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忠明：课堂上的激辩

许忠明：课堂上的激辩
许忠明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我给08级法学硕士研究生上完了第一次课。在课堂上师生之间的思想有激烈的对撞，学生对问题的回答很典型，也很有代表性，引发了我的思考。特别做一记录，以其见证我国传统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效果和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
上课之初，我就研究生的治学态度谈了自己的感想，无非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要持有怀疑和批判的基本素养。我以中国对待四川大地震的庆功态度与美国对待二战胜利的反省精神进行了比较，对比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思维方式，力图让研究生对两种做法做一取舍。
问题一：学生A：中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习惯和国情，中国不需要以美国的模式来比照，中国的庆功会有利于培养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总之，学生的回答是慷慨激昂，一个富有激情、大义凛然的爱国者出现在我的面前。
思考：歌功颂德是中国人的历史、传统、习惯么？反省、怀疑、批评果真不利于一个民族自尊心的培养？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论语》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之著作，反映了中国人的处世观点。一开篇就有，“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反省的习惯和传统。孟子的说法则更进一步，他提倡大丈夫精神，反对妾妇之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徇乎人者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罪大恶极的莫过于阿谀奉承。汉朝大儒董仲舒则发扬光大了“天谴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当君主个人行为导致政治动乱，引发某种危机时，天就“先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而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走到世界的前列，与无数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大丈夫精神是分不开的，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情怀，不会有中国的盛世辉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因为它秉承了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生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警告青年》一文中，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要求青年大胆解放思想，敢于怀疑那些从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陈腐观念，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1919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在发刊词中宣称：“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在另一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开篇便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我们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就丧失了鲜活的生命力。
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濒于崩溃的经济，为追赶日本和欧美大踏步地前进。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三的外贸总额，世界第四的GDP，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卓越成果。诚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那样，中国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越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些惊人成就的取得是在对“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取得的，很多专家在回忆这场历史巨变的同时，不由地感叹，这场改革是被文化大革命“逼”出来的，没有对极左路线的怀疑和批判，中国走不到今天。
一个民族、政党的自尊心不能依靠歌颂自己的功绩来获得。人类的进步是一种趋势，如果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不能够与时俱进，它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就会被“开除球籍”；如果它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各国人民都会来学习、借鉴，本国人民也会享受到文明带来的各种福利，这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民族最好的奖励。一个立志于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应当始终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话语应该警钟长鸣。
纵览古今，人类诸文明创发演进，蜿蜒曲折，穿越时空，而能延续至今，均因他们能在发皇延续的历史进程中，容纳百川，汲取不同文明的要素，将自身汇合成浩荡的巨流。不必讳言，近代西方文明所以后来居上，盖因蕴含在典章制度、法政架构中的学说义理，有足多者。西方政治学说普遍认为，政治乃天下之公器，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主权在民，每个人都应该肩负起主人的责任，行使对政府“公仆”的监督之责。中国要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祛除旧染，重启新机，要依靠我们每个人的努力，积土成山，我们愿为此竭尽绵薄。
问题二：学生B：“中国目前的任务就是发展，只有依靠自己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才能解决所有问题，等到中国强大了，我们就可以从容地面对批评，反对批评。”
思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的问题都要依靠发展。这是邓小平的思想，也是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国情下一种最优选择。但是，邓小平也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显然，“共同富裕”仅仅依靠发展是不能实现的，它需要一种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来实现，所以，中央在十七大上提出，要把公平正义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是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一种补充和修正，立图体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可见，仅仅依靠经济发展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起码，它不能解决公平正义问题，而公平和正义则是人性中固有属性，它不能被抹杀。西方的行为主义者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试验，两个猩猩中有一个按照人的安排做了大量的表演，而另一个什么也没有做。表演结束后，两个猩猩分到了同样的香蕉，结果，表演的猩猩就会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拒绝接受这种分配。我们的祖先孔子也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即使一个远比人低级的动物都有“公平”的要求，何况我们这些万物之灵？
“中国强大了，就可以从容的面对批评。”一个国家的强大应该包括公民的强大，没有公民的强大和支持，政府的强大不过是外强中干，昙花一现。一战后，苏联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建设了一个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在1991年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解体了。从大量的研究结果看，苏联普通公民早已经对这个制度丧失了信心，它的贫富悬殊竟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斯大林时期，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的差距达到30倍，勃列日涅夫时期工资差距达到100多倍。对于党的高级干部来说，公有制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财富来源，他们过着奢侈的“供给制生活”。这种权力化的剥削是社会文明的倒退。由于苏联采取高压政策，不允许人们公开批评，但是挡不住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社会底层就像湍急的洪流汹涌澎湃，最终冲垮了莫斯科坚固的红墙。苏联红旗倒地时，一位老共产党员说，为这个党掘墓的，不是人民，也不是政治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而是这个党的腐败的领导人。
如果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以压制人民的批评作为代价，则这个国家就会出现异化，变为统治人民而不是服务人民的的工具。这样的一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二战期间法西斯军官甚至告诫自己的母亲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危险的，德国铁蹄曾经横扫欧洲，结果给世界人民、特别是本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应该畏惧人民的批评，它应该是欢迎人民的监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强大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批评不仅不相抵触，而且相得益彰。因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创造者。托克维尔对美国做过长期考察之后认为，美国的民主在选择执政人员方面常犯错误，但即使在选错人员执政期间，美国却照样繁荣，原因是在美国，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在德才方面也许都不如贵族国家的执政者，但是依靠具有智慧的美国公民的批评、监督和支持，在二百来年的时间中美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问题三：学生C：“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思考：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学很多。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强调真理的相对性确实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有些同学把这一观点绝对化，将它变成一种辩论的武器来使用，以此攻击对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很有必要把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承认绝对真理的。绝对真理是指真理的无条件性、无限性。任何真理都必然包含着同客观对象相符合的客观内容，都同谬误有着原则的界限，都不能被推翻。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真理，这一点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了客观真理也就是承认了绝对真理。正如列宁所说：“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人类按其本性来说，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认识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这一点也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世界的可知性，承认人能够获得关于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也就是承认了绝对真理。正如恩格斯所说：“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取消了绝对真理，那么相对真理的存在马上也成了问题。没有天哪有地？老子曾经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其实讲的就是相生相克的道理，如果没有了绝对真理，相对真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美国学者萨托利曾经告诫说，“目前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用分析和抽象方法去认识世界、将‘价值观念’作为可辨实体的人，无论如何也超不过1/4。对价值观念的独特性进行有意义的理解，要以相当高超的抽象能力为前提，进一步说，要有一种把事实与价值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但多数文化并非如此。”萨氏有点自负，但是未尝不是对中国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差别的一种提醒，我们对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的特点很容易接受相对真理而否认绝对真理，而西方人擅长抽象思维的特点则比较容易接受绝对真理的观念。
如果我们反对绝对真理，主张相对真理，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说谎者悖论”，假如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声称真理是相对的这一主张也是“相对的”。如果我们加入到这一游戏中来，同偏见相对立的便只能是相反的偏见，而且无法证明相反的偏见要比它所指责的偏见更好一些。
问题四：我提出，一个公民应该遵守一些基本的准则，比如不能偷盗、遵守法律等等。马上有学生C提问：如果一个人处于饿死的边缘，他能不能偷盗？他该不该偷盗？
思考：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在70岁高龄的时候，被城邦500人陪审团裁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他的学生已经买通了看守，准备护送苏格拉底离开雅典。但是苏格拉底拒绝了，他说，尽管陪审团的判决是错误的，但是我作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却没有理由不服从它。所以他拒绝逃跑。这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像苏格拉底那样做，同样，我们也无法要求苏格拉底不那样做。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条件下，放任一个人处于饿死的边缘，这是不可容忍的。这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不义的程度，对于一个不义的制度，即将饿死的人他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也应该抱有足够的理解，毕竟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但是他的极端行为不应该得到提倡，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想办法减少产生极端行为的土壤。
说道饿死，我马上联想到影响人类几千年的饥荒，当然也包括发生在中国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到评价饥饿者个人要采取什么行动和它的影响效果上，我们应该追问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在哪里？前不久我刚刚读过印度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和让·德雷兹写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其中一段发人深省：“当数百万人在一次饥荒中死去，我们很难不去思考，有些极其罪恶的事正在发生。约束并保护着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的法律，一定以某种方式受到这些可怕事件的牵连。不幸的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差距很大。导致饥荒的经济制度可能是肮脏的，而容忍它的政治制度也十分令人反感，然而，当大多数人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以求生存时，我们在法律上得到认可的权利却可能未受丝毫侵犯。”
“饥荒形势带来的衰弱和普遍无助，并不常常助长即时的造反和暴动。这不是否定抢劫、袭击及其他形式的无组织犯罪行为在饥荒形势下可能非常频繁。成百上千死于饥荒的人，一般都是以惊人‘合法的’和‘有秩序的’方式死去。”因此，饥荒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并不是通例，与其中关注饥荒下的犯罪行为，不如注意造成饥荒的社会原因。因为，“饥荒，从其真正的特性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现象。”
另外，还有一点我不得不提醒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讨论和辩论的区别，讨论的目的一般是寻求真理，协商解决方案，而辩论的目的往往是取胜，不在乎真理不真理。拿当前问题看，处于饿死的边缘，这是一种极端的个例。一个极端的个案不具有普遍性，用这个绝对的例子来反对相对多数的一个准则，反映了目前学生的一种极端思维方式。这不是思考而是一种辩论之术，在学术上采取这种做法，其实质就是用激情代替思考，为强权留下通道，为个人、组织的自私寻找借口。这种辩论是聪明的，但却不是智慧的；它是有力的，但却不是深刻的。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的墨菲网友有句话非常好，我把它引来作为本文的结束，希望引起我们学生的注意：“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异议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形式）。有怀疑和批判精神不仅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有好处，对于自身也容易培养一种谦虚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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