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年作家走红国际文坛？

南方都市报
以作品《北京娃娃》出名的少年作家春树2月2号登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与韩寒等四人共同被视为中国80后的代表，并与美国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内文标题以The New Radicals (新激进分子)来概括他们。“在这个国家，年轻叛逆者的数目正在如此迅速地扩张，就像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和嬉皮。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名称：另类。”内文里这样写道。
与此同时，另一位80后作者孙睿写的反映大学生活的青春作品《草样年华》在2004年初一炮走红，据说短短一个月已经卖出近15万本。同时它还获得了美国绩华士图书及影视版权代理公司的青睐，该公司作为《草样年华》的全球(除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出版及影视版权代理，将《草》带到2003年的法兰克福图书展。据悉现在已有近20多个国家的出版商确定要购买该书的版权。这并非是第一个获得国际版权的畅销书，去年曾在法兰克福书市上把春树的《北京娃娃》的版权已经销售到了34个国家和地区。
本来已经被一些人预言为“将要式微”的青春派写作似乎又一下火了起来，而且少年作家们似乎都有了走向国际的势头，这究竟对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
“这两年少年作家基本上是以一年火一个的速度在增长，现在春树和孙睿又为青春文学添了一把火，表明‘式微’的预言破灭了”两本畅销作品《北京娃娃》和《草样年华》的中文版图书策划人沈浩波说：“他们的东西就是有市场，我相信青春文学的潮流还会更大。”而来自评论家的反映却不那么积极。“这并不能表明中国文学的繁荣”，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他们只是一些被商业激素催熟的果子，只能反映市场繁荣。”
对于春树登上《时代》封面事件，评论界也似乎缺乏热情。“这是西方记者一贯的逻辑”，朱大可说，“只要你是叛逆的，是与官方的主流的东西相对抗的，他们就会认为是好的。”作家李师江也认为：“美国需要找到能够代表中国的自由反叛精神的人，她们只是作为一种现象的代表，而并不表明春树或其他少年作家有多大的成就。”
关于国际版权，沈浩波认为，主要是国外书商比较欣赏春树和孙睿身上叛逆的精神。另外孙睿等80后作者是在一种国际化的氛围中成长的，因此他们写的东西也比较具有国际化特点，能够引起国外青少年的共鸣。另一些评论者则认为，这说明中国的图书文化市场正逐步被纳入到全球文化资本的运作链条中，而年轻一代的作者已经完全被裹入其中，成为商业流水线上的一环。沈浩波对此的回应颇具惊人效果：“文学商品化，甚至说这些少年作家自身就是商品，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图书是一种产业，它有自己的运作方式。”
文学娱乐化和作家明星化
从最早的美女作家，到少年作家、美男作家等等，文学开始变得越来越像娱乐界了。“文学作品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捣鼓的了，所以就把炒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美女呀、美男呀这些容易吸引注意力的地方。”评论家张闳说。
近年来文学界的各种标签和符号的层出不穷，其情景确实与娱乐圈的“四大天王”一类的炒作手法极其类似。而将受众的关注力从单纯的作品转移到作者身上来，也是娱乐界“造星工程”的惯常策略。如沈浩波所言：“在产业运作方式下，将文学像娱乐一样炒作，将作家像明星一样包装都是很正常的。”
对于80后的这批作者，娱乐化和明星化更加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比如他们注重自己的长相，韩寒帅气、郭敬明可爱等；他们都拥有自己的一帮FANS，社会上有一大批春树迷、韩寒迷，还有专门的FANS网站，少年作者们已经完全具有了娱乐明星一样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有意地炮制一些事件以引起注意，比如孙睿悬赏10万元向韩寒、郭敬明叫板事件，又如春树穿肚兜签名售书事件等，都具有了炒作的性质，完全是娱乐圈的做派。
张闳将这种现象称为是“文化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他认为，以卫慧的出现为标志，文化商品经济就开始了。所谓的少年作家、美男作家等事实上都是卫慧效应的一连串回声。而商品经济的一个表现就是包装和炒作，文学娱乐化和作家明星化都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而因为还处于初期，市场还不够理性和成熟，所以会有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炒作手法，也会有泡沫。可以想像当进入成熟期后，作品还将靠自己真正的实力来取胜。
明星固然耀眼，但究竟会是流星，抑或是恒星呢？张闳的看法似乎有些残酷：“不排除会有一部分真正优秀的作者脱颖而出，但是肯定大部分人都会转瞬即逝，很快被新面孔所取代，这和娱乐界毫无二致。”
另一种看法则更为乐观一些。70后作家李师江认为，娱乐化、明星化的手法对于文学是好事。作家肯定都希望自己对读者有很大的影响力，以实现作品的价值。而只有市场发展了，有了资金投入和读者注意力，文学才有发展空间。
同龄人的另一种声音
如果认为80后的青春作家群都是毫不犹豫投身商业市场的一群，那也是一种误解。同样为80后作家，张佳玮就持完全不同的观点。
“这是一种文学误区”，张佳玮这样评述春树上《时代》封面事件，“虽然各种文学状态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果把它过分包装成一种榜样或经典就不合适了。”他认为，春树、孙睿等人的作品只是在兜售自己的生存状态，他们仅仅是在仔细勾勒和展现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并没有能够找到精神上的解决方式，这样的作品的价值是可疑的。张佳玮称自己是一个真心爱惜文字的人，他的愿望是能够写出像《伊利亚特》那样的伟大的史诗，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文学。
“其实有很多同龄的优秀的作者在默默地创作优秀的作品，他们只是没有机会走到前台来而已。”张佳玮称这些人多数都是在网上创作，而他们远离商业，保持独立姿态。
难得的是，张佳玮对那些商业化的同龄作者抱着理解态度：“我知道不能怪他们，这个圈子的诱惑太大了，作者与整个商业出版机构相比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他认为，这些人被包装、被插上标签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为此读者应该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责任。这些书能够畅销，说明读者的人文水平还是不高。所以希望读者的素质能够提高。
来自成人的宽容
在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事件和变化之后，文学界对待商业化的态度趋于冷静和客观。对于少年作家走红的现象，“成年人”们普遍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标准，没有必要强求统一，”莫言说，“任何人都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最好不要去干涉别人的做法。”他甚至认为，有一批明星作家是好事，“如果所有人都写托尔斯泰一样的经典作品，那这个社会也太枯燥和沉重了，百花齐放才最好。”
这一点与少年作家的代理人沈浩波的看法倒是不谋而合。“不要把畅销作品与纯文学混为一谈”，沈浩波说，“纯文学有自己的精神价值的追求，而畅销书就是着眼于‘好看’”。他认为，现在的很多读者需要的不是文学价值，而是一种情感上的默契。传统作家已经与年轻读者距离很远了，无法表达他们的情感和生活，所以只有靠同龄人来写。“各自的追求不同，如果要做纯文学，就不要抱怨寂寞，也不要指责畅销书的写作。”
李师江则更彻底地对“纯文学”概念提出质疑：“过去所谓纯文学的概念也应该改一改了。”他认为，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艺术经验。孙睿他们是在一个网络化的时代成长的，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乐趣情感，他们能够表现这个时代最鲜活的东西，不能拿老一代的文学价值观来评判他们。“他们的作品中有他们那个年代灵魂性的东西。”
包括批评家张闳和朱大可在内，也都认为纯文学的标准是由成年人确立的，没有必要对青春派作品过多苛责，年轻人在反映自己的生活上无疑会比传统作家有优势。
而关于这些过早商业化的少年作家能否有长久成就的担心似乎也属多余，“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在写一部好看的小说，读者喜欢，如此而已。”沈浩波说。孙睿确曾表示过自己完全是写着玩的，从来没想到会那么红。与张佳玮创作伟大作品的理想不同，这些畅销书作者并没有期待获得多大的文学成就，游戏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很充分。“因为心态放松，反而可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沈浩波说。
是否真能如此，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了。
本报记者田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