时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其他作者虽有零散的其他文章，但是着三个群体无疑是当时刊物的核心作者。
我的这个划分受到了洪子诚和许纪霖的启发[3]，但在他们的类似划分的基础上也有所调整。我在这里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他们初次“发言”的时期，同时适当兼及其人的知识背景、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面对历史的态度之不同、文风之差别。当然，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在其中再作适当的分疏。例如，刘再复和陈平原在知识背景和发言姿态上就有明显差别，但是考虑到他们都是在80年代初次提出他们的代表性观点，从这个角度出发，还是将他们归入一个群体。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80年代的《读书》上，他们零零散散的谈了那些话题？是否具有对话的姿态？如前所述，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都备受关注。但是就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是否也有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话题？在这一幅“众声喧哗”的图景中，我们可以倾听到三种主流的音调，但是这三种音调是否完全是协奏，而没有变奏？
二、两种“异曲同工”的追忆
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复苏”相关联，《读书》所呈现的现当代文学图景是以挖掘文学史上的被淹没的作家作品为主。这些挖掘“出土文物”的努力主要以序跋、回忆性散文、书评为主，同时也初步出现了一些研究论文。
这次挖掘为时甚久而且范围广阔，据我的粗略统计，按照相关文章发表的顺序，涉及到的作家有：周作人、俞平伯、叶圣陶、闻一多、朱湘、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梁宗岱、鸳蝴作家群、张爱玲、郁达夫、九叶诗人、胡风、钱钟书等。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其实很多作家作品的谈论只是短暂的，似乎与刊物的约稿的偶然性有很大关系。因此，很多话题在当时并无很大反响。
但是，“九叶诗人”完全是一个例外。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叶集》，按照九叶诗人之一的唐湜的说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册新诗的流派选集”[4]。这部诗集出版之前，袁可嘉为它作的序言就提前发表在1980年第7期的《读书》上。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这种行为在当时更多的是一种对读者的阅读的引导，而非对于作品的自我吹捧。而特别之处就在于，围绕着《九叶集》和“九叶诗人”，《读书》陆续发表的文章竟然有6篇之多[5]，这是少见的例子；加上袁可嘉、王佐良在当时发表的造成很大影响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6]，完全是“九叶诗人”的一次集体亮相。它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九叶诗人”的形象序列，并且由于大多是九叶诗人自己现身说法，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这个群体无疑是最合适的研究对象。
从时间与叙述的关系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把九叶诗人的大多数文章看成是一种“追忆”。但是有必要略作分疏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追忆。
第一类追忆主要可以概括为“追忆逝水年华”。这些文章包括袁可嘉《〈九叶集〉序》，杜运燮《怀穆旦》，辛笛《〈辛笛诗稿〉自序》，曹辛之《面对严肃的时辰——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这一类文章都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对于当年的“九叶派”的诗歌活动的追忆，其中涉及到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诗歌史实。这在后来的诗歌史研究者那里自是极好的史料，但是在80年代的“九叶诗人”那里，却完全是一种面对过去的追忆。看看他们的文章，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他们难以掩饰的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喜悦。
第二类追忆可以理解为九叶诗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剖析。这一类文章与前一类文章有交叉，但是最具代表性的是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诗》。加上袁可嘉和王佐良等人所写的介绍西方现代派的一系列文章，可以说，袁可嘉等人在这里向他们的师承资源和诗歌史先驱一一点明并予以致敬。这一类文章大都理论性较强，深具洞见；后来的研究者都乐于引用。因此，我们也可看出，在这些文章中，袁可嘉等人所提炼的一条诗歌史的线索已经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两类文章还原到当时的学术史背景当中去。当时，围绕着九叶诗人的历史回忆和重新评价问题，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学术论文[7]。这些论文与与《读书》上的相关文章构成互动，共同促成了当时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九叶诗人”的热潮。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80年代的《读书》之上，相对于后世，以袁可嘉为首的九叶诗人的两种追忆，加上两位研究者巫宁坤和蓝棣之所写的重评文章，实际上进行了一项“文学史形象自塑”的工程。我的论断主要是针对他们的文章的效果而发；而在他们，当时未必有很明显的这种自我形象建构的意识。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从此出发来理解整个九叶诗派乃至整个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谓予不信，请看三个证据即可：其一：20余年来出现的九叶诗人研究著作[8]，在关于九叶诗人的师承渊源、九叶之各人诗歌风格、九叶在诗歌创作之外的其他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都没有超出袁可嘉等人的系列文章的论述范围和深度；其二，由袁可嘉在《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诗》这篇文章提出的诗歌史线索，在后来的研究者孙玉石的著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9]中更加精彩的发挥，但是基本的框架依然一仍其旧；其三，涉及到九叶诗派的外围诗人问题，由于当时袁可嘉等人的团队意识较强抑或是格于其他条件限制，对于自己群体之外的同类型诗人根本毫不提及，于是后来的研究者除了少数目光敏锐者之外，都不提及九叶诗派的外围诗人[10]。其实，就在九叶诗人80年代集中亮相于《读书》的同时，在此刊上接连发表《读诗随笔》的王佐良，其实就是九叶诗人的重要盟友和外围诗人之一。
九叶诗人在80年代出土之后的这一系列行动，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争一席之地。当然，九叶诗人在当代是在继续生长当中的。不能说他们在新时期的创作一无可观，只是当他们过度沉湎于对过去的时代的追忆当中时，我们这个越来越快的时代也就开始慢慢地将他们抛弃在后面了。
三、面对历史的“暗河”
与九叶诗人的欢欣鼓舞略有不同的是，更年轻的两代人所体现的却是更加自信豪迈的气度。在面对历史和今天的态度上，他们其实可以简约归并为一类人。
考虑到80年代学术研究（尽管在今天看来是草率空疏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亲密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读书上发表的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通信。这些文章很少涉及理论，但对于创作来说，极具指导意义。这里体现了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但是请注意，这种互动仅限于后两代作者群体之间。
与80年代的文学创作相关连的，《读书》上的新时期诗歌和戏剧的命运就悲惨得多。出于官方背景，《读书》没有登载过关于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 “朦胧诗运动”的任何文章。在我们今天面对着日益被经典化的“朦胧诗”的读者的眼里，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面对着代表着民间的、青年全体性的、反思文革的朦胧诗诗歌浪潮，《读书》的无语是一个巨大的有意味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加上当时的九叶诗派对于当前诗歌的有意无意的不以为然，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缺点。
散文的命运也是如此。当金克木等人在那里继续着30年代周作人的风格写作那些学者散文时，他们对于当前的散文创作一律是不加置评的。他们不停的重复自己和对当代继续生长的其他被压抑的散文类型的忽视，同样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
在第三代作者群体的逐渐占据版面和第一代作者的逐渐退出版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读书》的作者群体在无形中发生着巨大的分化。正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分化其实正是其后的学术界出现分裂和陷入困境的预兆和契机之一。
体现在《读书》中的80年代的嬗变，迄今为止，其实都不能为大家所完全理解。面对历史，我们其实都是那几个摸索大象身躯的瞎子。
现当代文学的沟通即是最佳例证之一。在论述五四以来的散文与中国古代散文的联系时，周作人曾经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现代的散文好象是一条被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11]与此相类，当代的很多文学现象都可以从现代文学中找到源头。因此，从读书的三代作者群体的分类中，我所着眼的其实还有一个现当代文学的交接与沟通的问题。虽然当时的研究者和评论者其实很少有明显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意识，但是在各类文章的追忆和重评中，我们却看到了论者的沟通现当代文学的努力。
然而太多的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徒劳，我们在很多时候面对着历史的“暗河”时还是没有跨越。还是回到九叶诗人出土后的遭遇上来。他们在出土之后的形象，非常符合“活化石”这一品题。虽然郑敏等人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在当代依然在不断的出现，却已经边缘化了。更年轻的诗歌写作者与他们缺少接触和理解。因此，谈起九叶诗派在80年代之后的创作，虽然九叶之一的诗人唐湜曾有九叶诗人 “与出色的一代代年轻的诗人们，如朦胧派、第三代、后现代主义者一起奔突向前”的乐观之语[12]，但我们所看到的悲哀事实却是，无论是当代诗歌的评论家还是创作者都已经将他们忽视了。他们的影响已经停留在文学史研究的层面，而与当下的诗歌写作主潮不发生关系。
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的回旋。80年代的文学在接受前人的指引的同时，再一次重头做起，以致于现在我们又出现了与前人类似的困境。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单纯归罪于任何一方都是不负责任的轻率之论。倒是，更应该值得指出的，是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急迫的以西方为标杆的现代化渴望。这种深层的思想潮流背景其实在暗地里指引了一切，包括80至90年代的《读书》作者群体的分裂，以及由此导致《读书》风格的渐变。
因此，我们从80年代的《读书》中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互动和封闭并存不悖的图景。关于现当代文学，三代作者大致分为两个阵营，无论是写作、评论还是研究，无论从话题还是文体，其间的“断裂”都已无可避免地隐隐呈现。因此，虽然大多数论者强调“64事件”对于80年代的学术转向的重大意义，我却认为，时代的转折在此之前早已出现。
2006年12月初写定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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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八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编者的话》，《读书》1979年第1期，第152页。
[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六章第三节《作家的分化与重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收入《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4] 唐湜：《一叶诗谈·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 这6篇文章是：袁可嘉《〈九叶集〉序》，1980年第7期，第53－64页；杜运燮《怀穆旦》，1981年第8期，第120－124页；巫宁坤《绿色的希望的旗帜——读〈九叶集〉》，1982年第4期，第55－57页；辛笛：《〈辛笛诗稿〉自序》，1983年第9期，第99－103页；曹辛之《面对严肃的时辰——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1983年第11期，第67－75页；蓝棣之：《有追求、有欢乐、有苦涩的诗》，1986年第12期，第75－ 79页。
[6] 这些论文包括：袁可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二）》，连续刊于《读书》1984年第10期第11期；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中国新诗》，1985年第5期，第102－109页；袁可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来由、发展与趋向》，1985年第6期，第69－76页；王佐良连续刊载于《读书》1987年第1期至第10期的《读诗随笔》（之一至之十）。
[7] 参见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376页。
[8] 参见游友基《九叶诗派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余峥《九叶诗派综论》，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唐湜《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蒋登科《九叶诗人论稿》，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 游友基《九叶诗派研究》是个例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1] 周作人：《〈杂拌儿〉跋》，《永日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2] 唐湜：《一叶诗谈·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读书》中的黄裳
高慧芳
（北京大学中文系04级硕士生）
《读书》自1979年创刊，已经走过了二十七年。在这二十几年中，《读书》不仅拥有一大批读者，更有一批老作者，比如《读书》1979年创刊，一直到1989年，黄裳先生每年的发文数量都很高，有的年份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刊登。1979年第一期《读书》杂志刊登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开篇就打出了 “无禁区”的旗帜，让一个时代的读书人为之怦然心动。这个时候，“书”这个话题成了被普遍关注的热点，讨论也就围绕着“读书”而展开。
黄裳先生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主要围绕着自己整理和阅读古书的感想来谈，包括自己寻访和搜集书的故事，古书的真伪问题等，以及侧重于普及性的谈论什么是“善本”、“题跋”、“集部”。他谈论《书的故事》，向读者讲述自己买书和藏书的心路历程：从《西泠访书记》、《姑苏访书记》到《西南访书记》、《西南访书记续》等。这些话题，都是时代的热点，因此这些文章也受到读者的普遍关注，许多读者来信都对这些话题热情回应。
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主要侧重点是整理和出版前十七年、甚至前五十年的研究成果，填补研究空白。编撰的书籍也以原始资料为主，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等。在文学史观念上，宏观文学史的讨论正在热烈的进行着。此时，研究者们一方面潜心整理过去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要深入挖掘，撰写新的著作。
黄裳先生的文章也基本上与当时研究界的发展情况一致，他把“善本”、“题跋”、“集部”等小问题从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提炼出来，以通俗的文笔进行写作并发表在《读书》上，向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介绍古典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概况。同时，也为古典文学研究界即将展开的版本和资料考订工作进行了概念上的梳理和界定。“善本”问题，关系着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研究者必须对善本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在展开研究时才能立稳根基。黄裳作为一位老藏书家，对于善本问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此他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为学术界提了个醒。当时和稍后的研究和著述，如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姜亮夫的《楚辞通故》以及谭正璧的《古本稀见小说会考》、《三言两拍资料》等，都非常重视对善本的运用。
“题跋”和“集部”的讨论，也与当时文学界正日益兴盛起来的文学史问题的讨论，以及古典研究资料整理工作相联系的。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正蓄势待发，许多学者都准备大干一番，这时候，古典功底的培养和加强就自然被提上日程。黄裳结合自己的经验，将重要的问题简明扼要地进行阐释，为古典文学的普及和推广而铺路。他将“题跋”概括地分为两大类：学术性与文学性，并以文史结合的方式来说明问题。他从宋人的题跋小文开始追溯题跋的写作史，并举出影响最大的应数苏轼和黄庭坚。在进行知识普及的同时，黄裳不忘记自己藏书家的身份和优势，将自己搜集到的精美题跋列出十余例与读者共享，提醒读者题跋的重要性和艺术什么价值所在。
关于“集部”的问题，黄裳在文中明确指出，集部许多著作都是思想史、社会史的大量纪录与素材。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注意及此了，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还没有摆脱诗的范围，到了厉鹗作《宋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