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民 毕文昌:削减官车与生态文明(中国青年报 200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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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 削减官车与生态文明 2007-10-24 梁子民 毕文昌     梁: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安徽阜阳市封存了80%的公车。当地官员估算,封车7天,一辆车能节省油费245元左右,全市封存5000多辆车,可节约120多万元,这还不算司机的加班费和车辆维护费。对这件事的评价,网上有争论。我总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毕:节日暂时封存公车,不是新鲜事。据我所知,长治、昆明等城市,也有类似做法。去年11月,北京举办中非合作论坛高层峰会,中央机关50%的公车、北京市机关80%的公车不准上路,严重堵车的北京城,交通一下子顺畅了,也没有影响党政机关的正常运转。

    梁: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国公车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到底有多少?我见过几个数据,财政部门的说法是180万辆,但很多人认为低估了。一般认为,上世纪90年代末达到350万辆,2004年已经超过400万辆。现在只会更多。车辆的采购和运转,是中国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大项目。

    毕:公车的说法比较宽泛。行政、执法部门履行公务的车辆是公车,官员的专车也是公车。真正的弊端是享用专车的官员太多了。

    梁:在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有资格享受专车的只是数量极少的要员,比如总统、总理、议长、内阁部长。更多的官员享用专车,议会通不过,舆论也通不过。所以公务员驾驶私车上下班是常态。在中国,按照国家规定,给省部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配备专车,已经宽多了。但达到这个级别的在职领导干部,不过数千人而已。实际上,大量的司局地市级领导干部,乃至县级、乡级领导干部,都在享用专车。这些车名义上只是单位的公车,实际上是领导干部的专车,并且配有专职司机。这就使中国官车的数量多达百万辆以上,不但成为世界之最,而且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官车数量的总和。

    毕:官车太多,必然滋生腐败。有人对一些地方官车的使用情况做过调查,大约官员办公务占三分之一,官员办私事占三分之一,司机办私事占三分之一。公车的工作效率只有出租车的五分之一,运输成本却比出租车高10倍。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刘满仓和政协委员刘光复提到,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等于国防开支,超过教育经费。

    梁:我不是一般地反对官车。国家领导人、政府部长、省长,配备专车是必要的。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当时没有汽车,靠马匹代步,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骑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汽车很少,那时自行车也是公车。最近我读到一本黄光耀的回忆录。他是陕北人,1950年担任孝义县公安局长。上任以前,领导批准他骑公家进口的三枪牌自行车回老家探亲。两天骑了几百里,他还是很高兴。现在,自行车已经从公车行列里彻底退出。我认为,随着中国汽车价格的降低和官员薪金的提高,轿车的主体也应当由公有官坐变为私有私养,卸掉这个沉重的财政包袱。

    毕:治理官车膨胀,不但关乎廉政,关乎社会公正,而且关乎环境保护。十七大已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提并论。大幅度削减官车,乃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不论公车、私车,都是汽车,都要烧汽油,都会污染环境,增加温室效应,但公车和私车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差别却很大。香港私人轿车并不少,但人们轻易不愿开车上街,而是首选地铁,因为市区停车费太贵了。北京堵车现象越来越严重,政府采取公交优先的对策。高级官员也就是在无车日那天乘一回公交车,做个样子罢了。而私车车主不同。新的地铁线路一通,马上有人放弃自驾汽车,改乘地铁上班。有人把车开到郊外地铁车站,换乘地铁上班。还有人想到拼车。不论是为了省油钱,还是为了省时间,私家车车主都会精打细算。而坐公车的官员,肯动这个脑筋吗?

    梁:最近几年,中国火车六次提速,许多大城市之间已经朝发夕至。但乘火车的高级官员却越来越少了。周边省市的领导干部到北京,基本上都是开专车,成本比火车高得多。他们也不可能算这笔账。

    毕:过去,不论是骑马,还是骑自行车,领导干部优先一些,也不会影响生态环境。汽车时代就不同了。这项发明诞生以来,就是一柄双刃剑,既给人类带来了舒适和效率,也给环境带来了隐忧。中国是一个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享受汽车文化,我们并没有底。目前中国已经从自行车大国步入汽车大国行列,为了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是把大幅度削减公车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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