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 “人物访谈”的真实性

      朱健国 “人物访谈”的真实性

        我做人物访谈有6项原则
　　
　　我做实录性人物访谈，始于1996年采访施蛰存、王元化、蔡尚思等著名学者，十一年来采访文化政要各类名人近百人，其中不少访谈发表后颇多好评，如关于袁庚、任仲夷、施蛰存、雷宇、牧惠、黎子流等的访谈，也有的引起风波，遭遇受访人强烈反弹。
　　何以我的人物访谈，不能像大陆有些记者学人的人物访谈风平浪静？这可能与我独特的人物访谈理念有关，我做人物访谈有6项原则——
　　1．访谈的目的不是为了美化、颂扬、讨好受访人，而是为了探求历史真相、追求人间真理，因此，访谈稿是在对历史负责的前提下尊重受访人，如遇与对历史负责有冲突之处，将不以受访人及其追随者满意为准，访谈稿将竭力为存历史真相而保留不利于受访人和采访者的原始材料（这一原则深受袁庚等智者的赞同，但遇到一些以为采访者必以受访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人，就难免发生争执。）
　　2．为了切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凡访谈必公开录音、照相，甚至录像，据此整理出访谈稿，尽力原汁原味地保持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我深信再好的记忆力，也顶不上录音机，包括受访人，事后也须以现场录音为准，而不能以受访人自居而随意否定现场录音——受访人可以事后改变意见，但不能否认曾有的现场录音之真实性。
　　3．依据国际新闻采访惯例，“新闻采访稿无须经受访人审阅，文责自负”，对于受访人没有要求事后须审阅的访谈稿，或本人没有承诺送受访人审查的访谈稿，一般不给受访人审读。经验证明，访谈稿送受访人审订，虽可以避免极个别的词语误听误会，或进一步扩展意见之便，但却可能使受访人删除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真相和深刻而敏感的思想闪光。因为再伟大的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总有一种趋利避讳美化自己宣扬自己的潜意识，这一“自我保护”在访谈时会因情绪高涨有所放松，情不自禁流露出许多常态下被掩饰的真情和潜意识，而到审稿时，则在高度“理性”下加倍强化“自我保护”，不惜删改一些真相真情真思想。访谈稿以不送受访人审查为上策，除非一些开明者承诺，采访者对受访人删节的真话有权再恢复。当然，这亟需让读者明白，访谈稿只是受访人的“思想时点数”，只代表受访人在访谈时的思想，并不能说是受访人始终如一的思想。
　　4．我的人物访谈一律是对话互动，不是只纪录受访人一人之说的“单口历史”（因此与纯粹的“口述历史”采访规则有所不同）。虽然访谈稿中多是受访人主讲，但主导访谈的是采访者——不同的采访者访问同一个受访人，因访谈目标不同、问题不同、倾向不同而会得到不同的访谈稿——所以，访谈稿具有采访者深刻的个性，其版权完全属于采访者——受访人接受采访者的采访，就是将自己的谈话授权给采访者传播。须知，没有经过录音或文字纪录的谈话，是没有版权的。
　　5．因访谈稿版权完全属于采访者，特殊情况下（如因时间紧张采访者在现场将时间让与受访人多说话），采访者有权在事后整理文字时，对自己的某些“缩写对话”酌情作一些不改变意思、语气和语境的精确恢复或延伸，以便让受访人的话语得到更清晰的解读或注释。
　　6．除特殊情况，我的访谈稿一般不及时公布，多在数年后选择一个适当时机传播。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充足的时间反复核对原始资料，查证相关背景；二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让对历史负责的访谈稿在最具影响力的时机“以一当十”；同时也可在时间检验中淘汰一些历史价值不大的访谈稿。所以，我至今仍有许多已有十来年历史的访谈稿未发表，如关于蔡尚思先生的三十万字长篇访谈。
　　以上六条“人物访谈原则”，并非随心所欲而定，而是依据法拉奇、唐德刚和国际文化界关于人物访谈及人物传记的写作通例而形成。
　　
　　法拉奇不惧得罪受访人的采访风格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不惧得罪受访人的采访风格，让我坚定了“人物访谈”第一要对历史真相负责的信念。
　　奥丽亚娜·法拉奇，1930年6月29日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2006年9月14日逝世。法拉奇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记者，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她曾采访过数十位政坛首脑和风云人物，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前约旦国王侯赛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印度的甘地夫人、巴基斯坦前总统布托、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等，被誉为“世界政治采访之母”，“和著名政治家纵谈天下大事的能手”。
　　由于法拉奇坚守“公允新闻的源代码”与对历史负责之底线，访谈稿发表前多不给当事人审阅，一些政坛首脑和风云人物常常对法拉奇访谈稿有严重意见，如基辛格、卡扎菲、阿拉法特、霍梅尼等。最为典型的是法拉奇与基辛格的访谈风波。
　　1972年11月，法拉奇对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进行采访，因访谈稿中批评基辛格“是一个冰冷冷的人”，“轻率地勾引女人的人，甚至是个花花公子”，透露基辛格把自己形容成了一个“不带枪的亨利·芳达”（美国西部电影里西部牛仔形象），说自己“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还说“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新共和》全文刊载了法拉奇的采访记，华盛顿、纽约等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转载此文之后，导致总统尼克松对基辛格十分恼火，拒绝基辛格到尼克松在圣客利门蒂的家中去找他，连他的电话也不接。报刊也纷纷狠狠地批评基辛格，谴责他发表的言论太傲慢、太轻率。作为尼克松总统的使者，他把一切功劳都归为己有，并把总统置于一边不顾。于是基辛格与法拉奇喋喋不休地争吵了两个月，称法拉奇歪曲了他的回答，曲解了他的思想，接见法拉奇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但法拉奇给基辛格发电报质问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说如果基辛格再闹，就把采访录音公布于世。结果基辛格只有认输。《时代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报刊、电视都支持法拉奇的如实公布访谈稿。
　　在法拉奇的人物访谈中，将访谈稿送受访人审查，只是极少数的例外，如1980年8月21日、23日采访邓小平时，因事前有“法拉奇的发表稿须经中方审阅认可”的协定，法拉奇的“邓小平访谈”由中方外交部代表施燕华协助翻译整理，并由中方高层审稿。但最终发表时，法拉奇仍然坚持了自己的题目和一些意见——1980年8月31日、9月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连载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但标题与中方确定的《（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问》，显然大相径庭。当时开明的邓小平，在采访中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结果，《邓小平文选》中的《答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问》与《华盛顿邮报》刊发的“访谈”文章是两个并不完全一致的版本。
　　
　　唐德刚以“闯祸激情”完整地保持
　　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
　　
　　唐德刚是美籍华裔著名历史学家，一直坚持以口无遮拦的“闯祸激情”完整地保持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这更使我勇于坚持保留暂时不利于受访人和采访者的原始材料。唐德刚虽然不是做新闻人物访谈，但其论“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原则，对做好新闻人物访谈极有参考价值。
　　唐德刚是19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任，是最早从事中国现代口述历史访谈的专家，60年代任纽约市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亚洲学系主任，经过与胡适三十多年的师从、访谈，唐德刚在1980年代领导全球范围“胡学”(胡适研究)的“卷土重来”，其对口述历史的研究与实践，贡献良多；其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备受好评；他独创“历史三峡”观，重塑史学论述新风格。胡适夫人江冬秀曾对人说：“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他那与生俱来的幽默作风和口无遮拦的“闯祸激情”，连老师胡适也望尘莫及。      唐德刚之所以有如此成功，因为他将人物访谈的原则建立在对任何受访人都不能绝对信任的基础上。唐德刚认为：“古今中外任何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圈内的人物的自述，都有其片面性。它的论断是极度主观的。”因此，唐德刚整理访谈稿的校订原则是：
　　1．保持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只有当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时，才加以改写，改后再经受访人核阅认可。这样便保证了撰写的文字最大限度地存留回忆人口述之真。
　　2．唐德刚认为，“口述历史”的现场录音，只占全部文稿的百分之三四十，大量的文字工作是在采访之外的背景补充与诠释。如唐德刚说：“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当受访人叙述错误时，以修改纠正其背景知识错误，并以注释纠正其记忆错误（唐德刚“口述历史”中的注释，其实就是相当于新闻人物访谈中的采访人的对话）。因为受访人在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往往会涉及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大背景，囿于史识的有限或认识错误，其叙述往往欠准确，如果在文字中保持这些错误，往往会混淆视听，并使读者对这些口述史料总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面对这种情况时，唐德刚常常采取“直接代劳”的方法，以根据第一手史料得来的、已为史学界认可的历史事实进行修改，避免了大量不必要的错误的出现。
　　3．通过注释表述采访者的观点。与受访者的观点见解不同时，唐德刚在正文撰写中保留受访人的观点，而通过注释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当他有感而发时，也以注释的方式来表达。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就通过大量的注释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情感（此即类乎新闻人物访谈中的采访人的对话）。
　　4．注重从录音之外的闲谈中获取信息。唐德刚十分重视与受访人录音之外进行的闲谈，并从中获取了不少宝贵的信息。他认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可以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问”。如胡适在1935年出版的《南游杂忆》中，对当时的“南天王”陈济棠的批评，只是若隐若现。可当其与唐德刚闲谈时，对陈的批评便十分露骨。谈性浓时，胡适也坦率地说出他自己生活上的细枝末节，以及思想上的今昔之异。这些闲谈唐在此后作成小眉批，在撰写《胡适口述自传》时将其酌量写入注释中。这就证明，唐德刚主张将受访人不太愿意正式访谈的话也收入文稿，以全息摄影受访人的真实面貌和复杂思想。这也进一步说明，连非正式采访的“录音之外的闲谈信息”也可以纳入文稿，那么正式采访中的录音资料，更是不可轻易放弃和否定。可见唐德刚主张人物访谈稿不能完全被受访人左右。
　　5．撰写的文字稿（主要指受访人的话语纪录）最终经受访人认可。但唐德刚同时又提出了不能完全听命受访人的补充意见。唐德刚说，人类的记忆力是最会编造故事来欺骗自己的。“记得我有一次和九十多岁的钮永建先生谈‘清党’的问题。好久听不出要领来。原来他老人家在记忆里把国民党的‘分共’（一九二七）和同盟会中的孙、章（太炎）‘内讧’（一九零七）弄混杂了。至于李宗仁将军在他记忆里弄错了几百条，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最典型的教训是胡适夫人江冬秀所撰的自传。当她把那卷草稿交给唐德刚时，嘱唐德刚不要复制，唐德刚听话了。结果文稿遗失，无法挽回。唐德刚后来痛苦地说：“殊不知我的诚实却为中国近代文献制造出一个极大的遗憾。”这说明，唐德刚的“撰写的文字稿最终经受访人认可”，是有条件的，文字稿的最终定稿权，在于采访者本人。
　　对于唐德刚这五项整理访谈稿的校订原则，我大体赞和，但对其“当受访人叙述错误时，以修改纠正其背景知识错误”之规则，则不敢苟同，窃以为，“受访人叙述错误”无论怎样谬误，都应该存其原样，以见受访人原态，采访者只在自己的评述、注释或对话中予以澄清就是了，切不可“直接代劳”，越俎代庖。否则有拔高受访人或歪曲受访人的嫌疑。
　　
　　国际惯例：人物访谈多不经过受访人审定
　　
　　众所周知，许多伟大的史学传记，如司马迁《史记》记述数百人物，何曾征求当事人及后裔的认可？国际上著名的历史人物访谈和“口述历史”、各种人物传记，皆大多没有经过受访人和传主审定。要求人物访谈稿必须经过受访人审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偏见，是一种惯性思维，这一偏见若盛行，将可能降低人物访谈和“口述历史”及传记的思想深度和整体真实性。事实上，“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当事人并不如局外人“旁观者清”。时下一些名人的后裔亲友以“直系”自居，自以为比他人更理解先人，有解释先人的特权，其实大谬不然。
　　也有人援引鲁迅当年曾要求关于他的演讲稿纪录须经他审校方有效之例，说明采访人审稿之必须。其实这是因为当年录音技术稀罕，鲁迅演讲时皆无录音，记录者没有办法依据原始资料反复研究核对，错误太多而使鲁迅出此声明；而今日记者皆有录音机，所记录比当事人记忆还要准确，即使一人听不准录音，还可请多人或方言专家帮助，完全可保基本无差错。若鲁迅面对今日之录音科技，断不会说根据录音整理的文稿不可能准确。至于对受访人的评价，就更不用对方同意了，如鲁迅在对孙中山作出“足不履危地”评价时，从没有想到征求孙中山及家属弟子认同。
　　聪明的晚辈不止是前辈的余波，更是超越前辈的新潮。今日我们讨论“人物访谈”的真实性原则，应该高度重视前辈的时代局限，切不可刻舟求剑。
　　自然，如何进一步完善“人物访谈”的采写规则，尽力兼顾各方意见，减少冲突，仍然有待继续艰苦探索。事涉一项新学术规则的创建，本文只是抛砖引玉，谨盼百家争鸣，各界方家不吝赐教。
　　 2007年10月10-13日于深圳 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