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热衷于知识报国

胡鞍钢：热衷于知识报国

　　在当今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中，胡鞍钢无疑是颇具传奇性的一位：高小毕业就下乡的热血青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工科博士出身的国情专家；一贯以普通民众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经济学家；2002年以来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且一直被视为中央政府的高层智囊人物。

　　13亿中国人民是自己的最大靠山

　　胡鞍钢说自己是一个热衷于知识报国的人，“我非常敬佩老一代科学家，一些老院士同我是朋友，他们愿意和我交谈，特别鼓励我。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包括对农村问题的了解都很清楚，从他们的身上我得到了很多的营养。在科学院这个环境中他们不是为小我，是为大我，是为国家。而且他们很多人当时从外国回来的时候是毅然决然，不像我们现在回来还要考虑到机会成本等等。因此从个人来看，我觉得我们的精神不如他们伟大，这正是很多老先生为什么能做出那样大的贡献的原因。那些老先生，他们已经为我们年轻人走出比较好的道路，我们的人生定位从一开始就要学习他们，来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贡献我就把它称之为知识贡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实践，为世界所瞩目。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出现新的挑战，都需要用经济学的原理进行理性分析、提出解决办法，这为新一代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日益广阔的学术研究天地，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报效国家的历史机遇。“学者以知识的获取、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我不会停止研究步伐，而且还会在这个领域不断地进行研究。我把这些对中国十几亿人民的挑战视为对自己的挑战。研究这些挑战魅力无穷。我喜欢这些挑战，更愿意为迎接这些挑战而做出知识贡献。”胡鞍钢深情表白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参与改革开放历史大潮的心志。

　　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心定位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之一，并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取决策知识，创新决策知识，传播决策知识，通过国情研究报告影响决策与政策。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多次应国家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

　　胡鞍钢是一个奉行自由、独立、友善、坦诚的人，不介意别人对他的议论和猜测。在处理自己和周围的各种关系时，他始终是不偏不倚、不亢不卑。他认为，学者和决策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独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往往能使学者的研究成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此，他特别推崇哈佛的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无论批评有多尖锐，都是出于爱护的角度，都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和信仰，因此批评多尖锐都不会有个人的风险，这是我个人看法，至少我现在的过程就是如此。所以外国人问我有什么靠山，我没有靠山，我没有这种政治靠山，但我的靠山是最大的，就是13亿中国人民。”

　　研究发展的可持续性却忘了自己的可持续性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次年。经过拼搏努力，还在华北地质勘探队钻山沟“勘探地球”的胡鞍钢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激动之余，他也感到这薄薄的一纸通知捧在手里是那样地沉重，这包蕴着痛苦与奋进、惶惑与坚定的曲折历程；同时也意味着学习与实践、探索与思考的新的开端。

　　胡鞍钢的吃苦精神早在年轻时代就已根深蒂固。还在北大荒时，他曾当了几个月的炊事班长，每天凌晨便要起来烧火做饭，半夜里还要起身挑担去田间送饭，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但他硬是咬着牙坚持读书，从不敢松懈。直到今天，他仍不敢有所放松。他的学生说，胡老师几乎每天都泡在数据里面，不停地算，他的很多报告中测算数据的时间坐标甚至能跨越100年。

　　2005年10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作为专家委员会的37名成员之一，胡鞍钢从2005年10月到2006年2月期间，先后4次参加了规划草案的研讨。在研讨中胡鞍钢一再主张，要加强规划目标的定量化设计，以便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能够及时监测、中期评估和事后评价。胡鞍钢和其他专家委员会成员的许多建议，都反映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

　　而今，身为著名中国国情专家和经济学家的胡鞍钢平常都忙于调研、教学，身体时常处在透支状况。他说，“我现在感觉身体折旧速度很快，不知道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但我停不下来，既然投身于这个事业，就只能朝前走。”外表看起来精神抖擞的胡鞍钢却不得不在腰上别着胰岛素泵，相当于每时每刻都要打针，如果不这样，他根本工作不了。“因为我这人是比较容易接受外部刺激，我想乐观是我的一个心理调整，更主要的是我热爱这个事业。”他的家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他的父母曾多次这样对他说，“你研究中国怎么可持续性发展，你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怎么才能可持续性发展。”然而，胡鞍钢总是这么作答：“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提起自己的家庭，胡鞍钢说，现在整天忙事业上的事情，根本顾不上家庭的事，但家人都挺理解和支持自己，只是表示要多保重身体。而他也把对家庭照顾不到的遗憾看作是干事业的一项成本。

　　走进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胡鞍钢的新办公室里，发现整个屋子除了书以外找不到别的什么更惹眼的东西。据他的秘书说平时在工作时，办公室看上去有些乱，但如果工作结束了，办公室也还干净。在书与书的有序排列间，在纸与笔的随意摆放间，记者仿若看到一帧帧胡鞍钢捧书沉思、伏案疾书的剪影。

　　目光从未离开普通民众

　　北大一位名教授曾这样评价胡鞍钢：第一为中央说话，第二为平民说话。为中央说话，是指胡鞍钢的研究总是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屡屡被决策层所采纳；为平民说话，是指他关注普通民众、关注他们的利益得失，并义无反顾地充当起他们的代言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胡鞍钢一直没有泯灭最初的理想——关注普通民众，为普通民众的利益代言。自从踏上国情研究的道路，他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民众。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几千万生活在内陆地区的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一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为寻找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胡鞍钢经常深入这些地区。他走进过贵州农民的“家”：白天举着火把勉强可以看见地上用石头支着熏黑的锅。每去一次，他都为贵州贫困地区农民的贫困震惊一次，伤怀一次。写“贵州现象”有关文章时，他的调研行程超过3000公里。他对自己的学术活动有过这样的总体思考：“我从骨子里就认为实事求是是我的宗旨，而且把它贯穿于我的实践和研究当中。坐在学术机构里就如同呆在宝塔尖，最大的特点就是脱离实际，不知道中国是什么，现代中国老百姓想什么。所以我提出来走出宝塔尖，到人民中去，到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以往我强制自己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

　　下岗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通货紧缩问题等社会公共问题，都是胡鞍钢长期以来所关心的课题。经常有群众给胡鞍钢来信反映自己的困难。“一个学者的心要和老百姓的心息息相通，要知道他们的疾苦。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当你和人民息息相通的时候，你自己的学术定位就很清楚了，就是富民为本，替老百姓呼吁。”在国务院经济调研领导小组参加专题讨论的时候，他提出了富民为本的学术宗旨。“现在我体会到了没有学者的呼吁是不行的，在我所参加的部委的政策讨论中，都要替老百姓呼吁。我不到那里去讲什么学术，我们就讲中国实际情况，你的政策调整应该是什么。”

　　谈及和谐哲学，胡鞍钢说，中共执政理念已实现三阶段跨越，即从“文革”期间所谓“斗争哲学”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建设哲学”，如今又转向“和谐哲学”。在他看来，过去20年，对中国而言，“发展才是硬道理”理所当然，但今天中国已开始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阶段恰恰是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因此，发展必须与和谐并重，“和谐也是硬道理”当属顺理成章。胡鞍钢认为，“和谐哲学”内涵相当广泛，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和谐，还包括国内和谐、和谐亚洲、和谐世界以及周边国家以和为贵、睦邻友好的和谐思想。

　　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到影响中国最高决策的学者，胡鞍钢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也走过了20多年曲折痛苦历程和独立思考的过程。学术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劳动，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国情研究的路上，“半路出家”的胡鞍钢不允许自己停下脚步，他逼迫自己不断有更多的创造与奉献，既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为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再度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