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怀沙的质疑显示了一个不祥的朕兆

对文怀沙的质疑显示了一个不祥的朕兆 [原创 2009.03.05 15:29:28]    字号：大 中 小 对文怀沙的质疑显示了一个不祥的朕兆
    我今年七十六岁，奔八十的人了。每日生活在过去，靠回忆过日子。我建了个博客，只是为了结交网络上的朋友，检验我的回忆文章，以便定稿时改得更好些。因此，我为我写博客制定了两条守则：一不议论时政，二不批评时贤。为什么不议论时政？因为我不懂政治。不论是过去的，现时的，都不懂。不懂的事情不该乱插嘴，所以不议论时政。为什么不批评时贤？我所谓“时贤”，就是现时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按说“知识分子”特指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我在这里取过去一般含义指称的范围，即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所涵盖的范围。（很惭愧，我也是溥沾浩荡皇恩中的小小一员）对现今体制内的所谓知识分子，还值当得批评吗？批评他们，就好像看起了他们似的。
    但是最近网上遍传的对文怀沙老先生的质疑，我认为是个不祥的朕兆。因为人们的质疑用的是“文革”手法，不能不引起深深的忧虑。因此，不得不变通一下我的守则，饶舌几句，表示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表明态度，我对所谓的“国学”深恶痛绝，对当前鼓吹“国学”的一些人，一方面卑视其无知，鄙薄其无行，另一方面对他们的险恶用心，怀着深深的疑惧。唯独对文怀沙老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学问，并且觉得他很可爱，很好玩。我很欣赏他关于古汉语语音、声律、音韵方面的谈话。他吟咏的古诗词，中规中矩，丹田气十足。我有时感到可惜，他如果年轻时学唱歌，成就也不会弱于杨宏基的。除他以外，我还在电视上听到过一男一女两个人吟诗，我告诉年轻人，他们根本不会，是蒙人的。
    我甚至希望文老（我仍称他“文老”，他如是1910年生人，应是我的长辈。即便是1920年生人，也比我大着十几岁，莫说是对文老这样的学者，对这个年纪的拾垃圾老人尊称一个“老”字，也不为过）——我希望文老不要被骂倒，今后仍有上镜的机会。到那时不仅吟诗，还要诵文。古近体诗是要吟的，古文是要诵的。就是说古文也要上腔上调，朗诵出抑扬顿挫来。朗诵的小段落叫做“气段”，就是一口气诵读下来，完成一个抑扬顿挫的循环。对这些，鼓吹“国学”的时贤们，你们懂吗？——我想文老是懂的。进一步说，周作人、梁实秋写的白话文，也是讲抑扬顿挫的，最起码每个段落的收束句也是讲平仄的。对这些，现今靠模仿《茶花赋》出道的，只会嫩嫩地、自恋地煽情的散文家们，你们懂吗？——我想文老更是会懂的。
    当然文老也是可以质疑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做“打了碟儿说碟儿，打了碗儿说碗儿”！如果他的学术思想整体上有错误，你可以批判；如果像另一个伪“大师”一样文章中出了多处“硬伤”，你也可以一一指出来。哪次上镜态度不好，哪次访谈说话不得体，都可以批评。但不应揪住与学术毫无干系的过去不放。言不及义地查历史，揭隐私。“文革”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年轻人都不记得了。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哥们、老姐们想想，“文革”时整人不就是这样全靠揭老疮疤吗？怎么这方法无师自通，代代相传，现今的年轻人也运用得如此纯熟？它难道是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固有的吗？
    且看某人对文老质疑了些什么内容：
    一、文老不是1910年生人，是1920年生人。
    按我们老百姓用虚岁的计算方法，1920年生人也已经九十岁了，也比质疑者的父亲大了。有的老年人是忌讳说岁数的，拿一个老年人的岁数说事，多么没礼貌，多么缺乏教养！况且是九十岁抑或是一百岁，与能否成为大师有什么关系？恐怕没有人能质疑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大师地位吧？王国维逝世时仅五十一岁，梁启超也才活到五十七岁，他们能成为大师，那么文老即便九十岁，当大师在时间上也有富余，有何可议之处呢？
    质疑者故意说小文老的年龄，意在表明文某人不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章太炎固然是伟大的，但是，难道章门弟子都是大师吗？而不入章门的就都不能当大师吗？姑不论太炎先生早年不无可议之处，就是盖棺论定，与曾是他论敌的梁启超相比，也是后者气度更宏阔些，于世事更通达些，文章也更顺畅些。曾入章门与未入章门丝毫不能影响文老的学术地位。况且章门传人已经证明了文是章的入室弟子，质疑者还有何话说？
    二、文曾于1964年以诈骗、流氓犯罪被捕判刑。
    试问，1964年以诈骗、流氓犯罪被捕判刑的就没有冤假错案吗？何况“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时，文老已经近七十岁高龄，不可能重新录用了吧？显然是经过平反落实政策的。并且现在享受着离休干部待遇，显然工龄从建国前算起。既然如此，便不能再以“流氓、诈骗犯”说事。再以此说事便是否定平反冤假错案的成果。连改革开放开宗明义第一章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都否定了，质疑者与目前重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口号的极左派、“文革”派，有什么两样？
    有一次我无意间在一张街头小报上见到质疑者表白为什么质疑文老的文章，便买来浏览了一下。感觉他那理由更是不成其为理由。
    一、质疑者与“二流堂”人物过从甚密，而“二流堂”诸君对文老颇有微词，颇感不屑。这是个奇怪的逻辑。慢说“二流堂”诸君对文老仅是一般的不满，就是完全持敌对立场的，总不能把朋友的一切敌人都当作敌人吧？我们崇敬鲁迅先生，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对被鲁迅先生痛骂的杨荫榆、梁实秋诸先生也抱崇敬的态度。毛泽东主席无以复加地推崇鲁迅先生，同时对与鲁迅有过节的章士钊不也是关爱有加吗？不知质疑者何以如此狭隘，要把“二流堂”朋友所不满的人全部荡平！
    二、质疑者为去世的郁风先生写过传，听别人转述文老说郁风曾找过他，要为他画裸体像。质疑者认为这是亵渎了郁风先生，激于义愤，才发誓“追寻真相”的。
    恕我孤陋寡闻，以前不知道郁风先生，看了质疑者的宏文，才知她是位老太太。但他也没有说明老太太是干什么的。如果是画西洋画的，不论是老太太还是老爷子，找熟人画个裸体像，这事再平常不过。你虽为她写过传，总不能对她一生中每一个细节，对她的一切交往都了如指掌吧？况且别管事之有无，把说要画裸体像而并未真画视作亵渎，说明这位大作家时至二十一世纪了而灵魂深处仍然并不现代！
    三、文老主编了大型套书《四部文明》，“将牟取更大经济利益”。
    你这是犯的哪门子“红眼病”？当今社会上干什么事情“牟取”的“经济利益”，不比编几本书来得丰厚？文老这套大书恢复了一些中华古文献的原貌，克服了弘历老独夫的销毁、删削所造成的文化灾难，应是功德无量的事。得到些经济利益也是应当的。何况这样的书读者面不会太广，销售量不会太大，能有出版社给出版就不错了，出了能不赔钱就不错了。经济利益不会太大的。作为一个文化人，大可眼馋人家编演辫子戏挣的大钱，而去竞相效尤，不必见了这套大书像眼里揉进了沙子一样。小老儿我自知买不起这套大书，身居巴掌大的小县城内，很可能终生都无缘见到这套大书，但仍为文老的成功表示欣喜，致以祝贺。并且希望文老不要被无聊的小文人们骂倒，贾其余勇，再把关于宋元明清的那部大书编出来，实为中华文明的莫大幸事，一旦百年之后就是实至名归的大师了，任何人质疑 也是无用的了。
    由以上的论述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我认为“大师”应当盖棺论定，而不应在生前由任何级别的任何人来“册封”。事实上人家文老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大师”，连像其他的伪“大师”一样坦然默认都没有过。制造伪“大师”是媒体的责任。他们吃饱了饭不干正事，专门为了提高销售量或收视率，挖空心思地吸引读者、观众的眼球。其中的方法之一就是制造伪“大师”。近年来各行各业制造的“大师”或“大师”级别的其他名号，不够一个连起码也够一个加强排了。这事的始作俑者是媒体。对于被制造者来说，这又不是学位、职称，可以与工资挂钩，与科研经费挂钩，有“更大的经济利益”，弄这个虚名分，如果不用来招摇撞骗的话，一点用处也没有。当事人如果是个不招摇撞骗的好人，再是个明白人，就应当自认为是受害者。所以应当口诛笔伐的是媒体，而不是受害人。不论什么样的洋疗法，总不能肩膀痛往腚垂子上贴膏药吧？
    即便不分青红皂白硬向受害者开刀，第一刀也不该砍向文老。多少比文老更不堪的，甚至不能同日而语的伪“大师”不找，为什么单找一个学术上确有建树的百岁老人呢？
    体制内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依附性，及其卑劣、自私、嫉妒的劣根性，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毁坏文化的运动不断的客观因素。论者往往把责任完全归之于领袖人物也有失公允。发动者之所以能“一石激起千重浪”，就因为知识分子群落天生能孳生助长运动的霉菌。纵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哪一次运动不是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有几个知识分子是不曾挨过整的？同时，除了少数背负“原罪”只准挨整不准还手的以外，又有几个是不曾整过人的？上一场运动他是一只咬人的狗，下一场运动被咬了，自己就不是狗了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社会各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唯独体制内知识分子群落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不堪，更可耻，更贪婪，心理更阴暗。君不见质疑声一起，有的学者别的话不说，只附和着证明文某人学术水平不高，先把他的学术地位贬倒了再说。蜀国无大将，廖化当先行，文某不行，剩下的就是他了。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何况还有公开宣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口号的极左人士，还有“国学”鼓吹者在理论上予以完善，一旦有了某种需要，一夜退回到1957年或1966年，并非危言耸听！标签: 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