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仔”踩着的到底是哪根红线-生活的重量-搜狐博客

2009-02-15 | “狗仔”踩着的到底是哪根红线  

　　我很喜欢的香港专栏作家马家辉曾介绍过一本书，叫《狗仔记》，说的就是“狗仔”的成长心迹：刚做“狗仔”时，心里充满内疚；做了一段时间“狗仔”，内疚变成仇恨；做久了“狗仔”，会觉得这里有平等权利的享受。

　　了解“狗仔队”的心态，其实也是打开一扇窗户，看到的不仅是里面的幽暗，还有外部世界的迷蒙。有人说，生活其实就是对里里外外的一切进行窥探和暴露，为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个人人都是“狗仔队”的时代。

　　当然，在窥探和暴露之间，就像在文明与野蛮之间一样，必须有一条界线，清晰、强劲。

　　毕竟，一个进步文明的社会要为人们的心灵留有一片不受侵扰的空间，来保证公民自己的独立性与独创性的孕育生长，来保证公民的人格尊严与权利保障不会受到蔑视和侵害，这本身也是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需要。

　　“狗仔”提供一条慰藉心灵的通道

　　好奇害死猫，苦闷憋死人。一个人，如果长久地陷于狭隘的自我里，只感受着自己生存压力的不堪承受之重，只承受着自身权利遭受剥夺的郁闷失意，内心就很可能因为得不到慰藉而越发陷于干涸，甚至濒临崩溃。“狗仔”提供的，其实也是一条慰藉苦闷的心灵通道。

　　在这样一个社会分层的年代，不同社会阶层在表达诉求与权利实现上是存在客观差异的。心理平衡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不易达到的境界，仅仅靠那种阿Q心理的自我调节显然是不够的。欲望在心灵投射积压的阴影，还需要外在通道来进行宣泄与稀释，这实际上就是“狗仔文化”的重要生长土壤。

　　没有哪个群体比明星更外表光鲜了，但是，看得太久了，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去想，那些亮丽的衣饰下面会不会藏污纳垢呢？这样的想法，其实就是“狗仔文化”的一种心理前提。这种心理当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性的本能特质。比如，太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那扇“艳照门”，他们从中获得的就是一种“罪恶的快感”，这本身就印证了某些隐秘的东西暗合了人性的某种需要。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分层加剧、社会压力增强的年代，这种心理需要会加倍凸显出来。对大量中下阶层群体来说，太多现实的失落在无法获得近距离的贴身安抚之后，要么转向虚拟的空间，要么希望在那些看似比自己更为体面的人身上去找点斑点与污垢。这实际是在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一种观照的角度，通过放大那些看似体面群体的缺点与不幸，来映衬自己俗世的幸福。于是，娱乐明星、绅士精英的丑闻糗事就成为一种消费品。而且，它还容易令无数现代人上瘾。

　　就是说，消费主义的不断发育让八卦越发成为一种心灵鸡汤，在八卦中获得放松，在八卦中寻求刺激，在八卦中满足幻想，在八卦中与自己的心灵达成和解。而且，《纽约时报》曾引述一项社会心理学者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八卦可以增进人际互动，可以传达一些办公室守则中没有教的团体行事准则，对于职场新人，八卦更是让其很快融入团体的社交工具。正是这样的社会心理与需求孕育出一个市场，需要在里面装满戴着文化面纱的八卦消费品。而“狗仔”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制造商，尽管你知道那可能是一双不道德的手，却又非常希望它能带给你微妙的慰藉。

　　技术工具让密语变成大声宣告

　　早在100年前，布兰代斯就曾对隐私这样预言—“无数的机械设备预示着，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密室中的低语，将会如同在屋顶大声宣告一般。”

　　正是现代高科技让“狗仔”的事业顺风顺水。在强大的技术面前，即便我们苦苦挣扎努力地去为那些隐私设防，更多时候恐怕仍然不堪一击。比如，仅仅凭借一部手机，就可以通过安装定位系统轻易寻找到人们的行踪。当然，带着手机你可以走到哪儿拍到哪儿，然后通过电子邮箱把拍到的一切都发到互联网上，进而可以通过更多的介质来呈现。

　　当年，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时，只有一位拥有家庭摄像机的人记录了当时的画面。而在今天，街头发生一件突发事件，甚至哪怕是一个泼妇骂街，都可能会有许多人举起手机或数码相机进行记录。技术的无所不能、工具的普及流行，自然也让“狗仔”无孔不入。女明星不慎走光、露点哪怕只是一刹那，也很容易被永远地定格为图像画面。《图片报》编辑尼古拉斯·费斯特也说：“未来的重大事件将由业余摄影师来记录，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但是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技术支持。”

　　一边是公众对“说三道四，飞短流长”的偏好，一边是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狗仔”的支持，大众传媒在八卦新闻的生产制造上像是打足了鸡血，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对明星隐私的窥探，从驻守蹲点到跟踪偷拍，从巧言求拍到强行硬拍，最终让许多明星感觉已经被逼到了墙角。于是，我们听到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发出这样的警言—“人类媒介的变化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当然，科技本无罪，有罪的只是使用科技的人。“狗仔”手里的工具成为侵犯权利的手段，说到底，是对人的道德与法律约束的失灵。

　　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娱乐的附庸

　　“狗仔文化”从来就不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它在英美、日韩和我国的香港地区都有着充足的市场。这些年，它在内地也越来越受到推崇。

　　不难发现，如今我们身边太多的公共话语都在选择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新闻、体育、教育、商业等领域的很多要素，也都在娱乐精神的驱使下毫无怨言地沦为附庸。“娱乐至死”不再是一种口号，而变成了一种有意的文化选择，进而形成相应的文化产业。

　　当年戴安娜的传奇人生，曾让英国一些小报获得可观的利润回报，传媒的长短镜头，指向的当然就是一种扁平而庸俗的文化品位。尊贵如戴妃，也有扑朔迷离的情史；白宫无处不在的警卫和“狗仔队”，原来也还是没能迫使克林顿克制住他的性欲。“狗仔”们提供的这些八卦，让阶层差异造成的社会心理断裂获得了弥合的幻觉。于是，这些八卦就成为无数人心灵依赖的消费品，刊发这样消息的报纸、杂志，可以演绎出一纸风行的销售神话。

　　为什么需要八卦？为什么选择当“狗仔”？诚如马家辉所说，有时候这根本就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是经济学问题。

　　事实上，道德也是很容易陷于虚伪与空泛的。不论是令人震惊的香港“艳照门”事件，还是李亚鹏对着强拍他女儿的记者施展“降狗十八掌”，这背后都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素，那就是市场诱因。无利不起早，普通人看到的只是阿娇、张柏芝粉白的身体，而消息发布者以及网站、杂志、报纸得到的可能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同样，那位曾不停地对李亚鹏挑衅着说“我就拍怎么样”的记者，其实就是在伸长脖子等着李亚鹏去掐，就是努力地把脸贴上去，等着李亚鹏去掴。被揍就是那名“狗仔” 的成功标识，随之形成的新闻效应，当然就会给他及其背后的报社带来更大的回报。

　　一个“狗仔”的低俗选择，只是低俗文化产业链上的一张多米诺骨牌罢了。

　　“狗仔”倒逼的文化信仰与法律制度

　　道德当然是好东西，高层次的道德更应被视为好东西。但是，道德也容易成为奢侈品，道德也容易变成无情物。

　　在声讨“狗仔”的同时，也不妨换位思考，再追问一下，没有“狗仔”，谁来慰藉那些苦闷失意的心灵呢？如果没有 “狗仔”那双看似不道德的双手传送，普通民众的知情权与话语权会不会遭到更大的削减呢？

　　显然，仅仅由“狗仔”来承担“狗仔文化”的不堪之重是不理性的。别的不说，就说明星，没成名之前，哭着抢着报告隐私，甚至不惜拿潜规则来炒作，而一旦成名成腕之后，就想一俊遮百丑，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吗？

　　孟广美曾透露了一个细节，说的是李亚鹏在谈到当初为保护女儿痛打“狗仔”时，强调他现在是“无欲则刚”。由此引发一种叩问，就是当明星还有求于“狗仔”的时候，还会动手打他吗？现实中，明星依靠“狗仔”成名术、八卦登龙术发迹的，太多太多。香港娱乐记者在谈到一些大牌明星时，都曾强调当年大家彼此都有三分敬意，还一块逛街，一起喝茶。而现在那种怒目相对的冲突关系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明星身上带有强烈的精英自负与文化傲慢。

　　不只是明星群体，在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权力与地位的居高临下，对“草根”阶层的权利轻慢，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狗仔”提供的明星、名人私生活越劲爆、越负面，公众从表象上则显得越兴奋越刺激。从本质上说，这就是寄望于通过短暂麻木的娱乐形态来驱散内心强大的失落与迷茫。所以，“狗仔”在与明星的对峙中，才会那样兴奋地挑衅，才会感觉获得明星的隐私是一种权利享受。

　　为此，除了诉求于不断提高文化品位，打造更加健康的文化来使公众形成笃定的精神信仰之外，最重要的是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来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包含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话语权。而明星、名人之类的精英群体的权利，说到底，也只能属于公众权利的范畴。在权利面前，人人平等。

　　所以，在声讨“狗仔”对明星、名人私生活的刺探已经游走在侵害权利的边缘的时候，还应该学会去观照普通公众的权利保护到底有没有处于某种尴尬中；在强调“狗仔文化”损害社会道德伦理与文明信仰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公民社会权利与法治的平等实现。那样，我们才会真正明白“狗仔”踩着的到底是哪根红线。

　　也只有文化信仰与法律制度获得健康的重建，那些侵犯任何公民自由与隐私的现象才能被有效遏制，才不会出现“狗仔”拿着手机在偷拍，被偷拍的你正在拍别人的怪异现象。到那时，隐私作为思想和立场的存在方式，才会变成一种可以实现的权利。(《读者》原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