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书生政改、甘地及其他

萧瀚：书生政改、甘地及其他

 1. 中国政治史上的书生改革家，祖师爷当然是孔子，且看他的从政言行。

 2.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谁要是让我执政，一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很成功了。”此记载亦见《史记》）《荀子.宥坐》记载说孔子当鲁国代理宰相，上台七天就杀了开馆讲学的鲁国名人少正卯（此说亦见《史记》，然此案系学界谜案，迄今莫衷一是，崔述、钱穆均持否定说）；《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记载说孔子“孔子先杀大夫少正卯，参政三个月后，猪、羊商人不敢漫天要价；男女行人分开走路；路人不敢拾遗；各地商旅来鲁国用不着再向官员们求情送礼，都能得到满意的照顾，宾至如归。”太史公是抱着赞誉口吻说这段事的，但究其实质，孔子执政的方式是将政府权力深入民间生活的所有领域，是一种专制的治理。

 3. 孔子给中国读书人从政（尤其在国家需要改革之际），开启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理想高渺，大言不惭，从政时缺乏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滥用公权力，胡作非为。

 4. 王莽以全面恢复周礼之复古主义兼教条主义进行政治改革，以至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最后内战迭起、流血漂橹，此人民之大难，国家之大哀，王莽自己也身首异处。

 5. 王夫之《宋论》：“王安石之入对，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则对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又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征、诸葛亮者，何足道哉？’”船山先生故此断荊公为妄人，诚不虚也！

 6. 据唐德刚《晚清七十年》，1898年6月16日早晨5—7点，康有为在朝房等候光绪皇帝召见时（这也是他和光绪帝的唯一一次见面），遇到荣禄，二人谈及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忿然曰：“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这种人手上连权都还没有，就想着杀人了，这法怎么可能变得了，除了把事情搞砸，别无他能。

 7. 1915年4月，杨度给袁世凯呈送《君宪救国论》，袁世凯如获至宝，遂行复辟，不到三个月，身死名裂，死前大呼：“杨度误我。”君宪之议若在辛亥革命时采行，当为上策，然民国已立，再行君宪则为不识时务。梁任公曾告诫袁世凯，说一定要行君宪，亦不是不可，但绝不是现在，至少三年之后。任公之远见卓识，杨度之胶柱鼓瑟，于此可见一斑。洪宪败后，杨度虽然知道君宪已无基础，改信民主共和，而后转又加入共产党，一生颠三倒四。

 8. 近百年来，书生改革家中梁启超先生是集思想家、政治家于一身的大人物，戊戌变法时囿于师生关系，他虽然不完全同意老师的做法，没能全面抵制康有为的操切浮薄——这是他政治上起步阶段，其误可原。戊戌变法之后，任公吸取教训，因时因势调整自己的政治作为。坚持君宪反对共和，但辛亥之后共和为当时大势，任公勉强接受，唯极力参政，以助共和一臂之力，并出任司法总长一职；袁世凯欲帝制自为，任公劝其不可轻改国体——一定要改，也得待时而动，袁世凯一定要称帝，梁任公则密谋于蔡锷，推翻复辟；1917年丁巳复辟，梁任公则坚决反对，与康有为彻底决裂。任公之政治卓见，《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当可一览无余。

 9. 东汉的党锢之祸，明末的东林之祸，儒门书生总是败得很惨，他们的勇气不可不佩服，但许多时候，他们的行动常常只是莽夫之勇，缺乏制度控权的思考，多以道德高标做赌注。这种凌空蹈虚、徒依血勇的做法，显然缺乏政治智慧，太监之恶固然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他们自己的问题在历史上往往少有讨论——例如作为东汉党锢之祸中，牺牲最大、名望最高的精神领袖之一的陈蕃，《世说新语》中便记载了他少时所谓的“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之豪语，可见其对细节的蔑视——一个缺乏谨慎与细节考察功夫的人，如何从政？其后来的失败与罹难，不能不说与他性格有很大关系。

 10.  至于历古以来的书生造反家如黄巢、洪秀全这些落地秀才，也当然沾染了儒家那种理想朝天、脚下摔跤的毛病，最后一败涂地绝不偶然，倒是那些“原来刘项不读书”的草莽之士，反倒靠着暴力和谋士夺取天下。书生政改家，即便是得了天下，如毛泽东，也在掌权过程中，用书生的浪漫主义和政客的权谋从政，为祸酷烈。

 11.  自孔子到康有为……，失败的书生政改，一大原因是惶煌大言、心急火燎，全无做点细密功课的耐心，把万千复杂的政治活动当个周末渡假对待，常指望一举定乾坤，一纸平天下，以至“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最后“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不但如此，常常还因搅动激发现实政治中的恶，肇祸万端。

 12.  自从甘地来到这个世上，世界政治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完成了一个原先几乎不可能的神话：用愛的力量让强势而无道者放下武器。

 13.  甘地精神的核心是愛，表现为非暴力精神，其非暴力的含义，不仅仅是物质性的非暴力，更是精神性的非暴力——一定程度上说，其物质性非暴力的含义远不如精神层面的更重要。

 14.  谦卑是精神性非暴力含义的最重要起点，这种谦卑是面对浩瀚宇宙的谦卑，也是面对莽莽群生的谦卑。这种谦卑精神使得其几乎所有具体的政治行为都站得那么稳，那么坚定，那么宽容，那么有力量。

 15.  在非暴力的基础上，甘地的具体行动是不合作精神——这是一种既谦卑又强悍的心灵力量，即不与恶法合作，不服从恶法的束缚，以成就每个人的公民道德，这种大规模、全民性的不合作运动，其所成就的公民道德，使得依靠恶法而存在的强势者的无道统治最终瓦解。

 16.  甘地从最扎实的小事开始，在南非抗议良民证是他从政的起点，后来逐渐地才积累到为印度全民族的独立而奋斗，他是从小做到大。直到印度要独立的时候，他才提出为了使得全民族宗教和解的七点建议，并且在其为抵制宗教冲突而进行的绝食之后，得到各派认同签署——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消除暴力。此前，甘地一直在做最务实的具体事务，即使是在全民族范围内号召的行为也是具体而务实的。

 17.  “圣雄”是泰戈尔赠给甘地的尊号，后来成了人们对甘地的普遍尊称。圣雄，就是圣人和英雄的合一，前者是宗教性的，后者是世俗性的，这个尊号充分表明了，甘地所完成的事业，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世俗事业，这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政治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它第一次使得政治理论中的敌我论成为一个错误的、过时的理论，也第一次改变了政教无法合一的传统（当然，这种尝试放在别人身上可能很难做到，但是甘地的成就使得后来出现马丁路德金以及曼德拉都成为了现实）。

 18.  从孔子到康有为直到毛泽东，中国的书生政改家都存在严重自我圣化倾向，将从政者个人荣辱置于政治大业之上，以至于在面对复杂政治问题时不能节制、谨慎，胡乱作为，方寸尽失，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心态是这些失败政改家们的共同问题。

 19.  或问章太炎：“据说康有为想当皇帝，这是真的吗？”章太炎说：“想做皇帝倒没什么，他的问题是居然想当教主。”中国自古迄今的书生改革家往往自我圣化，而甘地成为圣雄则是因其行动而获得的外界尊称，他自己一生都极为谦卑，两种精神状态可谓两个极端。

 20.  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心态处理政治问题，在支持者之中会造成良心绑架效应，在政治对手那里会造成敌对效果；而以谦卑的姿态处理政治问题，在支持者之中会出现因尊重自由而带来的主动协助，在政治对手那里会促其良心自省。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道德手段的倾向，但效果则正好相反。

 21.  良心绑架在许多人那里都会获得一时的支持（例如戊戌变法之于梁启超），那是因为非专业从政者往往并不会对政治问题以及政治效果有太敏感的感知力，然而这种支持不会持久，原因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被裹挟者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行为，也就是从被动状态调整到主动状态。

 22.  一战期间，甘地为了向英国表示善意而号召同胞们为英国服役，他认为这样做能够帮助印度从英国获得利益（虽然印度的志愿军回国后，英国并没有履行诺言，而事实表明，他的这一做法使得后来英国残酷对待争取独立的印度人民更加失去道义基础。）而最重要的是，甘地并没有借英国陷入战争泥淖而采取重大的民族独立行动。由此可见，在以和平改革为目标的政治行为中，趁人之危不是政治智慧——尤为重要的是，只有在政治对手处于较为安定的状态时，政治博弈才可能更有成效，因为这时无道的强势者心理状态会比较温和。如果趁人之危，在强势的政治对手总体上依然强势，局部处于危机时，弱势者采取旨在削弱政治对手的行动往往会遭到比平时更为苛酷地对待。

 23.  宣言是所有文体中最独特的一种文体，它需要根据具体情形掌握语气以及内容，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普通的文章。许多在学术思想上正确的内容，作为普通文章没问题，但是在政治行为中却不一定正确，尤其是针对某个非常特定地区的政治理想时，更容易反映出其局限性。《自由大宪章》是政治博弈的结果，是一份协议；《联合国宪章》是针对全球范围的，所以不存在理想过高的问题；这些都是特殊情况。这就给宣言这种文体造成很大困扰，因此，这是所有文字中最需要谨慎对待的一种文体——因为它还是政治行为。

 24.  由于宣言作为一种文体的特殊，使得它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往往代表着一方的真理宣示，庄重而严肃，不容妥协，不容现实主义，必须理想主义，因此它常常是政治博弈进入白热化短兵相接时才使用，于是往往成为革命先声，法国革命有《人权宣言》，美国独立战争有《独立宣言》，政治弱势者，一般只有在与政治对手宣布决裂的时候才会用到，在古代便是檄文。

 25.  如果错用宣言这种文体，一个对政治对手友善的良好愿望可能因受文体所限，受“真理”所限，而没有商量余地，从而将政治对手误导到敌人的位置上，再温和的宣言都会在事实上可能将政治对手逼成敌人——这就是“七七宪章”的签署人为什么宣称不打算提出政治主张和没有组织的问题，这种节制与谨慎正是考虑到文体局限之后的弥补。文体悖谬事小，政治行为混乱事大，不可不慎。

 26.  今日之中国，不需要宣言政治，需要的是务实政治。不需要孔子，需要甘地；出不了甘地，也得出曼德拉，出德克勒克——于中国而言，甚至可以说德克勒克远比曼德拉重要；不需要康有为，需要梁启超；不需要救世主，需要每个人尽量远离恶规则、潜规则，不与恶制度合作，按照良心，真实而坦荡的生活。

 2008年12月22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