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孩以及车坛上平心而论的事

我住进了医院的急诊室，老毛病，急性肠畏炎。

　　仅仅在半天之前，我还大喊大叫，生龙活虎，可现在只能象一条死狗一样蜷在这充满消毒水气味的病床上，看着“青霉素”以每秒一滴的速度不急不缓的溶入我的血液，溶入我的生命。多年以后，当我在马克思那里整理我的生命日记时，会不会在某些时光碎片上，找到它们的浸渍。

　　人们都说，生病的人是最容易感悟和总结的。

　　是啊，也许只有在安静的病床上，只有在最根本的利益——生命的载体——身体，受到侵害的时候，人们才会暂时忘记浮华的喧嚣，来关注最本质的东西——生命。毕竟，拥有生命，才能拥有一切。

　　那天是在还剩半瓶药水的时候，走廊里传来嘈杂声的。很快，急诊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红毛衣的女孩，被几个中年男女七手八脚的抬上了病床，女孩的头上，被白纱布包裹着。

　　原本静谧的病房，突然充满了慌乱、焦急、痛苦的气氛。

　　护士们开始跑进跑出，几个中年男女焦躁的围着病床不安的走动着。女孩艰难的侧过身子，说了句含混不清的话，然后就开始呕吐。一个中年女人手忙脚乱的操起痰盂接住，一边轻轻地摸着她的背，一边带着哭腔安慰道，“没事，没事”。

　　可稍有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脑振荡已无疑。但我不忍说，也没人注意到窗户边的我。那一刻，我的肠胃炎仿佛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

　　医生很快来了。他俯下身子向女孩简短的询问了几句，然后沉默了片刻，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转身把几个中年男女叫到了门外。

　　病房里就剩我和她了。她穿着蓝色的牛仔裤，白色的运动鞋，大红的毛衣，一头乌黑的长发。我虽然看不清她的脸，可我知道那一定是一张年轻而稚气的脸，一定是一张洋溢着憧憬和朝气的脸。可是现在，却被刺目的纱布和凌乱的头发遮掩着，显得那么无助和脆弱。

　　急诊室的门很快被再次推开。一个护士拿着白色的托盘走了进来，那个中年女人跟在她的身后，其他几个男女已经不见了。

　　护士在女孩的床头坐了下来，轻轻地解开了她头上的纱布，然后从托盘里拿出了推子，贴着女孩的头皮开始给她剪头发。

　　窗外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病房里却出奇的死寂，只有推子咔嚓、咔嚓的作响和女孩一绺绺长长的黑发落到地面的声音。中年女人再也忍不住了，倚着墙壁放声大哭起来。护士的手停了停，抬起头轻轻说了声，“别哭，没事的，做了开颅手术就好了”。

　　开颅手术？我实在不忍心把这个残酷的字眼和这个年轻鲜活的生命联系起来。也许在一个小时之前，她还愉快的在操场上奔跑着，也许一个小时之后，她还有一个羞涩的约会。可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不可及的事情了。

　　不知不觉中，“青霉素”滴完了，鲜红的血液回流到了输液管里。我穿上鞋子，举着瓶子去护士值班室。经过她的床前，我不敢看她，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那一刻，我好庆幸，庆幸我还拥有健康的生命。

　　在值班室里，为我拔针头的护士告诉我两件事。一是那个女孩是师范大二的学生，一个多小时前骑自行车经过一个拐弯的下坡时，撞上了一辆逆行的面包车，医生说她头部伤势比较严重，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二是以后打吊针时，要早点拔针头，尽量不要“回血”，否则可能流血感染。

　　是啊，一辆逆行的面包车，一个小小的针头，都有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命。生命之重，它承载着梦想、希望、亲情、友情、爱情，生命之轻，它又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可是，平心而论，就是这生命的宝贵性和神圣性，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却常常被人们半推半就的遗忘和明目张胆的亵渎着。

　　不是么？

　　当宝马车主恼羞成怒撞向农妇的时候，当有人轻松地调侃着经验之谈“撞伤农民不如撞死农民”的时候，当有人豪情万丈的讲述“高速公路飚车记”的时候，当有人把矿泉水瓶砸向邻车女司机的时候，当有人沾沾自喜的教授怎样抢弯、怎样防电子眼、怎样闯关的时候，当架校师傅叮嘱“别打转向灯，大了灯你还能抢到他前面去么”的时候，当有人为“撞了白撞”的交规流产而惋惜的时候，朋友，你否扪心自问，我尊重生命了吗？我呵护生命了吗？我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负责任了吗？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有宝贵的一次。在这个分工协作的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要牢记，尊重他人的生命，其实就是保障自己的生命。每个生命背后所承载的更多生命的欢乐与痛苦都是生命之重，而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就是用爱心，牢牢的织起一张大网，维系住每个人的生命之轻。

　　看过无数的标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还是儿时家附近的那个运输车队门前的两排红字，“高高兴兴出车去，平平安安回家来”，朴实、温馨、却又一语中的。

　　真的希望所有的车坛朋友都能每天这样平淡从容，真的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对生命少一丝轻狂，多一份尊重。

　　因为，那个脆弱的女孩子，就是他，就是你，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