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转型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

2008年11月27日，由中国经营报和ChinaEconomist共同主办的“200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召开，凤凰财经对会议全程进行了报道，以下为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演讲实录：

秦晖：公平正义其实合在一起就是公正，这个话题从90年代以来大家就很关心。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我在这里时间有限，只讲三个问题。

一个是程序公正，我认为这就是群己权界的问题。第二个我想讲一下产权改革中的公正问题。第三个我想讲一下福利问题，这涉及到了分配。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经常有一种说法，我是不太同意的。有些人老讲中国文化很重视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是很重视个体主义的。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就是从西方来的，不能说所谓的资本主义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也是西方的东西。而且大家知道，柏杨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就是一条虫，合起来就是一条龙。我认为，我们不能说中国人的集体精神就是比西方人强。

早在100多年前，严复先生已经讲过了，群己权界论不在于群大一点还是己大一点，关键是在于群己的边界一定要清楚，群己的规则一定要清楚，绝不能倒过来。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东西是属于个人领域的，这些领域就应该采取自由的原则。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属于公共领域的，这些公共领域应该尊重大家的意志，也就是说应该实行民主的原则。现代化绝不是要搞有己无群，甚至也未必就是大己小群，它只是要清楚地区分群己权界而已。

过去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的过去也有这样的问题，包括欧洲在中世纪也有这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些国家过于集体主义还是过于个体主义，而是在于有一种很大的问题，这也是导致社会公正受到破坏最大的根源。就是群己混淆、群己不分，甚至是群己颠倒。在那里，一方面属于个人的一些东西，常常是横遭公共的干涉，也就是个人领域缺少自由。反过来，公共领域又往往被个人专断，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缺少民主。个人领域得不到尊重，就造成自由不足，而公共领域得不到应有的服务，就造成了福利不足。

前几年，中国发生了郎顾之争的时候，有些人说我们要保护私有财产，有些人说要保护公共财产，防止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当时网上有一个网民讲了一番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其实私有财产变成公有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是私人同意，因为这是你的财产。大家知道，刚才王振耀先生也讲了，汶川救灾很多人做了捐献，所谓的捐献无非是拿自己的财产做公益，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这是侵犯私有财产，道理很简单，这是尊重了你的意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你自愿的。私产变成公有不是不可以，但必须私人同意。

那么，公产变私有是不是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呢？不是的，公产变私有，如果是出自大家的意愿，那也很简单，也是对的。因为公产就是大家的，大家要分、要卖，只要大家的意志得到尊重，有什么不可以呢？就像个人，可以把他的财产捐助公益一样，公众也可以把公众的财产落实多个人。私产变公有必须要私人同意，而公产变私有必须要公众同意，道理就那么简单。无论是保护公产还是保护私产，其实都在这个道理里面。

但是，现在破坏公正的恰恰是这两个原则倒过来。没收私产，比如说强行拆迁，常常是国家说了算，而不管房主是否同意。而置换公产，我们现在不讲私有化，我们往往说是产权置换，置换公产往往是官说了算，而不管公众是否同意。讲得简单一点，属于公众的东西，往往是个人有发言权，公众没有发言权，而属于个人的东西，往往是公权有发言权，而个人没有发言权。这样一来，无论是公产还是私产都得不到保护。

前几年有一些朋友认为，之所以我们出现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是因为我们过分地保护私有财产。我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尊重每一个公民持有财产的国家，肯定对于保护所有公民共同拥有的财产，也是最有效的。

老实说，私人财产并不见得是个人所有的财产，1万个人共有的财产也是私人财产，所谓的保护私有财产既意味着一个人的财产不会被公权力所夺，也意味着1万个人拥有的财产，不会被公权收入私囊。其实，这两者都是一回事，而我们现在这两者中都产生了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很多的国有资产或者是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了，有时候我们老百姓的私有财产也不明不白地被侵犯了。这两者都是一样的，这就造成了群己权界得不到遵守，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群己混淆，甚至看到了群己颠倒。因此，要维护社会公正，或者说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一个什么呢？在我看来要建立私人领域归私人领域，而且私人领域要实行自由原则，公共领域归公共领域，而且公共领域要实行民主原则。至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哪个大一点，哪个小一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确定的答案。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中可以有福利国家，也可以有比较自由、放任的国家。所谓的福利国家，那些左派掌权的民主国家，其实无非是把群利放得比较大，比如说国家征税的税率比较高，再分配的力度比较大。但是，只要是国家征税，肯定是按照民主原则，不是皇上征，也不是为了养三宫六院，就是为了公共服务，所以要有无代表不纳税，要有公开，要有政府问责，不是说大福利的国家就叫福利国家。你要搞自由放任也行，自由放任公共的这一块会小一点。不管大还是小，只要是公共的，就应该有民主原则，只要是个人的，就应该有自由原则，而不能倒过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倒过来，因此我认为关键不在于大己小群还是大群小己，而在于群己的界分，实际上群己的界分也很难解决，因为人类的活动领域有一部分是很模糊的，你说不清到底是群域还是己域，到底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你说不清楚。怎么办呢？这就是模糊的领域，对于模糊领域的财产权的税率国家要征收多少？这是一个模糊的东西，但是不要紧，我们可以每隔几年重新做一次判断。比如说今年我们可以把群域扩大一点，过了几年我们觉得这个有问题，也许大家知道下一轮我们会出现一个自由主张的人上台，他就会把这个缩小一点。我觉得这不要紧，但是我们所有的机制都一定要具有这种性质。在维护公正的性质上，全界是可以游移的。比如说税率，国税是对于财产权的干预，它可以高一点，也可以低一点，但是群己是不能颠倒的。

关于产权改革我就不说了，我简单地讲一下我们在解决了程序公正之后，还有一个分配公正的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了福利问题。福利问题大家也知道，世界上现在有很多的争论，有些人主张低福利，有些人主张高福利，所谓的低福利就是政府的福利只覆盖最穷、最弱的那一部分人。所谓的高福利，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或者是公共保障可以覆盖更多的人，乃至所有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改革所需要取代的是一种与这两种不同的现象。这个福利往往是覆盖强势者，而不覆盖弱势者，这个现象我觉得改革以前我们国家是大量存在的，所以我一直反对这种说法。说我们原来搞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福利国家，现在搞市场经济了就是去福利化，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中国从来不是福利国家。我们以前有公费医疗制度，但是我们的公费医疗制度，主要是保障干部的。可是，我们广大的农民是没有的。而这一点，老实说和现代文明是相反的，我们现在一定要改变这一点，改变这一点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说以前是没有农民医疗保险的，现在我们开始搞了新农合，像江苏省农民每人已经有了76元的福利性医疗资金，但是我们知道这当然还不够。我们知道在江苏省，新农合搞得最好的一个地方，农民人均占有福利性医疗资源是76元，而干部人口只占到0.2%，但是他们拥有20%的福利性医疗资源，人均占有资金达到了4200到6000元。如果我们计算福利性医疗资源分配的经济系数，它要高达0.7。也就是说，比一次分配的不公平还要大。尽管这样，我并不认为我们没有成就。因为在改革以前，我们的负福利比这个还要大，大家知道改革以前农民的一分钱福利都没有，现在好歹有了76元。

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怎样呢？有些人说我是左派，我希望向福利国家发展，那么你就为增加最困难人的福利来努力吧。有些人说我是右派，我主张自由放任的，我主张国家不搞那么多这些东西。那么，你就为降低特权化的福利而奋斗吧。假如我们中国把那些特权化的福利逐渐压低，把那些真正给最弱势群体的福利逐渐提高，那么我们的负福利状况就会逐渐得到改善。我们首先会朝着零福利的状态逼近，接着我们会向正福利，也就是福利国家的方向挺进。

老实说，照我看来，中国到目前为止，还处在一个负福利的程度逐渐降低的过程，离走到零福利还有一个距离。包括我刚才讲的医疗就是这样的，其实住房我觉得也有这个问题。刚才陈先生已经讲了，我们现在的住房保障要面向最困难的人，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所谓最困难的人，指的是户籍居民中最困难的，可是我们现在真正要解决的是2亿多农民工怎么在城里安家的问题。所以，我们未来努力，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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