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锡鸿的“大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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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鸿的“大火车”
日期：2008-12-03 作者： 来源：文汇报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艰难的求索。这个求索过程，既是改革过程，也是开放过程（尽管是被动的）。其中的每个阶段，都存在尖锐复杂的观念博弈与思想交锋。1870年代，郭嵩焘与刘锡鸿的出使欧洲，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郭嵩焘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他的出使，却是一次肇始于云南教案的“谢罪之旅”。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大清皇民，对于外部世界仍然茫然无知，许多满汉贵族依然沉浸在嘉庆皇帝“天朝臣服中外，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的狂妄和历代朝廷“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颟顸之中。
郭嵩焘与多数国人一样，踏上英伦之初，也认为西方物质先进，中国精神先进，他写道：“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随着考察的深入，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郭嵩焘日记》）在此后的考察中，他跳出“夷夏之防”的拘囿，避开“体用之隔”的桎梏，认真探究西方何以先进的社会文化根源。他通过深入考察得出结论，西洋发达之根本，不光在科技与商贾，而更在制度与文化。后人说，郭氏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正因为此，严复才说郭嵩焘“负独醒之累”，并将其与屈原相提并论。
然而，当彼之时，能够“睁眼看世界”者毕竟凤毛麟角，而担任副使的刘锡鸿就扮演了“监视者”与“告密者”的角色。由于他对郭嵩焘极尽罗织与诬陷，二人终于分道扬镳。朝廷只得改派刘锡鸿出使德国。尽管置身全新的工业化社会，但在这位刘公使眼中，行将坍塌的大清王朝依然形势大好。一次，波斯藩王对他说：“余闻西国前进百步，而我等仅数步，固觉瞠乎其后，势利远不及耳。”你猜这位中国公使作何回答：“绝迹而奔，人喜其捷，而不知有颠陨之虞；缓步而行者，人苦其迟，而不知无倾跌之患。”“绝迹而奔”之“捷”与“缓步而行”之“迟”，似乎也有姓“中”姓“西”的问题。似乎是宁要姓“中”的“迟”，也不要姓“西”的“捷”，这就是刘公使对西方文明“何慕为”的理由。这位波斯藩王惊诧之余，又问：“贵国何以不造火轮车（火车）？”刘公使信口答道：“大清国正制造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一日行驶数万里。”这种“大火车”是什么“先进装备”呢？——“圣学之道”，“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英轺私记·于波斯藩王论强弱》）这种刘锡鸿版本的“精神大火车”，与“四人帮”所说的“精神原子弹”，也许庶几近之。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政府，历经两次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对于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的购买、引进西洋兵器，较少设置阻力，但仍抱持着“祖宗成宪”与“圣贤遗训”不放。这些被刘锡鸿等辈视为“精神大火车”的宝贝，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也未能救民族出水火，由于其抱残守缺，深闭固拒，反而一再重演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开放门户的悲剧。甲午战败，危亡之秋，从慈禧太后顽固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张之洞折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把“祖宗成宪”和“圣贤遗训”当作“精神大火车”，自骗自炫，自慰自爱，自娱自乐。欧风东渐之际，日本坚持“脱亚入欧”，推明治维新以自强；清廷坚持“中体西用”，毁戊戌变法而自戕。何以故？一则不思变革，蹈常袭故，“祖宗成宪”与“圣贤遗训”，如同毒素，已溶入血液骨髓，把它当作《红楼梦》中的“宝玉”与“金锁”，他们以为，只要这劳什子“莫失莫忘”，就一定“仙寿恒昌”；只要这命根子“不离不弃”，就一定“芳龄永继”。二则维护“祖宗成宪”与“圣贤遗训”是假，维护既得利益是真。他们认为，任何改革，“于旧官必多反革，于旧人必多褫斥，于其富贵之图，大有不便。”于是，祭起“祖宗成宪”与“圣贤遗训”为宝贝，既显得冠冕堂皇，又感觉理直气壮。
其实，吹嘘“精神大火车”的刘锡鸿，并非看不到当时中国落后的现实，细读《英轺私记》，不难见出这一点。但因其思想禁锢，食古不化，却将“大火车”当作目的，或者干脆“开倒车”而已。难怪西方报刊对他如此评价：“不料与郭（郭嵩焘）同来之柏林公使刘锡鸿，同观同想而不同心，谓电报、铁路、火车于夷鬼有用，于汉人全不相宜。亦贻笑后世无疑也。”
日期：2008-12-03 作者： 来源：文汇报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艰难的求索。这个求索过程，既是改革过程，也是开放过程（尽管是被动的）。其中的每个阶段，都存在尖锐复杂的观念博弈与思想交锋。1870年代，郭嵩焘与刘锡鸿的出使欧洲，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郭嵩焘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他的出使，却是一次肇始于云南教案的“谢罪之旅”。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大清皇民，对于外部世界仍然茫然无知，许多满汉贵族依然沉浸在嘉庆皇帝“天朝臣服中外，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的狂妄和历代朝廷“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颟顸之中。
郭嵩焘与多数国人一样，踏上英伦之初，也认为西方物质先进，中国精神先进，他写道：“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随着考察的深入，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郭嵩焘日记》）在此后的考察中，他跳出“夷夏之防”的拘囿，避开“体用之隔”的桎梏，认真探究西方何以先进的社会文化根源。他通过深入考察得出结论，西洋发达之根本，不光在科技与商贾，而更在制度与文化。后人说，郭氏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正因为此，严复才说郭嵩焘“负独醒之累”，并将其与屈原相提并论。
然而，当彼之时，能够“睁眼看世界”者毕竟凤毛麟角，而担任副使的刘锡鸿就扮演了“监视者”与“告密者”的角色。由于他对郭嵩焘极尽罗织与诬陷，二人终于分道扬镳。朝廷只得改派刘锡鸿出使德国。尽管置身全新的工业化社会，但在这位刘公使眼中，行将坍塌的大清王朝依然形势大好。一次，波斯藩王对他说：“余闻西国前进百步，而我等仅数步，固觉瞠乎其后，势利远不及耳。”你猜这位中国公使作何回答：“绝迹而奔，人喜其捷，而不知有颠陨之虞；缓步而行者，人苦其迟，而不知无倾跌之患。”“绝迹而奔”之“捷”与“缓步而行”之“迟”，似乎也有姓“中”姓“西”的问题。似乎是宁要姓“中”的“迟”，也不要姓“西”的“捷”，这就是刘公使对西方文明“何慕为”的理由。这位波斯藩王惊诧之余，又问：“贵国何以不造火轮车（火车）？”刘公使信口答道：“大清国正制造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一日行驶数万里。”这种“大火车”是什么“先进装备”呢？——“圣学之道”，“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英轺私记·于波斯藩王论强弱》）这种刘锡鸿版本的“精神大火车”，与“四人帮”所说的“精神原子弹”，也许庶几近之。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政府，历经两次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对于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的购买、引进西洋兵器，较少设置阻力，但仍抱持着“祖宗成宪”与“圣贤遗训”不放。这些被刘锡鸿等辈视为“精神大火车”的宝贝，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也未能救民族出水火，由于其抱残守缺，深闭固拒，反而一再重演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开放门户的悲剧。甲午战败，危亡之秋，从慈禧太后顽固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张之洞折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把“祖宗成宪”和“圣贤遗训”当作“精神大火车”，自骗自炫，自慰自爱，自娱自乐。欧风东渐之际，日本坚持“脱亚入欧”，推明治维新以自强；清廷坚持“中体西用”，毁戊戌变法而自戕。何以故？一则不思变革，蹈常袭故，“祖宗成宪”与“圣贤遗训”，如同毒素，已溶入血液骨髓，把它当作《红楼梦》中的“宝玉”与“金锁”，他们以为，只要这劳什子“莫失莫忘”，就一定“仙寿恒昌”；只要这命根子“不离不弃”，就一定“芳龄永继”。二则维护“祖宗成宪”与“圣贤遗训”是假，维护既得利益是真。他们认为，任何改革，“于旧官必多反革，于旧人必多褫斥，于其富贵之图，大有不便。”于是，祭起“祖宗成宪”与“圣贤遗训”为宝贝，既显得冠冕堂皇，又感觉理直气壮。
其实，吹嘘“精神大火车”的刘锡鸿，并非看不到当时中国落后的现实，细读《英轺私记》，不难见出这一点。但因其思想禁锢，食古不化，却将“大火车”当作目的，或者干脆“开倒车”而已。难怪西方报刊对他如此评价：“不料与郭（郭嵩焘）同来之柏林公使刘锡鸿，同观同想而不同心，谓电报、铁路、火车于夷鬼有用，于汉人全不相宜。亦贻笑后世无疑也。”