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中国抗战首都重庆

民气刚烈的重庆

        重庆自古世风淳厚，民气刚烈，从无割地求荣的变节耻史，只有巴蔓子将军“头可断，地不可失”的骨血秉赋；从无开关延敌的汉奸国贼，只有蒙古大汗折鞭殒身的“钓鱼城”。1858年，法国传教士凭借《中法天津条约》开始在重庆修建教堂；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派员“驻寓”重庆；1890年、189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列强通向四川乃至西南的“门户”，也成为“灭清、剿洋、兴汉”的义和团中坚和“点燃辛亥革命之火”的四川保路运动的重镇。重庆又是中国内地近代风气早开之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留日、赴法勤工俭学青年，四川和重庆便居全国之冠。重庆、四川近代孕育了众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

担当重任的重庆

        1937-10-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首次正式提议：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1937-11-17日凌晨，南京。

        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漏夜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前往重庆。

        不久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据。30万南京市民惨死日军屠刀之下。

        此前此后，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厂矿内迁”决议，来自上海、济南、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钢铁、机械、军工、造船、纺织、化工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的1,300余家工业企业辗转迁渝，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工业西渐”的序幕，重庆因之被誉为“中国战时工业之家”。

        此前此后，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馆、中央电影制片厂、商务印书馆、大公报等中国著名高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移设重庆。

        此前此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苏、英、法等三十余国驻华使领馆驻节重庆，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及美联社、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世界著名通讯社、报社以及几十个反法西斯、反战国际机构、团体也先后在重庆派驻机构。

        从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枢全部移驻重庆。

威武不能屈的重庆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订“大陆令第241号”、“大陆令第345号”等大本营侵华战略方略，将“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重庆确定为“航空进攻作战”首要目标。从1938-2-18日至1943-8-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根据“101作战令”、“102作战令”等作战方案，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为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日本曾再三公开声称，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政略轰炸”、“无区别轰炸”、“地毯式轰炸”、“月光轰炸”，“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并“直接空袭市民”，造成重庆“上下震撼，极度恐怖”而崩溃求和，以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实现其独霸中国，再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或南下与美英争夺太平洋海权的“帝国宏图”。

        居于重庆的国共两党领袖、各界名流，以及各国驻华外交、新闻、教会人员，更有满城百姓，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旷日持久、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9-5月3、4日两天，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前4个月，63架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3,991人，炸伤2,287人，炸毁房屋4,871栋，世界舆论哗然。

        老舍与郭沫若、胡风、梁实秋、宋之的、白修德、韩素音等中外作家共同经历了“五·三、五·四”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

        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地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次日，在一片烟山火海中，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并呈请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即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以回应日本欲摧毁中国抗战决心的毁灭性轰炸。经受了3年狂轰滥炸和南京汪伪叛逆政权强大冲击的重庆，已成为战斗中国名副其实、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为循名责实，从法理上确认重庆的历史地位，国民政府再次启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1941-12-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通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1947年，中国惟一一座全国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抗战胜利纪功碑””。）

        中外众多人士正是从历经日本狂轰滥炸而不倒的重庆看到了中国的精神和力量。1940-8-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介石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功勋卓著的重庆从1941年到1945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支持国家抗战粮食84,430,748石，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量1／3，生产了数以万担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出口美、苏、英等国，换取中国急需的外汇；重庆数十家大型兵工厂共生产自制步枪300多万支，各种火炮8万多门……以及各类军用器材75万吨。

        8年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指挥数百万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台儿庄、徐州、武汉、中条山等二十余次会战，一千多场战役和近三万余次战斗，并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滇西、缅北、印东等地，协同美英盟军抗击日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不仅继续居于中国抗战领导中枢，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指挥本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盟国在远东的主要外交平台。国民政府和中共代表团与盟国、盟军和各国友人建立了空前密切的关系，中国战时外交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

        1942-1-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军作战的指挥本部。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声明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在华盛顿与重庆分别签订“新约”，有关国家皆与之仿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不平等条约到此基本废除。

        1943年11月，蒋介石、宋美龄飞赴埃及首都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开罗宣言》，明确认定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

        1945-4-28日，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51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国际名城。

        1945-10-25日，沦为日本殖民地达50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将10月25日命名为“台湾光复日”。

        由于周恩来在重庆的卓越外交活动，1944-6-9日，中外记者21人组成的“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1944-7-22日，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热情接待。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的承认，中共与美国“一定程度外交关系”的建立，对于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大国的外交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1946-4-30日，抗战胜利之后8个月，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

        至此，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指挥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结束，而8年抗战中，重庆所凸现的临危不惧、万众一心的中华民族之魂，将永凝山城，永志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