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和顺”的画皮背后——花袭人散论

“温柔和顺”的画皮背后——花袭人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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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如果不上溯香草美人、以儿女律士大夫的《风》《骚》传统，就如同研究其思想体系而不了解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心的文化”，都不可能对作者的立场予以同情之理解，从而使研究有序的合乎逻辑的展开，最终会不可避免的陷入泥潭，走入绝路。
花袭人这个形象是《红楼梦》“言情”成始成终的人物，全书开始部分，宝玉云雨之途，自她发轫；全书结束时，宝玉妄尽情空，出家云游，她出嫁蒋玉函。她的出处始终，书中交待的最清楚。而最后明以“孽子孤臣、义夫节妇”责之，这是书中女性人物仅有的一例。所以袭人是“以儿女律士大夫”最典型的形象，同时也是内涵最丰富的人物之一，虽然红学史上有关袭人的专门研究文章已经数以百计，但仍有无穷寓意有待挖掘。

一
面对袭人这个形象，我联想起托尔斯泰《复活》中的马斯洛娃——不是个性的想像，而是在作者塑造的形象群体中的地位类似，而其文化内涵之丰富，又远远过之。
托尔斯泰与《红楼梦》的作者（姑沿用曹雪芹这个符号）基本是贵族士大夫立场，他们都对所属阶级的劣根认识至深，但他们塑造的最丰满的“典型形象”却主要是贵族形象。
表面上看，托尔斯泰比曹雪芹更接近人民，托尔斯泰主义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平民化。但正如所有的满口“人民万岁”的伟人、政客一样，人民、平民只有作为集合概念才是神圣的乃至至高无上的，是贵族士大夫返璞归真、精神复活的榜样（甚至对他们纯朴背后的愚昧、保守、野蛮视而不见）。面对任何一个平民个体，托尔斯泰伯爵还是表现出贵族天生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他对贵族整体上是批判的甚至深恶痛绝，但当他面对其中任何一个个体，却恩怨尔汝，平等相待。这也是他作品中贵族以外的人物描写，多是概念化甚至歪曲的形象的原因。马斯洛娃之成为例外（其实她在小说最后皈依托尔斯泰主义，也是概念化），是因为她与作者自传性形象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有特殊关系——这一点上与袭人也类似。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能使下层社会成员进入统治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昨怜破袄短，今嫌紫蟒长，中国士大夫与农民的关系较之相对落后的世卿世禄的欧洲，更少森严的阶级壁垒。曹雪芹对平民（特别是农民）更接近切一些，小说对陶渊明的崇敬，对刘姥姥的赞美，李纨的稻香之号、贾政的归农之思，都证明了这一点。
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朵夫诱奸马斯洛娃导致其堕落的描写，鞭笞俄国士大夫；也通过她的精神复活，勉励俄国贵族。马斯洛娃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她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曹雪芹则通过袭人这朵“食人花”的描写，影射堕落的士大夫群体。袭人被损害被侮辱，沉沦孽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王蒙所说是“不为奴，毋宁死”的天生贱骨头，更可恶的是她还阴贼险狠，为虎作伥，损害他人，这使她成了小说史上少有的奸佞鬼域的典型。
正心复性，无间于男女，无间于贫贱，但作家塑造人物，毕竟都受生活阅历的局限，这也无间于中外。

二
翻阅评论袭人的文章，大部分研究者对她持否定、批判态度，选几段代表性的评论：

袭人，贾府之秦桧也。秦桧通於兀术，而以无罪贬赵鼎，杀武穆；袭人通於宝玉，而以无罪谮黛玉，死晴雯；其奸同，其恶同也。然桧之奸恶，举朝皆能知之，至袭人则贾母不之知，贾政不之知，王夫人不之知，贾府上下并不之知，不有暗雯，谁能发其奸而数其恶哉?然而睛雯死矣！（青山仙农《红楼梦广义》）
苏老泉辨王安石奸，全在不近人情。嗟乎奸而不近人情，此不难辨也，所难辨者近人情耳。袭人者奸之近人情者也。以近人情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者谗人，人忘其谗。约计平生，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间秋纹、麝月，其虐肆矣，而王夫人且视为顾命，宝钗倚之为元臣，向非宝玉出家，或及身先宝玉死，岂不以贤名相始终哉？惜乎天之后其死也！咏史诗曰：“周公尚恐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袭人与有焉。（涂瀛《红楼梦赞·袭人赞》）
宝钗矫许盗名，袭人奸淫肆妒，然序两人之事，竞如媲美贤媛，不独翳俗眼于一时，直欲享盛名于千古。固未尝直揭其隐恶也。然而甘卑污以贡媚，一生之品行全附图 (連結)，适优伶以贪欢，通体之奸淫毕露，虽不直揭其隐恶，不啻直揭其隐恶也。他如苟且之事，暖昧之行，诸如此类，笔不胜书，莫不含蓄其词如诗人之厚，而又激扬其语如史笔之严。（佚名氏《读红楼梦随笔》）

清初丁耀亢在其《续金瓶梅》第五十八回中阐述自己的创作主张：“世上风俗贞淫，众生苦乐，俱要说归到朝廷士大夫上去，才见做书的一片苦心。”涂瀛诸公，可谓得作者苦心矣。
令人奇怪的是，被主流红学家奉为神明的脂砚斋评语（特别是庚辰本和乙卯本），却是袭人的推崇者。左一个“袭卿”，右一个“袭卿”，“孝女、义女”，“贤而多智”、“可爱可敬可服之至”……让人肉麻的不行不行的。
对所谓脂砚斋的嗜痂，买账的并不多，即使被钱玄同称赞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造诣写《红楼梦辩》，论证程高续后四十回（钱玄同语）的俞平伯老先生，也曾以神禹铸鼎的工力作《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证成袭人之奸险，指出袭人“引诱、包围、挟制宝玉，排挤、陷害同伴，附和、讨好家庭的统治者王夫人”。她的“性格最突出一点是得新忘旧，甚而至于负心薄悻”。俞平伯不迷信脂批，并批驳其荒谬，在他后期著作中不少概见。这是典型一例。他能在去世前夕痛斥胡适相信脂批伪书（俞平伯对甲戌本尤表示“失望”），“腰斩红楼”之罪，自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拥赞袭人者，多迷信脂批，如周汝昌先生。在脂批的“贤”、“孝”、“义”、“智”之外，又加上个“烈”字。据《周汝昌对话贾宝玉：袭人为了我甘愿去当牺牲品》，贾府抄家，“忠顺王府”借机报复，点名要美女，如不给，就要置宝玉于死地。全家震恐，计无所出，哭成一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这时袭人站出来，甘愿去当牺牲品”——为了保全府中众女儿，也为了宝玉的性命。袭人冒了王府索要的那“美女”。王府又故意侮辱贾家，将此女配给了“戏子”——戏子，那时是贱民，良家是不与之通婚的！这就是袭人与琪官的一段“奇缘”。
周汝昌老先生为了抬高“袭卿”，可谓踵事增华，更上层楼，好像也受了王昭君故事和巧姐被差点卖与外藩的影响，但违背常识。忠顺王府与贾府同在京城，虽然很少往来，但对彼此的家庭状况还是能了解的（特别是忠顺王长史，好生了得），比不得“外藩”好糊弄；贾家再不怎样，也是皇亲国戚，忠顺王府敢趁火打劫，羞辱相加，不怕“有干禁例”？老先生早年曹学，牛毛茧丝，还有些价值；晚年治红，学起妙玉扶乩来，见神见鬼了。

三
很多研究者曾对袭人的名字寓意进行探讨，本人也不妨搞点“说文解字”。先看袭人的姓——“花”，据文字学家说，古无花字，至北朝时有人以“花”代“华”，才有此字，所以段玉载《说文解字注》说花字“起于北朝，前此书中花字，出于后人所改”。《百家姓》中，花姓列第五十五位，不是大姓。《通志·氏族略》：“花氏出《姓苑》，出自何氏。”《百家姓》注，花姓“系出华氏，古无花字，通作华。后专用花为花草之花，故华姓亦有改为花姓者”。花姓虽不甚著，但有一个女性在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她就是代父从军，转战沙场十二年的花木兰——本人在敲这个名字的时候，一键三敬。在脂砚斋、周汝昌把那么多好名头送给花袭人之后，真不知道再拿什么献给这位流芳千古的女英雄。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话说，解释任何一个字，都可“作一部文化史”，何况“花”这个字本身就有“不单纯、不简单”的意思，在一千多年中的历史沉淀尤为复杂、深厚。
女性——特别是少女，最贵纯真。但当我们说“花言巧语”、“花脸文字”、“花花公子”、“花花太岁”、“花花世界”、“花拳绣腿”、“花架子”、“花和尚”、“花猫”、“花狗”……却有不纯、不真、不地道、不正统、驳杂、混乱、模糊、多变、伪装等消极含义，这些含义与花袭人有始无终，进退失据，得新忘旧，负心薄悻等品性都相配。
小说第三十七回晴雯、秋纹等说独擅主子恩宠的袭人是“西洋花点子哈叭儿”，其中有个“花”字，太平闲人批曰“骂得轻巧”，盖袭人面对主人如哈巴狗般逢迎取悦，面对有损她利益的，则为狐豹豺狼。袭人回骂：“你们这起烂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儿。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戏言中有真意，后来晴雯不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吗？
当我们说“挂花”、“开花”等词时，“花”又与破裂，夷伤等义联系在一起。《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在太虚幻境看到预示袭人未来命运的画是“一簇鲜花，一床破席”。无论崇袭者怎样狡辩，“破席”绝对不是好的象征。席在古代是礼器，《说文》：“席……籍也。《礼》：天子、诸侯席，有黼绣纯饰。”在《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衽席虽微，悬象甚著，乃王化之端。鲜花袭人，下自破席。以女子比鲜花，若不设樊篱，不待琴瑟钟鼓，即由人標梅攀折，云雨乐之，便是败坏礼教人伦，所关非细。
当古人们说“花痴”、“花娘”、“花魁”时，“花”字又与性解放（亢奋）主义者（如多、灯二姑娘），性服务工作者（云儿）联系在一起。二十八回戏子蒋玉函唱的小曲针对袭人：“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合。”所谓“丈夫”应该是收用她在房中的宝玉，而“夫唱妇随”之夫，则指改嫁之蒋玉函。桂花油是美容用品，讥其冶容诲淫。第六十三回宝玉生日夜宴上行酒令，“袭人便伸手取了一支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题着“武陵别景”四字，那一面旧诗写着道是：桃红又是一年春”。桃花为色情、轻薄之象征，“武陵别境”预示其改嫁。
当然最妙的是“夫唱妇随”，既形容其随波逐流，毫无节操，也一语双关，侪之于倡优妓女。袭人判词“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叹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对她是严于斧钺之诛贬，所谓“枉”、所谓“空”，皆花面假象——似桂如兰为假，似鬼如狼是真。有如此下贱不祥之物，宝玉所以弃家如敝屣也，而脂本反批曰“骂死宝玉”，又是佛头浇粪，强作解事。

四
下面看袭人名字的寓意。
据第三回对袭人的特别介绍，她原名“珍珠”，归宝玉后被改名“袭人”。关于“珍珠”寓意，唯见太平闲人之批：“本名珍珠，状其圆活无定也。旁从两王，纯坤至阴之象，有刘老老在焉。”
古代女性，最宝贵的是贞洁，若圆活无定，鸡来随鸡，狗来迎狗，便是下贱。“珍珠”左边都似“王”，而珍字右边似“金”，珠字右边是“朱”，令人联想起后金、朱明。刚收到一红学家的赠书，由第二十八回袭人把宝玉送给她的蒋玉函的汗巾“终久解下来掷在个空箱子里”，而断言袭人还会将蒋玉函抛弃，别抱琵琶。其事或者未必，但令我联想起“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的金之俊（此公字岂凡，令人联想起“凡鸟偏从末世来”，贰臣中最无耻者）之徒。 袭人是薛宝钗的影身，解盦居士《石头臆说》“袭人原名珍珠，宝钗、珍珠本属联络者也”，从命名角度指出了这一点。
“珍珠”二字字形与“殄诛”相近，太平闲人在第二回贾珍名下批云：“玉旁一辈因宝玉而生，乃演人心。珍失人心而行歹事，去玉加呆，则为殄，当殄灭之也。”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魏忠贤创制珍珠排穗，“有识者窃叹曰：带珠者，待诛也。谓非服妖而何”。袭人阴柔奸佞，其口可钳，其人可殄灭诛绝。 对《红楼梦》产生很大影响的《醒世姻缘传》中男主人公狄希陈有一个丫鬟名叫小珍珠，被狄希陈二房寄姐虐待致死，她的前身是淫荡妒恶的妓女施珍哥。小珍珠名字中的“珍珠”，同样不取珍贵宝珠之意。
“袭人”二字的寓意，学者们拟议最多。太平闲人在第三回袭人名字第一次出现时批云：“掩旗息鼓，攻人于不及觉，曰袭也。”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在七十七回承袭此说而踵事增华：“兵法，掩其不备曰袭。衣裘，掩而不开曰袭。文辞，剽窃他人曰袭。袭人之名，作者殆兼取三者之义乎？晴雯被谮，不必显言而可见者，某机械皆藏而不露也。而取悦于王夫人，则一味揣摩迎合，如应声虫。写袭人正是写宝钗，故观于晴雯之死，而黛玉可知矣。”姚燮（大某山民）《红楼梦总评》说：“花袭人者，为花贱人也。命名之意，在在有因。偶标一二，余俟解人自解。”解盦居士《石头臆说》：“又袭人者夕人也。《诗》有所谓‘莫敢当夕’也者，此则专敢当夕者也。两夕为多，多姑娘者即袭人之影子也。”网络上，有研究者用谐音法，说“袭人”是“戏人”，这既符合袭人给戏子，“夫唱妇随”的结局，也斥其为倡优下贱。 还有人把“袭”字拆为“龙衣”二字而生推测，俞出俞奇。
人性复杂，事理纷纭，公说婆说，言各有当。本人不揣固陋，再补充两种说法：
一、“史人”，这不仅是南人发音，袭、史相近（系勿系），还由于袭人的启蒙教师是史太君。据书中交待，袭人自幼儿园时代开始就侍奉贾母。而史太君夫为贾代善，寓“代嬗修史”。历史中忠奸善恶无所不具，而特重败礼乱常的教训——正照宝鉴者，会读出直烈遭危，奸佞受宠。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中国，最可怕的是说真话之类的经验。孔子作《春秋》“史外传心”，贾宝玉演人心，所以袭人自史太君归贾宝玉。传真事、黜假语、不虚美、不隐恶的信史、良史能正人心；真事隐、假语存，是非颠倒的秽史败坏人心。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史书，多是统治阶级玩弄权势的工具，任人打扮的倡优，陈言相袭的烂帐。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堕落。
较前于《红楼梦》作者的蒲松龄曾感慨在《聊斋志异·罗刹海市》中感慨：“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小惭小好，大惭大好’。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矣！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这与七十八回贾宝玉慨叹“今人”惑于功名，将“尚古之风”一洗皆尽，若合一契。但这两位伟大作家，却不能像袭人一样圆转随时——他们即使偶尔妥协，最终也不会违背本心。
晚明小品名家陈继儒在《读书镜》中说：“今人作铭状表传，皆是花脸文字。戏子上戏，凡花脸净丑说话，多是虚而不实。今铭状表传，得无类此耶？吾人通于鬼神之间者，但有言、行两端，若信笔胡乱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辞立其诚’，此语甚有味。”梁启超在《论正统》曾感慨在政治屠刀之下的中国史学是“赌博耳，儿戏耳，鬼蜮之府耳，势利之林耳。以是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 ——二十世纪戏子江青所倡导的反孔孟、反礼教的红学，也袭其风范。
二、惜人。可惜其人也。袭人不仅作为女性，自有柔美娇俏，性感可人之处，作为一个常人，善解人意，周旋含容，亦难能可贵。第三十一回，面对晴雯锋芒毕露的攻势，她步步退让，连对她深恶痛绝的太平闲人也赞叹：“何等坚忍，正用之，便入圣贤。”但就这样一个人，却是诸钗中唯一一个变节负恩者，岂不可惜？
袭人之所谓改嫁，即使封建社会最顽固的道学家也不会追究。《红楼梦》的作者之所以深文苛责，是针对那些负用丗之材，而丧失操守的士大夫。不仅是她，长得像戏子龄官（蒋玉函丈夫的同类）、“求善价”之林黛玉，袭人的影主、“待时飞”之薛宝钗，皆阴寓英雄不甘寂寞，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不择出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汉族知识分子。林黛玉“抛父入京都”，行已亏而心未变，质本洁来还洁去，而为法受过，引人嘲笑，亦咎由自取，“莫怨东风当自嗟”。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八，论元代汉族士大夫：“蒙古氏入主中夏，固是大数，然人众亦能胜天。当时若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辈，皆宋遗才也。使其能如夷、齐之不食周粟，鲁仲连之不帝秦，田横与其客之不臣汉，龚胜辈之不事莽，则彼夷狄之君，孤立人上，孰与之立纲陈纪，制礼作乐，久安于中国哉！然则元君之所以盘踞中国九十余年之久，实中华之人维持辅翼之而然也。秉忠辈盖随世功名之士，许公自负为圣贤之学，而亦为夷主屈耶？《春秋》之法，尊中国，抑夷狄，鲁、齐于夷狄，势固不能攘，不仕如刘因可也。吾于是不能无责备焉。”所谓“责备”，即痛惜。而明清之际陈隋失路之人，如过江之鲫，可惜的人更多。

五
接下来勘定“初试云雨”公案。
据周汝昌《红楼年表》等考证，袭人与宝玉初试云雨，其时宝玉十岁左右（有说九岁半者），而其时袭人应二十岁左右。小说第三十二回，有与湘云的一段对话：

袭人斟了茶来与史湘云吃，一面笑道：“大姑娘，听见前儿你大喜了。”史湘云红了脸，吃茶不答。袭人道：“这会子又害臊了。你还记得十年前，咱们在西边暖阁住着，晚上你同我说的话儿？那会子不害臊，这会子怎么又害臊了？”史湘云笑道：“你还说呢。那会子咱们那么好。后来我们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来了，你就不象先待我了。

据书中交待，宝玉此时告别青埂峰才一十三载，而袭人不下于二十岁。假如说她十岁就业（贾府最小的丫鬟也超过十岁），在史太君那里与史湘云混熟，又要一些时间；这时应该十几岁，然后将她给宝玉，又过最少七年，到了初试云雨的辰光，岂不接近二十岁？与袭人是“天生情敌”的李嬷嬷作贾政的奶母都嫌老，袭人的年龄作宝玉的奶母正好。初试云雨的公案，即使按现代法律，两人不管谁主动，袭人仍然是强奸幼男，当服上刑。
第五、六回写宝玉与秦可卿、袭人的梅开二度，一滩复一滩，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二人对宝玉都是协奸。秦可卿把小叔父领进自己的性感卧室，“于是众奶母伏侍宝玉卧好，款款散了，只留袭人，媚人、晴雯、麝月廊檐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这里四个丫鬟应该是有寓意的，特别是“媚人”，在全书中只此一现，且排在晴雯、麝月两大丫鬟之前，尤为醒目。其实这四个丫鬟正好暗示协奸宝玉的四个步骤。先强行“袭”之，如灯姑娘见到宝玉靓仔，拉过来紧紧夹在两条玉腿之间；但兴云作雨，男可强女，女不可强男，这就需要一个特殊的步骤：“媚”，于是有“媚人”；人非土木，媚之不已，安能无情？于是有“晴雯”；情既相逢必主淫，而淫的无言的结局是冲顶出货：射！于是麝月收官。
我们再看袭人与宝玉试云雨前的言动：

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沾湿，唬的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红涨了脸，把他的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两岁，近来也渐通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一半了，不觉也羞的红涨了脸面，不敢再问。仍旧理好衣裳，遂至贾母处来，胡乱吃毕了晚饭，过这边来。
　　袭人忙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换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袭人亦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然后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自此宝玉视袭人更比别个不同，袭人待宝玉更为尽心。暂且别无话说。

给小主人系裤带，而“不觉伸手至大腿之处”，非礼也。所谓“不觉”，已是习惯成自然，念兹在兹，朝思暮想已非一日矣。后面的问话更是明显多余，如果真的不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从哪里流出来的，还是花大姐吗？幼童宝玉“强”花大姐，作者面皮比坦克还厚！甲戌本在“亦不为越礼”下批曰：“写出袭人身份。”什么身份？！
很多研究者和那个来历不明的脂砚斋一样，把宝玉初试云雨看得过于轻松，如周汝昌先生以为是小孩子家胡闹过家家，相对而言，拜倒在周汝昌先生门前的刘心武对令侄女的忠告，就有些青出于蓝。“破瓜（十六岁）”是每个少女自然而然会经历的事情，但贞操即使对于现代少女，仍然是个严肃的问题。不但童年开始性生活其害无穷，青少年血气未定，进德修业须及时，戒之在色。如果谁到监狱采访80后90初的青少年流氓惯犯，会发现他们中大部分很早就走向云雨之途，只要开张顺利，尝到滋味，胆如天而智似鬼，说甚么有住工的时候！不到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如红楼三秦岂能甘休——当然也有元阳被采，本钱赔尽，不能人道的。第一百九回，宝钗因宝玉痴想黛玉，欲以痴情治情痴，于是安排云雨之阵，假以词色，拢络其心，“自过门至今日，方才如鱼得水，恩爱缠绵，所谓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此是后话。”不过这里应该是宝钗一方的表现，对于宝玉，可能任她风情万种，三十六招七十二式，甚于画眉葡萄架，终难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或者元阳早已耗尽，小虾米游大海，力不从心。最终决裂而去。对于宝钗，不仅“如鱼得水，恩爱缠绵”是后话，二几之精如何如何，也同样如袭人，应在“武陵别境”中！
袭人与宝玉的关系，令人联想起明宪宗与万贵妃、明熹宗与客氏（魏忠贤集团称“客魏”，如四人帮称“江青反党集团”）、甚至溥仪幼年被宫女玩弄丧失性功能的故事。儿女夫妇，风化之首，王道之端，所谓“衽席虽微，悬象甚著”，绝非虚言。席子之破与否，有时关系天下兴亡！

六
自从传教士从西方带来“子不语”的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等物件，“西洋”成了奇技淫巧之乡的代名词。但在鸦片战争以前，除天文历算，国人对西方巧艺，多享受其成果而不究其理，没有像日本有什么“兰学”。看看乾隆帝给英国女王信，人家出于仰慕之情，间关重洋，远道而来，他却连与对方谈人生的兴趣都没有，傲慢的教训一番，送几个如意了事——论起来当时还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的人贩子、毒贩子之英吉利，向中国兜售胡适所谓“西洋先进国家共识”，开明德新民新局，也没有市场。《红楼梦》中提到洋货不少，太平闲人以为大都是讽刺“变于夷狄”，即使有些牵强，也提示我们小说的作者不会有崇洋媚外的卑贱心理，也没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那样对西方无保留的好感。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纹讲起宝玉孝心忽动，让她给贾母、王夫人送新开的桂花，两位老人喜欢，赏她钱和衣服。当秋纹自我炫耀的时候，晴雯大扫其兴，但最后却作践了脂砚斋的“袭卿”。请看这段精彩的对话：

晴雯笑道：“呸！没见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充有脸呢。”秋纹道：“凭他给谁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给别人剩下的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下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秋纹忙问：“给这屋里谁的？我因为前儿病了几天，家去了，不知是给谁的。好姐姐，你告诉我知道知道。”晴雯道：“我告诉了你，难道你这会退还太太去不成？”秋纹笑道：“胡说，我白听了喜欢喜欢。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领太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别的事。”众人听了都笑道：“骂的巧，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了。”袭人笑道：“你们这起烂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儿。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
说袭人是“西洋花点子哈叭儿”出自“众人”之口，可见袭人名副其实，望有所归。袭人不喜欢这个称呼，并发毒咒，可见不是个好名头（袭卿，袭卿，辜负“西洋”二字矣）。 “西洋花点子哈叭儿”虽冠以“西洋”之名，却是中国北京特产。《清稗类钞·动物类》：

世界最珍贵之狗，实推吾国京师所产。有六种：一曰京师狗，二曰哈叭狗，三曰周周狗，四曰小种狗，五曰顶毛狗，六曰小狮狗。尤以京师狗、哈叭狗、小狮狗三种。为最上，价至昂，西人尤酷爱而购之，其价每头自银币七、八百圆至银币四千圆。京师狗之所以可贵者，以毛色形状皆相称，耳大而短，鼻凹而孔上仰，腿短而弯，行时周身摆动，腿作键形，毛色花纹均匀。其成为此种种特殊形状者，由于天生者仅耳大、面大、身矮数项耳，余如鼻之凹、鼻孔之上仰、面之短，皆由人工造成。京师畜狗者于其初生后，人即以手日揉其面部使短，以指日按其鼻之中间使凹，以极浅之盆为饲喂之具。生二三月后，以人牙将尾唆去一半，并抽去其筋，面即不复长矣。至于毛色之匀净，则历选毛色匀净之牝牡使交，经多次选择，传种之后，毛色亦愈匀净矣。又于牝狗有孕时，其卧室壁上四周，悉精绘毛色匀净之狗，使之日夜睇视，则所生之狗，毛色自不至驳杂矣。京师养狗之专门家，为太监及旗人，然西人之购哈叭狗，佳者至外国，则所生之仔，其种立变，鼻不凹、鼻孔不上仰，腿直而面长矣。
自明季“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将中国哈巴狗带到欧洲，中国哈巴狗出口，虽不及瓷器茶叶，但也算大宗。哈巴狗自东徂西，认他乡是故乡。跟了西洋人，只知道有西洋人，忠诚乖巧，受人宠爱。于是与“西洋”扯上了关系。京师人养育一只哈巴狗，或比书商伪造一个脂批抄本步骤繁琐，成本亦高，但毕竟市场广阔，人们乐此不疲。曾参与陶洙脂本制造，留下署名“畸笏”墨迹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上书打狗，但哈巴狗体型小巧，不在限制之列，打狗之后，其生存空间反而更广阔。 一方水土，有一方物产。哈巴狗产于燕赵之地，自荆、燕去后，易水断流，慷慨悲歌，几成绝响。征服了幽燕的金世宗曾这样慨叹：“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金史·世宗本纪》）
哈巴狗正是此类“适者生存”的顺民灵魂之写照，而这种风吹鸡毛两边倒的“顺民”，中国统治者喜欢，外国统治者更喜欢。
鲁迅先生《南腔北调集·漫骂》中感叹做奴才者：“自已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已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袭人阴贼险狠，为虎作伥，较之鲁迅所说万劫不复的奴才还要可恶。“西洋花点子哈叭儿”式的奴才是做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奴才。

七
《红楼梦》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写元春省亲后，贾珍请宝玉去宁府去看戏，宝玉讨厌“繁华热闹”，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闲耍。在宁国府的一个小书房里，发现了茗烟与卍儿的风流勾当：
宝玉见一个人没有，因想“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书房里来。刚到窗前，闻得房内有呻吟之韵。宝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乍着胆子，舔破窗纸，向内一看----那轴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个女孩子，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进门去，将那两个唬开了，抖衣而颤。　　茗烟见是宝玉，忙跪求不迭。宝玉道：“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珍大爷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头，虽不标致，倒还白净，些微亦有动人处，羞的脸红耳赤，低首无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一语提醒了那丫头，飞也似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急的茗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茗烟道：“大不过十六七岁了。”宝玉道：“连他的岁属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茗烟大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文，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卍字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儿。”宝玉听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说着，沉思一会。
接下来便是茗烟挑唆宝玉“出去逛”，主仆便一同从后门出宁府，去袭人家去探访。
从卍儿这边接写袭人，应该是“以类相及”，穿针引线的茗烟，有“名教湮灭”之寓意——在贾宝玉的男仆中，李贵与茗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李贵行事多循“礼”；茗烟所为多败坏“名”教。礼不下庶人，对于卍儿、袭人这些出身下层社会的女子，批判她们“名教湮灭”，当然是以儿女律士大夫。有红学家说贾宝玉对茗烟破除阶级偏见，成了反对封建礼教的革命战友，也并非毫无影响。但问题是你愿意你的儿子有茗烟这样的朋友，愿意你的女儿成为袭人、卍儿吗？ 宁国府的书房，应该是主子（贾珍？）起居的场所；卍儿是宁府的婢女。宁府“假敬”失礼，上行下效，所以产生这种事情。不过如果卍儿与茗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生下一男半女，宁国府仍难处理，也许他们推想一万种可能性，也不会想到茗烟。且卍儿既有“动人之处”，色中饿鬼、著名壮汉贾珍，近水楼台，岂不早就领教，所以宝玉说“珍大爷知道，你是死是活”。据此我们也可推断，宝玉也不愿意茗烟与袭人有类似反礼教的革命行动，虽然茗烟对袭人及其家庭了解得更多，接触的机会也多，甚至与袭人家人也亲热有加，熟门熟路。 至于小书房里的美人画，既然在比较公开的场所，想来不会是秘戏图。它令我联想起五十一回薛宝琴怀古诗中的《桃叶渡怀古》：“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是对明末人才不竞的批判，是对假儒的鞭笞。令人联想起宋代石延年的《南朝》：“南朝人物尽清贤，不是风流即放言。三百年间却堪笑，绝无人可定中原。”不过《桃叶渡怀古》把明末八股先生与南朝人物相比，对后者未免不公平。南朝人物虽然放诞误国，毕竟与北方游牧民族对峙了三百年，而南明连三年也没支撑住。不仅忠臣史可法辈之庸，难与谢安辈媲美，即马士英之奸，阮大铖之无耻，较之桓玄、王衍等，也要低很多档次，有奸臣而无奸雄。之所以如此，用章太炎的话说，可能因为六朝时代士人还有后世所无之“自立”精神。 卍儿之“卍”，自然有讲究。卐是古代的一种符咒或宗教标志，与十字、亚字等都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等国家中都有出现。在梵文中作Sr1vatsa（室利靺蹉），意为“吉祥之所集”，它是佛和十地菩萨胸部之吉祥相，为佛的三十二相之一。近代德国的纳粹党即“国家社会党”，“国家”“社会党”的德文字头均为“S”，两S交错而成形。希特勒认为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因而于1920年用作纳粹党党徽。当然这个字引发的“纵横八方，横扫六合”的联想，对于崇尚武力的纳粹来说也非常可心。 卍儿之“卍”，估计与原始符咒和宗教象征没有什么关系，与纳粹标志更是十万八千里。“卍”字是一种令人找不到方向的花样，令人联想起太平闲人对袭人原名“珍珠”的批语：“本名珍珠，状其圆活无定也。”女贵贞洁，士崇端方，若圆活无定，鸡来随鸡，狗来迎狗，首鼠多端，进退失据，便无贞操、气节可言。所谓“五色富贵不断头卍字的花样”，是此女命运的象征，富贵花为花魁牡丹，第九十三回蒋玉菡演《占花魁》，预示宝钗影身袭人的命运，而第六十三回明言宝钗是“艳冠群芳”的牡丹花魁，其题诗“任是无情也动人”，是否也与宝玉眼中“些微亦有动人处”的卍儿照应？ 恭喜啊，宝姐姐！

八
我曾为袭人挟制宝玉，固结王夫人的手段辞令，击节叹赏：其简练揣摩，似苏秦之抵掌赵王；其循循善诱，如触詟之说赵太后；其危言动人，胜范雎之见秦王。昔人以骆宾王《讨武氏檄》中“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赠袭人，可谓恰当，使袭人处武曌之位置，未尝不能篡人之国，覆人之宗，绝对比性情尖锐外向的“半个红学家”江青同志更有一番作为。 让我们受用一下三十四回袭人与王夫人的一段对话： 袭人答应着，方要走时，王夫人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话来问你。”袭人忙又回来。王夫人见房内无人，便问道：“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儿捱打，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你可听见这个了？你要听见，告诉我听听，我也不吵出来教人知道是你说的。”袭人道：“我倒没听见这话，为二爷霸占着戏子，人家来和老爷要，为这个打的。”王夫人摇头说道：“也为这个，还有别的原故。”袭人道：“别的原故实在不知道了。我今儿在太太跟前大胆说句不知好歹的话。论理……”说了半截忙又咽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说。”袭人笑道：“太太别生气，我就说了。”王夫人道：“我有什么生气的，你只管说来。”袭人道：“论理，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若老爷再不管，将来不知做出什么事来呢。”王夫人一闻此言，便合掌念声“阿弥陀佛”，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我的儿，亏了你也明白，这话和我的心一样。我何曾不知道管儿子，先时你珠大爷在，我是怎么样管他，难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儿子了？只是有个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经快五十岁的人，通共剩了他一个，他又长的单弱，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若管紧了他，倘或再有个好歹，或是老太太气坏了，那时上下不安，岂不倒坏了。所以就纵坏了他。我常常掰着口儿劝一阵，说一阵，气的骂一阵，哭一阵，彼时他好，过后儿还是不相干，端的吃了亏才罢了。若打坏了，将来我靠谁呢！”说着，由不得滚下泪来。　　
袭人见王夫人这般悲感，自己也不觉伤了心，陪着落泪。又道：“二爷是太太养的，岂不心疼。便是我们做下人的伏侍一场，大家落个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这样起来，连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时我不劝二爷，只是再劝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亲近他，也怨不得他这样，总是我们劝的倒不好了。今儿太太提起这话来，我还记挂着一件事，每要来回太太，讨太太个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之地都没了。”王夫人听了这话内有因，忙问道：“我的儿，你有话只管说。近来我因听见众人背前背后都夸你，我只说你不过是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诸人跟前和气，这些小意思好，所以将你和老姨娘一体行事。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正和我的想头一样。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只别教别人知道就是了。”袭人道：“我也没什么别的说。我只想着讨太太一个示下，怎么变个法儿，以后竟还教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吃一大惊，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袭人连忙回道：“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虽说是姊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语说的‘没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无头脑的人，多半因为无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见，当作有心事，反说坏了。只是预先不防着，断然不好。二爷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倘或不防，前后错了一点半点，不论真假，人多口杂，那起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心顺了，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就贬的连畜牲不如。二爷将来倘或有人说好，不过大家直过没事，若要叫人说出一个不好字来，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罪有万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后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二则太太也难见老爷。俗语又说‘君子防不然’，不如这会子防避的为是。太太事情多，一时固然想不到。我们想不到则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来我为这事日夜悬心，又不好说与人，惟有灯知道罢了。”王夫人听了这话，如雷轰电掣的一般，正触了金钏儿之事，心内越发感爱袭人不尽，忙笑道：“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想的这样周全！我何曾又不想到这里，只是这几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儿这一番话提醒了我。难为你成全我娘儿两个声名体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这样好。罢了，你且去罢，我自有道理。只是还有一句话：你今既说了这样的话，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负你。”

涂瀛的《袭人赞》说花姑娘是“奸之近人情者也”，看看这番对话，名言至理，层见叠出，句句说在王夫人的心坎儿上，连对袭人深恶痛绝的太平闲人在袭人说男女之别下批曰：“皎皎如月，滔滔如河，一篇大道理，贾母、政、王所不能知，而自她言之。”
其实关于男女有别，“礼禁未然之先”，在黛玉初入贾府之时，已经示意。王夫人嘱咐林黛玉不要理睬“混世魔王”宝玉，黛玉是这样回答的：“舅母说的，可是衔玉所生的这位哥哥？在家时亦曾听见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唤宝玉，虽极憨顽，说在姊妹情中极好的。况我来了，自然只和姊妹同处，兄弟们自是别院另室的，岂得去沾惹之理？”太平闲人批云：“天经地义，侃侃言之。玉自是宝，何尝有黛？使之蠢然纵令为黛者，罪无可逃矣。数语说得凛然，‘理’字其声甚厉，理欲交战，宝、黛挣命处也。”作者以幼女愧之，复以奴婢愧之。史太君、王夫人因溺爱之故，坏男女之大防。祸首罪魁之责，难逃天地之间。
欧阳修《五代史宦者传论》曰：“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袭人能以色戕害宝玉童身，亦能以小善固宝玉之心，坚王夫人之信，认贼为子，依为心腹，兼女祸宦祸而有之，其为祸也，自然更烈，颇相当于贾府中之客氏，专门给毛泽东扣粪门，连当年“英明领袖”都奉承颜色的张玉凤难以相比。 有一种说法，部分的真实不能算真实，甚至是一种更危险的谎言。袭人对王夫人一番忠告，合情合理，特别是这几句：“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虽说是姊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般读者都看出，主要矛头指向林姑娘，已经与贾宝玉“如胶似漆”的黛玉确实已犯嫌疑。报载南方某高校发生风化案，管理层惩前毖后，因事立法，有男女生拉手，罚款百元之条按此条款，像林黛玉、贾宝玉的表现，估计罚的裤衩也剩不下一半条。但黛玉毕竟是能守住底线的人，还有比黛玉更危险的，对贾宝玉进德修业和身心健康已经造成实际危害的人，袭人则只句未提——打死她也不会对王夫人这样说：“宝玉还在幼年，不应该时不时的试云雨，也不应该和丫鬟男女共浴，且一洗就是一个时辰。” 一个少女，对已经和自己定情（即使没有试云雨）的情郎实行“爱情的专制”，那是理所当然的。袭人谗毁、排挤黛玉、晴雯，亦是人性之常。但作者对袭人这种妒忌、专制无疑是否定的，《芙蓉诔》“蛊虿之谗”“诐奴之口”正对袭人而发。七十七回袭人对贾宝玉以海棠预萎应在晴雯早亡表示强烈反感：“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草木怎又关系起人来？若不婆婆妈妈的，真也成了个呆子了。”“真真的这话越发说上我的气来了。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诐奴声口，较之江*青同志“她是骄杨，我是什么”更令人肉麻恶心。相对于七十八回对宝玉悼念晴雯的冠冕堂皇之《芙蓉诔》赞叹称妙，人品相去，判若云泥——当然，膜拜“袭卿”者也可以说她比林黛玉更接近现代少女。我们再看著名学者聂绀弩对袭人进谗的解读：

袭人，这个通房大丫头，这时候，不顾自己的卑贱的身份和微小的力量，以无限的悲悯、无限勇力，挺身而出，把她的宝二爷和林姑娘这对痴男怨女从“不才之事”和“丑祸”中救出来，多么高贵的灵魂啊!（《略论红楼梦的几个人物》）

如果聂老先生不是有意抬杠，我们只好慨叹：人和人的观点差别怎么就这么大捏?

九
《红楼梦》结束时，袭人嫁给演艺明星琪官，“夫唱妇随真和合”，从某种角度说，其结局几乎是《石头记》诸女子中最嗲的一个，有些推崇“袭卿”的研究者，从因果报应的角度说这是“好人一声平安”——其实小说是开放式结构，袭人嫁与蒋玉函，“别是一番天地”，才二十郎当，未来的道路长着呢，演艺界生活也不稳定，将来玉函过不下去，她有可能被某官僚包养，做官太太，又是一番天地，——对某些人来说，那就更好了。如果袭人的结局像妙玉，被强盗劫走做压寨夫人，主张阶级斗争说者会无比兴奋：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儿终于走向了自觉反抗的道路！
小说将春秋息国国君夫人妫氏与袭人相比，我们请读者比较楚霸王妃虞姬与息夫人，谁的结局好，谁的结局坏？如果虞姬在四面楚歌时收拾细软，投顺汉王，将来在未央宫中安度晚年，甚至为汉王生下一男半女，你以为这比霜剑一挥，血溅重瞳更好吗？或者再举一个较易理解的，《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如果将密电码“技术转让”，折股做三菱公司的董事长，铁梅做倭奴国太子妃，你以为这样的结局比毫不妥协，走向刑场好吗？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袭人不是个好人，她应该像王熙凤、赵姨娘那样结局。但王、赵暴病暴亡，不过作者“神道设教”，勉人为善去恶的小把戏。《春秋》严于斧钺之诛，对这些真小人，鞭长莫及，但对于假仁假义的伪贤人，却有实际受用。
我曾产生这样疑问：袭人只是一个被主人玩弄了（或玩弄了主人）的丫环。在封建社会，这种人就像一份财产，一件物品，可以任意买卖转送的。美妾换马，“行云易追风”，被当作千古佳话（乐府曲牌有《妾换马》）；年老遣妾（如白居易），遗嘱嫁妾（如杨继盛），被视为仁人之行。即使在表彰妇节最严重的封建社会后期，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妇女必须守节，正如现在没有法律逼女性作三八红旗手。甚至理学家也劝年轻丧夫的女性不要务虚名。明代与海瑞齐名且更廉酷的丘橓，在儿子夭折后，很快厚嫁儿媳，且理直气壮地说海岳间气，不能求之人人。《红楼梦》的作者，竟然要求一个丫鬟守节，对她的嫁人谥之为“破席子”，律之以孽臣孤子，“桃红又是一年春”，百般嘲笑诬骂。甚至丧心病狂，责以死节。“礼不下庶人”，何况袭人又是庶人中之下者，即使封建社会最顽固保守的卫道士，也会指责作者以戕贼为仁义。作者何以顽固保守迂腐造孽到如此程度？ ！
显然，用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本无法解决这一疑问。作者明明以奴隶主般的专制要求被压迫阶级从身体到心灵绝对服从，维护奴隶主之绝对占有！
看来，只能用“以儿女律士大夫”方能解释此疑。法律有“援例”之说，在清代小说中还真有一桩类似公案。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游士以书画自给，在京师纳一妾，甚爱之。或遇宴会，必袖果饵以贻。妾亦甚相得。无何病革，语妾曰：“吾无家，汝无归；吾无亲属，汝无依。吾以笔墨为活，吾死，汝瑟琶别抱，势也，亦理也。吾无遗债累汝，汝亦无父母兄弟掣肘。得行己志，可勿受锱铢聘金；但与约，岁时许汝祭我墓，则吾无恨矣。”妾泣受教。纳之者亦如约，又甚爱之。然妾恒郁郁忆旧恩，夜必梦故夫同枕席，睡中或呢呢呓语。夫觉之，密延术士镇以符箓。梦语止，而病渐作，驯至绵惙。临殁，以额叩枕曰：“故人情重，实不能忘，君所深知，妾亦不讳。昨夜又见梦曰：‘久被驱遣，今得再来。汝病如是，何不同归？’已诺之矣。能邀格外之惠，还妾尸于彼墓，当生生世世，结草衔环，不情之请，惟君图之。”语讫奄然。夫亦豪士，慨然曰：“魂亦往矣，留此遗蜕何为？杨越公能合乐昌之镜，吾不能合之泉下乎！”竟如所请。此雍正甲寅、乙卯间事。余是年十一二，闻人述之，而忘其姓名。余谓再嫁，负故夫也；嫁而有贰心，负后夫也。此妇进退无据焉。何子山先生亦曰：“忆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励庵先生则曰：“《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
故事中瑟琶别抱的女子，处境似袭人，或者不如袭人思想开放，随遇而安。责之“殉而死”自然是混蛋，“哀其遇”、“悯其志”也大可不必。不过我们将何励庵“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反用之，以儿女寓士大夫、律士大夫，要求士大夫品节详明，坚守政治节操和民族大义，这就是摆平此类公案的心法要诀，也与香草美人的《风》《骚》传统，与造端乎男女夫妇隐微之际，察乎天地生人无穷之道的《中庸》遥遥呼应。
如果你不明白通灵宝玉是心灵的象征，请千万别研究《红楼梦》；如果你不清楚《红楼梦》“以儿女律士大夫”之义，请千万别研究其中女性人物！

附录：关于花自芳

 

一

花木无情，自应天机，不求美人之折，不邀权贵之赏，不关人事盛衰，此本常理，符合科学，而《红楼梦》中花神花妖，神鬼怪诞；惜花葬花，自作多情；褒此薄彼，实为赛先生之罪人。看看第七十七回，晴雯被逐后，宝玉预感晴雯将夭折，与袭人有一段对话：

袭人笑道：“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然说一句略妨碍些的话，就说是不利之谈，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该的了！他便比别人娇些，也不至这样起来。”宝玉道：“不是我妄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袭人忙问何兆。宝玉道：“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异事，果然应在他身上。”袭人听了，又笑起来，因说道：“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草木怎又关系起人来？若不婆婆妈妈的，真也成了个呆子了。”宝玉叹道：“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这岂不是兆应？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亦应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边。”

后面袭人又说宝玉这些言论是可笑可叹的痴话，并以江青同志“她是骄杨，我是什么”的精神大吃特吃晴雯之醋——这个具有性解放萌芽的少女，同时具有初步的科学自然主义思维。可惜生不逢时。如果是在五四新文化时代，让她做胡适的的秘书或研究生，其所造就，肯定不可限量。对认识女性兴趣浓厚的胡博士，能随时深浅如意的试云雨，透视人性，不至于陷入逛窑子——忏悔——再逛——再忏悔的怪圈中，提高工作效率，那真是功德无量。相反，如果遇上林黛玉这样的清高女子，就是摸摸她白藕般的膀子，嗅嗅她袖中的香气，都要冒绝大风险，受难堪的数落，最后还让她质本洁来还洁去，根本不能全面客观与实际操作，比江冬秀还要郁闷煞人也么哥。所以，建议胡适先生的徒子徒孙，高举赛先生大旗，向袭人学习，深揭猛批曹雪芹反科学思想，清算《红楼梦》反科学内容，肃清其恶劣影响，把《红楼梦》作为反面教材，推动科学文化的传播。
“花自芳”这个名字，颇有诗意哲理，但像花家这种市井下层，茅檐草舍的人家，花台、花塘甚至花一、花二比这酸文的“花自芳”更符合身份。这个名字自然有其寓意，不妨予以“过度阐释”。
太平闲人在小说第十九回“花自芳”这三字初次出现时批云：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犹发旧时花。”又：“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花自芳名义也，隐照袭人终局。

花自芳在书中出过两次面，皆一闪而过。但他接待宝玉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面对这个诱奸了令妹的贵族哥儿，他如奉天神，抱他下马上轿，如崇祯旧臣拥戴李自成、多尔衮、福临一般虔敬小心，确像贾宝玉所说，真够“难为”的。可谓一抱成名者矣。一百二十回，宝玉出嫁后，袭人被送回家中：

袭人怀着必死的心肠上车回去，见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说不出来。那花自芳悉把蒋家的娉礼送给他看，又把自己所办妆奁一一指给他瞧，说那是太太赏的，那是置办的。袭人此时更难开口，住了两天，细想起来：“哥哥办事不错，若是死在哥哥家里，岂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万想，左右为难，真是一缕柔肠，几乎牵断，只得忍住。

明亡之后，钱谦益与柳如是相约赴水自杀，走到水边，又折了回来，据说因为“水太凉了”，懦弱者寻找失节的借口，真是太容易了。贾雨村之妻娇杏背真归贾，“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像袭人这样步步回首（花步，狐步？），其福禄岂可限量哉！
蒋玉函热心促成袭人改嫁，他们夫唱妇随，这个小舅子以后帮他们的戏班子搬搬道具，跑跑龙套，尽心尽责，服务唯谨，在与新亲家之间，制造和谐动人之气氛，一如畴昔之对贾府宝玉，应该是没问题的。

二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犹发旧时花。”是唐代岑参《山房春事二首》次首中的两句，原诗为：“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曹寅所刻《全唐诗》在死字后注云：“一作去。”这首诗其实和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样，感叹人世炎凉，繁华不常。庭树葳蕤，春燕翩翩，以乐景写哀悼，倍见其哀。倘若拟人，则又似谴责庭树、飞燕无心肝、节操，至少缺乏同情心。唐人李咸用《春日喜逢乡人刘松》“生民有恨将谁诉，花木无情秪自红”亦可与二诗相发明。
花自芳与花袭人同气连类，他是袭人的陪衬之一。在《红楼梦》中，袭人被喻为桃花，“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犹发旧时花”，又令人联想起唐人崔护七绝《题都城南庄》中的两句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太平广记》卷二七四：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卷盻而归，尔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已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在这个故事中，桃花虽然动人非常，但却是无情之物，而那女子却是天生情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如此丹诚深情，是花自芳、花袭人这些下贱市侩所不可能有，也不希望有的。正如宗教超越、道义激情乃至民族气节在胡适之类实用主义、工具主义者眼里都是神经病得不轻。
宋遗民郑思肖的《感念诗》：“有怀长不释，—语—辛酸。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连梅花都无辜受此排遣，何况桃呀李呀杏！那山中的兰花草，如果是为胡适们闲逛而开，品格也应该降它几等。

三

“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出自明王衡杂剧《郁轮袍》中无行文人王推之口，不过更远的出典是宋代阿附王安石的邓绾之名言：“笑骂从他笑骂，好官还我为之。”联系作者以花氏兄妹讽贰臣的命意，郑若庸《玉玦记》中奸臣张安国的几句话更符合他们身份：“事虏今怀将印，忘君曾竖降旗。笑骂从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红楼梦》成始成终的人物甄（费）士隐，其名字出典于《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造端乎夫妇，而察乎天地”。郑玄注云：“言可隐之节也。费犹佹也。道不费则仕”。《中庸》原文这句话的上一句是“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郑玄之注，即承此句之意。唐孔颖达疏云：“言君子之人，遭值乱世，道德违费则隐而不仕；若道之不费，则当仕也”。毫无疑问，甄士隐名字寓意，有取于此。太平闲人更把甄费之“费”解释为“废”，又引导读者往《论语》：“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士君子讲究出处，这是没问题的，要花花草草与君子同进退，也讲节操，如贾宝玉所说“世乱则萎，世治则荣”，不仕夷狄，不入乱邦，除了用香草美人的《风》《骚》传统解释，都是可笑的。但草木有本心，它们顺从天运，而君子却要逆折天运，尤其是在沧海横流的易代之际。洪承畴、金之俊、博学鸿儒们顺应天命，黄道周、左懋第、顾炎武、王夫之等则逆折天命。投降清廷的贰臣对南明使臣左懋第劝降：“公何不知天命？”左懋第回答：“尔何不知羞耻！”贪生怕死、做高官，享富贵是人的天性，而仁人志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虽千万人我往矣！
《桃花扇·入道》一出，侯朝宗、李香君两位恋人在道场上劫后重逢，情难自已，正想着继续莲开并蒂，欢谐鱼水，张道士厉声指责：“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那里话。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侯朝宗说：“此言差矣！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管得？”张道士怒声喝道：“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接着来了一段《北水仙子》：

堪叹你儿女娇，不管那桑海变。艳语淫词太絮叨，将锦片前程，牵衣握手神前告。怎知道姻缘簿久已勾销；翅楞楞鸳鸯梦醒好开交，碎纷纷团圆宝镜不坚牢。羞答答当场弄丑惹的旁人笑，明荡荡大路劝你早奔逃。

侯李二人听后，冷汗淋漓，如梦方醒，毅然分手，修道去也——其实这可能像胡适逛窑子后忏悔一样，是暂时的，一旦激素分泌达标，情热如火，又不免重寻芳径。
其实侯朝宗反驳张瑶星的话很有道理，符合普世价值。如果碰上曾写《你莫忘记》，把中国早日为哥萨克、普鲁士灭亡为终极愿望，并亲自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美国博士胡适，更有话说：“明朝腐败，甚于民国（民国绝对比明朝进步，而民国之士风，胡适激其流而扬其波），中国不亡，天理何在？我心花怒放，将箪食壶浆，以迎北朝铁骑！并且恋爱婚姻自由，是欧美民主社会通识，老张头，你懂什么？”
如果碰上当今“戏人”班首余秋雨，他根本不理会，笑骂由你笑骂去，我自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成千上万的辫子戏编导演员，遥对着大清王朝的屁股背影，和被清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斥为违背史实、被三番五次掉包、篡改的“秽书”《明史》，在动人的气氛中顶礼膜拜！

四
高标见嫉，直烈遭危，倡优乃有福，是中国历史久演不衰的戏剧。如果我们把“花”理解为花面逢迎，无耻献媚，把“芳”理解为“吃香”，那么“花自芳”就是“无耻自然吃香”，顾城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也便成了这个名字最恰当的脚注。
《红楼梦》中，有一部封建社会后期中国知识分子（士、儒）的历史，其中所写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无数知识分子的影子。
在《红楼梦》的作者眼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历史上最堕落糟糕的：“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惨万古羞。”但五四以后又怎样呢？新儒学大师同时也是红学研究者的徐复观认为，这时期的知识分子比明清八股制度下的儒生还惨，因为“科举只能扼住政治入门的门口；一个人敲开门口以后，便可在精神上得—解放，只要有志气，依然可以做学问，立事功。而玩此种组织；则有似玩‘江湖’，愈玩愈深，愈玩愈窄，愈离开真正人与人的关系，一往而不可夏返。它对人的控制，是要求由生到死，由私到公，由肉体到灵魂”。“顺着科举精神的下趋，到今日已经坠落到底了。我这只要把两汉六朝唐宋元明清以及今日对人在政治上所要求的标准作一对比，则其一代不如一代的下趋之势，可说是十分清楚。再由此向下，我认为早已日暮途穷，实再无尺寸之路可走。” 实际上，五四爱国青年，后来很多蜕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政客。徐复观先生这些文字，发表于1954年，其时毛泽东正通过发动对胡适、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通过“百花齐放”的阳谋，牢骚太盛割喉管，拉开“反右”和十年文化浩劫的序幕，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穷剥极否的深渊地狱，还在前头……那么经历十年浩劫之后今天的知识分子又如何？人才选拔制度变化不大，而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阵营又形成空前冲击。改革开放，中国知识分子献媚的对象又多了那么多洋大人，文化洋奴，经济间谍，或被收买，或自愿投靠，“第六纵队”，声势浩大。——他们或不认为自己是汉奸民族败类，但他们的表现比历代汉奸和民族败类更无耻，秦桧、张宗昌、洪承畴绝对没说过盼望中国早点被外族灭亡，也不会受虐狂般希望自己倒在外族的精确制导炸弹下。
虽然计划生育越来越紧，“花自芳”的子孙，不逊于阿Q后代。红学界近水楼台，尤其繁盛。从自然主义、自叙传说，到反孔孟反礼教，到爱情自由，到女性主义，随着强势政治话语开着不同颜色的花。以今绳古，以洋律中，灭裂鲁莽，造假信假护假，迷陷乃心……花自芳、花袭人兄妹若在，亦将甘拜下风。
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的“自然主义”作家莫泊桑，以一个短篇《羊脂球》回答了当时法兰西人民最关注的大问题：普法战争中为什么经济上欧陆第一，文化上最繁荣、且刚刚成功举办了１８６７年世博会的法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法国上流社会的无耻。法国的贵族、资本家、政客、宗教人士的代表们在羊脂球这个妓女面前黯然失色。明朝灭亡以后，孔尚任作《桃花扇》，也把把明末清初的文臣武将放在妓女李香君面前，让他们相形见绌，回答了有明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这些大问题。他们都是以妓女愧士大夫，风霜斧钺，咄咄逼人。相对而言，《红楼梦》以儿女律士大夫，比宝钗于袭人，比袭人于倡优，都采用暗示手法，较之《羊脂球》、《桃花扇》，实在含蓄忠厚拐弯抹角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