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

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终于打败了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世界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中国人民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一百年来无数次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赂的战争历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的时候起，国民党在长时期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的军事优势，长驱直入，占领了半个中国。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面前，国民党被迫参加了抗战，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抗日战争的重担，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身上。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万人，武器和装备都很差，而且长期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但是，他们越战越强，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军。

　　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最后战胜强国呢？为什么看来似乎弱小的军队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实行了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总结了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了条件。一九四六年，当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全国内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思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人民战争，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促进了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从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今天，美帝国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重复着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所做的事情。掌握和运用人民战争这个武器来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人民的迫切需要。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正在用尽一切办法，企图扑灭人民战争的革命烈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也像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人民战争，污蔑人民战争，他们互相勾结起来，阻挠和破坏人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重温中国人民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经验，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党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在于制订和执行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动，分析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为制定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很久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这就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之间，进行了十年的国内战争。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东北，随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又步步深入，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极度地尖锐化，使国内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就是最好的说明。

　　怎样认识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应当得出怎样的结论？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闭眼不看一九三一年以后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否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各阶层的抗日要求，而强调中国所有反革命派别和中间派、所有帝国主义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坚持关门主义的路线，继续主张打倒一切。

　　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新形势。

　　毛泽东同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使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内部的各种阶级矛盾，如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依然存在，但是，这些矛盾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面前，都下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全中国各阶级阶层的人民，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亲日派等一小撮卖国贼以外，产生了共同的要求，这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同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下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一国的殖民地，扩大了它同英美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利用这种矛盾，来孤立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是继续进行国内战争和土地革命呢？还是高举民族解放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反对日本侵略者呢？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新形势的分析，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我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提出全国团秸、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经过我们党和全国爱国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迫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停止了内战，出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抗日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全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

　　失败主义者跑出来说：中国打不过日本，非亡国不可。盲目乐观主义者跑出来说：中国很快就能够胜利，无需花费很大力气。

　　毛泽东同志对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亡国论”是错误的，“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中日双方，在战争中有以下这些互相矛盾着的特点：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是处在垂死没落的时代，它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退步的和野蛮的；它的人力、物力不足，经不起长期战争；在国际方面，它失道寡助。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然而，中国是处在历史上进步时代，它所进行于的战争是反侵略的、进步的和正义的；中国拥有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人力、物力；在国际方面，它得到广大的同情和支持。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这些要素将在战争的进程中发生作用。日本的长处是暂时的，会由于我们的努力逐渐削弱。日本的短处是基本的，是不能克服的，会在战争中逐渐扩大。中国的短处是暂时的，会逐渐被克服。中国的长处是基本的，会在战争中逐渐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日本的长处和中国的短处，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长处和日本的短处，决定了日本必败，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毛泽东同志根据这样的分析，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说，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逐步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使敌人变强为弱，使自己变弱为强，积聚起足以最后打败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抗日战争将会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这三个阶段。持久战的过程，也就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的过程。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坚持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我们党坚持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不仅是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是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奠定基础。只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具体地解决具体矛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具体地分析了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高屋建瓴，势如破竹，顺利地解决了怎样认识和对待各种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这样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正确地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战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进一步发展了建设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实行人民战争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

　　为了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且要有一系列的既能最充分地发动基本群众、又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了所有抗日的阶级和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有着抗日的共同利益，这是团秸的基础。但是，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抗日坚定性各有不同，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不同的利害冲突。这就使得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

　　在制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是这样分析我国社会各阶级的。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坚决要求抗战到底的，他们是抗日的主力，也是要求团结和进步的基本群众。

　　资产阶级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分。资产阶级里头，人数比较多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比较软弱，经常动摇，同工人也有矛盾，但是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反帝积极性，在抗日战争中是我们的同盟军。买办资产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人数很少，但在中国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有亲日派，有亲英美派。亲日的买办资产阶级是投降派，是公开的或隐蔽的汉奸。亲英美的买办资产阶级，在一定的程度上赞成抗日，但是他们抗日是不坚决的，很想同日本妥协，他们本质上是反共、反人民的。

　　地主有大中小之分。一部分大地主成了汉奸。另一部分大地主赞成抗日，但非常动摇。许多中小地主有抗日的要求，但是他们同农民存在着矛盾。

　　面对着这样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我们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工作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这就是说，团结一切抗日的阶级和阶层，那怕是动摇的暂时的同盟者也要争取，采取适当的政策来调整各抗日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适应抗日的总任务。同时，坚持我们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和壮大人民力量上面。同一切不利于抗战、团结、进步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斗争。

　　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既不同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方针，也不同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方针。我们党总结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教训，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为了联合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阶层一致抗日，我们党作了一系列的政策上的调整。我们宣布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斗争。我们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特区政府。我们的军队，由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我们的土地政策，由没收地主的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我们在根据地内，实行了三三制的政权，吸收那些主张抗日而又不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代表和国民党员参加。其他关于经济、税收、劳动工资、锄奸、人民权利、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也都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做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改变。

　　在进行这些政策上的调整的同时，我们坚持了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独立性。我们还坚持要求国民党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开放民主，改善人民生活，武装民众，实现全面抗战。对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压制人民抗日运动，以及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党纠正了右的错误以后，容易产生“左”的错误，当我们党纠正了“左”的错误以后，容易产生右的错误。当我们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决裂的时候，容易产生“左”的错误；当我们同国民党统治集团联合的时候，容易产生右的错误。

　　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投降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左”倾机会主义代表的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走向另一极端，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的代表。王明用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和一系列极右的政策，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他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路线中的领导权，而把这个领导权自愿送给国民党。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和服从蒋介石和国民党。他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实行民主改革，反对改善工农生活，破坏统一战线的基础工农联盟。他不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根据地，要使人民革命力量变成断了线的风筝。他不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要把人民的武装，也就是人民的一切，都交给蒋介石。他不要党的领导，主张国共两党青年结成联盟，以适应蒋介石溶化共产党的企图。他自己“梳妆打扮，送上门去”，指望能够封上一官半职，王明的这一套完全是修正主义的，如果按照他的这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办事，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更不可能有后来的全国胜利。

　　王明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抗日战争的一段时间内，曾经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已经在我们党中央确立起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及时地纠正了这种错误。这才使得王明的错误路线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内危害党的事业。

　　对于我们纠正王明的错误，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帮了忙。蒋介石用大炮和机关枪多次给我们上课。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驻在皖南的新四军，由于个别领导人违背党中央的指示，执行王明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的面前遭到惨痛的损失，许多英勇的革命战士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血的教训，使得我们的许多同志头脑清醒了，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提高了。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总结了全党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及时地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第一，一切抗日的人民（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第四，在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第五，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第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第七，对于反共顽固派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其勉强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

　　第八，对地主资产阶级，乃至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要加以分析，加以区别。根据这些区别，来建立我们各项不同的政策，以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历史证明，共产党在凶恶的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必须高高举起民族旗帜，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团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反帝的人们，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全民族的共同敌人。如果丢掉民族旗帜，采取关门主义路线，使自己孤立起来，那就谈不到领导权，谈不到发展人民革命事业，那就是在客观上帮助敌人，使自己陷于失败。

　　历史证明，共产党在统一战战线必须坚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领导权。由于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差别，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发展进步势力，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加强统一战线。“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是我们在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的主要经验。

　　历史证明，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必须包括两个联盟。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第二个联盟是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一切城乡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工人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是不是能够掌握领导权，关键在于能不能领导农民起来斗争，把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工人阶级只有取得对农民的领导权，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方有可能结成第二个联盟，才有可能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胜利地进行人民战争。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一切都是不可靠的。

　　　　　　　　　　　　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有强烈的抗日和革命的要求，人民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主要地依靠农民。

　　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这个问题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没有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反对发动农民和武装农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之一，也是没有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不认识在农民中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和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而幻想迅速夺取大城市，迅速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强调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和最广大的同盟者，是抗日战争的主力。军队的来源主要是农民。进行长期战争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主要地也是来自农民。抗日战争必须主要地依靠农民，必须最广泛地发动农民参加。

　　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我们党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战胜任何强大敌人的最雄厚的力量。

　　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是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证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办事，革命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一片红色根据地。相反的，违背了毛泽东同志这个战略思想，实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那一套，革命力量就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城市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在农村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占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它的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广大农村。农村仍然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这就为建立农村根据地提供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当日本军队向中国内地蜂涌前进，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分成许多支队，勇敢地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在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我们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十九个抗日根据地。除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外，敌后的广大地区都是人民的天下。

　　在抗日根据地中，我们实行民主改革，改善人民生活，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在各个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人民群众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同时实行了削弱封建剥削制度、改善人民生活的“合理负担”政策和“减租减息”政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照顾和团结了各抗日阶层。我们在制定根据地的各项政策时还考虑到有利于在敌占区开展工作。

　　对敌人占领的城市和乡村，我们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团结那里的基本群众和一切爱国人士，分化和瓦解敌伪政权，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里应外合地打击敌人。

　　我们党所建立的根据地，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依托这些根据地，我们党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坚持了长期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当然，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种革命根据地是对敌人的巨大威胁。敌人是一定要来进攻的。根据地的发展，不能不是一个扩大、缩小、再扩大的曲折的反复的过程。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抗日根据地曾经发展到拥有一亿人口。可是，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国主义调动它侵华兵力的大部分，疯狂地进攻和残酷地摧毁我们的根据地。同时，国民党也对我们的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以至军事进攻。到一九四二年抗日根据地缩小到只有五千万以下的人口。我们充分依靠群众，坚持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坚持下来。经过这种曲折，根据地的军民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从一九四三年起，我们的根据地又逐步恢复和扩大起来，到了一九四五年已经发展到一亿六千万人口。在整个革命过程中。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更是经历了许多次起伏，经历了许多次考验，才由小块的被分割的根据地逐步发展为大块的联成一片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

　　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也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伟大演习的过程。在根据地里，我们办党，办政权，办人民武装，办群众组织，办工农业生产，办文化教育，办一切为一个地区独立生存所必需的事业，我们的根据地，实际上就是国家的雏形。随着根据地建设事业的逐步发展，我们党锻炼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培养了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干部，积累了各方面工作的经验，积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这就为全国胜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出发点。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仍然然沿着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用鲜血换来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我们党领导的其他一切组织和斗争，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同志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武装斗争。但是，那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是没有认识清楚的。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国民党背叛革命，杀死了大批共产党人，摧残了所有革命群众组织之后我们党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组织革命武装和研究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创建了工农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创建的工农红军曾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三十万人。但是，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实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红军损失了十分之九。

　　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有四万多人。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企图限制、削弱和消灭这支人民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坚持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大大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

　　毛泽东同志还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在党的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的正确方针指导下，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游击队，从战争一开始，就迅速奔赴抗日最前线。我们把人民武装的火种撒到广大的敌后地区，到处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烽火。我们的人民军队，在战斗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成了百万大军，并且还有二百多万民兵。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抗击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我们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还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粉碎他们挑起的无数次“磨擦”。 

　八路军、新四军为什么能够在抗日战争中由小到大、从弱变强，取得伟大的胜利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八路军、新四军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立起来的。这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我们的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它无比忠诚地执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它有高度自觉的纪津，有压倒一切敌人、不怕任何困难的英雄气概。在军队内部，干部和战士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各工作部门之间、各兄弟部队之间，完全团结一致。在军队外部，军队和人民之间、军队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完全团结一致。

　　我们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打仗、做群众工作和进行生产的三大任务，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也是生产队。他们到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他们严格遵守三大纪津八项注意，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到处给群众办好事，我军还利用一切可能，自己动手进行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减轻人民负担。我军就这样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被广大人民群众亲热地称作“我们的子弟兵”。

　　我们的军队不仅有自己的主力军，还有自己的地方军，并且大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我们的军队还有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不但争取了大批的伪军投诚起义，而且还把不少深受法西斯思想毒害的日军俘虏教育过来。他们在提高觉悟以后，组织了日本人解放联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觉醒联盟等组织，配合我们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同我们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在这个工作中，当时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要突出政治，要首先和着重地从政治上建军。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人民军队固然也要重视不断改进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事技术，但是，人民军队打仗不是单纯地凭武器、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凭政治，凭指战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和勇敢精神，凭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由于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这支军队就能够始终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提得高高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士气鼓得足足的，把团结搞得好好的，把对敌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打起仗来不怕苦，不怕死，要冲就冲得上，要守就守得住。一个人顶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用，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所有这些，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军队，区别于一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少数人所驱使和利用的旧军队。中国人民战争的实践经验证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是无比坚强的，是战无不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