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害怕起来？——为三 ?一四而作

几乎是一口气写完《1959 我的西藏》的。积郁于胸的愤懑把文字捶打成文章的过程是一种无法克制的宣泄。尽管叙述一段真实——全部真实的万里长城的一块剥落的碎片——是发乎心的痛的延续。

人们在小说或诗歌的创作中往往会意外于作品的走向。这是文学的魅力。一个依赖语言的人，文学是他的毒品。然而我的写作却是一个清算的过程。我的码字恰如《肖申克的救赎》中的银行家的凿暗道——没有愉悦，只有实施复仇前的精算。这样的文字，无论如何都不该和文学有关——和残酷的真实相比，文学的存在是一种可耻。

在我不短的生涯中——王国维的绝命诗中“五十经年，只欠一死”很早就时不时敲打着我的耳鼓。祖辈、父辈、我的回忆就像无法承受的巨额债务，化成一团团冰冷、沉默、有序的白蚁在我的体内不徐不疾地啃噬着。隐痛使我不好意思大声叫喊，只好咬牙抓狂。一具空壳彳亍，汩没在犄角的尚未泯灭的灵魂一边驱赶着周遭的回忆，一边瑟瑟发抖。我的存在与行走，是携带肉体的残骸通往垃圾填埋场或焚化炉的途中。

几天持续的无法挥去的绝望感拉升了我的血压，以至于比平日里多出一倍的药量都无济于事。从无法控制情绪到无法控制身体，我害怕起来。我说过，我不惧死，何怕之有？

我拒绝将我的文字归化到文学，按照阿赫玛托娃的话说，是因为诗歌产生自无聊的废话，而散文的发源地并不比诗歌更高尚。我把我的文字看成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归去来”，飞出是抵抗被奴役，收回是为了下一次的再抵抗。我驾驭文字的过程未必愉快，但自由。

然而生理的不适和情绪的失控难免会加害于文字。血脉贲张极易导致文字“暴力”。我的放任则可能使我被置于和我的敌人一样的邪恶的境地。我害怕起来。

这是一个被打扮得有些冠冕堂皇的恐惧，而我的害怕远远不止。

我的一生和西藏是解不开的结。生在西藏，长在内地。在藏是汉，在汉地却自认是藏。无论在哪里，都是边缘人。身份的自我认同感找不到对应，久而久之便怀疑起这世界有无“身份”这一说了。惟一的梳理方法就是书写——在书写中找寻依旧存活的理由以及自己到底是谁。

下了一串题蛋，准备依次孵化。3月14日那天，写下《2008 我的西藏——为我的二弟而作》后，我的手不做主地瑟瑟打颤。瞄一眼倚墙的镜子里的我，脸成猩红天鹅绒色，且几张的叠加。我知道无法写下去了。

之所以给我的二弟，是因为他至今仍在拉萨看守所里。他的坐监和三•一四无关，但三•一四的发生却使他的坐监变得遥遥无期。

之所以选择在3月14日写，还有一个原因是，多灾多难的犹太种族（和藏族何其相似）有一个极度仇视自己民族的巨人在1883年的这一天逝世。作为一个流亡者，马克思的客死他乡想必是愤愤的离世。由于这个非凡的犹太人的缘故，世界从此变得愈发血腥起来。巧的是，同样的这一天，四年前，1879年，另一个伟大的犹太人，同样的流亡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来到了这个世上。

三•一四，对流亡者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是我灵魂的流亡者，因而在这一天我的心潮难平就是一种必然了。

历史总是拿冷眼看这个罪恶的世界。人类是不断重复恶行的动物。

1943年3月14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兰城市克拉科夫。犹太人，被扫荡。

2008年3月14日。和谐的西藏。民族大团结的拉萨。发生了什么？

我不该害怕，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地害怕起来。

我怕我二弟被躲猫猫­——他有严重的通风，经不起任何“上菜”。我更怕他的病会成为加害者——无论是监牢栏杆里的还是外的——实施肆无忌惮的暴力的最佳的逃避罪责的借口；我怕我的115（低压）——185（高压）的高血压会像消防水枪一样击穿我惟一有用的大脑——那样的话我就无法孵化我的西藏系列了；我怕须有或莫须有的罪名会降临，我不总是坚强，我也怕被躲猫猫，虽然我依稀记得3.14死去的马克思有“解除精神折磨的惟一手段就是肉体的疼痛”这一说，但肉体无法忍受的疼痛无论是他人“赐予”的还是来自自身的，都极易丧失尊严，而我恰是视尊严如生命的“笨蛋”。还有我有儿子要抚养——即便这个世界是所多玛，我也不能容忍他与狼共舞。一旦我缺席他的生活……我不是不相信他，我是不相信他所在的世界。

我怕……

不过快了，我儿子明年就十八了。成为一个男人了。一个男人是不该也毋须为另一个男人负责了。明年，我俩要像弟兄一样，相互消除恐惧。这是生在一个恐惧的社会的必须品，如一日三餐。

到那时，我将不害怕，尽管这样说可笑之极，但我真的当真起来。

想说的不太敢说，于是找敢说的，说的比我好的。人人都知道爱因斯坦，但我们的政府掌管的喉舌却只告诉我们他是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不敢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个更伟大的哲学家。“假如一定要对个人表示敬意，那么享有这份尊敬的应该是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取得一定建树的佼佼者，而不是权力和征服领域的称雄者。”（以赛亚•伯林于1979年3月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开幕式上演说辞）而他说过的一些话，使我们——撒谎者和被蒙蔽者，都无颜以对。跟我一样，撒谎者也是懦夫。一群手持家伙强奸民意、把谎言喊成真相的调门的懦夫！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如是说：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在政治方面，不仅缺乏领袖，而且公民的独立精神和正义感也已大大衰退了。” “由于人们对个人尊严感和个人权利感已不再足够强烈，独裁制度已经兴起，而且被容忍了下来。任何国家的像绵羊般的群众，在两个星期内就能为报纸煽动到这样一种激昂狂怒的状态；人们准备穿上军装，为这少数谋私利的党派的肮脏目的去厮杀。在我看来，义务兵役制是今天文明人类丧失个人尊严的最可耻的症状。”——将此言刻在二零零八年•三•一四的日子里。

“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将此段送给那些骂“藏族是忘恩负义的民族”的谩骂者。

“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想追寻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互相混杂在一起。”——民族沙文主义者们，请学会倾听­——你们就像无良医生一样，对待弱小民族假装审视、假装检查、开药方、收费——就是没有倾听。

“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爱国贼”们，你们读的懂吗？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仅扮演个人角色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尝试一些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才能完成的任务。只有这样，犹太人才能重获社会意义上的安康。”因此，“从根本上说，巴勒斯坦并不是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的避难所，而是整个犹太民族的集体精神重新觉醒的象征。”——一个流亡者的肺腑之言。

“从整个来看，人类是改变得很小的，尽管各个时代流行的观念使得人类的不同时代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也尽管一定时代的事件会像现在这样使得人类受到不可想象的痛苦。除了在历史书中留下可怜的几页，来向后代的青年简单地描述他们祖先的愚蠢，此外，将不会留下什么了。”——我的绝望感由此而生。

有谁能使我不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