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60年

    从中共党史研究最初的轨迹看，带有着明显的实用性和工具性特点，是为解决党的理论是非和路线是非问题而产生、发展的。到新世纪初，党史学界就中共党史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建立中共党史学取得基本共识，在中共党史学科的主要特征上形成了认同。

    党史研究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它从单纯的具有教化功能的政治理论课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共党史学。这固然是由于中共党史的客观存在所决定的，但也与学术界的不懈追求与努力分不开。从中共党史研究最初的轨迹看，带有着明显的实用性和工具性特点，是为解决党的理论是非和路线是非问题而产生、发展的。

    比如，1927年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和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就是关于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又比如，在延安整风中编辑的著名的《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既是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又是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同样也是为了全党整风的需要。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党史一直作为一门高校主要的政治理论课存在，在一段时间里学科属性并不明朗，后来才归属于政治学。1985年高校政治理论课第一次改革取消了中共党史课，这其实给中共党史审视自身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历史契机，而党史学界很好地把握住机遇。先是在80年代初，有部分学者关注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接着，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党史学界召开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就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重大理论问题持续讨论，历经十来年。到新世纪初，党史学界就中共党史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建立中共党史学取得基本共识，在中共党史学科的主要特征上形成了认同。

    第一，中共党史学属于历史学科。中共党史，既然带“史”，它就必然要反映出诸多史的特点，比如，就整体而言，它记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进而壮大，从领导武装革命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又分为若干历史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分期。就局部来看，它表现为一个一个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每个事件都有其发生的背景、过程和结局，每个人物各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中共党史具有明显的历史学属性，应该属于历史学科。

    第二，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多角度化。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提出“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明确了党史研究对象。随着岁月的累积和实践的丰富，党史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新的概括。其中有的主张研究对象有主有次，既要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及有关的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又要重点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党在相应问题上的思想活动，以及党自身的发展史。有的主张将研究对象分成横、纵断面，横断面包括全国党史、地方党史两大部分，纵断面包括组织沿革史、政治斗争史、军事斗争史、统一战线史、党内斗争史、自身建设史、领导决策史以及党所领导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同样是主张分层论，有的认为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动，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党史的全貌。

    第三，中共党史学功能的全面阐释。有学者提出，中共党史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借鉴功能、政治宣传功能、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的使用功能、教育功能、“求善功能”，具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又具有学术功能、认识功能、为现实服务的间接性的基础功能，具有学术价值。也有的表述为中共党史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同时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学术领域，它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文化学术功能。

    第四，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的不同概括。有学者提出中共党史学理论由历史观、历史理论和方法论三部分组成。历史观是根本指导原则，即唯物史观；历史理论是用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方法论包括理论层面上的哲学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三者既不能相互代替，又不能截然分开。还有的主张中共党史学理论由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研究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及史料学、中共党史编写学和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七部分组成。

    第五，中共党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历史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采用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数量分析法以及其他一些具体研究方法，如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次研究法、纵横比较法、科学假说法、历史跟踪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方法等，并提出要注意吸收中国传统治史的理论和方法、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中的有用部分。

    在崭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党史研究的新进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开拓上。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历史发展，不断地有新问题被提出来；另一方面在于党的理论创新，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极大地开阔人们的研究视野。

    传统研究领域的各专题在原有基础上均有所发展和前进。

    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史看。比如，关于红军长征研究。有学者关注长征与党的建设的关系，认为长征不仅使中国革命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生了历史性飞跃，包括由原来的少数人指挥变为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大政方针等。谈到长征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认为民主集中制的缺失，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深层次原因之一；长征又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创造了条件，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提供了保证，也保证了长征中党中央决策的科学性。比如，关于抗日战争研究。有学者在论述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时指出，应该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陈旧观念、话语体系和不确切的数字，从长期以来沿用的国共斗争的模式中跳出来，站在全民族抗战的角度研究和撰写抗日战争史。又比如，关于重庆谈判研究。传统的看法认为重庆谈判的结果，是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确定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重庆谈判是在对中共十分不利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中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美苏分别确认了国民党政府的唯一合法地位，分别决定由国民党接收日占区，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互有胜负，蒋介石以政府名义迫使中共收回“联合政府”，中共则以维持现状的名义保住解放区。

    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看。比如， 关于1949—1956年中国社会性质，大体有社会主义说、新民主主义说、过渡说三种看法。有学者指出，把这么几年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看，显得过于短暂，的确更像一个过渡阶段。对这么短时间历史的探索与其注重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不如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对这个社会的结构、矛盾，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和作为社会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这个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及当初仅仅把它看做过渡形态并尽快完成过渡这样一种思路及其实践产生的社会与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上。比如，关于1958年炮击金门。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争议在于有的认为中国在炮击前曾事先通报苏联，有的则坚持认为中国未同苏联政府协商，甚至有意不让苏联知道。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或者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者其注明的史料来源不完整、不准确，无法证明其结论的可靠性。有学者利用档案材料及当事人的回忆进行详细的考证，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方面在炮击金门前的确没有与苏联协商，也没有向苏联通报这个意图。然而，毛泽东却有意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中苏协商的结果。毛泽东在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不久就下令炮击金门，使美国认为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一致的行动。这正是毛泽东坚持秘密来访的赫鲁晓夫必须公开回国并发表会谈公报所期待的效果。又比如，关于对外开放研究。有学者指出，1978年提出的庞大的引进计划，包含着“借钱搞建设”的思路，与以前的单纯引进是完全不同的，利用外资的工具和渠道大大扩展了，开始接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在各种利用外资的办法中，邓小平更倾向于中外合资经营。这在中国人思想中是一个禁区，建国之初，毛泽东认为与苏联合办企业会威胁到中国的独立。邓小平打破了这个禁区。关于对外开放的特点，有学者作了总结。第一，地位更加突出。从发展经济的政策举措上升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第二，内涵更加丰富。从特指对外贸易、引进技术设备逐步扩展为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从仅限于经济领域扩大到科技、文化各个领域。第三，开放与改革紧密联系。它们产生于同样的背景，为了同一个目标，触动了僵化的旧的管理体制。第四，开放的意义更加深远。既是为了加快现代化建设，同时又具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即融入时代进步潮流，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党史研究的新进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开拓上。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历史发展，不断地有新问题被提出来；另一方面在于党的理论创新，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比如，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有的学者专门考察了“执政能力”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其孕育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五大以前，提出了强化执政意识，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思想；第二个阶段，从中共十五大开始，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思想，随后不久使用了“执政能力”的概念；第三个阶段，从中共十六大开始，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并将“执政能力”的内涵初步概括为五个方面。还有的学者分析了评价执政能力的四个要素：一是执政党执掌政权的合法性与支持度；二是执政党执政之法律与制度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三是治理社会的高效率与低成本；四是社会秩序与风尚的维系程度。评价方法有相关要素的客观评估、效率与成本评估和认同性的量化评估。

    比如，关于科学发展观研究。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执政党治国、治理社会的根本理念和执政党的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从善于破坏旧世界到善于建设新世界的根本转变；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的根本转变；从把阶级阶层作为“社会甄别机制”到作为“社会激励机制”的根本转变；从“斗争哲学”到“和谐观念”的根本转变。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按三个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加以划分：1949—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间的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95年至今的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观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理论思考的产物，也是对建国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发展观扬弃的结果。也有学者针对上述三个阶段发展观提出不同见解，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发展观经历了四个阶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发展观既是经济增长导向型的，又是革命与建设“两个中心”式的；第二代发展观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相结合的发展观，是全面发展观；第三代发展观形成于1989—2002年间，是综合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统一的发展观；第四代发展观是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前三代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共同点是把发展作为主题和压倒一切的第一要务，不同点是科学发展观是对前三代发展观的辩证扬弃与发展。

    形势发展带来的危机与挑战

    应以开放、多元、理性的姿态，整合学术资源，拓展学术空间，提升学术水平，践行学术规范，建设良好学风，以使中共党史学立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主流。

    正像我们经常说的一样，机遇与挑战并存，党史研究面临的挑战也都是发展机遇所带来的。

    一方面是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的问题。从中共党史的进程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29年，改革开放至今31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超过前两个时期，而且还在持续进行，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正在而且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其核心部分是经济建设。随着改革的深入，它所涉及的领域由农村到城市，由传统制造业到现代化产业，由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党史研究面临的课题也由以革命史为主变为以建设史为主，再到以新经济变革为主。党史学者以往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如不更新，将难以应对这一新的研究对象。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此种尴尬已初现端倪，对很多深层次的改革话题，诸如财政税收、金融证券娓娓道来的往往不是党史学者，而是经济领域的专家，长此以往，党史学者要么自说自话，要么被边缘化，总之是占据不了主流。其他方面亦是同样。比如，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经历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位一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四位一体”的不同阶段，社会建设提到重要位置上。如何对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建设进行研究，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不应被忽视。又比如研究政治民主化问题，政治学领域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是必需的。

    另一方面，形势发展带来了危机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崛起，与中共党史形成近乎“同场操练”的格局；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等理论新学科的介入与扩展，在学术资源、研究内容、师资队伍等方面客观上与党史研究形成竞争态势；三是新政治理论课改革使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立性与发展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引发了党史学界“何以自处与向何处去”的发问。所幸的是，党史学界面对挑战积极应对，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相继召开有专门研究机构和高校学者参加的会议。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以开放、多元、理性的姿态，整合学术资源，拓展学术空间，提升学术水平，践行学术规范，建设良好学风，以使中共党史学立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