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探寻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www.eastmoney.com   2009-07-04 10:11     21世纪经济报道字体: 大 中 小 　收藏　复制网址　打印     预警资产泡沫，防范“中国式滞胀”

　　(主持人)王海明：目前，房地产投资与价格快速恢复，汽车销售依然强劲，商品与资产价格的变化是否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支撑力量?您如何把握未来经济的变化趋势?

　　张涛：对于宏观经济形势，我有四个判断：经济总体上开始企稳并且向好;全面复苏基础不稳，比如经济引擎中以投资增速上涨最快，但政府投资远大于民间投资。中央项目投资已基本下达了大部分，地方配套资金能否及时跟上?商品价格、资产价格的波动等因素都会影响未来投资的持续性;挑战非常严峻，以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内需拉动转型困难重重;结构调整任重道远，产能过剩现象异常严重。总体来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连平：关于经济周期的运行，我持审慎乐观态度。2月份，我曾预测GDP一季度见底，二季度回升，虽然最近很多数据和该预测不相吻合，但还是有一些数据值得我们关注：PMI连续三个月处于扩张期;固定资产投资额持续高速增长;5月份新开工项目增速高达100%;工业增加值到6月份可能达到9%以上，甚至接近10%，因为工业增加值和GDP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二季度GDP达到7%以上应该没有问题。

　　哈继铭：我对于复苏曲线的判断是短期乐观，长期令人担忧。急剧下滑之后会出现一系列小幅波动，但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在未来几年将到达人口结构性拐点，进入老龄化社会，为应对危机，美国现在发行天量债务，无异于寅吃卯粮，未来纳税人口大幅减少，税收负担将会非常严重。这种局面下，若中国依然保持高出口依存度，经济发展势必会随之下一个台阶。

　　贾康：对于经济回升曲线的判断，我更倾向于呈对勾形发展：经济快速下滑，但既不可能触底后上不来(如L形)，也不可能在触底后呈对称式V形快速上升，虽在世界上率先回升，然而需有政策托举，经历相对低迷期后(其间肯定会出现波动，但不宜简单归为大形态上的W形)，才能迎来下一个相对高涨阶段。

　　主持人：自今年2月以来，5月CPI与PPI已是第四次同比双双为负，但中国央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家庭通胀预期已升至创纪录高位。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将会面临的是通缩还是通胀的风险?

　　连平：随着CPI和PPI的复苏，粮价、油价上涨，这是趋势性的通胀预期，并非远虑。我们研究了近十几年来M1和CPI、PPI的月度变动，发现这三者的运动轨迹高度统一，而且在变动时间上，M1对CPI的影响表现在二-三季度，对PPI的影响表现在三-四季度。所以，我们要关注目前已出现的物价变动，尤其是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之后M1的变动。今年初以来，M1增速从6%回升至18%，据此推断，CPI可能会在近两个月出现拐点，PPI则可能在第四季度出现拐点。

　　我赞成温和的通胀利于经济的增长，但关键是这种温和的通胀能保持多久。近两年通胀的月度变化时间缩短，幅度增大，曲线陡峭，所以将通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或将成为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贾康：依据1—5月的CPI和PPI，我认为前一阶段的通胀压力已得到消解，短期内不必担心。等物价企稳，再综合其它因素调整政策也不迟。现在面临的主要还是通缩压力，如不能把短期调控和中长期改革、结构优化紧密结合，将会使本应缓慢到来的通胀加速出现，且在处理时会受到各种限制。

　　此外，如果我们未能很好地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且未出现支撑经济发展后劲的动力，却简单地去追求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那么，一旦物价水平高于经济增长的最低水平，“中国式滞胀”就可能会出现，宏观调控将手足无措。美国和拉美一些国家就曾吃过大亏，我们应汲取前车之鉴。

　　主持人：今年以来，银行信贷增速很快，资产价格上涨，有观点认为中国可能正处于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的前沿，您如何看待?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会否卷土重来?

　　魏加宁：今年以来银行放贷呈现出三个特点：增长速度过快(仅1~5月新增贷款就已超过全年目标);结构不尽合理(有些地区约有一半左右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另一半资金虽然流向了实体经济却大部分流向了各级政府项目);风险不断集中(现在最担心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捆绑，由于贷款过度宽松，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从贷方市场变为借方市场，从地方政府求商业银行变成商业银行求地方政府)。

　　这些特点有可能导致三种可能：如此之快的信贷增长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生产尚未拉起来，物价先被推高，从而引发中国式“滞胀”;大量资金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膨胀，极容易推高股市、房价，导致一般商品价格还没上来，资产价格先上来了，从而形成新的泡沫。

　　连平：现在，信贷增速非常快，有专家认为大部分信贷未能落实到实体经济中，但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4万多亿信贷除去约1.5万票据以外，其实是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实体经济。问题是这部分信贷所带来的结构变化是否合理。所以未来宏观调控应更多地将精力用于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不是继续推出更多刺激总量的政策。

　　探寻经济增长新引擎

　　主持人：经济增长的外贸引擎乏力，投资拉动能否拯救中国经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何而来?经济刺激政策的关键点在哪里?

　　张涛：理论上，财政收支有四个选择：多收少支、少收多支、多收多支和少收少支。这四个选择都很难，如果选择多收多支，前提是多收，目前企业没利润，员工工资不涨，是多收不上来的。如果选择少收少支，在经济危机下，如果财政不辅助，经济也无法复苏、维持平稳增长。关键在收支的结构调整。

　　魏加宁：在讨论政策取向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几件事：首先，我们究竟是采用凯恩斯主义还是供给学派理论。当年，导致美国走入滞胀的是凯恩斯主义，引导美国走出滞胀的是供给学派，是靠减税、搞活企业。

　　其次，如何理解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除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包括：金融安全网建设，特别是存款保险制度。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前的五年内，美国共有9000多家银行倒闭;而之后，金融体系很快稳定;社会安全网建设，社会救济制度保障失业工人有饭吃，稳定了社会。

　　再次，正确理解和全面总结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走出危机，我们不仅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靠改革开放，如加入WTO、国有企业改革、扶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银行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

　　最后，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刺激政策的核心是试图通过绿色新政、发展环保经济来带动经济走出危机。因此，我国也应在这方面狠下功夫。

　　哈继铭：刺激等于打麻药，改革等于动手术。如果一个人去动手术，医生说我给你打了麻药，但不能给你做手术，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情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手术就是房改，如果说房改使中国经济摆脱了当时的危机，那么今天我们摆脱危机的手术就应该是土改，不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化就难以推进。这是因为城里原住民有房，但农民工进城之后没能力买房，他老家的宅基地不能卖，从哪里来就得回哪里去，将来就有可能会出现一波“去城市化”现象。

　　经济增长在何种水平能够保持社会稳定，在危机到来之前，我们很难量化，所以政府就试着做了一个保8目标，随后在民生、社会保障、医改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推进。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成功经历了至少两个季度的压力测试，去年四季度GDP增长6.8%，今年一季度GDP增长6.1%，经济增长没能保八，但并未爆发社会动乱。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如何优化结构，要趁着麻药动手术，否则会很痛。

　　就中国当前应采取的政策措施而言，我认为应减税刺激消费。与周边国家相比，中国百姓税负很重，周边国家增值税最高的是15%，平均仅10%左右，而中国高达17%。增值税现已转为消费型，如果税率依然居高不下恐将抑制消费;就所享有的社会服务来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也很高。这两种税都该减，且已具备减税空间。前几年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20%、GDP增长30%，百姓收入也有所增长，如降低税负，盈余的钱就可能用于消费。减税之后用什么来填补财政窟窿?我认为可以向外国人和货币当局发经济转型债券，这样就不必担心增加未来的通胀预期，可以用外汇储备抵消。

　　西部金融发展优劣势

　　(主持人)方星海：在此轮经济下滑中，沿海经济增长乏力让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西部，您认为中西部经济、金融发展的前景如何?优、劣势分别有哪些?

　　孙明春：经济与金融发展是相互依赖的，中西部现在面临非常好的发展机遇，相依托的金融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西部人口占全国的60%，GDP却只占40%，工业总产值、工业企业数量远远低于东部，但增长率非常快。从基础设施来看，中西部幅员广阔，但铁路、公路虽然多，却和面积远不成正比，机场数量也远远不够。中西部的发展确实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其财政收入较低，财政支出却比较高。

　　金融部门在4万亿的刺激政策下，有很大的机会发展。我们统计，4万亿所支持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中西部所占数量远远超过东部，这给中西部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机会。

　　外资对中西部的热情也在升温，虽然现在在中西部的还很少，但增长率相当高;中西部的出口依赖度低，但增长率也相当高;收入水平、消费支出低，但增长潜力很大，如汽车销售量增长很快，汽车贷款为消费金融提供了发展机会，而消费金融是很难跨区的;中西部的房地产价格更能为当地居民所承受，这为中西部抵押贷款的增长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总而言之，中西部确实迎来了非常难得的机遇。过去两年中西部GDP增长率首次超过了东部，投资增长也比东部要快，中西部发展已成为当下全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管涛：首先，中国是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经常项目持续十多年顺差，2008年末对外净资产达1.52万亿，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这次全球信贷紧缩，中国可以马上动员银行扩张信贷，也说明我们的流动性比较充足。

　　其次，这种储蓄过剩是一种相对过剩。一方面，银行体系内有大量外汇与人民币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很多企业、项目筹不到资金。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有金融体系的缺陷，如间接融资比较发达，直接融资比较落后，股票市场发展较快，其他形式的市场发展较慢，储蓄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在国内“不差钱”的情况下，很多企业、项目出于种种动机，到国外去筹钱，加剧了我们面临的国际收支失衡的矛盾。

　　储蓄的相对过剩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在西部更加突出。调研发现，西部外资和民间资本积累都比较少，对银行信贷依赖度高。前段时间国家宏观调控，银行信贷一紧，西部建设资金就没了来源。因此，从全国统筹考虑来实现地区经济平衡发展，西部金融尤为重要。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对内和对外开放并举非常重要。西部开发既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也要对内资开放，东部先发展起来后，产业梯度转移使资金内流，西部应当考虑创造一个吸引内资的环境，扩大资金来源。

　　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主持人：重庆作为西部最重要的城市，也正在布置金融中心的建设工作，您认为金融业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如何?金融业的对内对外开放与西部金融发展是什么关系?

　　周道许：我认为，保险业在促进重庆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中可以大有作为。重庆保险业发展较快也较好。重庆的GDP在全国排第25位，但保险业收入在全国排第17位，超出了其经济发展的水平。近几年重庆保险业每年的增长速度都在2位数以上，特别是今年1-5月份重庆保费收入增长27%，在全国排第六位。去年以来，很多行业包括保险业都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去年重庆保险业收入却增长39%，今年全国保险业平均增长速度是10%，有的省区出现了20%以上的负增长，但重庆仍然增长了27%。在西部12省区中，重庆的保费总量排第二位，仅次于四川，重庆全国保险法人机构总量有3个排在第一位，仅次于上海、深圳。

　　因此，重庆的保险业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大有作为：

　　首先，促进重庆的经济发展。保险业近几年迅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保险资金的平均负债时间大约是20年，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在时间上有明显优势。《新保险法》修订后，保险资金可以存款、购买债券、投资股票基金，还可以投资房地产和不动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搞活了，金融发展就有一定的基础。其次，在促进社会建设、化解社会矛盾方面，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如医疗责任险有很多可以涉足。再次，在促进重庆的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发挥作用。专家估计今后20年重庆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按照国际经验，政府的基本保障、个人保障，还有商业保险可以构成社会保障建设的三大支柱。最后，重庆金融中心建设人气比较旺，人心比较齐，一定会做得比其他城市更好。

　　主持人：那么您认为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下，在西部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意义何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应该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罗广：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很多产业都有战略性布局，恰恰对金融中心的建设没有明确指示，只是在有意无意中，形成了两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一个是上海，除了深交所之外，其他所有的金融要素市场都分布在上海，上海形成了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中心。另一个是北京，北京是国家大型金融机构总部的所在地，形成了以管理为基础的金融中心。除此之外，各地的中心城市，都在追随“金融中心”的概念。

　　从大格局来看，中国大约80%的金融资产集中在沿海，而金融决策90%以上集中在沿海，形成了中国金融分布严重不均的局面。从经济增长来看，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潜力的却在西部，这就形成了一个西部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严重不匹配的局面。这也使得中国西部大开发到了今年，也就是第十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统计表明，西部大开发十年以来，东、西部的差距仍然在扩大。尽管政策上有很多努力，但金融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西部发展和国家战略布局的角度来说，在西部选择中心城市建设区域性的金融中心非常必要。

　　方星海：东部和和西部需要互相学习，现在，PE、VC、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出来，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有一些主动权，能够制定出更好的、更适合这些行业发展的政策。重庆做得先进的地方，可以向重庆学习，上海做得超前的地方，重庆也可以向上海学习，互相促进。总体来说，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很不充分，尤其是西部。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在金融创新、政策制定方面有所突破，对全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甘为民：西部应当有自己的金融中心，否则在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会导致西部金融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在西部出现金融压力和金融抽血现象。重庆金融中心的建设应该是未来中国西三角金融高地的一角，并最终形成中国金融市场体系格局中一个重要的结点。要充分认识实体经济对金融业发展的牵引作用。中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必然会形成金融跟随的情况。如果实体经济成为金融资本的安全载体，就会产生使金融资源进一步聚集的作用。要加快金融、要素市场在重庆的落户和发展。构建有吸引力的金融发展的软环境。

　　管涛：西部金融发展还要结合西部的特色。西部小企业多，农村金融需求比较大，中小企业融资、农村金融创新方面应该有一些先行先试。另外，多层次的市场建设、金融机构创新也都可以尝试。我们不但要把眼光放在对外开放，也要更多地推动对内的金融改革，争取在西部先行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