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生：村民自治百年纪实

村民自治百年纪实

——老家村的观察

湖南省衡阳县委宣传部刘放生

老家村地处山区与丘陵交界处，约5平方公里，分属两条小河流域，6个村民小组，140多户，560多人。历史上是一个农业村，也是一个外出人口较多的村。清末民初，村内一大姓修编族谱，其中一代，50多个村内出生的男丁中，竞有28人外出县外省外务工经商。

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村民自治

从清末民初到共和国建国之前的数十年间，战乱不断，地方政府除兵役（征兵、修筑铁路和机场）、税费（税收按土地征收，无地或租地者不缴）外，少有顾及村民生产生活的，主要靠自治。“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父辈时常提起的就有以下一些：

一是家族内的公共事务。当时，各个家族内都有较多的公田。每年祠堂或祖堂开祭时，都会就族内资产的经管人员、经营方式、收益分配、危难救助、助学等，进行民主讨论和决定。

二是各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有各种各样的“公”，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公共基金。比如灯公（春节玩灯）、桥公、路公、塘公（水塘）、堰公（河流拦水坝）、茶山公（防止油茶林起火）、竹山公（防虫害）、学公（助学，家族内设立）、火龙公（稻田治虫）、求雨公（干旱时到寺庙求神降雨）等等，几乎涉及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这些“公”一般是受益的家庭参与，积有一定额度的资产，用于建设、维修和管理。各种“公”都形成了一系列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章，定期召开成员会议，民主讨论有关事项。记得本人上小学时，冲口河上有一座石桥，石桥下是石砌的拦水坝，旁边的岩石上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修建时的资金来源，受益范围等。时下，有的如灯公，仍然存在，其他的已不复存在。

三是区域性的神庙。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范围，区域内的全体人员参与。如忠诚庙、关帝庙等，历史上除了祭祀以外，有的也设立了救助区域内危难的基金，如安葬流入区域内死亡而无着落的精神病、乞丐等。近年来，这些庙宇多已重建。

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村民自治

共和国建国的最初几年，本人还不懂事，靠父辈口述得知，从大跃进以后，全是本人的经历。按时期划分，村民自治的情况是：

土地改革中，农协负责人等，实行民主推选。分田分地斗地主等具体工作，村民按政策民主决策。

合作社时期的初级社，从入社到管理都实行民主管理。高级社以行政力量为主，但时间很短。

公共食堂时期。加入公共食堂没有民主可言，但各食堂内的管理，还是民主的。

1962年实行“队为基础”直至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各个生产队内的各种公共事务中，国家的粮食、茶油、棉花、畜禽、苎麻、人工中药材等统派购、征兵、“四属”（烈、军、干、工、教在村家属）照顾等，只能执行，无村民决策可言，其他的生产生活和公共设施如水利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大事小事，召开村民大会，民主决定。记得小的时侯，生产队的选举队长、会计、保管员，评工记分，钱粮分配，不知开了多少会，全部内容，全程公开。

实行农地承包制以后，全部自费修筑的10余公里进村简易公路，架设10多公里的输电线路，修复部分灾毁水利和农田，以及紧急救助等，村民民主决策，自行建设。

免除农业税费以后，虽然农村不少公共事务如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管理权限上收了，全村四分之三的人口外出了，村民民主自治的事少的多了，但村内仍有不少公共事务，是在没有村外人员参与的情况下，由村民根据现实可能，民主自治。如2005年冬，一场大雪压垮了村内50多根电杆，既没有上级来人，更没有上级来钱，全是村民民主决策修复的。2006年，电力部门让每户拿数百元钱进行户内电表等改造，以实行城乡同网同价，村民很快民主定夺。每年的进村公路维修，也是村民民主决策。

民主自治的典型事例

1945年，侵华日军虽未进村，但从衡阳市涌入的逃避日本的难民如潮，过后村里家家户户一盆如洗，疾病流行，贫病交加，有的户连连死人，无力安葬。村民便自组成团，一事一议，一事一策，救人为上。为求生存，不惜出卖田地。当时最为流行的话是“千年禾田八百主，田是主人人是客”。有的宗族还动用族产，接受田地典当，救济生灵。

建国后斗地主分田地，当地一户被划为地主，但因其与当地人员无冤无仇，一些贫雇农背着土改工作队，暗地里议定，分田分地的政策不可抗拒，但在斗争会上，不打人伤人，不戴高帽子游垅，只喊口号，土改工作队在农民能搞好分田分地等各项工作的前提下，也对斗争的方式默不作声了，减少了村民之间因时局变化而产生的恩怨。

公共食堂期间，起始时在食堂就餐，有的还集中居住，不久便难以为继，村民就商议，从食堂分饭，保留食堂这种形式，回家煮菜、就餐，并分户种菜，缓解了困难。

1962年春插后搞“三自一包”（当地叫做自留山、自留土、自留畜，包产到户），全是村民暗地进行，公平公正，一夜成行。

1982年水稻“双抢”后再次包产到户，当时在地方的流行语是“上通（中央赞成）下通（农民拥护）中不通（地方各级政府反对），中间有个顶门杠”，但村民在短期内就把地方干部担心的地块划分、耕牛农具、劳力资金等所谓难题，一一化解，其中不少决策，事过30年，外人还难以改变。

在农地承包法出台之前，村里一个单身汉死了，无钱安葬，村民一合计，把他生前承包的山林在土地集体内变卖，所得800元，安葬入土，至今无异议。

2003年，非典发生时，当地政府还没具体部署，村民就在进城务工经商人员的电话引导下，控制人员流动和预防药物的准备。

老家村建国以来的数十年间，尤其是计划经济时代，各项统派购任务都能完成和超额完成，1982年实行农地承包时，还有不少外借的储备粮不了了之。但也有一事例外。这就是1961年的粮食极端紧缺时期，本人当时正上小学，每天仅有用竹筒蒸的两餐计半斤米的饭，饥不可奈。而公社要求村里（生产大队）再平调粮食，村里拿到社员中讨论时，一片反对声。村主干根据大家的决定，公开不接受平调粮食的指令，并拒绝参加公社的各种会议，直至中央反对一平二调的政策出台。

几点再认识

从本人对老家及周边数十个村此前七年的回忆和再观察、再访谈来看，农村各种公共事务，全赖村民在传统经验和法规的框架内，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动路钱和能力，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村民民主自治，源远流长，且越是国家危难之时，越显示出村民自治的伟大智慧和能力。村民民主自治是农村稳定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最为成功的管理方式，只要国家的方针政策符合实际，操作性强，村民完全有能力从实际出发，搞好民主自治。(208-09-23)

附：

无税时代的村民自治实录(2008-6-9)

下面记述的是老家村2004年取消农业税费至2007年村民自治的主要情况

乡村两级工作的互动情况

农村改革开放之前的各个时期。如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公共食堂、1962年的调整巩固、社教、文革等，工作重点虽有所不同。但乡（人民公社）一级对村（生产大队）、村民小组（生产队）的互动，主要是围绕 “统购派购”而“催耕催种”。由于村里年年都能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统派购任各，乡一级除主要负责人一年内例行地到村里走一两次外，一般不需派强有力的干部进村，进村联系的，主要是一些农业产品如粮食、生猪、禽蛋、中药材、棉花、苎麻、茶油等收购和技术指导部门的人员。即使有乡干部到村里吃饭，生产队给点米的补助，从不管烟，谈不上酒，开支也是较少的。

改革开放至免除农业税费以前，乡村两级的互动，主要是围绕农业税费和计划生育。乡村两级的互动，是建国后最多的一个时期。相应地，村里的行政开支也是较多的。

免除农业税费以后，乡村两级工作的互动的实项是：

农业普查。

中心小学改造集资1次、1万元

乡道年度维修集资和施工2次。

年度粮补分户造册，一年一次。

农村合作医年度缴款，一年一次

退耕还林面积核查和补贴发放，一年一次

禽流感预防一次，分户注射疫苗。

灾情察看和核查，2007度年多次。

村两委换届选举一次。

换届后村前后任工作协调。

农田耕种情况调查，一般一年一次。

低保户、五保户登记一年一次。

征兵，一年一次。

计划生育突击，一般一年四次。

协助有关部门如户口、生育、治安等基础性的工作。

依法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从工作来源看，多为县以上管理工作的向下延伸。

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的互动情况

老家村有6个村民小组，分属两条小河流域。村民小组（生产队）同时是原有的土地集体（生产队）。税费改革后，村民小组已自行消失。村民小组作为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既无经济，又无组织。村民委员会为每个村民小组指名一位村民代表，参加村里的一些议事活动和上达下传的会议，偶尔作为组内一般事务的召集人，大一点的土地集体的事务，一般由村民委员会出面。

村民委员会与农户的互动情况

由于免除农业税费和市场经济的深入，法律规定的上述职能，其中的大部分，因经费来源上移，决策权也随之上移，如学校、五保、低保、医保、社会救助、村干部误工补贴等，村一级只负责一些造具名册等基础性工作。三年来，村一级面向村民决策和实施的工作主要有：

全面清理村级财务，并张榜公布。

2005年对大雪压倒的数十根电杆进行了简易修复。

2006年组织农户自筹2万多元进行电网户内改造。

每年筹资和组织村级公路维护。

组织村内水利和农田灾毁的简易维修。

组织生老病死苦等的简易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