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何三畏：色情行业给传统乡俗最后一击(南方都市报 200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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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年5月22日] 版次：[AA30] 版名：[个论众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17 条
■媒体思想之何三畏专栏
邓玉娇的母亲在电话里对记者说:论辈分邓贵大还是我女儿叔叔了!事件发生在湖北巴东县一个叫野三关的镇,其中三个涉事者都是同姓氏。在传统形成的自然社区,大多数乡民一个姓氏是常见的,这些社区是传统道理伦理的“孤岛”。人情敦厚,世风古朴。笔者小时候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家家户户知根知底,谁见谁都叫得出辈分。小孩子在外耍到吃饭的时候,谁看到都往自家喊。女孩子在外面走家长也不用担心。今天的文化学者和青年,一听说传统社区,就想到愚昧,传统的温情被遮蔽了。
其实自然社区和传统道德是很顽强的。即便经过了“土改”,经过了“四清”,经过了“文革”,经过了种种“亲不亲阶级分”的折腾,它们都没有被荡涤干净。然而,自然村在人口和民风上日趋空壳化、传统社区被改造仍然是现实趋势,一方面,许多年青一代的村民在城市“暂住”,家乡的人情和民俗形成断代。另一方面,乡村也在按县级政权设定的目标改造,例如,“大学生村官”进村,“外乡文化的年轻人”插入村民生活最基本的层面,这对乡村的影响不小。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沉重税费,堪称对自然乡村最后改变的沉重一击。此外,大多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女子逃离了故乡,就成为遥远的城市里的“暂住人口”,而血汗工厂的沉重压力和色情行业纵深发展,使她们无法成为命运的主人。深藏内地的巴东县,绝对是这样一个标本。
邓玉娇,21岁,出生在自然村,去福建打过工。可怜的孩子去到当地的色情场所,从事不色情的工作。邓姓女子在家乡的色情场所从事非色情的工作,捍卫不做性服务的权利是如此坚决。也怪不得她被绑在床上哭喊的内容如此单调:“爸爸,爸爸,他们打我!”我觉得,这就是最有力的控诉了。
邓贵大,镇招商办主任,带着办公室的两个下级,来到一个把男人装在木桶里,由异性来洗浴的名叫“雄风”的地方。只有丧失廉耻之心的办公室人员,才能三个男人集体出动到那样的地方。公款是基层色情行业的主流后盾,一个熟悉行情的“服务员”,应该不会考虑客人带钱没有,像邓主任这样的人,不用带钱都能去,一定时候办公室自然有工作人员去结账。
当一个基层的熟人社会也布满这样公开的色情业之后,我们听不到女性的声音。晚上,她们的男人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社会机制,业已占据主流的文化观念,不支持她们的追问,于是只有沉默。我们看到,18日巴东县公安局的公告文本,跟这个色情场所的名字一样,都是男权的语言主宰的。什么“误以为”邓玉娇是洗……的?人家声明了,人家逃到另一间屋子了,人家想有同伴壮胆,还追过去,这“误以为”的心理过程除了说明公文的“视角”,还有什么辩护作用?
其实不难看出,邓玉娇去到“雄风”,她面前就只有两条道路了:要么服从邓贵大或者李贵大,要么跳楼。后者还可以赢得男权社会同情和赞赏。并不是从男权的视角想不到一个女子捍卫性权利可以如此绝对,邓贵大也会想得到,自古以来,这就是穷人的孩子最后的尊严,只是男权社会不在意这个,或者把它说成是修脚刀刚好在一个逼急了的女子手边一样,是一种“意外”。
可是,如果请良知出场,它会证实,当一个女子面对三个男人,当她在遭受一再被“按倒”或者被“推坐”的胁迫时,当她在面对比她年龄大一倍多的男人们用金钱和性诉求的羞辱之时,邓玉娇一瞬间的选择,不正符合传统文化的正宗教养么?你还能要求她权衡什么?我们相信,直到现在,她也不可能理解,她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怎样的考验,以及官式文件用怎样的语言在书写她!
邓玉娇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现实,一个阶层,一种命运。以此足见道德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现在,用法律去衡量邓玉娇似乎成了当务之急。但是,最应该接受审判的到底是谁?这个社会对邓玉娇负有怎样的责任?我们的道德和良知需不需要拯救?
(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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