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宇：嫌犯做噩梦后死亡的解释很聊斋(潇湘晨报 2009-4-2)

　　 作者：晓宇

　　许多时候，面对解释，只能无语。

　　譬如“俯卧撑”，譬如“躲猫猫”，再譬如“做噩梦”。这些年的官方解释，已经开放到具有小说一样瑰丽的想象力，倒是有想象力的小说十分贫乏。

　　3月27日凌晨，江西九江市看守所内，刑拘期间的50岁男子李文彦被发现脉搏微弱，经九江市庐山区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证明书显示其为“猝死”。“猝死”之前，李文彦在3月13日、23日、25日，自称头晕、腹疼，经看守所卫生室检查，除身体虚弱外，“其他都还比较正常”，26日下午李在监室里晕倒后，经狱医检查，其血压、心率等也还正常。但27日凌晨1时53分，李文彦同监室的两名值班嫌犯突然按响报警器，向监教干部反映：李做噩梦，口中在不停地喊“又来了，又来了……”，他们想叫醒李文彦，李却没有反应，2时5分许，当3名监教干部进入监室时，李的脉搏已跳动微弱。

　　短短十多分钟，就算猝死吧。今年1月7日凌晨，一位老伯猝死于杭州城站火车站售票大厅门外，“身子下铺着一层报纸”，一觉睡去，再未醒来，也没人追究死因——只要不是死在看守所内，没那么多阴影，也就没那么多猜疑。偏偏看守所的解释，要好整以暇地说人家“做噩梦”，还要解释李文彦额头上的“几处青紫伤痕”——“同室关押的嫌疑犯，有的会趁监管干部不注意时玩牌，玩输的会以喝凉水、或者用手指弹额头作处罚”，这就有点儿类似“躲猫猫”了。

　　大梦不觉生，纵然像陕西丹凤中学19岁的高中生徐梗荣，死在公安局的审讯当中，伤痕累累，后来通报的尸检报告也还要说徐“系原发性心肌病，由于外伤、疲劳等原因引发心跳骤停死亡”吧。九江市看守所这样的叙述，聊斋笔法炉火纯青，纵使蒲松龄再世，铺排也不过如此，阎王叫你三更死，一梦过了奈何桥，事何可说？问题是这样的解释，太缺乏现代技术含量了，如果说“躲猫猫”是月黑风高的江湖黑话，“做噩梦”就是兴之所致随意挥洒的八股梦话了。

　　权威解释，反不若周正龙在虎照门中的振振有词：“让他们来抓我，他们干脆把我枪毙了算了(在电话中高喊)。我这个东西(虎照)，就是把我的脑袋砍了，也是真的。等我腿好了，我还要上山找老虎，找到那只老虎打死拖回来证明我的清白。他们(公安)把我这个农民整得太冤了。我现在落难了，请求你支持，记者先生。”如之，我们面对“做噩梦”只能无语。正如“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检察机关发言人刘小凯回答了“牢头狱霸”的真相，却不能回答“之前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网友调查团’是否合法”的问题一样，对不能言说的东西，不懂在何时何地保持沉默，就只能用官场八股去写奇幻的《聊斋志异》。

　　比之69岁还在北京站持刀抢劫，为“不愁吃穿”自求入狱，进了看守所称“我在这儿挺好的已经胖了10斤”，被判刑2年竟认为判得太轻了，央求法官再好好审审的老人；比之身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在急救中心等来专程宣判其18年有期徒刑的法官而长舒了一口气的北京市顺义县19岁农民李大伟，李文彦50岁的猝死，值得认命。看守所有“做噩梦”的可能，看守所有“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看守所的医疗设施，也不是可保生命无虞的牢固福利，但李文彦付出的自由，不属冤枉，还换取人生一段有那么多保障的日子，因之，梦死未尝不是一个干净的结束。虽然在医学上在法理上还需要解释，但对于一叶飘零的命运堪忧而言，只能无语的解释与只能认命的猝死，正正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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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晓亮

　　4月1日，愚人节，整蛊无罪。当天一条热闻，几乎被网民视为黑色的“愚人节玩笑”：湖北人李文彦在江西打工时因涉嫌偷电缆被刑拘，在九江看守所关押期间猝死。其家人发现死者额头上有青紫伤痕，看守所却称其是半夜做噩梦后突然死亡。(4月1日《楚天都市报》)

　　“噩梦致死”到底是网站转载时抽出的商业噱头，还是所长原话，公众并不清楚。在传统语境中，我们愿意相信看守所恪守职业伦理，至少不会拿公民的猝死开“玩笑”——“噩梦致死”的说法太过雷人，甚至在挑战常识、挑衅公众智商；也有人不太在意这个异化表达的真伪性，立即以“珍爱生命，不做噩梦”等起哄式网络表达，诠释了真相焦虑之下网民集体无意识的不信任姿态。

　　虽说情绪化表达不甚理性，但罪不在网民。九江看守所对此也不用太过委屈，他们其实是在为“前辈”埋单。因为此前看守所里的猝死事件，官方解释多半都与死者“心脏病”有关，这一度被讥为“潜规则”。或鉴于此，为“满足”大众口味，“躲猫猫、俯卧撑”等异化表达，纷纷出炉。可这是本末倒置。公众愤怒不在于死因不新奇，而在于智商被侮辱真相被蒙蔽，抗议源于探寻真相的正义冲动。化解信任危机，只能还原事件真相，舍此别无他途。

　　比如九江看守所现在欲证清白，就须回答以下问题：死者弟妹所称李文彦被抓后仅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是否符合办案程序？死者额上伤痕，真是和“躲猫猫”一样被所谓牌友留下的“一指禅”的友情印迹吗？若这“游戏”和死因有关，算不算是被“牢头狱霸”打死的？警方是否该为此担责？包括尸检在内的相关录像能否全部对外公开？

　　只有对上述疑点，一一释疑解惑，才能证明“噩梦猝死”真是一场愚人节的“噩梦式玩笑”。但若随着案件调查，这些问号不但没被拉直，反而越来越多，那我们就该反思这种信息披露机制了。否则继“做噩梦”之后，雷词还会绵延不绝。推而广之，不光是看守所，不少公权力机关都有类似的“选择性”信息发布的路径依赖。或欲以此“引导舆论”，或是选择别出心裁的说辞(如“躲猫猫)糊弄民意。但离奇的解释只能让民众出离愤怒，激化矛盾。

　　其实，社会发展蓄积的矛盾与冲突，如公权力失范导致的公共性事件，只是社会运行中常规化组成部分。靠严防死守封锁消息，无助于问题解决。一个好的制度，是能够容纳冲突的制度：只有社会的容纳能力强，才能有针对性地寻求制度化的解决之道，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制度自信。

　　制度正义体现于执行力，执行力又与执行机构的公信力挂钩。而相关部门有时却费尽心机，妄图以挑战人想象力的异化表达来遮丑。从“俯卧撑”到“躲猫猫”再到“做噩梦”，此类怪象层出不穷。公众已从最初的愤怒到渐感麻木，容忍已近临界值，这对政府公信而言，十分危险。

　　可以想象，若公众对公权力机构普遍充满警觉，对“做噩梦”之类的回应一笑置之。那么在此制度语境下，公民的权利保障无疑是羸弱和不确定的。而要让舆论对政府回应释放足够的善意，政府就应塑造自身的权威感。政府公信力的修复，则必须保证“李文彦案”这类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能由程序正义最终导向实质正义。而公众最的愿望，莫过于“李文彦案”之后，“噩梦致死”式异化表达，真正绝迹于江湖。

　　 作者：田德政

　　怪事到处有，看守所里特别多。继云南“躲猫猫”事件之后，此次又出现有人在看守所里做“噩梦”死掉的案例。家住武汉汉阳郭茨口的李文彦在江西九江看守所关押期间猝死。对于李文彦的死，看守所称其是在半夜做噩梦后突然死亡。本以为是一个愚人节玩笑，但来自媒体的报道又那么言之凿凿，让人不能不信。

　　令人倍感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外面好端端的，一进了看守所，就像“豆芽菜”一样，弱不禁风，不堪一击。病来得快，人死得快，快得让人猝不及防。玩个“小游戏”会死掉，做个“噩梦”也会死掉……如此“娱乐至死”，恐怕以后会出现更为荒诞的事件，保不准在押人员以后在看守所里呼吸，都有可能危及生命。我们时常喟叹生命的脆弱，到了看守所，才算是真正领教了。

　　果如看守所管教干部所言，李文彦临终前的话语也颇堪玩味。李文彦临死在梦中不停地喊：“又来了，又来了……”究竟是什么又来了？牢头狱霸又来找他“玩游戏”来了？抑或是管教干部又来对他进行“人性化教育”来了？除了李文彦本人，作为生者，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根据这只言片语判断出，这“又来了”的除了是加快其死亡步伐的东西，绝非什么好玩意儿。

　　从媒体的报道中，不管是云南 “躲猫猫”事件还是这次的被“噩梦”吓死事件，在两位当事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伤痕。李荞明“重度颅脑损伤”，李文彦“额头上有几处青紫伤痕”……虽然警方认定这些伤痕与死亡没有太多的联系，可这些伤痕往往成为人们质疑的焦点。因为这些伤痕比看守所慌慌张张所公布的那些致死理由，更让人信服。依据常理，一个经受住了皮肉之苦都没死的人，怎么可能会被一个“噩梦”吓死、被一个“小游戏”玩死呢？

　　这些伤痕显然有两个共同的缘由，要么是“牢头狱霸”的殴打所致，要么是警方的“刑讯逼供”。而这两个原因，都与看守所的管理有关。类似情形的不断上演，都在于一些执法者的霸权意识的盛行，以及看守所的管理不善。在押人员也是国家公民，他们的公民权理应得到尊重。由于法制的不彰，他们的公民权就这样被肆意地践踏，生命权无法得到保障，悲剧于是上演了。

　　看守所相对于国家管理部门而言，处在“深闺高墙”之中，缺乏一定的透明度，监督的触角也很难深入到这一领域，成为各种监督的“盲区”与“真空”地带。正是由于法律对看守所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才导致了权力滥用、管理松懈、管理制度僵化等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引起了许多不良的后果，并且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演绎出诸多“贻笑大方、匪夷所思”的命案缘由。

　　从看守所的这一系列丑闻被公之于众，如何对看守所进行监督，也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监管看守所、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在押人员的权利，不能仅仅成为民间议论的焦点，有关部门也应该当做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来对待。让此类事件成为改变监管被动局面的契机，促使规则变更、体制改善。唯有通过一查到底的责任追究，才能彰显法制的权威，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