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以来的时代精神

我把时间设限在98年，其实跟设限在99年没有太大的分别，它们都是89年以后的逻辑展开，或者说是80年代的精神退潮后的大同小异的表现。
98年发生了什么事，北大百年校庆。“自由主义浮出水面”。80年代的文化热启蒙热，其精神到了90年代有过悲壮的抵抗投降的努力，但到了98年，浮出水面，亮出旗帜后就死掉了。它是怎么死的，它是不是当时就死了，还有很多争论。但大体上可以说，随着新左派的反戈一击、随着99年大使馆事件的发生，自由主义在中国难以起到正向的作用了。
当然，要谈自由主义衰败后的时代精神，我们还要谈在那之前的社会思潮，在那之前的中国人心。自由主义描绘的世界是一种乌托邦的世界，它是中国的一种政治诉求，它把人生的意义、价值实现放在未来的世界，或放在为争取世界的过程里。在这方面，它跟共产主义的历史观，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自由主义在行动能力方面跟共产主义的相比，不可以道里计，也不能跟它的英国、美国、法国的先辈相比。它在中国是软弱的、是哀求的、是自我夸饰、自我导演的。但在这些思潮之外，中国人的历史观念还有根深蒂固向后看的精神结构，炎黄子孙、孔孟之道、三代大同，即使现代转型把这些东西消解了，中国人仍保留了不少维护人心安慰人心的东西，比如祖先崇拜、宗族意识、历史宗教。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这一点，或说这一立身处世的底线，在共产主义的神权时代，也未丧失。比如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要写你我的。甚至毛泽东，他晚年已经不太关心哪派会继承他的事业，他念兹在兹的是自己的历史地位。他让邓小平写一下，邓不写，他只好自嘲地为后人点出他一生做的事。
这些中国传统怎么评价它的正向意义都不过分。但是，单方面的改革开放道路切断了我们个人跟传统的有机联系。我们个人被抛到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中。我们当时哀叹年青人中出现了“价值真空”，甚至知识分子都在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但到90年代末以来，98年以来，没有人再关心社会的价值问题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哀叹没有人讨论精神了。现在只是通过媒体、行政手段、学术活动等方法来宣扬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但这种指导下的心灵或精神状态可以说是不足道的。
逆城市化思路或说滞后的城市化使得农民不能有序地进城，自我打拚、自我谋生，使得黄仁宇称道的毛泽东的事业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农村不再是农民、田园的世界，而是土豪劣绅、老弱病残的世界。野蛮拆迁、强行征地，打破了城乡人民世代生活其中的共同体。熟人社会强行置换为陌生人社会，单位制强行置换为社区制，人的荒漠恐惧感和自由感是空前的，人的依附需要也是空前的，也因此难以发育出新的精神，难以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原先的社会结构，比如块状的、小共同体的、血缘、地缘的社会结构，无论外在的政治经济力量如何强大，这些社会细胞仍有兴废继绝、传承、自我生长的可能。但是，今天的社会结构，以资源占有为标志的阶层结构，却难以自发生长出什么。人们在其中生活，精神层面是非常荒凉的。
但变化剧烈的社会并不使人感到精神苍白，即使有人感到精神上出了问题，他也没有精力来解答这些问题。因为他被强行推到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轨道上去了，他得依据人的生物本能生活，他得依据社会的利害算计成本。
这样的时代精神是极为可怜的。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收获，都做出了成就。比如我们已经小康了，我们有经济增长数字，我们甚至能够不断地提出意见，不断地给社会提供新的说法儿，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等，但我们的精神气魄却萎缩不堪。
在对待传统上，我们完全断裂了。以至于今天我们要了解五四前后的事，也要通过《走向共和》一类的电视剧；我们要了解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也要在教科书、党的决议、自由主义学者的说法里做出选择；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也要通过读本、选本、学者的解说，才算是在正确的年代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在历史观念领域，我们要么把西方说得极为不堪，以抬高自家的文化，要么把自家文化说成是极为黑暗的罪恶之地。这都是对欲望一知半解式的满足，对社会理性庸俗的表达，至于精神，我们没有生长出健康的产品来。海外的胡平批评吴思先生，说吴思的潜规则的历史观暗合90年代以来大陆的犬儒病，这是相当有道理的。在吴思先生的笔下，被忽略的，正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尽管潜规则在社会上无处不在，但中国人的精神信念一直在支撑我们千年以上的历史，在给予我们活在当时当世的意义。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缺乏的，被忽略的，也是这种人的精神，我们的人格力量被侮辱损害到一个难堪的地方，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呈现他的精神状态，没有人愿意发挥他的人格力量。没有了精神的自由空间，我们就只能向外求得一点儿可怜的生存平台，但我们却把这一点平台，这个小小的螺丝壳，当作极大的平台，做成了极大的道场。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有太多的个性，没有我说的精神衰败问题。但我们知道，真正的个性精神有着普遍可传达的能力，有着自我扩展一呼百应的潜能，有着可以示范可以发扬的机制。以此参照，我们社会的精神状况是不容乐观的。用我的话说，我们早该撰写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一类的课题了。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有极大的个人自由，比如网络，比如博客，等等，它给了人们自由表达的空间。但我们知道，马桶上的自由言论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网络上的自由表达也不是负责任的、有效的表达自由。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有了极大的物质进步，这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我们知道，物质进步不再是生活的惟一参照。而且，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知道，就在广东地区，今天广东人的生存状态，跟一百年前，跟鸦片战争以前的十三行，没有本质的差别，大同小异，人们生活的政治经济形式有一些变化，但人们的精神结构、人们的交往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最严重的精神匮乏在于，我们对人本身的把握出现了偏差，我们完全成了势利、目光短浅的民族。我们的精神要有所突破，不得不已变态的面目出现。比如一些表现个性的青年，一些希望维权的民间政治家，他们难以生活在一个较为健康的社会秩序里。而这样的精神跟时代社会的关系，就只是成为现眼的人物，成为后者眼里示众的材料。
这种时代精神是非常危险的。它在个案上的表现倒无足道，比如它的势利虚荣，它对人性缺乏真正的尊重，或者说，人们对自己人性缺乏尊重，以至于他们面对别人时，很少从容地跟别人共建一种可扩展的生活世界，而是迫不及待地推销自己，或者迫不及待的查探别人对资源的占有等级和占有规模。这种现象成为社会的普遍状况时，情况就非常严重了，这种现象破坏了我们的自然环境，也败坏了我们的社会环境。人们没有共识，人们无法交流，因为人们不知道交流可以获得精神智慧、可以生成或刷新我们的生活世界。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流行，人们没有个性，人们的精神难以扩展为公共的东西。人们失去了严肃感，从而也失去了真正的快乐和幽默。在这样一个原子个人又是社会结构显得超级稳定的社会里，人们不再关心中国未来，人们不再关心中国精神。98年以来，我们乌托邦式的理想也失去了。社会分成有资源和没有资源的人，有资源的人在享受小康，在全面建设小康；没有资源的人则把有资源者的生活当作榜样。没有人追问，明天是什么，或今天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问，人的伦理德性是什么，同样没有人问，中国精神对文明世界的作用是什么。
我在去年的文章里说，中国知识多年来在做现实政治的圆谎者。最近五十多年来的中国，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话语、后二十多年的经济建设话语，都是由政治家提倡，而由知识分子进行解释进行论证的。中国知识一直没有突破中国政治，没有反身教训中国政治，反而一直在中国政治面前低头。“尽管邓小平在阐述他的“理论”核心时明确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知识思想表现，在诠释注解邓小平理论的时候，更多地在稳定、渐进、改良的思路上卖力。说一句邓小平理论笼罩了、影响了中国知识二十多年，虽然夸饰，却也离事实不远。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常识感和短浅用心，大大影响了当代中国知识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意志。在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本来应该进行百科全书式立言立法的知识活动，完全成为了历史人物阴影下的一己苟安。”
除此政治话语的喧闹，中国人一直受各种观念的支配生活着。但这所有的观念，不曾突破这政治话语的范畴。自由主义的、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的、法学或政治学的、专家治国的话语，都没有突破我们社会的政治话语。新的国民精神、新的人、自由的创造没有出现。
在这个时代，最难堪的是知识，人们一方面需要它作为跳板或装饰，一方面轻视它。我们很少把知识的表现当作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也是因此我们很少有严肃的文化讨论，很少有全民的有效的对于知识的审判。这也是杜维明教授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我们缺乏对精神的好奇、缺乏对精神的尊重。这一点在其他民族里是很少见的。比如其他民族在发展中都是逐渐祛除神圣，走向世俗，都是让民族的个体成员面对政府、权威时有平常心、有想象力，有批评精神。法国、俄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写下“法兰西病”，讨论俄国道路，美国、日本的作家们甚至多次设想日本沉没、外星人入侵的问题，他们在这种精神的自由中保证了人性的健康发展。也因此，他们对知识、文化、精神的尊重也是极为正常的。而我们这里很少有质疑那种看似神圣之物，比如温铁军最近说：“我们曾经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现在要想推进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相当部份都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份。在这种三部份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否则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人口，又没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出去，矛盾只能内部消化，不靠执政能力的加强，是要出事的。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
像温铁军的想法儿能够这么堂而皇之地在中国传播，只能说明我们知识阶层没有什么良性的力量，说明我们中国人可能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为这有问题的官产学三部分人买单。这在其他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在俄国，1847年，当果戈理发表一本称颂沙皇统治，激烈反自由、反西方的小册子，号召俄国人重返古老的家长政治时，别林斯基写信痛斥果戈里“散发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对死亡、魔鬼和地狱的屈从！”别林斯基唤起的是俄国人对良知的感觉，他说：“只有我们的文学（在野蛮的检查制度下）仍然露出生命与前进运动的信号。此所以我们这般尊崇作家的志向，此所以小小的文学禀赋也能成器，此所以文学职业使炫目的徽章与俗丽的制服黯然失色，此所以一个自由作家即或才力微薄，也激起广大的瞩目，而出卖天资以服事正教、独裁与民族主义的大诗人，很快丧失众望。……俄国民族是对的，看出俄国作家是它仅有的领袖、辩护者，以及将它由俄国的君主专制、东正教义与民族至上的昏天暗地里解放出来的救星。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叫嚷崛起，实在是可怜的，是一种“合群自大”式的。我有时候觉得别人的反省反倒切合我们这个时代，比如，在1826年到1850年二十五年里关于俄国历史性质大辩论中起了触媒作用的彼得•恰达耶夫，我们可以把他关于俄国的反省换上当代中国二字——俄国历史没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这个民族中有过象其他民族一样的一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世界毫无贡献，我们对人类精神和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