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雪亮”与“不明真相”

“眼睛雪亮”与“不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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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雪亮”与“不明真相”


安立志


“眼睛雪亮”与“不明真相”是新闻媒体的常用词语。从历史与近期的舆情来看，前者曾广泛出现于十年内乱时期，后者则经常出现于群体性事件频发之时。从这些词语的使用范畴来分析，它主要体现为，在特定时期或特定事件中一些官员对群众作用的评价与估计。但是，这种评价却是矛盾的。“眼睛雪亮”怎么能够“不明真相”？“不明真相”又怎么能叫“眼睛雪亮”？同样是人民群众，何以此时此地“眼睛雪亮”，何以彼时彼地却又“不明真相”？解释这些矛盾的关节点只能取决于官民关系的状况与性质。

“眼睛雪亮”的说法，往往出现于群众活动与官方意志一致之际。一些官员为了发起运动、制造政绩或推翻政敌，亟需取得施政的民意基础。当“运动”或“活动”的狂飙乍起群众被裹挟而下以致只能顺从与盲从的情况下，比如“文革”初期，虽然此时的群众大多“不明真相”，但却被说成“眼睛是雪亮的”，而且被当政者作为盾牌与利器，挂在嘴边，竞相标榜，即使是祸国殃民的内乱，似乎也顺应了民心，代表了众意，稳操了胜券，占有了先机。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和“卑贱者最聪明”的说法甚嚣尘上的年代里，恰恰是群众被愚弄，群众多盲从的典型年代。由此可见，所谓“眼睛雪亮”并不是群众的自我感觉，而是一些官员的廉价赞赏与慷慨嘉许。而这种赞赏与嘉许并不是随时随地可以获得的。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忠于元首”、“忠诚领袖”的群众，才是“眼睛雪亮”的。

“不明真相”的说法，其所产生的背景，通常反映为某些官员的意愿与群众意愿的不一致或某些官员的利益与群众利益的相矛盾（先不说什么执政者“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宣示和执政要考虑“群众赞成不赞成”的表白）。而指责群众“不明真相”的内在前提在于，似乎天然地认定一些官员制造的借口才是真相，而群众亲身的经历并非事实。因为他们早已从主观上认定群众不具备判定真相与否的智慧与能力，而这种智慧与能力只能是某些官员的特权与专利。在许多群体性事件中，群众本来是某些违法行为或拙劣行政的直接受害人与现场当事者，也被指责为“不明真相”的一群。群众当然不了解权钱的“黑幕交易”，群众当然不清楚官商的“暗箱操作”，即使他们反映的细节不准确，不也说明这恰恰是某些官员将信息公开条例置若罔闻，隐瞒真相与封闭信息的结果么！事实证明，往往是一些官商勾结，坐地分赃，侵夺公帑，与民争利的丑恶行径，才构成了隐瞒真相，封闭信息的内在动机，当此之际，群众的“不明真相”不正是一些官员的刻意追求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在专制政治的体制下，统治者往往把人民群众作为“牧”的对象，作为供其驱使、为其贡赋的工具。治国理政这样的大事，升斗小民是不容置喙的。道家鼻祖老子曾说过：“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儒家先师孔子也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驱使人民，愚弄人民方面，倒是体现了儒道合流。从本原的意义讲，应当说，始于欧洲文化复兴时期的“以人为本”，才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价值观，它是建立民主政治，实行人民治理的哲学基础。以人为本的提出，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度来说，体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从以人为本的提出，到以人为本的落实，这其间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其实，在民主政体中，根本不会出现由什么人廉价赞赏群众“眼睛雪亮”这种居高临下、失之肤浅与内涵不清的说法。在这种体制下，决策的科学性，只取决于决策的民主性。民主政治是人类制度文明与政治文明的伟大结晶，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的智慧，并监督管理者的实施过程。应当说，在这种体制下，重要的不在于群众的“眼睛”是否“雪亮”，而在于其能够保障人民群众全过程地知情、参与、决策与监督。

反之，“不明真相”的群众往往出现于威权政治的氛围中。由于威权政治本身与民主政治相对立，因此，在威权政治条件下，在一些地方，官与民的矛盾往往会更加频繁、更加深刻地体现为不一致。当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与某些官员的意愿与利益产生抵牾与冲突时，“不明真相”就成为某些官员俯拾即来的常用语。其实，这一说法隐藏着两个巨大的政治危机，其一，这一说法的提出，往往是以一些官员的“明察秋毫”与“一贯正确”为前提，从而种下了固执己见，无视真相的决策动力。其二，“不明真相”这一说法，是以群众的“愚昧无知”、“无理取闹”为前提，从而坚定了强力取缔，激化矛盾的政治动机。当然这两种危机尚未包括当地官员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危害人民的因素。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所谓的“群众闹事”往往因“领导闹事”于前所造成；所谓的“犯上作乱”，往往由“犯下作乱”在先所引起。很多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效果不好，则往往是由于一些官员的官僚主义或官官相护所导致的“不明真相”，而群众的某些合理要求与做法，倒是常常表现出“眼睛雪亮”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