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人三书(一)

疯人三书（游戏开始）

缘起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所全国最高学府的中文系主任王中忱和温儒敏都声称我疯了，我的这三封信，当然是疯人的信了。这几年，我确实就像生活在鲁迅《狂人日记》那种梦魇般的世界里。现在，我才终于知道，鲁迅的《狂人日记》不是小说和虚构，它所描写的是一种实际的生活。经过他们这些年来阴谋的迫害和残酷的摧残，我的脑子确实坏了，所以请原谅我的言语错乱。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前言中，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福柯，一开始就引述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他们就是这样，用别人的“疯狂”来证明他们的理性和没有疯狂。然而，正如福柯在书中继续引用的帕斯卡尔的说法：“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在今天这个世界，在这个泯灭了善恶和是非，只认识权力和利益的世界上，我们还怎样来分清楚一个人疯了，还是没有疯呢？

一

徐老师：

“中国大地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最近，郎咸平非常天真地问。我来清华转眼已经六年多了。这六年的时间就像一场长长的恶梦。我以自己生命的代价，读懂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吃人”。这些年，我一直被生活的主人们劫持，被流言的毒液麻醉，失去了知觉，直到被死亡惊醒过来。曾经，我和刘石他们说，我极端憎恶自己的这种被胁持的生活。与其这样被胁持，还不如死。当被死亡惊醒过来，剩下的是，一种空空洞洞的痛。大虚空啊，巨大的空虚，就像生命突然变成了黑洞。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这样被毁在这里，被毫无意义地毁在中国的最高学府——被他们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如此黑暗的方式，如此卑鄙地毁掉。

由于从小我父亲过分的严厉、苛刻，甚至毫无道理的惩罚，带给了我一种强烈的负罪感，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罪，觉得我的生命是有罪的。（据说，自然界也是这样，一种动物越是不断地受罚，它就越是会产生罪恶感和绝望感，最后完全被主人驯服和控制。驯鹰的人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我父亲总是暴怒和权威的，就像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中那个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基层干部，就像大多数共产党的干部一样，似乎他们直接就是残酷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而我，就像卡夫卡《判决》中的那个主人公，随时心甘情愿地自己结束自己“有罪的”、不堪重负的生命。1989年，当我在一场病后离开家乡的时候，就像是剔肉还骨一样。

由于苦难的成长经历，我放弃了这个世界制造出来的一切幻想和希望。我从来没有追求过任何东西。我既没有幻想过事业，也没有幻想过爱情。除了后来的女朋友，我没有主动追求过任何女孩子，也没有对任何其他人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而后来的这一场恋爱，不是普通的风花雪月的那种恋爱，而完全是一场死里逃生的恋爱。

我一直心如死水。我的生活一直是一种被动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永远都是随波逐流，任人摆布。我没有任何生活的幻想，也没有任何生活的希望，更没有任何生活的目标。

1989年，我到北大读研究生，其原因，当时，我工作单位的好朋友，一个一个都考研究生走了。甚至比我来得晚的朋友，他们也走了。所以，我也不得不无意识地离开那个地方。由于内心深处对知识分子的深深失望，对上研究生我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当我踏进北在的校门的时候，不像我身边的许多同学那样，是怀着对于北大的憧憬和向往。我被北大录取的原因，据说是参加面试的老师们同情我面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过分的诚实。因为我对于老师提出的问题，屡屡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知道”。而实际上，我不过是对他们的提问在内心深处极其的不耐烦而已，对他们一本正经地问那些问题不耐烦，尤其是在1989年初夏那个狂欢的、天翻地覆的时刻（解志熙说，他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成功，所以不参加，天天读书。我也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成功，要是成功，就不好玩了。作为一个彻底清醒的观众，我不仅早就预见到了1989年的事变，而且也预见到了1989年以后中国的所有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出乎意外的变化——甚至直到今天，许多人也还没有清醒过来）。当我今年面对死亡的时候，恰恰证实了我来北大复试时候的那种预感。我没有对北大怀有什么幻想，但是，我却还是没有想到，我会以这样的方式被毁在这样的地方。在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不决，一直和朋友们讨论，我应该去读研究生，还是应该去卖苹果？哪一个更好呢？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再一次内心强烈地要离开学校，离开我感到不安全不舒服的地方。因为这，温儒敏和严家炎老师都与我发生了争执。

最不幸的事情不知不觉发生了。孔庆东热心给我介绍女朋友。许多年来，我一直回避着婚姻的问题。即使别人热心介绍，最后都会没有结果。可是，这次要分手的时候，孔反复劝说，这个人多么善良。（我不知道孔庆东了解不了解她的家庭背景？）而她也发誓要关心我，照顾我。我被感动了。于是，我向范智红请教。范智红说，既然有这么说要对你好的人就结婚吧。

直到毕业的时候，我才发现了孔庆东为什么如此热心。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约我晚上去温儒敏的家里。我非常纳闷，因为尽管他是介绍人，但是我们性格、志趣、观念等各方面完全不同，就像两股道上跑的车，因此平时既不接近，也没有什么交往，更不会一起去拜访一位老师。所以，当他给我打电话以后，我问我的妻子，孔庆东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她也感到非常纳闷。去温儒敏家的那天晚上，他始终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甚至都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一眼，温儒敏也是那样。他们两个人在谈他留校的事情，谈和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我枯坐在那里，感到莫明其妙，他叫我和他一起来干什么？后来，我才明白，大约他以为我也想留校吧。而他知道，我这个人如果是别人想要的东西，我会连看都不去看一眼。他用心的深刻，令人寒心，后来使我不寒而栗。他说，我是一个“连友谊都感到是一种负担的人”。对我这样简单的人，有什么必要浪费那些算计和动作？他明明知道我一心想要去外面工作，不愿意呆在学校里，而另一方面，老师们也不会留下我这样既不讨老师欢心又不求上进的人。一开始，他给我介绍女朋友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诧异和意外，因为即使我们是同一位导师，却是完全不搭界的人。他怎么会对我的事情突然这么热心？（孔庆东反驳我说，留校根本就不可能留我。有一天，一位朋友提出了一种更有力的说法来反驳我，严家炎老师愿意用自己的退休来作交换，宁愿自己提前退休，也要让孔庆东留校。）

结婚以后，1997年，我的体重下降到了大学毕业以后的最低点。每一次，我外出开会，朋友们都会要说我瘦，脸色不好，要注意身体。听到类似的话，我的内心就会隐隐作痛，所以，我都避免去开会，害怕见到别人，以免增加内心的烦恼和痛苦。并不是我自己不注意身体，我曾经反复地向我的解释：身体是最重要的，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结婚以后，我曾经为正常的生活作过许多努力，我认为如果打算生活，不论物质上多么贫困，内心也应该充满欢乐，应该阳光灿烂。但是，总是事与愿违。我越是努力，失望也就越深，挫折也就越大。那些年，在我心里弥漫着的是，强烈的挫折感和深刻的失败感。结婚以后，她以前说过的话都变了卦。我们对于生活的观念南辕北辙。经常我想做的一件事情、我的一个想法，都会遇到障碍。与她那些誓言相反，我连自己关心自己照顾自己的权利也失掉了。我本来从不求人，为了身体，我开口求她买点排骨。我们这个时代，不用说官学商，就是许多普通人得的都是腐败病和富贵病。有一次，清华中文系体检的时候，膘肥体壮的同事们都来庆贺我体重不足。刘娟等许多人都说我的妻子“崇拜”我。可是，谁会想到，我在家里是一个连一顿排骨都讨不到的人呢？因此，我和刘娟说，我不需要崇拜，我需要的是关心。结婚十年来，我几乎天天失眠，我的内心天天在流血。就是铁打的身体，也挺不过这样的十年，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能够拖这么长时间已经是一种奇迹。我结了婚就像跌进了陷阱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离婚。不管现在的观念怎样开放，作为我这样农村出身的人，面对离婚，在内心深处总是感到巨大的压力。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怎么也没有勇气说出“离婚”这两个字来。甚至觉得，一提出离婚就是犯了罪。

1996年股市兴旺的时候，因为我的妻子开了一个股票的帐户，我打算到老家借些钱炒股票赚一点钱。但是，我的妻子不同意，我就放弃了。我之所以想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她规定每个月只能买一百元的书。有一次，我和肖夏林在万圣书园买书，超过了一百元，她就坐在外面哭了起来。我之所以想做这件事，只是想告诉她，我们可以有挣钱的机会；只是想证明，我有挣钱的能力；只是想通过这件事，使我以后能安下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要集中自己的精力，一心一意去做一件事情。我从来不屑于勾心斗角和卷入人事纠纷，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为此。后来，当股市疯狂了的时候，她又眼红了。她不顾我的反对，听信别人的话，把所有的存款都买了股票。结果不到一个星期，所有的存款都化为泡沫。我一句话也没有抱怨和责备她，而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能使她的眼界扩大一点，使她能够理解我，相信我的眼光。我从来不勉强别人做任何事情，我只想用事实来教育她。我们所有的钱都不见了，她一分都舍不得花的钱，因为她的一个念头突然就不见了。借这件事情，我说：损失了钱不要紧，只要你以后相信我的眼光。她说，以后都相信你。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观念和思维完全不同，却又要在一起生活，那是多么别扭和痛苦的事情。我以为一个人可以潜移默化，慢慢觉悟和改变。但是，事实上，要改变一个人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从来不想强行改变人，我不想违背另一个人的意志和愿望。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主的、独立的。每个人只能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我从来不越出自己的界限去干涉别人。哪怕是妻子，我也不想干涉她，或者强行改变她。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划地自狱，只是为了禁锢自己，不是为了限制别人。”我的原则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合则可，不合则去。1998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住到了我工作单位的办公室。尽管在那里一天只能吃一顿非常简单的午餐，早餐和晚餐两顿，只能依靠同事们中午帮我在食堂多要的两个馒头来充饥。尽管如此，因为精神上得到解放，身体慢慢开始好转。当单位办公室不让我住了的时候，我给单位写了离婚申请。当我和我的妻子谈起离婚的事情的时候，她回答我说，你找到合适的人再分手吧。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发现了宫外孕。我看到她手术后血糊糊的惨状，我的心又软了，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放弃了离婚的计划。这真是宿命。当后来，当我再也受不了，终于找了一个她所说的“合适的人”打算逃命的时候，当人人都指责我喜新厌旧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告诉那些人，我下决心离婚和明确提出离婚是在1998年。而且，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妻子跟我说，我们都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到了不行的时候，不会死缠着不放。如果我有什么过错，我最大的过错就是轻信这样一个过错。

1999年9月，我调到清华工作。清华中文系是超负荷的工作，超过了正常工作量的三倍。因为我的身体和家庭状况，也因为我可以想象清华的压力，所以，来清华工作前，我非常犹豫，我向温儒敏老师表达过这种犹豫。后来，我也和范智红多次表达我对来清华工作的后悔。清华巨大的工作压力使我的家庭的灾难变得更加剧烈和不可忍受了，也将我的身体完全推到了一种危机的状态。

出于生理上的本能，我产生了一种无比强烈的冲出去的愿望，一种无比强烈的逃生的愿望。当时，我已经完全明白，如果我还听从我妻子的摆布的话，就是死路一条，死亡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着我。我本能地觉得，如果再拖延，我的身体很快就会彻底垮掉。当时，我和我的妻子说，我对许多事情的判断和反应，都是出于生命的直觉和本能。我来到清华，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我没有任何心理和工作上的准备，没有任何必要的过渡。我以病弱的身体突然被迫适应疯狂地运转的机器。一到清华，每周我要上十节课。对于我这种很笨的人来说，即使讲义哪怕仅仅是抄，也抄不过来。我的妻子对我沉重的工作工作压力和负担根本没有感觉，我常常趴在桌上就过了一夜。初到清华的半年，对我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损害。从1999年底开始一直到2000年底，即使我的耐痛力再好，也已经忍耐不了身体的伤痛，必须不断地去做按摩。当我在感到极端疲劳和身体根本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我和妻子要求请一个小时工来做晚饭。可是，我的妻子不答应，她一口噎住我：“明天我就不去上班了，回来给你做饭！”她说话的那种口气令我彻底寒了心。我一直把她放在中心的地位，我们家里的生活完全是根据她的节奏来安排，我一直在围着她转。即使我那么忙，也一直是我做好饭，等着她回家。如果她七点回家，我们就七点吃饭，她十点回家，就十点吃饭。有时候，她要十二点才能回家。我做晚饭，完全是为了她。是因为她晚上回来太晚，没地方吃晚饭。在我内心感到极端绝望的情况下，我才下定了坚决离开她的决心。我和她说：如果这样下去，我就会下岗。她说：你下岗，我养活你！我们完全无法沟通，她不理解我感受到的压力。我的心理快要崩溃了。

我担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下岗，这几年，我多次写信给我的女朋友说，我要回农村。我和范智红说，我的妻子让我等她三年。如果等了三年，仍然我离不了婚的话，我就会自动离开北京，到别的地方去生活。我是因为无形的、巨大的心理压力，我是不愿意令推荐我来清华的老师失望，我不愿意别人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因为我一直以来努力想把我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即使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也有这样的愿望。如果我使别人失望了，我就会感到无比的内疚。我这一辈子差不多一直在为别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着。我来北京求学以后，其实没有兴趣发表什么论文，而是因为一些老师和朋友的期望所推动，才读点书，写点东西。2004年的时候，我写信给刘石、格非他们说，我自己本来不想做什么事情，我是因为温儒敏、韩毓海这样的老师和朋友，是因为他们对我的期待。

我从来不会主动去争取什么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别人交给我什么事情，我会看得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我会尽我所能做好。无论别人给我提出什么，只要我能够做到的，我都会去努力。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有一次，韩毓海说，你难道真要“宁愿天下我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吗？

2003年的时候，我就觉得生活的道路已经走完了。2004年，我有一种油尽灯枯的强烈感觉。因此，这个时候，我给格非以及几位阻止我离婚的朋友写信说：我的孩子完全只能靠他自己的造化了。我的心里悲哀到了极点。由于在家庭里所受到的挫折、压抑、沮丧和绝望，我的记忆力几乎完全丧失了，智力受到巨大伤害。结婚以后的这些年的生活，如果仅仅只是一种生活上的苦难，那也还是可以忍受的。更难受的，是一种智力上的苦刑。有的朋友说，我妻子的生活能力差，其实，如果她仅仅生活能力差不成为问题。问题在于，反过来她总是妨碍你的工作，破坏你的秩序。其实，无论外面的工作压力多大，还不是最可怕的。只有内部的混乱，只有家庭内部的别扭，才真正使人疲劳、绝望和心灰意冷。

那些年里，不论外面怎么评价我；朋友们都知道我内心的焦虑，都知道我自己对自己的不满。按照我妻子她自己的说法，以我的细致和敬业，我能够成为一个极为优秀的工程师或外科医生。只要我的妻子曾经对我有过一点尊重、爱惜，甚至只要我不是那么疲倦不堪、焦虑不安，使我疲劳到身体根本忍受不了，觉得身体已经受到了威胁，我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离开她的念头。生活对于我来说，完全成了难以忍受的酷刑。我太对不起我的女朋友了，从下意识里来说，我首先完全是为了摆脱当时像刑罚一样的生活，才去谈这么一次恋爱，完全是因为我轻信了我妻子的话，因为她曾经说过，你找到合适的人再说。如果说我对生活唯一的感觉是累，那么其中最累最累的是，我妻子的不可理解和不可理喻。我们确实一直没有钱。有一次，我借给一位朋友一万块钱，其实，我们当时全部的积蓄只有四千块钱，另外六千块钱还是向北大高远东老师借的。但是，即使我们再贫穷，也完全没有理由把生活弄到这么累，也完全不能够这么不重视人，不顾人的身体。

您可以想象，我这个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女孩子的人，为什么会去追求一个女孩子。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不知需要多大勇气，需要突破多少心理障碍。我在韩国的时候，一个中国留学生问我：“你怎么会去追求你的女朋友的？”我告诉她：“因为她是外国人。”其实，我一方面想要摆脱我的婚姻，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有人真正爱上我。我是在尝试一种没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去追求一个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是出于绝处求生的本能，不是因为天真地相信，找到一个人以后，我就可以摆脱这种地狱一样的生活，我没有那样的决心和勇气。

经历了劫难的人自然会产生命运的感觉，那些线索，只有事后回想起来，才慢慢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那些人，往往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利益，无意识地将我卷入了死亡的迷宫。而最后，致我于死地的，也正是这些命运之手。

2000年，在广东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年会上，我认识了后来的女朋友。如果不去参加这次会议，我就不会发生这次恋爱。而我本来早就已经答应了刘锡庆老师，去参加在福建五夷山召开的另一个当代文学年会。这两个年会，正好同一时间，直到会议开始的前一星期，突然，王中忱命我去参加广东的那个当代文学年会。并且，他说，可以在院里的那个课题里报销会议的费用。而这也是唯一一次在院里的课题上给我报销。您让我参加了这个院里的课题组，而王中忱也拿我的书和杂志去作为课题成果充数，并且至今也没有将它们归还给我。同时，学生为课题做的许多工作，每一次也都主要让解志熙和我去评定。但是，当我有一次去报销的时候，王中忱却红着脸说没有钱了。在这次会议上，王中忱缺席被选为“中国当代文学理事”。这大概就是王中忱要派遣我去参加这个会议的目的吧。其实，他不派我去，也同样会给他一个理事当。

我本来就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我的妻子从来就不与我交流。我想和她商量什么，她也总是一开口就噎住我，使我感到异常沮丧。我分到了清华的房子以后，我们一起来看房子，正好楼下二楼在装修，因此，顺便就和二楼装修的谈好了房子装修的要求和价格。可是，后来同样的价格，装修的内容却减少了。蓝棣之、张玲霞等老师笑话我装修多花了冤枉钱。原来我的妻子又自作主张和装修的人重新谈了价格，却连顺便问我一声都不问。尤其是第一次来看刚分到的房子的时候，因为刚分给我们的房子长期空着，没有住人，所以邻居在门外的公共过道上放了垃圾。她张口就要骂人。我赶紧劝阻她。我和她说，要与人为善。我说，你可以帮人把垃圾带下去，也可以提醒别人一声，下次别人就不会再这样放了，不要一开口就骂别人，尤其是邻居。

批评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一直很少批评别人。但是，我多次和我的妻子说，我从来没有错误地对待过任何批评我的人。只要是曾经当面批评过我的人，都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尽管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人，但是，我从来不会主动去攻击人。我妻子她自己说，这么多年来，在她的面前，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人一句坏话，甚至也从来没有议论过任何人。

即使是对于单位的事情，我也是尽量保持距离。清华中文系的事情，我从来不掺乎，不议论，甚至别人议论的时候，我连听都不愿意听。当外面的人问到清华中文系的事情，我总是回答他们说：我在我们单位是局外人，我在任何单位都是局外人，从来不知道自己单位的事情。到今年，由于对清华中文系的极其失望，我甚至连系里办的会，我也不愿意参加了。您在筹备今年5月举行的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的研讨会，邀请我参加的时候，我就谢绝参加了。我和您说，那个时候，上海大学有一个会，我打算去参加那个会议，打算出去透透气。然而，还不到五月，我就倒下了。曾经有一些朋友，希望我帮助他们联系清华的工作，我也总是坦率地、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不了解系里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他们的忙。

我想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清清白白、清清爽爽地做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大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而我希望这个世界有信任，有情义。有一次，韩毓海讲了一个故事：孔庆东抢了银行50万，把钱存放在旷新年那里。50年后，孔庆东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了，旷新年还在家里等着他来取钱。有一次，和清华的几位研究生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高远东说，旷新年是圣人。

如果2000年那些人不在后面捣鬼，当时我能够出国，我的身体就不会垮掉。如果我能够去国外挣一点钱，后来的日子就不致于那么惨无人道。我知道我的父母、我的妻子他们的那种残忍、苛刻，从根本上是来自于生活的贫困和残酷。我的妻子之所以4块钱一小时的小时工也不让请，是因为她实在舍不得花那4块钱，是因为我挣的工资确实太少。王中忱就和外面的人说，清华给我的待遇。这些年来，我反复地一直和我的妻子说，人是最重要的，钱不是最重要的。她却相反向我强调，钱是最重要的。难道她错了吗？我承认也没有错。在她的眼里，我的价值就是那份寒碜的工资。

我拿的是最低的工资，而那些欺压我的人，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可是他们的收入却是我的几倍。也正因此，他们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有主宰别人生命的权力，有权力来欺压别人。就像鲁迅所说的，一阔脸就变。有权有钱的人，不知不觉就会有一种优越感。当现在那些说“不要对富人开枪”的人说，贫穷就是罪恶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理。有钱就有一切。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有权有势就会有自己是“宇宙的精华”的那种感觉。而贫穷则会剥夺一个人的信心和尊严。

2000年，您让我申请去韩国，我填表填了半个多月。那个时候，我整个人已经完全像散了架一样。您知道，我当时多么希望能够喘一口气。材料已经交到了人文学院，谁在后面搞鬼？谁在后面做了什么手脚？谁在到处散布谣言？我至今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没有谁像我这样被人弄得满城风雨，弄得满身污泥脏水，而我自己却完全被蒙在鼓里。我受尽了卑鄙的愚弄。我完全没有提防过，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后面会有人要我的命。今年病倒的时候，我才有点恍然大悟。

王中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温儒敏的头上。道德的鲨鱼们，当它们闻到了血腥的时候，它们是那么兴奋，那么疯狂。他们丧心病狂，完全没有人性。可是不管怎么样，温儒敏并不是清华大学的官僚，即使他的手伸得再长，也没有办法管到清华大学来，也无法为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事情负责任。他能偷偷地扣压我已经送到了院里的申请材料吗？正如王中忱他自己所斥责的那样：温儒敏怎么管得这么宽，管到我们清华来了？！

过了几年以后，我才通过韩毓海所转述的王中忱的斥责，我才猜测到一点点在我的背后所发生的卑鄙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我也没有真正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年，不仅我被愚弄、压迫到彻底丧失了意志，完全丧失了意识，而且连最基本的感觉都失掉了。后来，王启龙老师再一次让我申请这个基金。我又花了不少时间去跑路填表。可是，直到交表的最后一刻，王中忱和解志熙才告诉我，他们不给我写推荐信。他们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因为我的家庭问题。他们根本就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也无意听我任何解释。我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准备，完全措手不及。如果他们要拒绝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为什么要来这样耍弄我，折磨我？我这个从来没有向别人提过什么要求的人，第一次哀求他们：我的身体不行了，我需要出去喘喘气。

如果不是他们想出这种断子绝孙的毒计，如果留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就会另外去找人推荐，因为我当时有一种生命大限的感觉。当时他们戏弄我说：如果你身体不好，我们送你去南岳疗养。我当时想：为什么人会变得如此卑鄙、残忍、冷酷、狠毒？看到他们这些流氓嬉皮笑脸地作弄我，我悲愤到了极点。如果有枪，我会当场就把这两个披着人皮而没有人性的东西崩掉。自从这一次他们玩弄我以后，我就完全是一种待死的心情，就好像我已经死掉了一样，连动弹都不再动弹，任他们践踏，任他们用谣言、污蔑把我埋了起来。我觉得自己怎么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他们怎么都不会放过我。他们根本就没有同情心，根本就没有人性。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类。

我在刚刚40岁的时候，身体就垮掉了，我的妻子下了岗，这都是他们在后面作弄我们的功劳。好几个人的生活就这样被他们玩弄，被他们轻巧地毁掉了。2004年年底，我走投无路，生活面临绝境，一无钱，二无居所，身体面临崩溃，课题还沉重地压在身上，我迫不得已，有生以来第一次低声下气求王中忱帮助我，希望他能够延长在国外的时间。这个时候，王中忱才露出狰狞的面貌。他对我说，公私分明，公事公办。他拒绝了我留一年韩国的请求。不仅如此，他还毫无来由地让刘娟威胁我，三个月不回来就开除我。我不仅从来没有说过我要留在韩国，而且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呆在韩国不回来。他这时候才和我说公私分明，他却忘了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践踏我的意志，闯入我的家庭，破坏我的生活，是怎么通过我私人的生活，一步一步地将我逼到绝境。而且他的那一切又都不是明着来的，而是暗着来的，我连知情的权利都没有。

当后来我试图解释为什么要离婚的时候，温说你的妻子可从来没有说过你一句坏话。确实，没有他们的挑拨，就会好说好散，怎么会一定要把人毁掉？我离婚的时候，不仅孩子的抚养费是我工资的一半，不仅我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而且还写了一张4万块钱的借条。（使我悲愤不已的是，我的妻子不知道她自己完全成为了他们攻击我的工具，我多次明确警告她，不要充当他们的工具。我真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这辈子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不是他们的挑拨，许多事情她连想都想不出来，那么，也就不会弄到像今天这样要毁掉这么多人的生活，毁了她自己的生活，也毁了孩子的生活。温为什么不想一想，我的妻子没有说过我一句坏话，反而是那些对我的生活本身毫无了解的人毫不犹豫地对我高举起了道德的屠刀？为什么那些道德的鲨鱼，它们那么欣喜欲狂？不说对人起码的尊重（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尊严和人权概念的），也不说什么所谓“关心”，即使公事公办处理家庭问题，至少要使当事人知道，而不是一面在她面前挑唆，一面在外面四处散布谣言，一面完全把我蒙在鼓里，一面完全断绝我的出路。它们那么兴奋，是因为它们因此可以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上，把我当成他们的道德营养。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吃人”，明白了什么叫“挖眼寻蛇打”、“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

我不知道王中忱为什么对我如此充满了仇恨。2004年夏天，他告诉我中文系要申请一个历史题材改编的课题，命我去找北大韩毓海，并说回来报销招待的费用。我奉命找了韩毓海和人民大学孙民乐，并且告诉他们我是奉王之命请他们吃饭办事。刚讨论完我就向王汇报了。有人要将解志熙排除在外，我反对（其实这事后来根本就没成）。过了不几天，我将那天吃饭的发票请王报销的时候，王以侮辱的口气拒绝我：我为什么要给你报销？（尽管才110块钱。可是，除了替人跑了腿，自己贴了钱之外，还要受其狗气。）在几年前我就到了申请教授的年限了。我从来就没有申请过，甚至有意回避申报的嫌疑。当北大的一些朋友遇到职称问题的时候，我还劝他们早几年晚几年无所谓的。不管怎么样，韩毓海有点着急了，今年我病倒前，韩毓海告诉我，王中忱让我等几年再说。

我从来没有责备过任何人或抱怨过任何事情，即使他作恶，也自有他作恶的道理。我也常常劝我的妻子，你要想清楚你要什么。范智红有一次引鲁迅的话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我和范说，我是靠装傻活着。如果我明白了人们怎么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白了别人怎么利用、欺骗我，明白了这个世界怎样的无聊、肮脏；那么，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勇气活下去了。对于这个世界除了原理上的关心，我基本上是袖手旁观的。（因为我对任何事物始终都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因为我极端厌恶中国人的窝里斗和专制干涉，所以我从来不介入身边的任何是非，更不会干预别人的私生活。有一位曾经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的朋友，他发生家庭纠纷的时候，我被请去调解了一次。第二次，他离了婚又后悔了，请我再去说一次。我告诉他：我说的话没有用，请另找其他的朋友。我把这个故事不止一次说给那些强行关怀我的私人生活的人，强烈地表示：我是多么不愿意管别人的事情，也反感别人对我自己这样的事情死缠着不放。我也告诉了他们，我的身体状况是如何糟糕。）我从来不想规范任何人，不要求任何人。只要他不将他自己的东西强加于别人，哪怕他是个祸害，将他自己祸害死了，哪怕他满身是毒，将他自己毒死了，那也是他自个儿的事。我现在甚至承认人家卑鄙那也是他的一种天赋。

几十年来我的生活原则是：只要别下作，你们需要的都可以拿去，哪怕我被别人视为窝囊。窝囊就窝囊了，总比像动物那样活着强，总比他们那样凶残要好。经历过剔肉还骨的痛苦，早已经万念俱灰。我完全把生活看作是一种试验，我要试试看，善到底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看看恶到底有多恶。我想试一试，在这个世界上，既不是作为野兽，也不是成为家畜，而是作为真正的人可不可能存在。张承志说，邪恶已经成为了一种世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和人就像狼和狼一样。我们只能选择吃或者被吃。你不去欺压别人，别人就觉得你是应该被欺压的。我现在终于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被歼灭掉。

我觉得我的结局是再自然不过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深刻的生命的罪感，在于我父亲给我的教育与这个世界完全是南辕北辙，我父亲从小教育我做人的原则是高尚无私，正气坦白；然而，这个世界却成为了人的低劣本能的竞技场。我知道毁灭我的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外部的力量，而是自身的弱点：一是太认真，追求完美，委曲求全；二是太善良和因为太善良而太软弱，遇到任何指责，只会检讨反省自己。我刚一结婚陷入婚姻灾难，就问范智红和任佑卿，是不是我这个人不正常。三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绝对悲观却又太天真，认为像我这样与世无争，不会有人害我。（真是天大的讽刺，温儒敏反对我离开学校，说我在社会上一天也活不下去，而我却毁在所谓“最高学府”里。）

其实我从来不害怕恶人，因为有意识的作恶往往有具体的目的，所以总是有限度的恶。只有无意识的恶才是可怕的。因为作恶的人不知道他在作恶，他以为是替天行道。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别人会对我这么黑这么恶，而且黑得这么理直气壮，恶得这么兴高采烈。他们不仅像皇帝，觉得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且自居为上帝，觉得自己就是道德正义的化身。

当我明白我的病情以后，真相也慢慢浮现。这个时刻，就像天崩地塌，一种万箭穿心的大恸。这些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莫明其妙的敌意里，本来像鲁迅所说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却还不够有想象力。

我最厌恶那种在后面下黑手捅刀子的人，我最讨厌下作的阴恶。我最讨厌知识分子这个伪善和虚假的群体。像张承志所说的，他们奸狡得堂堂正正。有人问保存傅雷骨灰的那位女工，她是怎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死里逃生的。她回答说，因为不是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而是生活在工人中间。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他们无法容忍正常的事物。他们知道我光明磊落，所以他们用最黑暗阴毒的手段毁灭我。

他们已经开启了残酷游戏，那么就让我们开始赌生命的游戏吧。（2001年3月我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不要玩赌生命的游戏》，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我留给孩子的唯一遗产是：正面的敌人哪怕千军万马，也可能攻不下、打不倒你，可是身边的人尤其是信任的人，只要轻轻一用力，就能把你推下悬崖，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粉身碎骨。

                                    旷新年  2005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