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电视何去何从？

2008年，情感起伏是基本线索

2009中国电视何去何从？

媒介之王的地位正受到网络环境的冲击与撼动，如何面对它最大的竞争者也是合作者——网络、视频，正是电视将要思考的问题。

文/胡赳赳

既便是在《新周刊》2008中国电视节目榜的推委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个人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少。

现在，你能想象到电视观众的标准照：一个被动的图像信息接收者，对着闪闪发光的荧屏，沉溺于肥皂剧或综娱节目，偶尔患上摇控器抖动症。

这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从电视发明第一天起，它从新锐事物变成普罗大众的文化，乃至于演化成李宇春或《百万富翁》这样的奇迹，在中国不过50年，在世界不过83年。

电视还年轻，但为什么未老先衰？

谜一：电视，主流媒介的倒退？

喻国明给了一个数据，中国网民的数量达到2.98亿，约占总人口的22.6%。“从传播学上来看，一旦新的媒体形式覆盖率超过总人口数的20%，我们就称它具有主流影响的媒体。”答案不言自明，媒介之王的地位正在受到来自网络环境的冲击与撼动。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的喻国明说：“电视将迎来它最大的竞争者，也是合作者，那就是网络、视频。”

但这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悲观——电视唱衰论从未缺席过，一些人认为电视王朝的衰落指日可待。虽然说电视业危机四伏，但仍然充满着变革与融合的可能。正如尹鸿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有了电视，电影并没有消失，它们成为一种并存的形态存在。电视和网络的关系也是这样。并非有了网络，电视就成为一种古典方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解释说，网络仍处在增量之中，而电视只有存量，网络会挤压电视一部分空间，但不是全部。他对电视产业的判断是：竞争加剧、成本上升、效益下降。

这位传播学者曾称2006年的电视是“软媒介”（乏力）、2007年是“冷媒介”（不火）。面对2008年的中国电视，他称“多灾多难，大事连连，电视功能得到难得的释放”。

“这是一个直播年，”尹鸿评价道：“08年算是大年，特别是电视新闻的大年，充分体现电视媒介的特征：其全覆盖性、共时性和情感诉求能力，超越了一切媒介。这同时也说明中国电视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看有没有机遇。”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发现，网络很多热话题还是电视给的，“春晚前三个月，就开始网络讨论，春晚完了，又后续讨论三个月。”这就去了半年。在他看来，艳照门事件也是网络和电视明星的互动。还有文怀沙事件，“电视抛出这个话题，网络放大，电视再接过去。其实这件事在圈内也是人所皆知的共识。”

他认为，互联网不能独立存在，将依赖电视，“电视依然是最主流的媒体”。

从一些人看电视的习惯也可以反映出，电视，必须悄悄地发生改变。“我的作息时间刚好和《鲁豫有约》的播出时间吻合：上午10点首播，夜里1点重播。所以，差不多可以把这档节目比作我的早茶或夜宵。”这是号称“中国电视的最大FANS”《新周刊》，其执行总编封新城说的一段话。电视的“黄金时段”不再一成不变，一线城市堵车的高峰是晚上8点和11点，那是人们晚宴和回家的时间，而这部分人，却是最有活力和消费能力的。“电视人口”——如果有的话，必须跟上城市化的脚步。“你影响了多少人？”要置换为“你影响了谁？”的命题。

在刘长乐位于钓鱼台的行政办公室，在新浪网工蜂般的新闻采集间，在李宁总部的会客厅，电视都像背景画面一样，在无声地闪烁——电视是用来摆设的；而另一部分关注新闻的人，早已经训练出来一心两用——电视是用来听的。

谜二：电视人怎么了？创新何为？

不创新，毋宁死。这是多少电视人的职业信念。

结果呢？还不是沦为山寨版和被山寨版。

胡智锋也许是对电视人最富同情心的学者，他说，中国电视人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巨大的压力。

“2008年是中国电视50年，50年来的中国电视非常辉煌，很不容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用“三品”来概括中国电视发展的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以宣传品为主导，满足意识形态；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以作品为主导，生产符合电视特点和时代要求的电视内容，推出了一大批作品；90年代后期到现在，是以产品为主导，面对市场化、产业化，满足观众需求。”

宣传品、作品、产品这三者的形态到现在，互相纠葛、互相博弈，“同时作用于电视人的职业状态，所以压力空前巨大”。

一切以收视率为指挥棒，所以陈丹青会纳闷，央视《读书时间》那样好的节目，为什么办着办着就没了？在产品状态下，电视人是挣钱了，但快乐感和做作品的成就感却少了。

胡智锋发觉，电视人创新、想做好作品的压力，也传递给了他这样的电视研究者。“创新不考虑动机是不行的。内容和形式来回翻跟头，不是创新。对社会心理的推测和判断，大众需要什么，都需要根据当下的情况、现实的需求来考虑。”他忠告说：“没有任何一个创新是我想创新就能创新，有多少人能专心致志地坐下来呢？”

《南方周末》执行总编向熹看到了电视边界的自我突破，他认为，只有从体制边界、人才边界、资本边界和创新边界层层突围，电视才有新的机会。“打通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的人才壁垒，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早前，《21世纪经济报道》与中央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合作，亦是一个成功案例，而南方报业集团的整体战略还包括《南方周末》与电视形成合作。

尹鸿说，目前，中国电视的形态创新完全进入低谷，因为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已不明显了。制作水平方面的差距则受限于制度、财力等诸多因素。

张颐武教授表示，跨界将会是一个趋势。经济危机下，提供给文化的空间小，使文化产业的边界有压缩。原来的资源变少了，整合与跨界就变得可能，这时候，“整合、叠加，才能撑起这个场子。”他举例说，春晚的“英伦组合”就是一例，“匪夷所思的想象会越来越多。”

央视才子陈氓盛年去世，曾引发无数人的追念。电视人压力空前巨大：创新无果、边界挤压、竞争加剧。电视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值得同情。

谜三：电视文化抑或电视消费？

2008年，中国电视迎来了中国人的情感归属。多少人面对电视机流下激昂与悲壮的泪水，阶层与群体之间的鸿沟与偏见趋向消弥。“时势造电视。”尹鸿总结说，“前无古人，后不知有没有来者。”

然而，这是不可复制的。常规的电视形态仍在文化与消费之间摇摆。张颐武评价说：“2008年的电视剧没有2007那么强，《李小龙传奇》创造了收视率，但不是那么有趣，比较平。现在电视剧的数量是充分供给，也形成了一种看电视剧的文化，一种是买碟看法；一种是三个晚上，换不同的台，把10集都看完。六七十个频道都在放差不多的电视剧。”

“年轻人其实也依赖电视的。”《丑女无敌》的播放正逢经济危机，这种职场电视剧使得不太好找工作的年轻人有了心理释放的出口。

“人们需要无重负的欢笑。”张说，这种喜剧式的放松是电视之于大众文化最好的功能。“以前，大家上股市看数字就能获得快乐，现在都有时间看电视了，电视的安慰作用在文化里就能体现出来。”

他以春晚两个最受关注的魔术和“小沈阳”为例，来说明电视药方的功用：“刘谦的魔术是提供幻想，超越现实；小沈阳则是忘记焦虑，化解现实。”一个是超越，一个是化解，这就是电视要做的事。现在钱柜也“嫌贵”了，能提供做梦与慰藉的，就是电视。

可是，“好的节目显得比较孤独”，向熹这样表述他对电视节目的看法。一方面，好节目冷清、冷遇，另一方面，数量也比较少。电视有时候真的显得不那么有文化。无论是满足文化这一端，还是满足消费那一端，电视都面临着它自身属性的调整。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幸用“调整期”和“迷茫期”来解释他眼中的电视业。“海外可以学的学得差不多，需要更多原创的东西。”金融危机也许是个好时机，“观众从某种意义上会增加，因为闲了，这时电视要抓住回来的人，把节目办得文化层次高些、雅致一些，把电视作为充电课堂的一面发挥出来。”

韩国影片《老男孩》中有一句台词：“电视既是表、又是台历、又是学校、又是房子、又是教会、又是朋友、又是爱人。”留给电视的生存空间还很大，关键在于电视的自我选择和电视人的自我修养。

谜四：2009，中国电视怎么办？

跟新生活一起去兜风的，有汽车、电脑、PDA、手机、GPS，但不一定有电视。

专家们一致认为，金融危机对电视业而言，不见得是坏事。因为“有闲而回到电视机前的人会增多”。虽然对广告有影响，但不会削减得太快，因为还是要拉动消费。

2009，中国电视怎么办?《南都周刊》总编辑陈朝华看到了好的一面：“2008年电视剧涌现了一批有相当制作水准的作品，比如《中国往事》、《闯关东》等，它代表着中国电视剧逐渐在进入一种精耕细作的年代，粗制滥造的现象直接影响收视从而受到有效扼制。”他同时提到了自己的担心：平民选秀，综艺节目的开发等，广电总局的政策还是过于严格，对较好的地方卫视没有给予有力扶持和区别对待，而是在整治市场的时候一锅端，比如超女、快男的停办让观众颇为惋惜。

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地震期间所有电视人迸发出来的新闻理想与激情，在电视新闻中感觉到了久违的人性视角。陈朝华说：“电视业要产生真正的影响力，不能靠电视剧，不能靠选秀和综艺节目，还是要靠扎实、敏锐独到的新闻报道。”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则认为，2008年的中国电视行业，有了更多的担当，体现出更成熟的专业理念和公共服务精神。“内容为本，公众利益至上，而非一味地做大做强。”这是陆晔对电视业的忠告。

收视率主导的中国电视产业正常吗？陆晔说：“如果是商业电视，收视率主导就很正常。但是我们不是商业电视。更何况，商业电视有自由竞争的商业规则，也有广播电视行业作为公共信托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的传统。商业电视也常把公共利益作为行业发展最重要的说辞，而非一味强调自身收益。”

胡智锋的预测来自于大势：“2009年还是保稳定。金融危机、就业问题、内需问题等等，危机四伏、矛盾集中。外部环境也不好，作为火车头的美国疲软了，中国也会有反应。”他说：“中国电视的职责是满足与服务社会心理机制的需要。舆论监督会比较严，而慈善、就业、服务、电视剧和纪录片会有空间。”他也谈到常规电视节目很难出彩，“这将会是平移、平稳的一年。”

张颐武则认为“山寨模式”在2009年仍会大行其道。年轻人去网吧消费不用花多少钱，但这些是不可低估的创意人才。

尹鸿也意识到，2009年的电视节目将会“越来越干净”。也不一定是政治上的，明星产品代言会减少。电视将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减少负面信息的流通。

喻国明说：“2008年情感的起伏是电视基本的线索。”他反复提到“砥砺”一词，在砥砺中逐渐成熟，“开始变得不那么浮燥了，有所谓根的感觉。”他认为，电视在2009年会更加起到社会平衡器的作用，在观念、状态、情感上起到调节的功能。对于《新闻联播》播出温家宝总理演讲被干扰事件，他归结为“观念的胜利，心态的放松”。

不管电视形态怎么变，电视人一如既往朝前走，他们请观众猜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