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的教堂里 --- 李少君

在自然的教堂里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03月24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大家——连接大众与名家的桥梁
　　□李少君
　　在一首诗里,我这样说过:“自然乃教堂,山水是我的导师”。确实,我对于美、对于诗的最早感觉,都来自自然山水的启蒙。
　　小时候我在农村长大。一个城里的孩子,由于父母担心城市的混乱遭遇意外,就将我送到了乡下,由奶奶带。在湘中的青山绿水间,我过上了真正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奶奶行动不便,完全管不住我,就放任我在自然的怀抱里摸爬滚打。有时候,我会跋山涉水,去看一个传说中的湖,赶到时被夕阳西下、云飘湖面的瑰丽景象惊呆,返回时一路沉浸在少年的初次忧伤中；有时候,我会和同伴在山上追逐,不慎踩空,然后一直往山下滚,最后为树枝拦住,留下一小命……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乡村野孩子。刚回到城市时,很长时间不能适应,以至由一个开朗活泼的孩子变得孤言寡语,内向自闭,沉默而孤独,并开始喜欢上了文字,并从中感到安慰。或许,那时我开始隐秘地领悟到了诗。
　　后来又有大的震撼。我从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投身商海大潮,中止写诗。但有一天,又突然恢复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十年后的第一首诗的创作过程。2006年底,有一天,我去黄山开会,住在新安江边的一个旅馆里。深夜出来散步,正好细雨蒙蒙,新安江显得格外宽阔,河水浩淼,一条大河似乎是从天那边蔓延过来,我突然心里一动:几百年前,这里该是一个村庄,河流流到这里,村庄该有一个码头,古时叫渡口。于是想到一句“一个村庄,是一条大河最小的一个口岸”后,我的脑子好像一下打开了,豁然开朗,就这样写出了一首诗。后来《诗选刊》和一些年度选本都选了这首诗,叫《河流与村庄》。随后,我一发不可收拾。我现在有时和朋友开玩笑说:这是天意,黄山是一座伟大的诗山,新安江是一条伟大的诗河,所以,我的诗歌乃是神赐,冥冥中,乃是伟大的自然和诗歌传统给了我灵感,是自然的回音,传统的余响,是我内心的感悟与致敬使我重新写作。
　　这些年,由于酷爱山水,去了不少名山大川,由这自然的教堂的启蒙,我写出了《抒怀》、《南山吟》、《神降临的小站》、《夜晚,一个人的海湾》、《山中》、《在海上》等一系列诗作。以至被一些人称为“自然诗人”。
　　在我看来,自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最高价值。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里,“自然”是比“道”更高的价值。三国王弻称:“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古代中国遵循着这“道法自然”的传统,山水诗因此成为最主要的诗歌品种,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的亲密的相互参照与关系中。李白看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体味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苏东坡则“侣渔虾而友麋鹿”,诗人们在自然中流连,向自然学习,与自然为友,在自然中获得安慰温暖。所以说,自然是中国人的神圣殿堂。
　　还由于自然是最高价值,所以,中国人对尘世生活因此看淡了。确实,与伟大的永恒的自然相比,人的那点小恩小怨、蝇头小利都是可以看开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们以自然为借鉴,因此取得了心里平衡,自然皆如此,何况人间。所以,诗歌也就给中国人提供了超越性的精神解释和价值系统。人们只要一吟诵起诗歌,就可以忘却忧伤烦恼。所以,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歌具有多样的心理疗养功能,诗歌释放不良情绪与反应,诗歌提供精神依靠与寄托。诗歌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在根本上就有分野。在西方,诗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强调“对抗”、“个体”观念,此一观点对中国诗歌界影响甚大,尤其是朦胧诗,几乎都是这一思路,最终,一些诗人成为斗士,另一些则走向崩溃,这与他们西方师傅们如萨特、凡·高之类的结局是一样的。近几年更出现诗人自杀潮,后果堪忧。
　　而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强调“超越”、“和谐”,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传统。重实用讲世俗的儒家文明获得生存的超越性意义,其实就是通过诗歌。中国古代依靠诗歌建立意义——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唯有诗歌提供超越性的意义解释与渠道。诗歌教导了中国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时间、爱与美这样一些宏大叙事,诗歌使中国人生出种种高远奇妙的情怀,使他们寻找到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到达自我调节内心和谐。所以,几乎每一个中国古代文化人都写诗,每一个古代中国人都读诗。把诗歌学习作为人生成长的基本课程,孔子更要求小孩子就要学诗。诗歌抚慰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灵。诗歌在中国,既是教育、教养,又是宗教。
　　西方“对抗”、“个体”的观念,是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西方有一个外在于人高于人之上的宗教、上帝,诗人是直接听从上帝的,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与角度的。诗人就是人间的上帝,所以他要随时随地批判、纠正不完美的现实与人,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这样就产生了“对抗”、“个体”。这是西方诗歌永恒的主题——上帝与魔鬼之争,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精神与物欲之争。所以西方的诗人们总是处于焦虑、孤独、不安、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总是激烈的、暴力的。中国传统诗学对“超越”、“和谐”的追求,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阴阳互补”,阴与阳是有差别的,是相互补充并最终构成和谐圆满的。所以,中国诗人们向来是相对心平气和的,如苏东坡般,即使经常身处逆境,也总是微笑着悲悯地对待一切、对待身边的事物和人,将一切融化在诗歌中,在诗歌中化解一切。所以中国文化人一说到苏东坡,总是会会心一笑,苏东坡这个名字就缓解了很多人的精神紧张,他的诗歌更是治疗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也正因为人生不完美圆满,所以需要诗歌提供升华超越的价值精神。
　　因此,中西诗歌颇多不同之处。西方诗人尤其是西方现代诗人讲个性,中国诗人则讲境界。前者是保持差异对抗、强调“个体”的产物,人要在荒漠般的尘世获得立足之地,就要有“超人”般的强力意志,就要与他人、世界决裂,所以,“他人就是地狱”,人皆崇拜“强者”。而中国诗人没有这么激烈,他们遵循大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这种超然的态度,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道法自然”的必然心得。投身大道,从而获得自由,先从个人修身养性做起,从一点一滴开始。所以,达到大境界,获得人格力量,是自我修身养性、内在超越的结果。诗歌就是最好的内功修养之路,可从中通向大道。因此,诗歌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结晶体,是一点一点修炼、淬取的精髓。
　　对于我来说:自然是教堂,大地是道场,山水是导师,而诗歌就是宗教。　　　　　(题签:吴瑾)
　　◎李少君,诗人,现居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