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方王志纲（转载）

30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王志纲是个重要的见证者、亲历者和阐释者。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是以王志纲为领头羊的活跃于珠三角的一班新闻界小兄弟之一。

所以，我也算是老王从王记者成为王老师的见证人之一。

王志纲式的“第三种生存”令人艳羡，然得此道者难数一二。

为什么？因为世人要么甲方，要么乙方，唯王志纲坚持只做丙方。

——封新城

“30年里，我活了六个王志纲”

封新城：对你来说，说30年，正巧，78级的大学生，到现在正好也是走出贵州30年。

王志纲：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全中国都在搞30年回顾，很多人、很多机构都把我当成一个人物来谈。也许像你说的一样，一个是我30年正好画了一个圈；第二个呢，这个圈我没白画，前十多年，算是在新华社、社科院搞一些幕后的推手；后15年知行合一，成为实践者，一直就是在所谓的风口浪尖吧。所以我把自己的人生概括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很多人都会想到前面两句，就是没有想到后面一句，我认为“历万端事”可能是这个时代给我们这些人最大、最有意义的东西。

因为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没有机会去历万端事。一个人一辈子，比如像你我的祖上，即使是大地主、大官僚，当然包括农民，其实他们都是重复自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话背后的意思是，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根本不可能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的自由，而我们恭逢其盛，具备了选择的机会，这是30年来最值得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有了选择的自由。第二，不仅有了选择的自由，而且具有了同时经历很多种生命形态的自由和机缘，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喜欢历史嘛，我读李白，读杜甫，包括王阳明这些人，一路走过来，要么就是出将入仕，能够当个官；不行的话，在家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发点牢骚，自我安慰就完了。我们可以一次两次三次地重复，包括我本人，你说我活了多少次啊，人家现在说的，已经是六个王志纲了：第一个是学者，做了两年的学问，有些人做一辈子；第二个是记者，当了十年新华社记者；第三个，影视制作人，干了五六个大片子；第四个，什么房地产策划人，其实房地产对于我来说不过是盘麻婆豆腐，我们真正的强项哪只限与此；第五个，城市战略推动者；第六个，区域和产业整合者。现在有了第七个，参与国家战略，包括整个中国的沿边开放。北部湾战略我们参与了；还有东北亚战略，包括你老家吉林的珲春、延边和图们江流域，我们都参与了；还有牡丹江和俄罗斯远东，我们也参与了；还有黑河的两河一城战略，云南的大湄公河流域战略，我们也参与了。

我很感慨，我说这些大的事情，为什么沿边开放不去找国务院发展中心，全都找到我们这里来了？大家也觉得很怪，说为什么找王志纲工作室呢？我说可能是由于我们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永远在当尖兵，在穿越；遇到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寻找到我们这儿来。

封新城：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你该怎么判断——你说老王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呢？

王志纲：这是一个尴尬的事情，我也被它所困惑——因为我一直希望人家认识的就是一个团队，这是一个机构，这是一个平台。但是很麻烦，几乎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找过来，一定要打虎上山，一定要见我，把我当作香港名厨，我炒的菜才行，这是第一；第二，包括中央电视台每次请我去做节目，介绍我身份的时候，他们说，王志纲工作室，为什么不叫王志纲战略策划机构、王志纲国际咨询集团啊这样的呢，这不是更加名副其实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了解到我们的实力和能量；但是又带来第三个问题，如果我改成了很商业化的这么一个集团、公司，自己反而不可能轻松地继续穿越了，所以我们只能给人家这么解释，王志纲工作室是一个品牌，王志纲个人是领头羊，其实它是个团队。

封新城：但最后形成的还是你一个人的效果。

王志纲：实际的效果是，人人都知道我们是谁，很多熟悉我们的客户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但是人家认的是你这个领头羊。

封新城：当然，还有一句话我要紧接着说，在你这里呢，脑袋是生产力，嘴巴也是生产力。

王志纲：因为这15年的探索，使我们拥有了很多天翻地覆的、深层次的核心机遇。全世界的智库机构都是这样的，从美国的兰德公司到日本的野村证券。讲到中国的战略智库，现在很多人想争，其实不用争，我们就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战略智库，只不过我们没有张扬。你刚刚讲的是两个表现方式，一个嘴一个脑，但最根本的东西，相当于一个紫砂壶：茶垢就是你积累了多少内存，就是案例库，而这个案例库不像北大的那种案例库，我们是开中药铺的，甘草肉桂，亲力亲为，是活生生的东西。

封新城：有个问题，你这些可以复制吗？

王志纲：可能复制不了，但是王志纲可以授徒。

封新城：对呀，所以你有了很多这样的书，每年都有。你在离开传媒这个行业之后，仍然非常善用传媒。

王志纲：哈哈，我哪里是善用传媒，我对传媒是敬而远之。

封新城：是善用者之一，就是传播嘛，你的书是传播，讲堂也是。

王志纲：你应该这样说更准确一点——我懂传媒，至少是个传媒专家，我知道它是把双刃剑。

封新城：林老师（指王志纲夫人林兰）刚才说得很对，王志纲这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一个王老师。

王志纲：好为人师。

封新城：走到哪儿，别人都喊你王老师，按中国传统，这个过去叫师爷呀。

王志纲：很多人在争当大师的时候，我满足于一个“王老师”就行了。

封新城：对，王志纲的传奇，我说不可复制，因为那完全是你个人的东西；当然，你这个生产力能量还不错，养活一帮人，然后汇集很多人，是吧？这是一个整体的效果。那么多的身份，30年的这些经历，哪一段会让你经常回忆起来？童年、少年，还是上大学？

王志纲：这个就要看哪一段了，对我来讲可能很多段都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一直在长征，一直在穿越，在冲浪，这可能是我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因此，如果要回顾的话，我可以跟你说出很多阶段，它是个累积的过程。

对我一辈子可能影响很大的一个阶段，就是“文革”。那时我十一二岁，刚好是长心智的时候。我们家原来号称书香人家，备受尊重，我爹是个校长，在县城里属于大知识分子，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那么一种很有尊崇感的家庭里面。我家住在一个很大的军阀的院子里，有一个大门叫朝门，朝门外头，我们都叫流氓烂仔，不来往的；朝门里面除了我们家，后来又搬进了几家人，都是知识分子，很自尊，很自以为是的。后来，一夜之间，文化大革命来了，洪水冲垮了，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是我爹。北京揪的是三家村，照搬嘛，揪最大的知识分子，我爹一下子就被戴上了高帽子，推到万人大会上被批斗。那天，我从野外回来，突然看到从我面前过的很多人，包括那些邻居，都流露出一种诡谲的笑容；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黄昏的时候，抬头一看，看到中心广场上一个人挂着很大的一个牌，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某某某”，就是我爹，我看着他戴着高帽子过去了。我爹原来是每天穿件呢大衣，擦得很亮的皮鞋，就像电影《早春二月》里那个校长肖涧秋，就是属于那种气质的人。突然一下子，就被红卫兵们给带走，还揪上台去了，我一下子成了狗崽子，这个我一辈子印象最深。

当然这是经历了一两年的过程，起码造成了我心智上的两个东西：第一是敏感，自尊心极强，尊严感非常强。所以呢，平生只唱《国际歌》，不唱《东方红》，从来不看别人的眼色，从来就没有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种意识很强烈。而且我很敏感，对我好的人，就是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对我有过什么的人，反正是嫉恶如仇。第二，就是两面性了，一个自尊，一个自卑，同时具备这两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在向下延展的时候就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了，当我去面对外部挑战的时候，我有可能也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苦难的生活，会使一个人像雨果的《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一样，洒向人间都是爱，以宽容宽厚来看待一切；一种呢，是在狗群里学狼叫，用一种很凶残的方式来对待周边的一切。幸好，我成了前者。

封新城：反正是两个相反的方向，而你走向了今天这个方向。

王志纲：这个方向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历练了起码十年。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文革”结束了，我父亲基本上解放出来了，当了校长。但他之前有个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培养了成百上千的大学生，我们家没有一个上大学，他一直在说：唉！我这一辈子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到了我们家一门四匠。当时开玩笑嘛，我是泥瓦匠，我大哥是石匠，我二哥是木匠，我爹是钟匠，给学校敲钟的。后来我们考上大学了，考上大学是我第一次出省外，本来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新闻系，后来当时院系调整，新闻系给了人大，人大又因为校舍有限，调整了招生计划，兰大的招生老师就把我要过去了。

封新城：当时不想进兰州？

王志纲：不想。当时我待了三个月左右准备逃跑的，不想读了。吃不惯那个面食，总是冒酸水；还有那个发糕，连续三个月没有米饭吃，整天拿着碗，到处找饭吃。你知道什么叫做钢丝面吗？吃了屎都拉不出来。

封新城：咱们说到兰州了哈。

王志纲：后来我很感谢兰州——所以我讲这个人生、命运里啊，有你控制不了的东西，它会安排你，但是看你怎么来处理。比如“文革”对我们来说是苦难，但是我把它变成一个财富；比如到兰州，后来我很感慨，在很多场合我都说，幸好当初没上北大。因为北大很时尚，可能很时髦，要是当时我到了北大说不定会变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后来我在新华社、在其他地方遇到一些北大的同事，他们为什么做不过我？因为在兰州那种地方，就像一棵苦蒿、一棵左公柳，你没有功夫去变成天之骄子，只能拼命地往那地底下扎，去吸取水分。所以那四年我学政治经济学呀，的确觉得很扎实。现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全球经济游戏规则重新洗牌，马上广东要请我去作一次讲演，我会再谈《资本论》。今天华尔街所出现的一切，当初马克思早就剖析得淋漓尽致了，最可悲的是我们还拼命把这个东西作为我们的蓝本，特别是那帮海归，成天营销这个。

兰州对我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四年下来，由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总是这样。兰州大学基本上秉承了苏联式教学方法，一个是没有外在的诱惑，你只能寒窗苦读；第二个是那种一遍一遍的方式，让你读原著，不准你去读别人异化了的东西，读马恩列斯，读《资本论》，读《政治经济学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除了这些，还读几十本参考书，比如说《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美国通史》、《中国通史》，还有我自己另外选的几十本，包括描述美国近代史的《光荣与梦想》啊，还有说日本是怎么起来的，《激荡的百年史》啊，《日本列岛改造论》啊，等等。就是说，你要了解周边的各种情况，这些辅助性的书籍，利于解读马恩思想产生的来龙去脉，它的长处和它的局限性——这个东西呀，我一辈子受益无穷。

封新城：其实你在兰州应该不止四年吧？

王志纲：我在兰州六年。我毕业以后，在兰州社科院嘛。我觉得我是最早遇到宏观调控的，你知道我们怎么遭遇宏观调控吗？本来我们是天之骄子，但是毕业的时候系主任来给我们训话：“同学们，我们国家要搞四个现代化，需要经济人才，但更需要教经济学的人才。”哈哈，宏观调控，只能当老师啊。当然我很不愿意当老师，因为我父亲的经历在我心理上产生的阴影使我非常不愿意当老师。当时只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甘肃日报当记者，我没去，我从骨子里看不起，这个平台太小了。后来我说，这样吧，干脆到社科院去，先去做几年学问吧，就去甘肃社科院待了两年。1984年就到新华社了，1984年8月调内蒙。后来因为我太太怀孩子嘛，双胞胎，我老丈母娘说，你不能走，他们带不了。我那个时候要干革命哪，他妈的来了两个臭小子，当时简直是天大的灾难，哈哈。

“凡是市场能做的，我们就不做。凡是市场做不了的，我们就做”

封新城：我记得林老师当年跟我讲过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就是她怎么做老婆——好像你当时在家里伺候孩子啊什么的，十来天以后，林老师就说，哎，你不能在家里待太长时间，赶紧出去吧。

王志纲：对，有这么一回事。因为我当记者嘛，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嫁个记者郎，夜夜守空房，三月五月回家转，丢下一堆脏衣裳。我们应该承认，一个男人成点事，跟老婆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她不把后方给你安顿好，不支持你，怎么行呢？她给我最大的支持，是我当初决定下海的时候，她如果哭哭啼啼的，我肯定是走不好的。我下海的时候可不像别人已经把船搭建好了暗渡陈仓，我下海是光着屁股这么下去的，什么都没有。

封新城：当时很困难吗？

王志纲：是很困难。我下海的时候单位领导就是武大郎，很多人说，你不要对王志纲太过分了，过分了他会离开的。他听了这句话说：哼！他不会走的，他口袋里面顶多七万块钱，他买房子都买不起，我这边只要把房子一收，他住哪呀？他会忍受的。

封新城：这样说来，如果当时事情不是积累到这个程度，你也不会走。

王志纲：不，当时也想走。当时想走的原因，第一是认为新华社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再玩也玩不出什么名堂来了；第二我还有80%的能量还没释放出来。我觉得在体制内已经没有可干的地方了，就考虑换一种新的方式了，这个时候单位领导给我推了一把——我走人，就走出体制，自己给自己落实政策。我走的时候，我爹我妈还有同学、所有的亲戚，全都不可思议，他们觉得第一你没犯错误，第二你在新华社这么牛B，第三你又不是去经商，你干啥去了？

封新城：是啊，那时候搞得大家还挺担心你的。

王志纲：担心我活不出来？

封新城：对，还有就是总觉得有人要看笑话。

王志纲：看笑话肯定的！包括新华社内部都有很多人说，王志纲牛B是靠新华社这块牌子，现在他没有这块牌子，他牛B什么？等着看笑话吧，这是肯定的，也是必然的。那时候我面临巨大的选择，杨国强，就是碧桂园的老板，我下海以后他就拉我，说到我这儿来吧。我想，我怎么可以跟你们这帮家伙在一起呢，没答应。后来钟华生更好玩，他一看我名片上写了一个“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他说，我这个农民企业家协会比你这个实在多了，给你一个秘书长还不带副的，哈哈。我一想，我怎么能到你那个地方去？我这个人本来就是要挂羊头卖狗肉的，我怎么能去干那个活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些小老板来找我，一个很大的广告公司的老板也来找我，说你来当我的董事长，我当总经理，给你50%的股份，我们一块干，凭你的名声在广东还是有影响的嘛。我没有同意，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无功不受禄，我要你这些干啥？但是后来我帮他做成了一单生意，因为他知道我的商业价值，就是广信房地产。

封新城：哦，就是以前白云机场的那个。

王志纲：对。

封新成：我还记得你那个广告词呢，坐拥什么……

王志纲：哈哈，对对，广信当时是在整个中国开先河，真正的整合传播。

封新城：这是下海以后的第一单生意？

王志纲：是的，赚了第一笔钱。这一笔钱就买了一套房子，因为我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单位只给我半年的时间，必须搬家。我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离开新华社还赖着不交房子，我这个人说话算话，我必须在半年内为我的尊严而战，为自己挣一套房子，而且这套房子必须比新华社那套宿舍还好——这就是当时我一个很简单的目标。这个跟你还有点关系呢，你当时为我“创造”了一句伟大的“名言”，在中国传得可广了：“我的生存压力并不大，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你当时办《七天华讯》，把这句话变成标题了。这句话的影响非常大！真的，当时你们来采访的时候，我正好解决了房子的事情，就通过市场检测我的价值了。

他们找我，让我开价。当时那个广告公司的老板就问我，王老师你开个价，出场费是多少？当时我们这个行当没有规矩，不知道怎么定价，他们还想把我比照明星，叫出场费。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谈价钱，我说，那让我具体做什么呢？他说，就是帮我把把脉，出个点子策划一下，我们来做广告；我反过来问他，这些明星当中现在谁最牛B呀？他们说毛阿敏，我说毛阿敏的出场费是多少啊？他们说总有八九万吧，我说：哦，她是五位数，那我肯定得六位数！然后我又问，像我现在住的这样的房子值多少钱？他们说90平方米可能要三四十万吧，我说，行了，就38万！哈哈哈！他马上就回去给对方汇报，对方满口答应，税金打完以后，把38万给了我。

第一次挣钱，第一次打价，第一次明白自己是谁，所以你们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了那句话：我的生存压力并不大，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当时我的名片是啥？很精彩——自由撰稿人，我就还想继续舞文弄墨；独立策划人，我不依附老板，不依附谁，我是独立的；电视制片人。当时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这三个方面，很明确。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姜太公钓鱼。从化有个小老板，前两天还在给我打电话，15年前他跟我在一起喝酒，喝高兴了，说“什么叫王志纲啊，就是有志气，有纲领，王者风范”，后来我把这句话写在书里了。那段时间他陪了我半年，我们就在从化的山山水水里骑马、吃野味、打高尔夫。半年调整完了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就出山了。出山以后，就开始把这三个“一”合成一个“一”，实打实地做战略，做策划。

封新城：有两个问题是很敏感的，老王必须说实话哈——中国的策划界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但是给人很乌合的感觉，就是说策划在中国名声不算太好。但是，提你王志纲又绕不开策划，你怎么看？还有一个，你跟那些老板、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怎么打交道，最后跟他们能够成为朋友吗？

王志纲：这两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如果没有王志纲，可能就没有策划业，因为是我把策划这个大旗举起来的，包括现在很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很感激我，说我落实了这些所谓的智力行业、创意产业的市场价格。自打我把价格打起来以后，他们砍价的时候，说王志纲要200万，我们要十分之一怎么样？可以了吧？第二，这个行业的确鱼龙混杂，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遍地都是忠义救国军；第三，由于这里面一些人的不争气，使得这个行业几乎全军覆没；第四，非常有意思，当这个行业一次次洗牌，还是我们弄潮儿当向潮头立，这面大旗还继续举起。很多人就说了，既然这样，王老师你怎么不改一下，不要叫策划了。我说，不能这样，做人不能这样，策划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不能够因为有几颗老鼠屎，我们就把这锅汤给倒掉了。关键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站得住，如果我们站得住，这个行业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的战略咨询行业，是肯定站得住的。

我想我这一辈子能够做一些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定力，我认准了一个东西，一般我不会轻易去改变。你看我现在是万变不离其宗，包括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有从事创意产业和新闻整合传播的很多影子。其实它还是这样，我没有什么可变的，我不去操盘做房地产，我不去投资开矿，我不去赚大钱。当老板智商并不要太高的，挣钱是个很简单的事情，说白了，特别是像我们占据了这么好的地位。真的，有很多人挣不了钱是因为没有席位，你知道吧，你没有入场，你当然难嘛，我本来就是场里面坐着的人，而且还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而且还不受约束，想挣大钱太容易了。

另外一个就是你讲到的跟老板、企业家打交道的问题，有一点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对我们很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卖方市场。这是我在《第三种生存》那本书提出来的。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我们有个助手当时就给我说，王老师，这个书出了好吗？谈了老板那么多问题，得罪我们的衣食父母，以后我们怎么做生意？我说怎么不好？什么叫商人，商人就是妓女和他妈的嫖客，这些人是有奶就是娘的。你自己只要有实力，弱水三千，我只取一勺。你装傻就行了。本来，弱水三千，你可以让他钵满盆满，你只取一勺。他叫你爷爷都行，你骂他两句算个啥？这就是我的原则。后来这个书出来，果然，老板们争相传阅。

乐百氏的第二把手，杨杰祥，有天跟我打电话，要我给他广告费，说我那本《第三种生存》他买了上百本送人。我说你为什么买，骂你们的嘛。他说骂得太对了，从来没有人把这个老板阶层血淋淋地解剖出来，他是摔了跤的才看，太绝了。就是做什么事情，你是卖方市场，他们要求你，你还获得了针砭时弊、剖析天下、评点个人的能力。如果你是买方市场，求爹爹告奶奶围着人家转，那你就摧眉折腰事权贵了，你得给人家作出巨大的利益的让步。你必须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离了你张屠户就是吃不了混毛猪。

原来汪洋在重庆的时候，有个很大的项目，全中国全世界都想抢的，大三峡旅游开发项目。当时重庆市长叫旅游局长来跟我联系，说市领导的意思是请王志纲工作室，只有王志纲工作室做过这种事情；但是按照国家的规定要招投标，全球招投标，我们知道你们从来不参与招投标的，能不能给个面子给我们，招投标你们意思一下，但最后的事情是你们做。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能够找到一个跟王志纲工作室类似的公司和机构，我们跟它们去PK；如果找不到，要么你就信我，要么你就不信我，只有这个选择，本人从来不参与招投标。你让我们去做，就按照我们的规矩来。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你必须是唯一的，你必须是卖方市场。但要做到这一点你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所以现在我还有一句话嘛，凡是市场能做的，我们就不做。凡是市场做不了的，我们才做。

封新城：思想是一回事，还有一个表现的问题，就说，老王，你这个能说是从哪儿传来的？

王志纲：你说我能说吗？

封新城：不能吗？

王志纲：哈哈，嘿，你小子。

封新城：我一句不吭声，你肯定也能说一下午。

王志纲：我能跟你讲两三个小时。

封新城：对呀，我知道嘛，咱们当初你就是这样。

王志纲：我讲故事的能力是练出来了。你说我能说是吧，这可能有家族遗传的问题，因为我爹就是一个教育家嘛。但是我比我爹还厉害。

封新城：现在的学生不得了了，个个都像王老师。

王志纲：我们家六兄妹，他们都不会说。就只有我口若悬河。

“我没有跟任何一个老板、任何一个政府政客形成特殊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是朋友”

封新城：你那两个儿子都在干啥呢？

王志纲：王大骐在你那里实习过一个月，之后写了一本书，很快要出版了。这本书从16岁写到23岁，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破罐子”，副题叫“一个80后的心灵自传”。其中在新周刊实习了一个月也写了，很精彩。

封新城：你作品这么多，两个儿子怎么评价？你觉得你这两个儿子怎么样？

王志纲：这两个小子，今年23岁，比我23岁的时候文字水平高多了，比我当年的水平强。

封新城：人说儿子说孩子都会这样嘛，是吧？

王志纲：我经常恨铁不成钢，骂他们，但是他们的文字，的确不错，比我的水平高。但是在其他方面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我这个儿子，他在留学，今年年底回来，我对他的企盼是，你把这本书写好，就是最大的毕业论文。这本书将会形成中国的一个话题，最适合《新周刊》的一个话题和现象，完全是一部中国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面有很多诗歌，他自己写的，很抓人的。两个小子，一个比较理性，喜欢哲学、经济学；一个比较感性，喜欢文学、电影和戏剧，下一步可能会做电影，让他到美国去继续学电影。

封新城：那在他们的眼里，你仍然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吧？

王志纲：肯定的。他们的意思是，觉得是生活在我的阴影下面。

封新城：你现在有没有烦恼？

王志纲：什么？

封新城：烦恼。你这个年龄很敏感，就是说，你心又很重，你能没有烦恼吗？

王志纲：小烦恼，比如高尔夫我这么用心去打呢，应该打到更高水平。要打到七十多杆才行呢。我现在八十多杆嘛，不是九十多杆，但是我想要成为顶尖的。就凭我的智商和我的投入，应该达到这个顶尖的水平，但没有达到。我刚从日本回来，日本的高手，一个七十岁的老头跟我打一场球能打75杆。那天跟老头打完以后，我很感慨，说：第一个，你改变了我对高尔夫的看法；第二个，你振奋了我的精神；第三个，我终于有目标了。你70岁，还打70多杆，80岁打80多杆，我还有20年，一定要往这个目标去走。

封新城：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很奇怪，像你这样的出身，最爱好的一个运动是高尔夫。

王志纲：你要有时间我跟你讲高尔夫呀，不得了。

封新城：哎，你只能简明扼要地说。

王志纲：打高尔夫就是体验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你打一局球，就是一个人生的起承转合。有突飞猛进，有饱受挫折，有飞来横祸，全在里面了。这个过程是自我战胜的过程。这个东西一般人感受不到，这是我对高尔夫的一个最大的感受。第二个呢，同样是打高尔夫，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完全是不同的。有的人，像你们，可能看到的是球场，90多杆、100杆这些东西；还有更高一些的，80多杆的人，看到的可能是球道、果岭、地台这些东西；还有一些人，像我们，我看到的是灵魂，球场的整个风格、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案。就像看一个美女一样，弱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我现在全中国的球场是全打遍了，四百多个球场。

还有什么烦恼啊？钱啊现在都说不清楚，现在开始心如止水。有个小子骗了我200万，如果是原来会气得要死，现在想一下，一笑就释然了。还有个小子我借给他几百万，到现在没还钱，摆在股市上亏了几千万，你怎么烦恼呢？笑一笑就行了。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就像孔老夫子说的一样。孔老夫子很伟大呀，那时人类短寿，他怎么会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哎，我记得我在你们《新周刊》上说过的生活家的说法，好像传得比较广。“有点钱，有点闲，有点爱好有点权。”

封新城：啊，对呀，这个是好东西呀。其实呢，就像有你这种经历的人，再包括我们这样的传播者，往往是用很轻的方式，把一些真正的生活的真谛传递出去。那最好。如果再用你的几句话，咱们还是有默契的嘛，你说过我们《新周刊》怎么样，你的那几句话很精彩，我用来做了我们《新周刊口述史》的广告语：一个时代，一本杂志，一群人，一个传奇。

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你还一直没有回答我。我说你跟老板、官员打交道最多，其实也是最难打交道的这些人。那么，这里面你能真正交到朋友吗？

王志纲：应该这么说吧，你既然跟官员、老板打交道，就是个业务关系。我基本上坚持一个原则，同流而不合污，和光而不同尘。就是说我跟你是一事一议，事情完了也就完了。我让你得到了一种升迁的机会，但是我跟你不发生人身上的依附关系。第二个，我尽可能地保持距离，我基本上到目前为止从不走到前台，没有跟任何一个老板、任何一个政府政客形成很好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我们不可能是朋友。

有很多人见了我，说我们是哥们，是朋友。我说不对，朋友是一个神圣的概念，我们才认识两天嘛，怎么会是朋友呢？什么叫朋友？什么是酒友？什么是弈友？很多都是无病呻吟。最伟大的是朋友，“无依无求找朋友”，有人说朋友就是无私帮助别人的人，但是在这个谁都有私的时代，到哪里去找这样无私的人？朋友这个玩艺啊，你们都可以作为一个选题。到底什么叫朋友，我也糊里糊涂。

就是说我这30年下来，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跟所有的人打交道，都是啥呢，一种委托关系。你委托我，我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漂亮，我们至此为止。我从来不保留任何一个人给我的电话，包括很多官员把手机号写给我，我扭头就把它交给秘书，我自己没有任何电话。

有个商人跟我讲，说王老师，你要注意啊，你以后没朋友啊。我说，那你说说，你是我的朋友吗？他说，你就我这么一个朋友啊。我说，不，错了，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他说是吗，我怎么会不是你的朋友？跟你玩了七八年了。我说你呀，你不是损友，但你也不是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有所图的。你跟着我这八年你看我帮助你多少生意。所以你不要用他妈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讲这个东西。我说这个时代就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时代，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为什么你成天围着我形影不离？就是因为我有生意给你做能帮衬你嘛。为什么我那些同学朋友，反而十年八年还见不了面呢？因为没有利，没有交织。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可能等到我们都无利无求的时候，就可以成为朋友了。这二三十年的确是一个大浪淘沙和激流奔腾的时代，大家成天都是在挣钱，所以朋友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封新城：其实我们在1997年的时候也专门做过朋友这个话题的调查，听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说这个话题可能会让人爱恨交加吧。

王志纲：嗯，特别在一个城市，深圳，我感受很深。我先是在北京，后来到了深圳。我没在深圳住的时候，到了深圳还会跟一些人打个招呼，见个面；到了深圳以后，住了12年，突然间撞到了，一算，哟，有12年没见了。为什么？我才发现背后的原因，就像这个宇宙空间一样，大家在不同的轨道上运作，而且非常快，特别是所谓成功人士的运作，运作得越快交织的可能性越小。然后它某一天交织了一下，哗，12年了。

这就说明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所谓成功，就是以这个拼命的加速度的运作为表现形态的。那么正因为你加速度的运作，大家都是成功者，大家反而不容易在一起交织。真正每天在一起交织的，是不运作的人，闲人。是闲人就会产生酒友、牌友、棋友、驴友、网友。这个时候反而容易成为朋友了。那些跳秧歌的老干部们，成天就是以朋友的身份聚集在一起。像我太太按道理应该有很多朋友，很多人以甘肃为背景会形成圈子一起玩。她也跟他们玩一玩，但是后来觉得没趣了，因为她还有一些她自己的事情要去做。她运转的速度不一样，所以就很难形成一个圈，形成一个集合，形成一个所谓的朋友的概念。

我经常遇到很多借钱的，借钱说白了，就是合法抢劫，没有一个还钱的，这是我最清楚的。你刚才说到我是强者，我的确是强者，这十多年我走下来，大则几百万，小则几万、十几万、几十万，没有一笔钱是还了的。当然我还是借给他了。我有一个同学，说想见我，其实就是过不下去了。从好的方面理解，他是用一种善意、温和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和落魄，所以我不点破，就借了他一笔钱，七八万块吧。财务问我，到期了是不是还要钱，我说不要了，何必把这疮疤给他揭开呢？他就困难，就是这么回事，这种情况比较多。

所以我认为到六七十岁以后，可能会有朋友。(录音整理/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