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将靠制度获取底层声音 保障弱势成为重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5 20:24:24
【打印本稿】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6年10月12日 12:58
保障弱势阶层诉求是重点
分析人士说,此次提出拓宽民众利益诉求渠道,一方面是平等针对中国各利益阶层,同时在客观上亦有偏重。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要看到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别,他们的利益无论从表达、协调、疏通还是保障方面都存在着不公平。”严说,“我们要疏通利益表达机制,重点会是比较弱势的群体。”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举例说,早在1990年代,一些房地产商便赞助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19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也更多地受强势阶层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强势阶层的主张。
“比如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很多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有些还在基层政权担任职务,政府部门也非常注意去听他们的意见。”青连斌说。
相比之下,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却不畅,失地农民“没人可找”的情况比较严重,至于诸如农民工等外来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则处于无制度性支持的状态。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映芳的调查显示,“集体上访”往往被下层市民认为是可以“向上面反映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式。
中国近年频发农民工跳楼讨薪事件,这种以命相搏的方式显示弱势阶层在表达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状态,而急需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被认为是社会必要的安全阀和下层不满情绪的泄洪装置。
严说,更多的利益表达渠道将更直接地反映各阶层的诉求,不过执政党要在弱势阶层和强势阶层的利益诉求上找到“最合理的边界”。
社会体制改革加速
除去具体意义,分析人士说,此次强调的利益协调机制,“非常直接地跟社会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
严书翰说,以前包括中共十三大、十五大都提到过要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等等,但没有像最近是从社会管理体制层面上解决。
“之前大家主要关心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关心党政体制、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是其实中国最滞后的是社会体制改革。”严说。
“我们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根本没有办法覆盖一些社会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把目光转向六中全会后的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
这位中共资深社会主义理论专家说,之前很多以为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其实是经济转型以后,没有一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育的社会体制。中共最高领导人亦曾多次提出,要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有目共睹的是,中国在取得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贫富差距,资源紧张,环境破坏,教育、医疗、社保体系不健全等社会矛盾也十分突出。同样,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政4年来亦在社会矛盾处理上用力多多。而此次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亦是着力点之一,力图为解决矛盾提供更多民意基础。
“作为执政党来说,这无疑是必须战胜的考验。”严说。
此次六中全会确立的建设和谐社会相关政策,将为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再开新局。“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现在新的提法是要‘保障公平’。”青连斌说。
至于上述四个机制,严说,在中央政策统一指导下,各地方将会随之出台各自的细化政策。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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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弱势阶层诉求是重点
分析人士说,此次提出拓宽民众利益诉求渠道,一方面是平等针对中国各利益阶层,同时在客观上亦有偏重。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要看到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别,他们的利益无论从表达、协调、疏通还是保障方面都存在着不公平。”严说,“我们要疏通利益表达机制,重点会是比较弱势的群体。”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举例说,早在1990年代,一些房地产商便赞助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19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也更多地受强势阶层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强势阶层的主张。
“比如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很多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有些还在基层政权担任职务,政府部门也非常注意去听他们的意见。”青连斌说。
相比之下,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却不畅,失地农民“没人可找”的情况比较严重,至于诸如农民工等外来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则处于无制度性支持的状态。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映芳的调查显示,“集体上访”往往被下层市民认为是可以“向上面反映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式。
中国近年频发农民工跳楼讨薪事件,这种以命相搏的方式显示弱势阶层在表达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状态,而急需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被认为是社会必要的安全阀和下层不满情绪的泄洪装置。
严说,更多的利益表达渠道将更直接地反映各阶层的诉求,不过执政党要在弱势阶层和强势阶层的利益诉求上找到“最合理的边界”。
社会体制改革加速
除去具体意义,分析人士说,此次强调的利益协调机制,“非常直接地跟社会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
严书翰说,以前包括中共十三大、十五大都提到过要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等等,但没有像最近是从社会管理体制层面上解决。
“之前大家主要关心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关心党政体制、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是其实中国最滞后的是社会体制改革。”严说。
“我们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根本没有办法覆盖一些社会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把目光转向六中全会后的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
这位中共资深社会主义理论专家说,之前很多以为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其实是经济转型以后,没有一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育的社会体制。中共最高领导人亦曾多次提出,要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有目共睹的是,中国在取得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贫富差距,资源紧张,环境破坏,教育、医疗、社保体系不健全等社会矛盾也十分突出。同样,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政4年来亦在社会矛盾处理上用力多多。而此次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亦是着力点之一,力图为解决矛盾提供更多民意基础。
“作为执政党来说,这无疑是必须战胜的考验。”严说。
此次六中全会确立的建设和谐社会相关政策,将为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再开新局。“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现在新的提法是要‘保障公平’。”青连斌说。
至于上述四个机制,严说,在中央政策统一指导下,各地方将会随之出台各自的细化政策。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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