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热怕冷 中国宏观调控在经济高位上寻平衡

“超过30%的投资增速、6.7万个新开工项目、高达468亿美元贸易顺差……”1～5月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出来后，本已持续的经济增速，似乎又被架到了火炉上。如何看待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和调控效果，下半年又将采取怎样的调控策略等，年中之时备受各方瞩目。
经济虽高位升温，但协调性较好
当1～5月的经济指标陆续见诸报端时，6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经济形势。这是今年第二次讨论宏观经济形势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一次是在一季度数据公布后的4月14日。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结构性矛盾突出，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这些经济运行中近乎顽症的问题，曾长期反复出现，而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针对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权威机构的经济研究者白津夫这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的确，这三个问题从2003年下半年至今，一直伴随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三年多来也一直是宏观调控的发力点。正因如此，国务院常务会议用“总体向好，但问题仍然存在”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了清晰判断。
通过采访多位研究者，在与前两年的对比中，可发现今年宏观经济的新特点。
首先，投资在较高的水平上进一步加快，但行业增长较为均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分析说，今年一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而1～5月的这一指标则达到了30.3%，表明投资增长在较高的水平上进一步加快。这与去年投资高位下调的特点不太一样。
白津夫认为，前5个月投资增长持续走高，这是自宏观调控以来的又一个投资增长高潮。
对此，张立群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由于行业投资相对均衡，因而与2004年相比，今年的投资增长要相对正常一些。
对比来看，2004年全年的投资增幅都保持较高的水平，特别一季度曾达到43%。有些行业投资增长尤其迅猛，如钢铁的投资增幅高达200%多；2005年，投资增幅虽也较高，但比较稳定；而今年，一些过热行业的投资虽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仍与总体水平相差不大，如钢铁行业今年前5个月的投资从去年同期的7.8%回升到13.7%；有色金属行业从24.7%回升到34%。“与2005年相比，今年的投资有加快之势，但比较温和，呈现出高位稳定的态势，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还是在提高的”，张立群如是说。
二是货币信贷投放出现加快趋势。
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长茂看来，信贷投放过多，实际上是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连在一起的。中央通过收紧“两根”(即“地根”和“银根”)的办法控制固定资产的过快增长思路是正确的。但相对来说，中央对土地的控制比较有效，而信贷控制的效果并不理想，导致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的问题在今年抬头。
赵长茂的这一判断从前5个月的数据中可以得到证实：1～5月，新增贷款1.8万亿元，占央行全年目标的70%以上，同比增长80%以上。而5月末，广义货币(M2)31.7万亿元，同比增长19.1%，超过央行年初16%的增长目标。
张立群则将2003年至今的M2余额与当年GDP的总量作了比较。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这一比例为1.88，2004年为1.85，2005年为1.62，从中可以看出，这三年总的趋势是，在严把信贷闸门的情况下，货币供求量与GDP总量的比值是在下降的。但是，如果前5个月的M2余额的增长率继续持续，全年的GDP增长率按照10%来计算，那么今年的M2余额与GDP总量的比例将上升为1.74。“虽然并没达到2003、2004年的高度，但与去年相比已开始回升。”张立群认为，考虑到2005年的GDP增长并不低，而货币供应量也不是很紧，那么，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比较起来，呈加速扩张的趋势。
三是投资主体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虽然形式上仍表现为各地方政府在驱动经济，但实际上，这次驱动经济的主要力量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经济组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保江认为，投资的主体正在发生变化。
从前5个月的数据中可见，社会投资占了较大比重。白津夫告诉记者，在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5万亿元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投资1.2万亿元，大体占到47%，而其余超过一半以上是来自于社会投资。
韩保江分析说，比如，银行贷款过快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银行主体地位的确立有关。“过去的贷款更多是政策性的，而这次的贷款则更多的带有趋利性的色彩”。从贷款需求方来看，需求也更多的来自于企业。
不过，研究者们也提醒，随着非国有经济投资占据投资份额的比重逐步上升，投资行为的市场驱动特征越来越明显，也要防止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某些领域仍存在过度投资的可能。
四是结构性矛盾在今年有所缓解。
在张立群看来，在今年经济加快增长的过程中，并没出现特别短缺的产品。如电力、煤炭等供求关系都有所缓解，煤价稳定，有的地方煤价甚至有所下降。据预测，下半年电力的供求有可能会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其他产品，如钢材、水泥、石化、有色金属等短缺都已消失了，并没特别明显的结构性缺口。
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
纵观这三年多的情况，防止投资过热始终是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而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也与投资过热密不可分。那么，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起飞阶段的国家来说，多大规模的投资比较合适？
对此，张立群结合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分析认为，GDP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按照普查后的新口径)，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大体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引起突出矛盾。与此相联系，投资增长保持在25%左右，对于支持这一经济增长率是必要的。
另一位长期参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也对这一投资增速的合理性表示了赞同。
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要将投资增速控制在25%并非易事，特别是从30%以上的增速下降到这一水平，就更为不易。因为本轮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很强劲，背后涉及到市场需求的自发力量、体制、机制等诸多复杂因素。
张立群指出，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居民住、行的强劲需求，对投资拉动的可持续性是很强的。“消费结构升级带来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又拉动了就业、带来了收入的增长，这种增长必然又会拉动需求的增长，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循环”。在他看来，当前的投资高增长，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必然伴生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看，投资高增长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国投资增长是依靠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的模式。而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的投资机制和行为都还不尽完善。市场方面，突出表现为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土地、能源和其他紧缺资源、资金等难以通过市场价格变化反映其稀缺程度，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助长了资源、资金需求的快速扩张；政府方面，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多，对一般经济建设活动参与过多。财税体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上建设项目、参与地方各类投资活动。市场和政府两方面问题的结合，就形成了不计成本、不顾风险、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的行政主导投资热，集中在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面表现出来。
可见，推动投资有着正、负两股力量。从今年的情况来看，除市场需求拉动、发展观的偏差、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违法用地情况严重等因素外，还有特殊的政治原因。
白津夫告诉记者，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地方党政换届的特殊时期，加快经济增长是这一特殊时期比较典型的政绩冲动。数据显示，前5个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少数省份之外，经济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投资增速超过35%的省份就达到13个。
而韩保江认为，启动“十一五”重大项目建设，特别是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需要增加新的投资。在这种发展愿望的驱使下，一些地区、行业的投资增速加快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之中，存在着市场力量驱动投资增长的合理的一面：“要警惕，但不要大惊小怪”，韩保江具体说，“要警惕——就是要关注事态的变化；不要大惊小怪——就是要看到这也是经济活力的表现”。
不过，采访中，多位研究者都提出在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的同时，也要看到其风险性。
张立群认为，从数字上来看，25%的投资增速也比较高，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不是很大。而投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很容易导致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并超出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从而引起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导致资源环境方面问题的加剧。
具体到今年，他分析说，尽管投资的增长有其合理性，但也正由于投资增长水平已很高，且推动力仍很强，所以，稍不谨慎，就有可能出现过热。
而其负面影响，首先就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加剧。白津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1～5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2%，增速不及投资增速的一半。从价格看，前5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商品零售价格上涨0.7%；而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5.9%。
韩保江分析说，虽然投资的一部分会转化为居民收入，但是绝大部分则转化成了生产能力。在投资过快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消费长期跟不上，供大于求，那么，必将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因此，在目前投资热而消费乏力的情况下，要关注一些行业是否战线过长、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造成新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赵长茂也认为，要警惕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力不足矛盾可能带来的经济波动。从实际情况来看，前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偏快，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后遗症已有所显现。以电解铝行业为例，去年电解铝产能1070万吨，实际产量718万吨，消费量为712万吨，产能平均利用率为75%～78%，整个铝冶炼行业的亏损额达13.1亿元，同比增长1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引起上游产品即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并最终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从而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第二，张立群最为担忧的则是，在货币信贷的总量偏大、增长偏快的情况下，一些资产价格(如房价、股价)的增长也比较快，金融和资产市场综合起来，可能会潜伏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此外，“能源、资源压力增大”的问题将长期伴随经济增长。张立群认为，正是因为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对土地、水、矿产资源的需求也都在加大，同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破坏也会存在。特别是从长期发展来看，能源将会是我国的战略短腿。赵长茂分析说，我国经济仍属粗放型增长，讲求速度而能源利用率低。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5%，但却消耗了30%以上的原材料，经济占世界的比例与资源消耗不成比例。但在去年，我国能源消耗的增长率首次低于经济增长率。
防热怕冷，宏观调控走“钢丝”
当前，在平衡线上来回起伏的投资增长、冷热兼备的宏观经济，令宏观调控如同走钢丝，艰难的寻求着平衡：既要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速，以支持新一轮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较快的势头；又要防止由体制、机制问题导致的投资过热苗头，保持投资与消费的合理比例。这无疑对宏观调控的力度、方式、手段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今年的宏观调控，多位研究者都认为，本次调控呈现出沉着、冷静、科学、稳重的特点。更多地借助市场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针对性强，而且较为温和。
这一特点，从近几个月的调控中可窥见一斑：
此轮调控并没有先入为主地判断过热，而是根据陆续产生的宏观数据，逐步采取了一些合理的经济、法律手段加以调节。当一季度数字公布时，政府并没有出台全面收紧的经济政策，只是调高了贷款利率；在4月末5月初，发改委又针对过剩行业集中出台了8个行业的调整指导意见，分别涉及铁合金、水泥、铝、煤炭、电石、焦化、纺织和电力。在调解产业过剩矛盾的同时，更是提出了促进产业升级的长远目标；进入5月后，又集中对问题较为集中的房地产市场陆续出台了多个调控措施，从银根、地根两个闸门入手，平抑房价、调控投机性需求。
而且，在调控过程中，对信贷、土地等手段运用得更加成熟。比如，继4月末调整存款利率，央行又两次发行定向票据，冻结2000亿元资金。接着央行又宣布从7月5日起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接受采访的一位权威人士指出，上调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一次性直接冻结1500亿资金。加上3～4倍的乘数效应，至少可冻结资金四五千亿元。
对于下半年的调控，张立群认为，还要坚持“双稳健”的政策基调，保持政策的稳定、连续性，调控措施仍将以总量调控、结构调控为主，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展开，并继续充分发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作用，尽可能地多用经济手段。
韩保江提出，宏观调控，应以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为前提来实施。“理性的宏观调控应是在充分地尊重市场力量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合理的宏观调控”。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要对投资增长的根源进行梳理。
从结构上来看，一是在主体结构上，调控更多的应对政府、国有企业的投资加以有效的控制。而对于来自于民营企业、银行、真正的外资企业以企业发展、增强竞争力为目的的投资，需持以尊重的态度，加以区别对待。
二是在产业结构上，对高耗能、高耗材、重化工项目、以及超现实、大规模、不切实际、过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进行有必要的控制。包括新农村建设，也要与当地的经济和发展水平相适应。而对服务业、中小企业，则要给予资金、政策上的支持。
三是在空间结构上的投资取舍。韩保江认为，对经济基础发展比较好的地方的投资应放松。比如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其投资对整个社会效益、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更有好处，而且也具备了落实环保、资源节约指标的条件。而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则需加强，关键以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
“对投资的调控，并不是把投资压得越低越好。因为，现在从市场来看已没有很多刺激投资过热的因素了。价格比较平稳，对于市场自发的需求还是要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张立群认为，“关键还是要控制住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
不过，究其根源，被访者都提出要使科学发展观这一理念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推进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把其工作重点更多地转到社会公共事业服务上来。提高其行政、执法的水平，提高社会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才能有效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至今“仍然存在”的四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