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道德水准比一般人高？

科学家的道德水准比一般人高？　2009-04-19 11:50
乔纳森
不晓得是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格外幸运，还是这位科学史专家特别值得重视，他之前的三部著作《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与西蒙·谢弗合著）、《真理的社会史：17世纪英国的文明与科学》、《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都被译成了中文。从题目涵盖范围的变化，不难看出夏平的研究是越来越宽泛了，越来越走向近代了。2008年年底，他的第四部著作问世，书名有点别扭，叫做《科学生活：一个晚近职业的道德史》（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晚近”指的是二十世纪以来，“职业”则特指科学家，书中探讨的是科学家和他们的道德问题。
2009年3月26日的《纽约书评》杂志刊出H. 艾伦·奥尔（H. Allen Orr）的文章《你能信任哪类科学家？》，评夏平的新著。奥尔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这篇书评文字干净，逻辑清晰，写得从容不迫，读起来很舒服。
奥尔说，夏平从科学史的领域里走出来，开始关心现在的科学家是怎么工作和生活的了。夏平考察的是一系列大问题：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怎样的体制下工作，反过来，这类体制又怎样塑造他们的工作？科学的权威与科学家自身的道德状况有关吗？如果有，那关系是怎样的？科学家是拥有非凡道德力的“大自然的牧师”，还是掌握了深奥的科技知识的普通人？此外，个人的道德操守究竟对科学实践有多大影响？奥尔指出，夏平主要处理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学院内的科学与商业化的科学的演化，二是个人道德与科学实践的关系，“在整本书中，两方面的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分开加以讨论应该是有益的”。奥尔这一分，就让夏平这部似乎有些杂乱的书变得明朗了许多。
科学家的身份，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发生了哪些变化？也许《科学生活》的第二章标题“从志业到一份工 ”（From Calling to Job）是个不错的概括。科学，最初是贵族无功利的志业，继而成为学院中的高尚职业，而在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交侵的当下，学术研究的无功利性和自由度都无法保证，大学里个别专业的科学工作者要同时向政府立项者和商业资助者低头。在美国，大量科学家干脆走出大学院墙，加入到大企业建立的科研中心，或者直接为风险投资家资助的项目搞开发。夏平提出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就是，这些“出走”的科学家并不是粗俗的拜金主义者，他认为他们搞的项目常常是尖端的，而且自由度也相当高。
然而这些识时务的俊杰做的事当真对科学有好处吗？奥尔指出了几点当下面临的困境，比如，科学家为企业服务后，他们还能自由地与同行们交换信息吗？个别企业的逐利行为是否会主导科学发展的方向？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最有益的科研方式难道就是为制药厂开发新药吗？奥尔认为，夏平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对答案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不过，在我看来，像夏平那样，将所有此类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通称为“科学家”，只会造成混淆，使事情复杂化。事实上，我们必须依据其自主性的程度进一步细化科学家的分类体系，否则就得冒把为手机厂商设计新款的人和研究宇宙黑洞的人归为同一类人的风险。
多数人可能会认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正是道德的化身。可是，照夏平的说法，二战之后，由于参与原子弹开发的科学家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政府方面的刻意宣传（这一点是否可获逻辑实证，我表示怀疑），科学家的道德形象变得越来越与普通人没有分别。科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如罗伯特·K. 墨顿等，也是这样看的。奥尔认为，夏平忽略了科学家在政治方面的劣迹。奥尔举支持优生学的罗纳德·费舍（Ronald Fisher）和称赞列宁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的霍尔丹（J.B.S. Haldane）为例。在我看来，奥尔的引申毫无帮助，而且是错误的。我认为，必须在个人伦理、职业道德与政治选择之间进行严格区分。对于夏平的论题有意义的，仅止于职业道德问题而已。在政治选择方面，奢谈某一类人的道德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不管是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还是政治家，在政治方面都没有道德优势可言，他们都一样可能成为迷途之人，乃至罪人，在且仅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与一般人没有分别的。然而在职业道德方面，对创造性工作的从业者的要求就相对要高。科学家在学术研究中的自律是科学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夏平认为，风险投资家很看重他们选中的科研人员的诚实可靠，因此，科学家的道德是与他们的科学实践大有关系的。这种推理是混乱的。首先，我们都承认，科学家的职业道德是科学实践的内在需求，可是，风险投资家看重道德品质，不是出于对科学的关心，而是出于对投资的慎重。这完全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奥尔也看出了夏平著作中的这种缺陷，他说，风险投资家染指的项目往往“只在最肤浅的层次上与科学相关”，“这一问题致使夏平错置了科学的重心所在”。
奥尔为了不让文章在批评的调子中收尾，拼命往回找补，堆砌了不少赞语。其实全无必要。在我看来，夏平这部书更深层的缺陷是，以这种经验观察的方式根本无法深刻揭示变化中的科学的真正形态。也许，夏平最应该做的，是把布尔迪厄的科学场理论先温习一下。布尔迪厄后期的作品，如《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运用场理论对科学与科学家进行了很有启发性的分析，尤其是他特别关注科学家的道德这个议题。事实上，在日益受到经济场的影响与侵蚀时，科学场的自主性已达到空前危机，在此情形下，科学家的整体道德水准必然随之调整。但科学场自有其不同于其他场域的特殊道德法则，这些特殊法则仍会发挥维持科学场运作的规范作用。布尔迪厄在《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中两次提到夏平的著作，而夏平的著作有没有提到布尔迪厄，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不把科学家的道德细化，就大剌剌地去写什么科学的“道德史”，注定只能是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